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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我不願意承認是犧牲品


  1967年32歲 男

  T市某電車公司工人

  我是頭一批起來造反的——「電車紅旗」手下重兵三千——聞名全國的六0九大武鬥——江青一鬧,大聯籌趴蛋了——憑白無故被判無期徒刑——咱是用自己兩條腿走出監獄的——你把毛主席叫來,他也說不清。

  我給你寫信,是拿塊磚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寫我。

  十年來寫「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為嘛,總透著「假」氣,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現,就一幫打手,五大三粗,慘無人道,勾上臉譜啦,使我們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們好像驗收過的豬肉,屁股上蓋個戳,撂在案板上,誰想吃哪塊就切一塊。

  我為嘛造反?當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輩,出身沒問題。十四歲時家裡窮得揭不開鍋,學沒上完進縫紉社當小工子。「三五反」時,站在黨這邊,限資本家殘酷鬥爭過。資本家蔫壞,等「三五反」一完,他說買賣虧本要倒閉,把我轟出來,人家買賣還接著干,我可失業了,就進電車公司賣票,一個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蠻不錯。那時進電車公司並不難,開車的能舉起個墩子就成,賣票的會算個加減法就要;廠裡的老工人沒文化,我們進去是一幫年輕秀才,馬上起來了。組織上重點培養,我能寫,當上《工人日報》的特約通訊員。一看報社發的稿紙上邊印著的兩句話「反映群眾呼聲,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熱氣兒。當時工人很苦,領導的人頭雜,淨干缺德事兒,我就揭,替工人們說話。自以為對黨一片忠心,誰知這叫「哪壺不開提哪壺」,成了電車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覺還挺不錯。

  五七年整風運動一來,大字報鋪天蓋地。大宇報上淨是誰誰偷東西搞女人亂七八糟的話,我心想,不是幫助黨整風嗎?淨弄這些閒事兒幹嘛,就寫張大字報說「鳴放是鳴放,別忘了主席說的原則六項」。誰知一下子把禍水引到身上來了。說我向黨放暗箭,說就因為我這張大字報,多少反革命沒暴露出來,天天開會鬥我。工人裡不扣右派,給我來個勞動教養緩刑二年,留廠察看。這就叫人家拿下來了。我當時想不通,後來「文革」進監獄,裡邊關個財貿部的幹部對我說:「整風是大面上的。內部叫引蛇出洞,你這張大字報,不是把蛇洞都牆上了?不整你整誰。」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時候起,咱學乖了。心想,打住,認頭幹活,別給爹媽惹事兒。

  「文革」一來,更凶。紅衛兵擁天覆地,我親眼瞅見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間搞起政治大討論,我有了前邊的經驗,心想這麼大運動,勢頭又這麼凶,弄不好撞在車頭上。咱嘴一貼封條,不說。可是討論會上必須發言,文化大革命觸及每個人靈魂,不說話就是拒絕觸及。我最後一個發言,說嘛呢?咱就背《十六條》,什麼「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嘛的,咱沒自己的話,照本背誦,全是你的話還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滿院子大宇報,說我又向黨進攻了,把我關進牛棚。完了,死活一樣價了。外邊紅衛兵沒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這一套全是廠裡官辦「文革」小組搞的。可沒多久,上邊風雲突變,說各單位「文革」小組執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的為了保黨內走資派,轉移鬥爭大方向,把矛頭指向群眾,打擊一大片。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說:「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單位都起來造官辦「文革」和當權派的反。實際上,「文革」就是想把劉少奇弄倒,可各級黨的幹部都是劉少奇線上的,不把這些幹部打倒,劉少奇倒不了,才發動群眾造反。咱那時哪懂上邊這些亂七八糟,一想,對呀,的確是群眾受壓呀!反吧!我一口氣寫了十七張大字報,把我的過程原原本本端出來,問我的罪究竟在哪兒?我是廠裡最早造反的幾個,當時廠「文革」小組還沒垮,叫糾察隊把我抓起來。有個人跑出去,找來大學紅衛兵救我出來,這一衝擊,廠「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給擠到死角裡,不能再等著人擺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這裡,又說到現在那些寫「文革」的文藝作品,一寫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這些作家那時是不是在娘懷裡吃奶?「文革」開始時,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單位「文革」干的。最初起來造反的都是受壓的人。要不哪來的那麼大反勁兒?

