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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戲劇改良


  一 答張豂子論舊戲

  二 編劇問題

  上月我做了一篇《戲劇改良各面觀》交給胡適之先生。過了幾天,胡先生說,同學張豂子君也做了一篇文章,替舊戲辯護。我急速取來一看。同時我在《晨鐘報》上,看見豂子君的《戲園的改良談》。又有位朋友,把《訟報》上登載的歐陽予倩君所作《予之改良戲劇觀》剪寄給我。我對於這幾篇文章,頗有所感觸,不能自已於言,所以再做這一篇。

  歐陽君的文,我看了一遍,不由得狂喜,戲評裡有這樣文章,戲劇家有這樣思想,我起初再也料不到。我的《戲劇改良各面觀》和歐陽君說的,竟有許多印合的地方,所以我對於歐陽君的文章,也就不再加以評論。我是劇界的「旁觀人」,「門外漢」,我的議論,自然難以得人信服;歐陽君是戲界中人,歐陽君的說話,是從親身體驗得來。反對戲劇改良的人,可不能再說改良戲劇僅僅是理想之談了。改良戲劇的呼聲,從劇界發出,這番改良的事業,前途更有希望。

  豂子君要改良劇園,雖然不關戲劇問題,在現在也算當務之急,也是戲劇改良預備時代應當做的事業——因為新戲不能入舊場——就請豂子君和有志此道的人,勸那些戲園東家和掌班的做去;這原是一件功德事。

  豂子君辯護舊戲的文章,處處和我心裡刺謬,竊取「不敢苟同」之義,每條加以討論。

  豂子君把「抽像」,「假象」,混做一談,其實這兩名詞,絕不是一件東西。「抽像」對於「具體」而言,「假象」對於「實像」而言。「假象」對於「實像」,是代表的作用(RepresentaAtion);「抽像」和「具體」,一個是「總」(Universalis),一個是「單」(Particular)。豂子君當做一件事,看的人就不能明白了。況且「抽像」必須離開「具體」,「體」(Concrete)不曾脫去,如何說得上「抽」(abstraction)。一拿馬鞭子,一跨腿,仍然是「具體」,不是「抽像」;曹操帶領幾個將官,幾個小卒,走來走去,仍然是「具體」,不是「抽像」;拿張藍布當城牆,兩面黃旗當車子,更無一不是「具體」,更無一算做「抽像」。上馬是一種具體的象,一拿馬鞭子,一跨腿,又是一種具體的象;……兩件事更沒有「總」「單」的作用。若說這樣做法,含有symbolic的意味,所以可貴(張豂子君說的「假象」,據吾揣度,或者指Symbolism,吾想不出中文對當名詞,暫用原文)。其實Symbolism的用處,全在「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中國戲的簡便做法,竟弄得「視而不可識,察而不見意」。這不過是歷史的遺留,不進化的做法,只好稱他粗疏,不能算做假象。

  豂子君引用錢稻孫先生的話,覺得太不切題。當時錢君演講,我原在座。他的意思,是說:繪畫對於實物,含有剪裁,增補,變化的作用,所以較比真的更為精粹。畫中風景,勝於實在,正因為稍帶主觀,把實物不美不調和的地方去掉,然後顯得超於實物以上。這本是極淺近的道理。我們若是把這道理移在戲劇上,就是說:戲劇摹仿人生,要有意匠的經營,倘使每事摹仿起來,不加剪裁,不見構造,就不能夠見出美來。我們引用別人的話,總要對於引用的話,有幾分把握。若果本來的意思,並不見得明瞭,引用了來,總覺不妥。鮮令的學說,見於他的PhilosophiederKunst:鮮勒的學說,見於他給Goethe的BriefeuCberdieaCsthetischeFrziehungd.Menschheit;斯賓塞的學說,見於他的PrinciplesofPsycholoAgy:哈德門(Hartmann)的學說,見於他的aCsthetik。Bosanguet的美學史上,都有記載和批評。若把這原書翻開一看,便曉得和豂子君的「戲劇假象論」全不相干。我們做一篇文字,裡頭的名詞,總要始終一個意思。如果前終不一貫,不但不能自定其說,就是辯駁的人也無從著筆了。張君文的第一節,拿「假象」一詞當骨子,然而起頭「假象」和「抽像」混了宗,後來張君心裡的「假象」和哈氏評畫的「假象」同了流,這樣還有什麼可說。

