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讀《文選》，至枚乘《七發》之賦曲江潮，為之神往，竊思何日得見此海天之大觀耶？二十餘年間，西遊歐洲，南居嶺外，終不得一睹子胥之波臣。民國十七年秋，羈旅上海，於仲秋既望往觀於海寧，然後知枚生之辭，華而未嘗無實，鋪張而恰中事情也。歸途坐小舟，遵江溪，景物清新，心曠神怡，竊意楚太子何事如彼頭巾寒酸氣，告以巨觀，曰病未能，告以孔墨，乃霍然愈？於是益覺枚生所稱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當，而所謂「廣陵之曲江」一語，更不能釋然於心矣。後來稍稍詢之治地理者，廣陵之稱，終不可解。今北都再危，憂憤忘事，爰檢屈辭，遂及枚賦。舊情既萌，獺祭群書，卒得證據，渙然冰釋矣。謹寫其解如下：
以曲江為浙江者，朱竹垞也。既以曲江為浙江，遂似不得不以廣陵為錢塘之城。（見《曝書亭集》卷三十一，《與越辰六書》。）以廣陵為近世所謂揚州城者，汪容甫也。既以廣陵為揚州城，遂似不得不以曲江當甘泉縣之小水。實則廣陵正是後之廣陵，曲江亦即後之浙江，事在易而兩君求之難矣。
地名，人為者也，可同名，可移徒，可訛謬。地理，自然界之事實也，人不得而改易，故論地當以自然事實為先。今浙江之潮，誠世界希有之大觀，必入海之口為胃形，然後能成此奇跡。今世上有此現象者，錢塘江之外，僅南非一大川類似。若從汪氏說，以曲江為北江，則必二千年前，揚子江入海處與今日形狀大異，鎮江以下皆在海中，然後可也。夫崇明島至宋始大，今日東海海塘之築始於明代，固為熟知之事實。然謂西曆紀元第二世紀中，即枚乘生時，長江入海處與今日情形如此大差異，誠不可能，區區二千年，在歷史上固然久遠，在地質史上乃不成一單位。且浙江潮固歷代著名者，若揚子有同類之潮，枚乘之後不便即無稱道之者，歌詠之者。李善注固以曲江為揚子江者，乃不得不引山謙之《南徐州記》，《南齊書·地理志》，以佐證之。然所引僅謂有江濤耳，與《七發》所形容者迥別。今揚子江潮猶及蕪湖，然非浙江潮之類也。枚乘固雲，「通望乎東海」，則觀潮處必東近海口，設以揚子當之，亦必如今日海門以下，非揚州鎮江之形勢也。又云：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渺渺，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誠奮厥武，如震如怒。
則儼然今日浙江潮之畫圖也。酈道元，古代地理學之第一權威也。其序地理，雖不能盡由目驗，亦皆折之事實，絕非抄襲史傳，排比文詞者可比。其注江水，雖廬江郡以下自宋已闕佚，然其注浙江則云：
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忠）於吳，而浮屍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雲，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
酈君明明以枚乘之曲江為浙江，汪氏捨此說，而乞靈於《南齊書》志、《南徐州記》，誠忘輕重。且「曲」「浙」本一詞，其音變甚明。今按之地形，征之字義，曲江潮之必為浙江潮，無可疑也。
廣陵一名始見於《史記》六國表，慎睹王二年，即楚懷王十年（西前319），「城廣陵」。此當由滅越而起，前此十餘年，越為楚滅，故今城之。史記此處固未示吾人以廣陵之所在，然《項羽本紀》云：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是時項梁「舉吳中兵」，而召平渡江拜之，則廣陵之在江北明矣。且據上文所引史記兩事，廣陵自戰國即為重鎮，不容錢塘江上又有一小邑，用奪其稱。自漢以來，廣陵為邑，為國，為郡，斑斑可考。今按之沿革，廣陵城之必在江北，為近代所謂揚州城之前身，又無可疑也。
廣陵城既必在江北，曲江潮又必然浙江潮，則「廣陵之曲江」一詞其不詞乎？於是清帝弘歷曰：
《七發》之作，不過文人托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誌，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
明也（引見王先謙本《水經注》卷首）。
此語糊塗之極！子虛亡是，固可空托，若言實在地名，則不能亂說，亂說必為時人所訓。崑崙玄圃，神話中之地名也，故屈平可以肆用之，然雲夢息慎，則實際地名矣，司馬長卿設子虛亡是，然不能言「齊之雲夢」「楚之息慎」也。然則「廣陵之曲江」一詞，必為漢惠文時通行之語，或可通之稱。今宜尋其所由。若不然者，則《七發》必後人書矣。
以為廣陵國不涉江南者，乃誤讀漢地理志之故。漢志郡國皆哀帝元始二年制，與前此之郡國分合不同。漢志中之廣陵國境，乃成帝繼廣陵王胥之絕嗣，重立廣陵孝王子守以後之分土。元始二年，在王位者為守子弘，此時廣陵王國早失在江南之鄣郡，不止會稽而已。弘歷以漢志之廣陵國境論枚乘時事，其疏已甚。又《史記》褚少孫補《三王世家》記元狩六年廣陵王胥受封之策曰：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漢書·武五子傳》同）。
褚又曰「考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又曰：「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云云。」《漢書》亦云：「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夫五湖，具區也，吳越，會稽郡是其本土。設若廣陵王胥初受封時，並不及於會稽，則漢書及褚補所云，皆為不根之談矣。