  「文革」開始時沒有「造反」這個詞兒。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兒興起來的。你還記得毛主席那張照片嗎?胳膊上套個寫著「造反」兩個字的大紅袖章。開頭,鬧紅衛兵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胳膊上戴的是「紅衛兵」紅袖章。等到毛主席換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資反」路線了。工人才起來殺向社會,是不是這過程?咱總得尊重歷史吧!

  毛主席是紅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裡咱打向哪裡,沒他指揮咱小草民敢造反?我們那時真是一顆紅心,真玩命了,天天夜裡上街貼大字報,沒人發獎金,給夜班費。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們這些受壓的人一起來,整人的那些人一變,也成立造反組織,對立情緒就出來了,形成誓不兩立的兩派。誰都說自己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都罵對方打著紅旗反紅旗,往後各種人都摻和進去,就愈打愈亂。你寫「文革」,要是不如實反映這歷史過程,就不真實,誰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組織之一。起名叫「電車紅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來,紅衛兵小孩們就差多了。社會看我們的了。當時,造反組織替「文革」初期受壓的人說話,反「資反」路線,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誰都怕自己一派被壓垮,就非把對立面壓垮不可,這就愈打愈凶,全面幹起來。一對著幹起來,心也就不那麼純了。說實話,我這時心裡也害怕,事情愈鬧愈大,自己知道後期要算賬的;眼前又一團亂,看不出頭緒,總覺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勢如騎虎,退下來更沒好,必須硬著頭皮干,也就必須有實力,有實力就沒人敢摸你。不單是我,社會上的造反組織都是這個心理,各拉各的勢力,各樹各的山頭,很快地就不分行業系統,搞起橫向聯合的大組織。

  我有個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對他說:「往後咱各走各的道兒,分道揚鑣,你再跟我走動,早晚吃瓜酪兒。」這樣,死活就我一個人了,於成嘛樣都我自己兜著。但我必須步步為營,腳要踩實,幹事得穩。有個「工礦造反總部」跟我們同觀點,我一模,他們人頭雜,便甩開他們,派人到各大造反組織摸底,搞隊伍整齊的,總共五十二個組織,成立起一個「反覆辟聯絡站」。實力雄厚,在全市數一數二。我坐陣總部,白天黑夜連軸轉。今天這兒打起來,調人增援;明天那兒出事,出面處理。還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長」最新講話。咱不能蒙著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麼死的。

  上海「一月風暴」後,各地掀起奪權高潮。中央派個大人物來成立「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打算奪權後就成立革命委員會,建立紅色政權。這位大人物頭次召集各群眾組織開會時就點名叫我們「電車紅旗」和另外兩個大學紅衛兵組織開門整風。這意味著要把我們從紅色政權裡甩出去。甩出去就等著挨整。我說:「你剛來這裡,就削我們山頭,不行!」另一個同觀點的造反組織頭頭說:「你要這麼幹,明天我們就把整個城市糊成個大紙簍!」這大人物一拍桌子說:「誰要是把今天的會洩露出來,後果就由他負!」這會鬧得不歡而散。

  我們一想,革委會裡沒我們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貼出大字報反他,跟手把同觀點的組織全拉在一起,成立一個「大聯合籌備委員會」(以後簡稱「大聯籌」),硬碰硬對頭干。那個大人物原打算三個月完成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們非叫他成立不起來。奪權籌備小組用軍隊支持他們看中的一派,我們一派是在野派,一幫草民,壓力就相當大。我們想了,壓力最大時,以城市中間的大河為界,拉隊伍過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時不是傳說,毛主席已經準備好,不行就回並岡山打游擊嗎?兩派大鬥爭就此開始,大武鬥事件連成串了。高潮是聞名全國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軍工廠,廠裡掌權的造反組織是我們的對立面。事情起因是,我們「大聯籌」內的工學院紅衛兵組織的一支文藝宣傳隊,打六0九廠門口路過時,互相喊口號,對罵,動手,叫他們全抓進去。大聯籌備組織得信紛紛派隊伍去搶人。人沒搶出來,機車車輛廠造反組織的頭頭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達現場的,一看,好大的陣勢,六0九廠已經給我們團團圍住。我們臨時作戰指揮部也戮起來,作戰部長、後勤部長、宣傳部長、聯絡部長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兒了。我說,六0九廠是軍工廠,我們一打就算衝擊軍工廠,這是對立面拴的套兒,不能往套兒裡鑽。我定了幾條: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區橋頭道口,不准農民造反組織進城,擴大事態。第二,只圍,不打。第三,保持人力優勢。這時六0九已經從外邊往裡調人,數一數他們調多少人。一數,開進去五車人,二百,好,咱調四百人圍它!他們調八百人,好,咱調二千人,再圍它!六0九後牆外是津浦線,他們想從鐵路線往裡增援人,我們就封鎖住鐵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們放人!