  據我的意思,中國舊戲所以專用視而不可識的「代替法」,也有兩個緣故:第一、中國戲本是「百衲體」,所以不要像的;第二、中國劇台極不發達,任憑露天地上,高堂大廳,都可當做劇台(印度也是如此),所以才用「代替法」來遷就。與其說這樣辦法含有奧妙作用,不如說這辦法是迫於不得已。凡事都有個進化;進化的原則,是由簡成繁,由粗成細。上海唱戲的人,雖然沒價值,上海唱的新戲,雖然不配叫新戲,然而弄些「真刀真槍,真車真馬,真山真水(假山假水)」,對於舊來的渾沌做法,總是比較的進化。一般人看起來,就高興得多。北京唱戲的人,有時把舊戲的「代替法」改成「摹仿體」,看戲的人,覺得分外有趣。又如《天河配》一齣戲,總算沒意識到極點了,但是第一台唱他,加上些佈景,換上些「摹仿體」,叫座的力量很大。從這裡可以看出舊戲的渾沌式,不討人好;做法越能親切畢肖,看的人越喜歡。既然豂子君說的「假象」引人起不快之感,如何還能說得上「美」呢?

  有人說道:「如果處處要刻意摹仿,有些不能摹仿的事體,究竟怎樣處置?」其實這也並不難辦。天地間事,盡有不能供給戲的材料的,只好闕如。猶之乎畫圖不能包括動象,不能四面全露。譬如武戲,簡直是根本不能存在,更何必慮到戲台上不能現打仗的原形。西洋戲劇,到了現在,兩軍交戰的動作,淘汰淨了。凡關於戰爭的事,不過用軍卒報告司令官帶出來,或者做出一小部份軍隊,擺佈行走,或者做出一隊炮兵,驅炮上陣地去。這種辦法,推此知彼,舉一反三,既不至於遺漏,並且顯得精確:比起中國戲來,亂打一陣,全不成摹仿,都變了競技,真不可以道里計了。總而言之,佈景的工夫,中國戲裡沒有,所以因陋就簡,想出這些不倫不類的做法,又因為中國戲不講體裁,不管什麼時候地位,都要弄到戲台上去,所以異想天開,造了些不近人情的手勢動作,若果把這些無聊的舉動,當做寶貝,反來保存下去,豈不是是非倒置?

  豂子君文第二節說,中國戲的好處,因為有一定的規律。揚雄說:「斷木為棋,捖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又說:「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我們只能問規律是不是,好不好,不能因為一有規律,就說是好。天地間事,不論大小,那裡有全沒規律的?若果不管規律是不是,逕然把規律固定,作為中國戲的長處,真覺得說不下去,難道西洋戲就不講規律,我們主張的新戲,就全沒規律不成?況且規律成了死板,處處覺得不自然。不論什麼戲,都是一樣做法,不算「籠統」算什麼?豂子君說:「習慣成自然」,真是一語破的。凡是習慣成的自然,何曾有真自然。中國戲的規律,僅僅是習慣罷了;既然認為習慣,也就不足寶貴了。

  豂子君文第三節,極力稱道中國戲裡音樂唱工的效用。分析起來,有三種意思:

  第一、音樂自身的效用很大。「新戲廢唱論」,並不是墨子的「非樂論」。音樂自身的價值,原不消說;就是說得天花亂墜,又和戲曲不能和音樂分離有什麼相干。戲劇是一件事,音樂又是一件事,戲劇和音樂,原不是相依為命的。中國現在的情形,戲劇音樂,都不發達,正因為中國戲裡重音樂,所以中國戲劇被了音樂的累,再不能到個新境界,又因為中國音樂夾在戲裡頭,獨立的地方很少,所以中國音樂被了戲劇的累,再不能有變遷演進的情勢。這真是陸機說的「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戲劇讓音樂拘束的極不自由,音樂讓戲劇拘束的極不自由。若果中國有Mozart一流大人物,正要改樂造曲,使中國音樂的美術地位,更進幾層,使中國現在的雛形歌曲(指昆調),和腐敗歌曲(指曲),變成「近世歌拍拉」式(Modernopera)。然而想要這樣辦,非先把戲劇音樂拆開不可。不然,便互相牽制,不能自由發展了。豂子君說,音樂根本是要緊的,我極端極端的贊成,但是因為他要緊,就取消了他的獨立,和效動作的戲劇永不分開,實在覺得沒甚根據。

