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像革命一樣鬧得轟轟烈烈的文學的時代我以為已經過去了，因為這革命也
已經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澀、一種乏味，無聊乃至於反胃。 文學原本同
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
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 其所以轟動，不幸全在於政治的需
要，或受攻擊，或被捧場，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種工具、一件武器、一個靶子，以至
於克喪失了文學的本性。
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
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眾或政治勢力
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為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者需要製造幾
個敵人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為一種犧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
暈了的作家竟也以為當祭品是一種光榮。 其實，作家同讀者的關係無非是一個人
同另一個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見面，不必交往，只通過作品，精神上的一種交流。
作者本不對讀者負有多少責任，讀者也不必對作者有所苛求，讀與不讀全在於自己
的選擇。
文學作為人類活動尚免除不了的一種行為，讀與寫雙方都自覺自原。因此，文
學對於大眾或者說對於社會，不負有什麼義務，倫理或道義上的是非的裁決其實都
是好事的批評家們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並無關係。
這種恢復了本性的文學不妨可以稱之為冷的文學，以區別於那種文以載道，抨
擊時政，干預社會乃至於抒懷言志的文學。這種冷的文學自然不會有什麼新聞價值，
引不起公眾的注意。它所以存在僅僅是人類在追求物慾滿足之外的一種純粹的精神
活動。 這種文學自然並非始於今日，只不過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勢力和社會習俗
的壓迫，現今還要對統消費社會商品價值觀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誠然，這樣的作家較之他的作品還更多一層困難，因為作家倘從事這種寫作顯
然難以謀生，不得不在寫作之外另謀生計。因此，這種文學的寫作就其本身而言，
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一種純然精神上的自我滿足。不過，一個社會再怎樣繁榮，
同得有聲有色，倘竟容不下這種個人的精神活動，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歷史並不在乎這種悲哀，只記錄人類的活動，或者也並不留下記錄。這
種冷的文學能有幸出版而流傳在世，只靠作者和他們為數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
芹和卡夫卡都是這樣的例子。他們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別說造成什麼文
學運動，或成為社會的明星。這類作家大都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和夾縫裡，埋頭從事
於這種當時並不指望報價的精神活動，不求社會認可，只自得其樂。
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則被政治和倫理的是非弄得疲憊不堪，又落進種種的主
義，即所謂意識形態與創作方法論爭的泥坑中難以自拔，其實同文學都沒多大關係。
作家只有遠遠逃離這些沒完沒了且言不及義的論戰才能自救。文學創作本是一種孤
獨的事業，是任何運動和集團都幫不上忙的，只倒過來遭到扼殺。作家只有作為獨
立不移的個人，不隸屬於某種政見集團和運動，才能贏得徹底的自由。
這並不是說作家就沒有自己的政治態度和社會倫理的觀念，總受到政治和社會
擠壓的作家自然也有話說，盡可以作演說，發宣言，大可不必都攪到自己的文學創
作中去。就文學創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與社會，我以為與其說是「干預」不如說
是「逃亡」更為恰當，以此來抵制社會對自身的壓迫和作為精神上的某種排遣。因
此，我又以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於社會的邊緣，以便靜觀和內省，才能潛心於
這種冷的文學。
問題恰恰是，中國社會一百多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革命、政治運動和政治斗
爭，把全民族的知識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說都捲了進去，迫使作家們不是充當鬥士，
便是無以維生，民也好國也好未曾救得了，卻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這種
冷的文學則只有先逃難政治和社會的壓迫，生計得以保障，才有可能。這便是中國
現當代文學難以冷下來的緣故。所以說，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
是一種不被社會扼殺而求得積神上自救的文學。我又以為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
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這個民族精神上足夠貧乏的了。
為此，我主張這樣一種冷的文學。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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