  晚上,我們大港一支造反隊出了事。黑燈瞎火看不清,誤把自己人當成對方,捅死一個。可大港的人向指揮部報告時說了瞎話,說是對立面捅死我們一個戰士。頓時群情激奮,成千上萬的人喊叫著要為死難的戰友討還血債,武鬥控制不住了,兩邊交上火,牆裡牆外亂扔石頭土塊硫酸瓶子,隊伍不斷趕來支援,推土機也開上來。六0九的氣氛相當凶了。

  六0九廠旁邊有個制銑廠,也是他們的據點。當夜指揮部決定,佯攻六0九,實攻制銑廠,先拔掉制銑廠這個據點。可我們的人一去,他們的人全跑光了,我們反過身就攻打六0九。

  自打江青說「文攻武衛」,武鬥就合法化,步步升級,變成真正的戰爭了。在六0九側門,對方使兩輛推土機在前邊開道,人在後邊往外衝,推土機擋板前裝著硫酸,我們的人一靠前,車上的人一踩開關,硫酸就噴出來,我們很多人給硫酸僥得肉都爛了,打紅眼了。我們想個策略,他們車一來,我們人往兩邊撤,讓過車,打後邊的人,孤立推土機。他們中計了,推土機一陷入孤立趕緊倒車,可接錯了檔,原地打轉兒回不去。我們的人就撲上去。由於恨透了車上那個踩硫酸的人,往裡槍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後才知道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處傷。我遠處看見車上還有個司機,心知不好,衝上去抱起司機把這人救下來。這時,我的左腳叫破硫酸瓶子扎個口子,負了傷,就手把這人帶走。我要是不帶走他,他也沒命了,非給打爛了不可。

  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派人來趕到現場,沒能解決。陳伯達來電話,命令我們撤人。中央通知兩派各派二十五人緊急去北京。我們大聯籌定好去二十三個,結果到時只去了五個。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邊嘛主意,吉凶莫測。那會兒,不管哪派,都鬧著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們怎麼變。到了北京,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謝富治等出來接見。我們拿耳朵仔細一聽,原來要請兩派在北京談判「制止武鬥協議」。我們回來一說,組織裡鬧開了,都爭著去。有的組織說,你們不能代表我們,非要民主選舉不可。當天又重選了二十五人,工人、幹部、教師都有,其中有我。為嘛都爭著去?我們是在野派,都怕大聯合後被甩在外邊,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談判就算掛一號。掛七—號就正規了。

  談判剛開始,為了一句話就互相咬上了。這話是對方擬的,叫「不搶槍,不開槍」,我非要倒過來,改成「不開槍,不搶槍」。我說:「你們後邊有軍隊戳著,有槍,我們在野派沒槍,怎麼開?這話明擺著是壓我們,好像我們真要搶槍;你們開,我們就搶,除非你們不開。」我的話夠硬,他們沒話回答我。

  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也挺硬,但他不講理,他說:「就這樣了——不搶槍,不開槍。」

  我說:「你這樣,好,弟兄們,起立,走!」當時我們這邊的人「刷」地起身就走,離開北京回來了。這次就算和這位大人物結扣兒了,以後他當上市革委會主任。

  說老實話,別看我橫,心挺虛。人家是當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個,在人家眼裡算嘛?一根小草,說踩你就踩你在腳底下。咱不過一時有點實力,硬頂著,也算狗膽包天,可不頂著馬上就垮。當然頂也不過頂眼前一時,這叫倒霉與早晚。我心裡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這次談判後,大聯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辦。」我們一派不少人進了工代會,還有的進了市革委會。我當了常委。有人罵我往上爬,當官,還拿瓷器打比方,說我民窯的改成官窯的了。當官咱沒癮,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會底層,愈下邊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層,愈上邊愈安全,就這道理。哥幾個總算落個整臉,心想以後就是「議會鬥爭」了。大局面是穩住了,這比料想的強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點?它總叫你以為,當時那樣就是永遠那樣。你要真的這樣認為,錯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來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劇這就開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緊急去開會。到哪兒開,嘛會,全不告訴。到幹部俱樂部集中上車,車窗上掛簾,還囑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車車人,全市各級革委會頭頭們幾乎全搬來了,心想這事不小。車子一路開往北京,到北京,沒停,去昌平,隨後折頭又返回北京,進了八一子弟學校。一開會,中央文革的人全來了,總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總理就走了而且再沒回來。江青鬧著:「我有證據,你們那裡有人開黑會。」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講話」,又叫「二黑事件」。說有人在我們城市開文藝方面的黑會,要奪中央文革——實際是江青對文藝的領導權。這事扯上我們大聯籌下邊的文藝界造反組織,這究竟是嘛會,開沒開,我們根本不知道,就給江青宣佈:「大聯籌是有嚴重錯誤的組織。」陳伯達跟手也把我們否了,扣上「反動組織」罪名。大聯籌趴蛋了。