  第二、歌唱可以補助情節的不工。豂子君說,「戲的情節好,伶人的做作好,那麼唱工是很不要緊,……但是情節不好,那唱工就斷不可廢的。」這話說得最痛快,最通達。我仍用這個意思,換句話說道:「現在舊戲裡情節做作都不好,所以才借重於唱,等到新戲把情節做作研究好了,唱工盡可不要。」這正是豂子君的話,不過上半句下半句互換地位罷了。可見豂子君這段文章,非特沒有證明歌唱不可廢,反來替主張新劇廢唱的幫了忙。舊戲所以必須改造的緣故,不止一條,不講情節,不工做作,卻是件最重要的。新劇專要彌補這個缺陷,歌唱還有什麼用處?二進宮一種戲,因為沒有主義,沒有情節,根本要不得,並不是一旦廢唱,改為說白,就要得了。汪優遊一流人的新戲,也沒甚道理,西洋近代戲劇,是哲學文學美術的「集粹」。若果能夠參酌仿製,介紹到中國戲台上,我想豂子君的愛看,正不止像現在說的。

  第三、歌唱可以補說白的不足。這仍然因為中國戲裡不講情節和做作,所以任憑什麼事,都用歌唱說白了結他——這正是中國戲的粗疏處,不自然處。凡各種心景,各種感情,全拿歌唱形容出來,「簡便」固然「簡便」,其奈不「精細」何?豂子君只見得這樣做法,包容一切,又「概括」,又「簡妙」,卻不覺得不合人情,不分皂白。西洋名劇,關於表示感情的地方,總要慘淡經營,曲喻旁達;像舊戲這樣「一筆了之」的辦法,依然是因陋就簡罷了。(這道理吾在前篇說了許多,現在不再多說,請讀者參看。)

  豂子君總括三大節,加以論斷道:「要說中國舊戲不好,只能說他這幾種用得太過分,……所以我們只能說中國舊戲用假象的地方太多,……只能說他用規律的地方太多,……只能說他用音樂的地方太多。」可見舊戲處處用「代替法」,處處用固定的規律,處處用音樂,豂子君也很覺得不然。然則給舊戲作辯護士,真是不容易事。豂子君這番意思,雖然和我們的「新劇創造論」不同,(我們的改造主張在質,張君的改造主張在量。)卻也覺得舊戲要改良。就請豂子君設法「去泰去甚」;就舊戲,說舊戲,未嘗沒有小補。

  豂子君又說:「中國舊戲是中國歷史社會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這上半句全沒疑義。但是我還要問到豂子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中國歷史是什麼歷史?如果是極光榮的歷史,極良善社會,他的產物當然也是光榮良善的了。可以「完全保存」了。如果不然,只因為歷史社會的產物,不管歷史社會是怎樣的,硬來保存下去,似乎欠妥當些。中國政治,自從秦政到了現在,直可縮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獨夫,宦官,宮妾,權臣,奸雄,謀士,佞幸;事跡是篡位,爭國,割據,吞併,陰謀,宴樂,流離;這就是中國的歷史。豪貴魚肉鄉里,盜賊騷擾民間;崇拜的是金錢,勢力,官爵,信仰的是妖精,道士,災祥;這就是中國的社會。這兩件不堪的東西寫照,就是中國的戲劇。至於說舊劇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真正冤死中國文學美術了。中國文學,比起西洋近代的,自然有些慚愧,然而何至於下了舊戲的「湯鍋」。舊戲的文章,像最通行的京調腳本,何嘗有文學的組織和意味,何嘗比得上中國的詩歌,小說。中國美術裡雕刻,陶器,繪畫之類,在世界美術史上,原有頗高的位置。拿因陋就簡的「劇工」,和全不修飾的戲台,同這些美術品參照,恐怕不能開個比例率。

