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見著一位北京警犬學校的人，問他道，「你們訓練的狗，單是外國種呢；或是也有中國狗？」他答道，「單是外國種的狗。中國狗也很聰明；他的嗅覺有時竟比外國狗還要靈敏，不過太不專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著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爭食物的時候，把他的使命丟開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聽了這一番話，很有點感觸，何以中國狗這樣的像中國人呢？不是不聰明，只是缺乏責任心——他倆一樣。中國人「小時了了」的很多，大了，幾乎人人要沉淪。留學在國外的成績頗不惡——胡適之先生說，只有猶太人在美國大學的成績最好，其次便是中國學生，至於真美國人，遠不如這兩種民族——然而一經回國，所學的都向爪哇國去了：大約也是遇著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爭食物，所以就把已經覺悟的使命丟掉了。
中國狗和中國人同生在一個地帶，一個社會以內，因為受一樣環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來，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國派的趨向。和狗有同樣的趨向，並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這趨向偏偏是無責任心。
我以為中國人的無責任心，真要算達於極點了。單獨的行動，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卑鄙的。為什麼呢？卑鄙可以滿足他自身肉體的快樂——他只對這個負責任——至於卑鄙而發生的許多惡影響，反正他以為在別人身上，他是對於自己以外的不負責任的，所以不顧了。團體的行動，百人中有九十九是過度的。鬥狠起來過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過度的。這可就中國歷年的政爭證明。為什麼要這樣呢？他以為雖過度了，於他自己無害；成功了他可搶得很多的一份，失敗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別人多，所以不擇手段。一人得，或一團體得，而國家失的事，屢屢的見。現在「魚行」當道固不必說了，就是前幾年也有若干溢出軌道的事：若國會的解散，六年臨時參議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團體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國家的根本組織打散。我很覺得中國人沒有民族的責任心——這就是不怕亡國滅種。我又覺得中國人沒有事業的責任心——所以成就的事業極少；沒有私立的學校，公立的學校也多半是等於官署；沒有有力的工廠；沒有不磨的言論機關。一時要做事業，不過預備他「交遊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價，還是沽出去罷！」
中國人所以到了這個地步，不能不說是受歷史的支配。專制之下，自然無責任可負；久而久之，自然成遺傳性，中國狗所以如此，也是遺傳性。中國狗滿街走是沒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獵物種，當年的日耳曼人就極愛狗，常教狗做事，不專教他跑街，所以責任心不曾忘了。中國人在專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當年的貴族時代，中流階級也還有組織，有組織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責任心。中國人沒有責任心，也便沒有生活；不負責任的活著，自然沒有活著的生趣。
我總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難說。自五四運動以後，我才覺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讚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他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我是絕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然而人類生活的發揮，全以責任心為基石；所以五四運動自是今後偌大的一個平民運動的最先一步。
不過這一線光明也很容易煙消雲散；若不把「社會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責任心成習慣——恐怕仍是個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運動，無論他革命也罷，立憲也罷，總有堅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氣象，總算對於民族責任心有透徹的覺悟。民國元二年間更是朝氣瞳瞳。然而一經袁世凱的狂風暴雨，全國人的獸性大發作。官僚武人在那裡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預備著趁火打劫。所以我以為中國人的覺悟還算容易，最難的是把這覺悟維持著，發揮去。
我們自己以為是有新思想的人，別人也說我們有新思想。我以為慚愧得很。我們生理上，心理上，馱著二三千年的歷史——為遺傳性的緣故，又在「中國化」的灰色水裡，浸了二十多年，現在住著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廟祝周旋揖讓。所以就境界上和習慣上講去，我們只可說是知道新思想可貴的人，並不是徹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舊思想的人。我不曾見過一個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舊思想的人。我們應常常自反，我們若生在皇帝時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決心？若生在科舉時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籃？能不能有絕俗遺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單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敗類比，我們有不有他們那樣敢於自用的魄力？我們並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沒有，那麼，後人看我們，和我們看前人一樣，我們現在腆顏自負的覺悟，不和當年提過考籃而不中秀才的人發生一種「生不逢時」的感情一樣麼？有什麼了不起呢？這感情能造出什麼生活來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貫徹了的，我們須得改造習慣。
——選自《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隨感錄」（六七）」
（1919年11月1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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