  返回來的路上,一個頭頭對我說:「回去後,咱怎麼跟兄弟們交待,反了吧!」

  我說:「傻小子,不行!誰再反,可就是反紅色政權,反中央了!」

  回來後,我們把各條塊組織的頭頭都叫來,我說:「你們說我們背叛也好,不夠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兒起,大聯籌宣佈解散!」我們沒動,一張鬧事的大字報沒張貼,就散伙了,大形勢算穩住勁兒。

  對方就奇怪了。大聯籌這麼大力量,怎麼就沒動靜呢?陳伯達也說:「××市為什麼這麼靜?××市是全國解放時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資產階級實力也相當雄厚,怎麼這麼靜?」要說也是,多少萬人聲勢浩大的大組織怎麼會說完就完,連點聲音也沒有。可我們不傻,只要一動,多少人命白搭進去了。

  「支左」就把我們這幫頭頭弄去辦學習班,一幫呱呱叫的參謀們都上來跟我們談話,摸底。一個參謀對我說:「肯定有高人在你們後邊出主意。」

  我說:「為什麼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聯合前,他們把我們一個組織圍在工學院內,遊行,喊口號,想挑起武鬥。我得消息後,馬上決定,不能去打。我說,他們喊口號是文鬥,咱一打,武鬥的責任就是咱的。我調人,把奪權籌備領導小組的駐地圍了,也遊行,喊口號。這一來,那邊他們圍工學院的人不打自撤。這參謀說:「老實告你,你們當年所有的活動,我們都有記錄。你說這一招『圍魏救趙』是誰的主意?」

  我說:「不才,就是我。」他說:「我不信,你有這能耐。」

  我說:「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種兵法都寫在上邊呢。」

  打這兒我才知道,他們是準備好秋後算賬的,他們還真有根,真厲害。

  中央文革一翻臉,大聯籌完了,大小組織樹倒猢猻散,唯獨我們「電車紅旗」還沒散。第一,因為我還是工代會常委,沒倒;第二,我們廠老工人是看我長大的,信我。以前我寫東西為他們鳴不平,他們都記得。這就決定了上邊非要把我拿下來不可。沒多久,我們一派頭頭都挨整,當上市革委委員的那個人,無中生有硬給扣上「輪姦犯」捕了。工代會翻出我十年前被「勞教二年」的老賬,說我不夠資格終於拿下來了,內查外調一通搞。我呢,心裡有底,早就預備著這場清算,咱一不胡說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沒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廠幹活,一邊應付外邊來人沒完沒了的外調。上上下下我認識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觸的事太多了,誰出事都來找我查證。咱本來就是草民。在房頭上是草,掉在地上還是草。心想「文革」這段就算結了,可這次我是傻小子了。誰知道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媽徹底掉進萬丈深淵。

  突然一天,公安局軍管來人找我,問我六0九武鬥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0九側面看到的那個推土機的人怎麼死的,照實說了,他們記一記就走了。我只當沒事。轉兩天,來了三個人,說叫我去一趟。我說我去小便再定。他們居然出一個人跟在我後邊,我心裡小鼓一敲,心想不對。隨後就跟著他們出廠,進了法院,到傳達室後邊一間小屋。他們說:「我們三人是法院的預審員和公安局的偵察員,咱們一起學《老三篇》吧!」

  我說:「《老三篇》我會背,不用學,有嘛事你們直說。」

  他們說:「六0九的事,你還有一檔事沒說。」

  我就給他們三個字:「沒有了。」這就僵注了。前後僵了一個禮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個地方,進去就關進一間大屋,我一看,監獄!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0九的事在心裡細細翻幾遍,再沒別的事呀。還有嘛更大的事要進監獄,心想只有等他們說了。