  綜合豂子君全篇的意思,彷彿說道:「凡是從古遺傳下來的,都是好的。」我們固不能說,凡是遺傳的都要不得;但是與其說歷史的產品,所以可貴,毋寧說歷史的產品,所以要改造。進化的作用,全靠著新陳代謝;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歷史的遺傳不去,創造的意匠不來。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產品,前一時代的出產品,必然和後一時代不能合拍。中國舊戲,只有一種「雜戲體」,就是我在前面說的「百衲體」。這是宋元時代的出產品。如果要適用於20世紀,總當把這體裁拆散了——純正的「德拉瑪」,純正的「吹拉拍」,純正的把戲,三件事物,各自獨立。況且中國舊戲所以有現在的奇形怪狀,都因為是「巫」,「儺」,「傀儡」,「缽頭」,「競技」……的遺傳。(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如果不把這些遺傳掃淨,更沒法子進步一層。西洋戲劇進化的階級,可以參證。在英國伊麗莎白時代,「雜戲體」本很流行,只為得有莎士比亞一流人,才把「雜戲」變成「真劇」。例如Macbeth開場,一個傷兵,上來報告軍情,現在的「莎士比亞學者」,用各種方法,證明這幾幕不是莎士比亞作的。因為傷兵報告軍情,是件不通的事,又給台下人一種反感,最和莎氏平日美術的技術不合。現在的Macbeth劇本,所以有這樣情形,都由於被當時唱這戲的人,求合當時劇界的習慣,把純正的新體,加上些雜戲的做法。照這看來,西洋戲劇的進化,全在推陳出新了。又如西洋二十年前,戲劇的做法,仍然有許多不自然的地方。自從易卜生的ADoll』sHouse出世,歐洲「劇術」大起革命。說白的自然,時間地位的齊一(Unitiesoftimeandplace),結場圓滿的廢除,「自語」(Soliloquy)的不見,都是新加的原質。西洋人日日改造,中國人年年保存;中西人度量相差,何以這樣遠呢?

  我來做文回答豂子並不是專和舊戲過不去。豂子給舊戲作辯護士,我卻是主張新劇的。舊戲的信仰不打破,新戲沒法發生,所以作這不憚煩的事。還要請豂子體諒一切。

  我把豂子君文,用心看了幾遍,又作了這篇回答的說話,心裡起了幾種感想,姑且連帶說下來。第一、我覺得中國人只懂得「好」,「最好」,不懂得「更好」,總是拿著「好」,當成「最好」,卻不知道天地間其實並沒「最好」的,也不知道現在的「好」以外,還有未來的「更好」。就戲劇論,中國人覺著舊戲「好」,就以為是「最好」,再不想「更好」的了。第二、中國人對於現狀,太為滿足,這正是因為不知道「更好」,所以對於目前情形,總是「安之若素」,縱然一件事改革的動機極熟了,舊狀再不能容忍了,也甘心敷衍下去。西洋所以有現在的文化,全靠著人人方寸之間,時時刻刻,有個不滿現狀的感覺;中國所以有現在的糟糕,也全由於人人方寸之間,時時刻刻,有容受下去的心理。第三,中國人不懂得「理想論」(Idealism)和「理想家」(Idealist)的真義。說到「理想」,便含著些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即是「妄想」(fancy),「理想家」即是「妄人」(Crank)。其實世界的進步,全是幾多個「理想家」造就成的。「理想家」有超過現世的見解,力行主義的勇氣,帶著世界上人,兼程並進。中國最沒有的是「理想家」。然而一般的人,每逢有人稍發新鮮議論,便批評道:「理想的很。」所以這樣煩惡理想的原故,一則由於覺得天地間未曾發生的事,什九是不可能——恰是拿破侖一世所說的反面;二則由於上文說的現狀滿足。這兩種情形,就是弱國國民的鐵證。第四、中國人把國別看得太清楚了。就戲劇而論,我們說,「美善的戲劇,應當怎樣」。一般的人說,「中國戲是中國的,必要這樣,要是那樣,就不是中國的了」。我請問中國戲劇的發生,難道不是摹仿西域北胡嗎?(《舊唐書·音樂志》載「撥頭戲」,《元史》及《馬可波羅遊記》多載中國戲仿自外國之證據。)像現在舞台上的「嗩吶」,「胡琴」,是中國自造的嗎?第五、自從西洋學說進口,中國游談家多了個護身符。發起議論來總加上些西洋的學者名,學術名,卻不問相幹不相干。這仍然是策論家嚇人的慣技,不是用來推論證明。若果有西洋人恭維中國事情,那更高興的了不得。衛西琴一流人,真是善會人意的乖覺兒。這五種看起來好像不切本題,但是我覺得中國人常常如此,(我並不敢說豂子君如此。)還請看的人仔細理會一番。