景帝后三年，武帝立，時年十六。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當在元朔元年。《武五子傳》雲，「元狩三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亦戾太子生在元朔元年之證。衛夫人王夫人並寵幸於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立皇后衛氏，是太子生然後立其母為嫡，戾太子前，武帝當無子。同日受封之齊閎燕旦廣陵胥三王，既皆不長於戾太子，而三人中齊當居長，廣陵王又為燕王之同母弟。《三王世家》首列霍去病上書雲，「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又曰，「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又，閎立八年，薨，而褚曰「早死」。《漢書·燕王旦傳》雲，「旦壯大就國」。凡此皆足證明三王初立，正在數齡，未嘗即就國也。且由太子初生之元朔元年至三王受封之元狩六年僅十一年，尤為三王受封時少小之明證。廣陵王始封時既未就國，則此國自等於虛設，會稽仍為漢廷之郡。封策中雖已列入吳越之地，行政上仍為假設之邦。其後元鼎元光中，武帝大用事於甌閩，會稽郡為屯兵備戰之重地，則會稽之隸漢廷也，當仍而未改。逮後來胥就國時，或即沿此不得會稽郡矣。江都易王時代，曾兼有會稽郡否，今已不可詳知。江都易王之立，「治故吳國」，故吳都廣陵，則江都王亦都廣陵。王先謙依此以為江都兼有會稽之證，乃誤以「治故吳國」為「治吳」或「都吳」耳。漢志會稽郡下雲，「景帝四年屬江都」，廣陵下雲，「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鄣郡而不得吳。」顯相矛盾，未知孰是。考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在元狩二年，而建元三年即有會稽守，見嚴助傳，則江都王或未嘗有會稽郡，或先有而後失之耳。西漢諸王國境變化不常，時而益封，時而削地，時而自請歸之漢廷，今不可一一考證得之。要之，江都國廣陵國皆不得以為從來但為江北國，皆一度兼得會稽郡，即錢塘江流域，其蹤跡今猶可尋也。
廣陵國非以江北為限，已如上文所述，然廣陵國之號既始於元狩六年，枚乘又為文景時人，在其前不應預知，豈《七發》固為後人所作。抑此語為後人所改耶？曰，不然，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國者，漢世之通習也。吳王濞之國治廣陵，不治吳，則王濞之國在世俗稱謂中，應曰廣陵，不曰吳。作吳者策府之官號，作廣陵者民間之習語。請舉例以說之：終西漢之世，未嘗有吳郡，會稽郡治吳，郡不名吳也。漢志會稽郡下雲，「高帝六年，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此謂王濞之國為荊之更名，非謂會稽郡。王濞之國與會稽郡，大小固絕非一事。漢志廣陵下雲，「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彰郡而不得吳。」此處之吳，指會稽郡言，故與彰郡為對。然漢固未嘗有吳郡，是直以吳名會稽郡，即以會稽郡所治邑名會稽郡矣。例一也。《枚乘傳》曰，「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者，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為河南郡都尉而治弘農（錢大昕說）。河南都尉治弘農，即稱弘農都尉，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例二也。劉濞之國，策名曰吳，然既都廣陵不都吳，則民間自以稱之曰廣陵為便。《越絕書》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並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越絕書》為東漢會稽人袁康吳平所作，見楊慎丹鉛錄，其書稽古多不可據，而記會稽郡事則為親見親聞，其稱吳王「治廣陵，並有吳」者，可征當時人心中固以濞為廣陵王，兼制吳地，國既在廣陵，國即稱廣陵矣。綜是以觀，王濞之國稱廣陵者，當時之通稱也。枚乘著書稱「廣陵之曲江」者，依時俗也。元狩六年封胥為廣陵王者，昔日民間之通稱，今升為官府之策名者也。其稱曲江必曰「廣陵之曲江」者，明曲江在廣陵所隸境內，猶曰「楚之雲夢吳之具區」也。知「廣陵」為王濞國之俗稱，則「廣陵之曲江」一詞之解，當從其易，不必求其難矣。閻百詩《潛丘札記》三，論此事，與今此論有同處，然閻說無證，僅一假設，故為錢曉徵所議。今不引舉，讀者幸參看焉。
然則與其執「廣陵之曲江」一詞以疑《七發》為非枚乘作，毋寧執此以證其為枚乘作耳。
——選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4年3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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