  夜裡一點多,進來四個人。頭次見到這位軍代表,大個子,山東口音,挺凶,進門一屁股就坐在對面,一個記錄員坐在我身邊,另外兩個在我背後溜躂著。我看不對,趕緊緊鞋帶。我練過武術,打過球,咱也得預備預備。身後那倆問我要幹嘛,我說天涼,腳冷。

  軍代表開口就問我六0九現場的情況,我記憶力相當好,對他細細描述一番。他指一個地方,靠後門。我說我只去過前門和側門,這地方我沒去過。他再細問,我說我沒去過,自然毫無印象。他就火了,說:「你不老實,我就叫你變!」

  我說:「怎麼變也變不出假的來。」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揚腦袋,也叫:「你混蛋,憑嘛罵我!」

  後邊一個,上來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識反應,屁股沒離凳子,飛起一腿,把他踢到一邊。軍代表撲上來,一把抓住我頭髮,我一發力,把他連桌子猛地推倒,我的頭髮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兒沒好了,砸一個是一個,站身抓起凳子朝著跑到牆角那記錄員砸去。軍代表二次上來拿桌子別住我的腿,另兩個就勢把我按住,軍代表狠勁給我兩腳,全踢在嘴上,後一下吃上勁兒,滿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動不了,也不動,叫他們打,好打一陣,才停住。

  我說:「還打嗎?」軍代表說:「你行兇!」

  我說:「咱誰先打的誰。我都不知道你姓嘛,憑嘛打你?」

  軍代表說:「好,告訴你,我姓×,是這裡軍管會的首席代表。」

  我說:「我也告你,我一沒罪,二還有公民權。你再打我,我就還手;你把我捆起來,我還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賽琴鍵一樣了。

  轉天,他們再來,對我說的話露出點兒骨頭了:「你說的不對,你有一條人命,不是推土機上那人,那人沒你的事,我們知道,這是晚上九點多的事。」。

  我一聽,沒影兒的事!馬上回答:「我的腳負傷了,四點多就不在現場了。我有好多人都能為我作證。」

  軍代表說:「你不老實,銬上!」

  我傻不吸吸,還以為像電影裡那樣,打前邊銬,不對。三個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鎊。先把兩條胳膊反關節別向後,銬子是扁圓的,套上不能轉動手腕,然後楞掰胳膊往一塊兌。就覺得肩窩的肌肉全繃起來,生生地撕裂。銬住後,人都坐不下來。我腦門直掉汗珠子,牙打戰嗒嗒響。我說:「好呵,你們還有法嗎?我有公民權呵!」

  軍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鐘,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佈對我拘留,收進前監的監號。當夜十二點提審我時,軍代表說:「你今天性質變了,你是在押犯,這是法庭。告明白你,別以為你不承認就沒事。沒你口供,我們照樣判你。」

  我火了,說:「判我只能判我無罪,要不,是你們犯法。」

  軍代表說:「好,先叫你體會體會。」

  打那天就餓我。我前後餓了兩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飯,進肚子不單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飢餓的作用。這一餓有個特別體會,原來靜坐的時候比幹活更容易覺得餓。餓得我前胸貼後心,眼瞅著肌肉往下掉。到後來拿手一拔鬍子,一掐一扯,指甲蓋來個口子。指甲還可以來回搬,彎過來彎過去,像軟膀蟹蓋兒。上台階,七八蹬就得喘一陣子,最難受是腳後跟在地面一墩,裡頭五臟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監號緊挨市面。市民的各種聲音都能聽見,打窗戶還能遠遠看見我的家。媽的,這倒霉地方,換個別的朝向的監號不好嗎?天天早上,熱豆漿炸油條的味兒往裡邊飄。有人問我在監獄裡嘛滋味,我說就像躺在一個頂小的小棺材裡,棺材蓋就頂在鼻樑子上,渾身動不得,我沒罪呀,這滋味受不了,總覺得要瘋。