  辯論舊戲的當廢,和新劇的必要,我在前月做篇文章時,已經說過,都是廢話。現在更覺得多費唇舌,真正無聊。舊劇本沒一駁的價值;新劇主義,原是「天經地義」,根本上決不待別人匡正的,從此以後破壞的議論可以不發了。我將來若果繼續討論戲劇,總要在建設方面下筆。我想編製劇本是預備時代最要辦的,不妨提出這個問題,大家討論討論——討論劇本的體裁,討論劇本的主義。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有幾層意思,把他寫在下面。

  (一)劇本的材料,應當在現在社會裡取出,斷斷不可再做歷史劇。

  (二)中國劇最通行的款式,是結尾出來個大團圓;這是頂討厭的事。戲劇做得精緻,可以在看的人心裡,留下個深切不能忘的感想。可是結尾出了大團圓,就把這些感想和情緒一筆勾銷。最好的戲劇,是沒結果,其次是不快的結果。這樣不特動人感想,還可以引人批評的興味。拿小說作榜樣,中國最好的小說是《水滸傳》《紅樓夢》;一個沒結果,一個結果極不快,所以這兩部書才有價值。劇本的《西廂記》本是沒結果的,後來妄人硬把他添起足來;並且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若果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天下沒有文章了。

  我很希望未來的劇本,不要再犯這個通病。

  (三)劇本裡的事跡,總要是我們每日的生活,縱不是每日的生活,也要是每年的生活。這樣才可以親切;若果不然,便要生幾種流弊:第一、引人想入非非,破壞人精密的思想想像力;第二、文學的細緻手段,無從運用;第三、可以引起下流人的興味,不能適合有思想人的心理。

  (四)劇本裡的人物,總要平常。舊劇裡最少的是平常人,好便好得出奇,壞便壞得出奇。簡直是不能有的人,退一步說,也是不常有的人。弄這樣人物上台,完全無意義。小孩子喜歡這個,成年人卻未必喜歡這個。若說拿這些奇怪人物作教訓,作鑒戒,殊不知世上不常有的事,那裡能含著教訓鑒戒的效用。平常人的行事,好的卻真可作教訓,壞的卻真可作鑒戒。因為平常,所以可以時時刻刻,作個榜樣。況且人物奇異,文學的運用,必然粗疏:人物愈平常,文章愈不平庸哩。

  (五)中國人恭維戲劇,總是說,善惡分明;其實善惡分明,是最沒趣味的事。善惡分明了,不容看戲的人加以批評判斷了。新劇的製作,總要引起看的人批評判斷的興味,也可以少許救治中國人無所用心的毛病。

  (六)舊戲的做法,只可就戲論戲,戲外的意義一概沒有的:就是勉強說有,也都淺陋得很。編製新劇本,應當在這裡注意,務必使得看的人還覺得戲裡的動作言語以外,有一番真切道理做個主宰。

  以上六條,都是極淺的說話,並不是不能行的說話。還有我在前篇說過的,不再說了。

  十年以前,已經有新劇的萌芽;到了現在被人摧殘,沒法振作,最大的原因,正為著沒有劇本文學,作個先導。所以編製劇本,是現在刻不容緩的事業。但是若果編製不好,或是文學的價值雖有,卻不能適用在舞台上,可又要被人摧殘了,再經一度摧殘,新劇的發達,更沒望了。我極盼望有心改良戲劇的人,在編劇方法上,格外注意!

  ——選自《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1918年10月15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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