  再說回來,餓我半個月後,又提審我,軍代表問:「感覺怎麼樣?」

  我說:「你想別的招兒吧,我適應了。」這話惹禍了。軍代表說:「好,拿繩子,馬上。」

  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塊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纏幾道,再勒繩子,好叫繩子不勒出印兒來。然後使繩子把胳膊向後反煞,使勁煞到最小距離,只聽我的肌肉滋滋撕開,小血管蹦蹦扯斷,再用繩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邊。這罪咱頭次受,一次管夠,二次還不如砍頭。這一下,我四個月緩不過勁來。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頭,吃飯拿不了筷子,使勺兒也總脫手,握力沒有了……可直到這時,我還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無論如何也得挺住,活著,等著,聽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0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車把我拉到原單位,進了廠裡的禮堂。進去一片漆黑,窗簾都拉嚴,不知台下會有沒有人,台前坐著軍代表和法院一幫人,兩盞長方形舞台燈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兒要楞判我了。

  他們說:「你現在交待,還有機會。」我說:「我沒嘛好交待的。」他們說:「好,回頭!」

  我回頭一看,一排人站著,原來都是我組織裡的那幫弟兄;左邊站著一個給警察押著,正是我的貼身護衛,跟我關係最近。

  法官叫他們揭發,出證。他們一說,我才明白:

  六0九武鬥那天,晚上九點多鐘,靠後門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貼身護衛拿消防鉤子把對方——××紡織廠一個人腦袋打開,當場致死。我又指揮他們把屍首處理,然後與他們訂立攻守同盟,誰也不准說——就這事。

  我才知道這笑話!這完全捏造的謊話,居然拿到這種正式的官方場合,鄭重其事說出來。我氣得肺要炸了!他們一個個揭發,我就一個個駁。

  軍代表說:「銬上,不准你說!」只准證人揭發,不准我開口。我再一張嘴,台下忽然響起一片口號聲打倒我。原來台下坐滿人。後來打監獄裡出來才知道,那天叫去參加會的是我們公司的全體黨員,不叫群眾參加。

  我再一琢磨,壞了!揭發我的,全是我一幫鐵哥兒們,口供又完全一樣,沒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會上給我定性——殺人犯,我那貼身護衛也是殺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貼身護衛為嘛承認這沒有的事,還揭發我,他不是自我滅亡嗎?可是這會上沒判刑期,因為他們還缺我的口供。

  轉天一早,軍代表給我念頭天會上的記錄,叫我簽字,想拿這東西代替我口供。我問:「為什麼記錄上沒我的話?」

  他說:「沒必要就不記。簽字吧!」

  我拿筆在上邊寫一行字:「此案有原則出入,死不瞑目!」後邊又寫一個很大的「冤」字。

  軍代表說:「這麼寫不行。」

  我說:「你的語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簽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負責。」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問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說:「是。」

  他說:「告訴你,槍斃你很簡單,現在公檢法合併在一起辦公,喝著茶就把你決定了。我還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斃你!」

  我說:「我要留遺言。」他說:「不行!」

  我說:「你還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產黨!從小人書上看,歷代皇朝都允許罪犯留遺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將來誰給翻?」

  他說:「這是鐵案,誰也翻不了!」居然當著我的面,把我寫了字的那記錄撕得粉碎。

  我氣得罵他:「你他媽憑嘛撕,那是原始憑證,你還真不是共產黨!」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罵他。

  這回,他給我砸上一副生鐵鑄的大腳鐐,據說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沒見過這種大鐐,趟不動呀。我坐在牢裡看屋頂,飯也吃不下去,又氣,又火,又冤,可沒轍。

  同屋有個老犯人對我說:「小伙子,你別跟他們硬頂呵,他們就是要你口供。你沒有不說就是了,硬頂,沒用,白受罪。」

  我說:「他們把我原始憑證撕了,我太難過了,死無查對呀,這不永遠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個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預審員,他問我:「你真沒有這事兒?」

  我說:「當時我很少一個人活動,對立面整天盯著逮我,身邊總有一堆大活人保護我。那天我是四點鐘負了傷離開現場的。好幾個人都跟著我走的。可他們楞拍在我身上這事,說是九點鐘以後的事,我怎麼可能參與?可是我那幫弟兄不肯給我作證,面對面說瞎話,硬說我負傷是假的,把時間往後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掛在一起。再說,我坐車回去時,同車還有別人呢,我還在廠醫務室敷的藥。我寫了這些證人,都給他們甩了,我問,他們不回答。」

  這人說:「你拿張紙,把事情的全過程如實寫清楚,每一段時間裡有誰能給你作證,全寫在上邊,最後再寫一句『永遠以此為證』。寫完之後別交給軍代表,就交給監獄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規矩都得登記入檔。這不就行了?記住,如果你真沒這事,千萬別亂說,否則,一害別人,二害自己。共產黨有個規矩,不管當時怎麼樣,多少年後總得複查。這一點你必須相信。」

  還是人家幹這個的,有這方面經驗。多虧他這話,真救了我。後來一個偶然機會,我得知這份材料真的進了我的檔案。大概就因為這份材料最後沒能把我處死。宣判書上說我「在證據確鑿面前,態度極端狡猾,拒不認罪。」可能就指這材料說的。

  判我刑時,並沒公開宣判,而是在獄裡「蔫判」。判我無期徒刑,終生監禁,打前監挪到後監執行判決。打那以後,雖然我還不認罪,卻認頭了。沒有的事也能判無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國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覺得從此,一條血淋淋的屍體扒在我身上,死粘著我。扯掉一層皮,也拉不下這屍體。監獄裡不是講理的地方,再頂也沒用了,我也沒有出來的一天了,一輩子活夜裡邊也死在裡邊,這就得換個活法兒,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幫獄裡做點事情。他們也沒必要再餓我了,我該吃就吃,該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著死」,到了底兒了,有嘛放不開?可我沒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時間,准寫一份申訴書遞上去,申訴自己無罪,可每次申訴准駁回。他們不怕我寫,我也不怕他們駁回。監獄認為,法院不是白吃乾飯的,不能沒根據隨便判人,可是監獄的任務就一個: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頂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們乾脆不理我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別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滿十年時,「文革」完了,我心氣兒變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願望,可我接連碰到兩次打擊,心氣又低下來。

  頭件事,當時中央對判處長刑的犯人有所考慮。八0年給我改判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書》上說我「認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諷刺!我打進來那天就沒服過,硬說我「認罪伏法」。他們當初判我,現在改判我,都不根據事實,怎麼弄我都有理。我看沒嘛戲了。可是我接著又寫份申訴書遞上去,咱不申訴,就落個真的「認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訴材料再次被駁回,原話是:

  「你的申訴材料收悉,經本院複查,根據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實,處理得當,對你的申訴,予以駁回。」

  我的心又涼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來,那時候我坐在您面前,將近六十歲了,另一副模樣兒了!

  可更稀奇的事還在後邊。這次駁回沒過多久,我忽然被宣佈「無罪釋放」。我講這變化——

  十月裡一天,法院忽然來兩個人找我,說要複查我的腳傷。就是當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的腳被扎破的傷口,問我還有沒有痕跡。

  我說:「男人都有腳氣,總脫皮,又過了十一年,哪能還有。」

  他們非要看,我脫下鞋給他們看,真的沒有了。我又想,他們不會憑白無故驗我腳,我的死案便透進了一線光明。我馬上說:「你們對腳傷挺有興趣,我提點旁證行嗎?我還有這隻腳當時穿的襪子,上邊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們很驚訝,說:「十多年,當時的襪子你還留著?」

  我說,這襪子原先撂在家,後來家裡送來穿。一次打完球,獄裡有個壞小子跟我搗亂,把我一隻鞋連襪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這隻。單只襪子沒法穿,便塞在包裡,留著縫東西時拆線用。

  他倆像發現嘛寶貝似的,叫我快拿來,我拿來一穿,彈力襪給腳一撐,那個破洞明顯在受傷的位置。他倆馬上把位置畫下來,拿走襪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證明我腳確實受過傷,後邊打死人就沒我的事了,我有點激動,說:「問個問題行嗎?」

  「你說。」

  「我奇怪了,我曾經提到過一個證人,就是武鬥那天我從推土機救下來的那個司機,挺大的個子,當時他滿頭滿臉血,記不清嘛模樣。是我把他帶回廠,叫醫務室的廠醫繪他上的藥。他當時面臨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當深,不會不記著我。為嘛這證人一直沒出現?」

  法院這兩人說:「昨天我們見到他了,他說他不記得你了。」

  我說:「不可能。」

  他們說:「你設身處地想想,當時他什麼處境?他和你不一樣,他是俘虜,心裡恐慌,又繪打懵了,還不知你們會怎麼處置他呢,怎麼可能記住你?告訴你,他的話對你有利的,只有一點,就是他還記得當時給弄上一輛車,送到一個單位的醫務室上過藥。」

  我想,也對。又問道:「我回廠時同車還有一個到我們組織來串連來的學生呢!」

  他們笑了,說:「不是一個,是兩個。你說的那個現在新疆,我們去過了,他已經給你出證了。」

  我再問:「我們廠還有一大幫人能給我作證,他們都死了?」

  他們說:「你將來回去問問,他們當初都是怎麼說的吧。像你這種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話,火了,說:「你打住!」

  他們很奇怪,問我:「為什麼?」

  我說:「你別說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資本家,肅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誰對誰?兩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處打,為嘛?情殺?仇殺?謀殺?雖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這人究竟死了。為嘛?你問那真正的兇手,我料他准說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來,別看他偉大,叫他說,他也說不清!」

  他倆沒話可答,只說:「你要保重身體,我們一定給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聽這話,我心裡有根,案要翻了。因為那時很多文革期間被屈打入獄的,蹲在牢裡早絕望了,一旦宣佈無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臟猛烈地蹦蹦一跳,癱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監獄就出過很多這類事兒,後來人家有經驗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墊個底兒,好緩衝一下。

  果然,沒過幾天,我被叫到前監。法院來人,我們廠裡也來人。法官說:「全體起立。」還對我說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後宣佈一張《裁定書》。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經×××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決無期徒刑。經判定,×××打人致死,無實據,不能認定,撤銷原判,宣告無罪釋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臉。屋於外邊圍著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後,都喊起來:「有戲!」

  法官對我說:「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發工資一律補發。因為國家目前財政困難,你的級別暫時還不能提,以後看機會再解決吧。記著,回單位不准找領導算賬,賬要記在『四人幫』身上。這次為複查你的事,你們單位領導幫了很大忙。有什麼思想解不開的,可以直接找我們法院來談,好吧!」

  隨後,叫我去後監拿東西,跟廠裡人回廠,廠裡派車接我來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爛爛東西全分給大伙。這就走出憑白無故關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監獄。滋味?沒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漢子,沒罪。進來是叫他們硬弄進來的,出來是咱自己兩條腿定出去的。

  回廠後,那幫弟兄跟我一見,我模樣大變,當初挺神氣的小伙子,如今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們都懺悔了,挺尷尬。我說:

  「算了,我當初沒跑出來,要是跑出來,你們都別想活,現在咱恩恩怨怨全結了。」

  往後再一細說,真不能怪他們。

  原來把我關進監獄那天,也把他們全都弄去,使出各種招兒逼他們。監獄裡人上刑時雞哇喊叫的聲音,嚇得他們心裡發毛。軍代表還把他們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裡人跟他們哭,鬧著讓他們跟我劃清界線。他們就順秤爬了,人家怎麼引就怎麼說,最後編成那個彌天大謊才放了他們。可如果他們頂著,結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們廠的廠醫那姑娘真不錯,她當時給我治的腳傷,堅持給我出證。單位領導就把她調出醫務室,在廠裡調來調去,擠得她遠離高飛,調到北京林業部。法院最後複查我的問題時,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張當年為我出的證,說:「當時我媽媽對我說,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裡,你得說實話。我照實寫了這張證詞,可放在我這裡十年了,為嘛他們不要呢……」我幾次想找到她,當面謝她,不是謝她這個人,是謝她這顆良心。那時碰到這種事,能做到這一步的人不多。後來聽說她去澳門了。

  我那貼身護衛是個倒霉蛋。軍代表審他時,允他了,只要照他們編的那套說,保證不判他。可宣判我時,連他一塊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倆前後被押出來,他大罵:「媽的,說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沒那回事兒。」

  押他的警察說:「住嘴,你早幹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樣無緣無故坐了十一年監獄,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來的。

  據說他被關進監獄以後,他父親曾經設法從醫院找到那個死者的死亡報告,並打聽到死者沒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開棺驗屍,驗驗死者頭骨是否是用消防鉤打開的,可當時不受理。「四人幫」完蛋後,××紡織廠清查文革問題時,又把這事情折騰出來,說六0九死的那人,是我們本廠對立面用小口徑步槍打死的,兇手在我們廠,電車公司那兩個人是冤的。但很長時間一直按著這事沒動,他們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兒。

  後來又聽說,早在抓我之前,這個廠已經搞出眉目,但突然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來。我總琢磨這事,覺得是個陰謀,小陰謀外邊還套著一個很大的陰謀。卻又不肯信,如果真是個陰謀,咱不就純粹成了犧牲品?

  我至死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犧牲品。不然,咱這輩子不就更沒勁了嗎?

  ***任何人都是犧牲品——這就是那個奇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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