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8歲 男
S市某科學院科研人員
一下子打懵了——買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也不做紅人——鄭板橋的四個宇「難得糊塗」——這次叫作有驚無險——一種很荒誕的感覺
我的經歷很平淡，沒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寫東西需要情節，可是我幾乎沒有什麼情節。但我找你，是有滿肚話要說——這沒情節，是我自己製造的。就像有些小說或電影，故意沒什麼情節。可一個人在「文革」大風浪裡，要使自己沒任何情節，談何容易？這需要很清醒、很精心的設計。我先說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是貧農出身，解放後受重視，從中學到大學享受免費助學金，理所當然入了團，什麼都好，一片艷陽天，很幸福。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成長得快，一路順風，對以後政治的變化根本沒估計，輕鬆，隨便，甚至比較放肆。
五七年開始出毛病了。我說放肆吧，鳴放時什麼都敢講。別人不敢講的我講。馬上，我擔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鬥爭，檢查。說我忘本，變質，右派言論。多虧班主任人好，非說要挽救我，才沒定為右派，可是內定右派，團組織給了嚴重警告處分，晴天打雷，當頭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們這代人，經過五七年，性格就來個大扭曲。原先開朗輕鬆，一下就變了，有人變精了，有人變悶了，九十度大轉彎。我這個人還算清醒，意識到人家從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還想幹點事怎麼辦？開始苦苦尋找一條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為自己，並不太難，放棄理想，志願，隨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輩子下去就是了。難就難在你並不想為自己，還想為國家。
五七年後，我被下放到農村一段時間勞動改造。我是農民的兒子，幹活不比任何人差，於活是我的家傳。可是我一鑽業務就麻煩。農閒時我看外語書，麻煩了。馬上抓住我，說我學外國話，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白專；拔白旗，拔了我好幾次。但我總不能像那些人，睡懶覺，沒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吧！怎麼辦？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靈機一動，買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看。大隊書記說：「你怎麼又看這資本主義的玩意兒？」我說：「你看，這不是資本主義，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書記沒話了，他怎麼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這一下，我勝利了。索性買了英文版全部馬列著作、《北京週報》、《中國建設》等等許多書，練習英語。這個勝利使我發現了一條絕妙的道路：在夾縫裡求生存。石頭縫裡也可以活，當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這縫兒了。
我在農村改造一階段後，回到學校繼續學習。我是學植物專業的，學校有位教師過去在美國搞除草劑，就是不用人工鋤草拔草，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生在農村，深知祖祖輩輩在農田那種原始的勞動方式的艱辛。我決心要在中國搞除草劑，推廣化學除草，把農民從田地裡解放出來。可是中國的生態、土壤、氣候、雜草的種類分佈與外國不同，必須花費很大心血做調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來幹。這目標在我心裡牢牢地確定了。
可是，從學校出來分配到農科院，從「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國沒有真正搞科學的地方，處處，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們，政治小應聲蟲們。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來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來。整成一團團，誰也解不開，愈整愈帶勁。要想完成自己的志願，就必須像當年學外語那樣，想個絕法子。我對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會成為挨整的重點；可我犯過錯誤，也不會成為紅人。好了，我就把握住這點——不做罪人，也不做紅人。成了罪人什麼也不能幹，成了紅人一樣什麼也幹不成。我又想，我有兩個好條件，一是我搞植物專業，可以躲到農村去；一是我出身農村，農民生活對我毫無難處，去農村等於回老家。於是我向院裡提出，說我要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扎根農村，把科學實驗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同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認真改造思想。這提法很時髦，我又把話說得很誠懇的樣子，馬上被院裡批准了。
十幾年來，我一直在下邊。Ｓ市周圍農村幾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種雜草都像長在我心裡。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劑就拿到農田試驗，一有成效就推廣。院裡搞「文革」，兩派鬥，開會，我盡量躲著不去。我有辦法，逢到院裡叫我去開會，參加運動，我就請公社或縣裡出面替我請假。我和農村的關係好，搞除草劑對他們確實有很大幫助，他們肯為我請假。我到處搞試驗田、開現場會，故意把每天時間都排得滿滿的。院裡一來電話叫我去參加運動，這邊農村幹部就在電話裡喊：「不行，我們貧下中農現在正用著他呢！」就替我攔了。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幹什麼都有記錄，十年裡記了整整十大本，防備人家查呀。一次院裡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縣裡調查我的現實表現。縣裡就說我這個人如何如何好，如何脫胎換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鬥私字，學習毛主席著作，編一大套。農村幹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話就能把這些來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後又把我寫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記》往桌上一擺，院裡的人無話可說。這樣，既躲過運動又干了業務。農村是我一張大政治保護傘，沒有這傘我什麼也做不成，當然，為了這傘我必須加倍努力為他們干，可是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這是一舉兩得。你說我做得妙不妙？
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生命和事業都經不起挫折，必須善於保護自己。我很清醒，總不去開會也會遭到院裡反感，萬一惹惱他們也很麻煩。有些重要的會，比加傳達中央文件呀，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會或重要的會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適。有時回城時，就到單位個別關係不錯的同志家裡串門，摸摸情況，政治上的大情況必須要心裡有數，沒數也要出問題。有時你不找它，它還找你呢！關鍵是不能陷進去。非要寫大宇報表態時，決不能提具體人名；對人事問題要裝糊塗。叫我揭發，我就說：「我和誰都不接近，不知道問題怎麼揭呢？」兩派對立時，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說：「我糊里糊塗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繪你們壞事。」這也躲過去了。我盡量把自己搞成一個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人，開會時從來都坐在牆旮旯很少和人談話，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會注意你。叫別人忘掉我才好。我給人的印象確實是膽小怕事，糊里糊塗，政治上無所作為，正好！這也正是我精心設計，自我塑造的形象。鄭板橋有四個字：難得糊塗。當然這是一種表面的裝傻賣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塗，很精神，搞起運動來拚命表現自己。但從中國的政治看，這不過一時出出風頭而巳。你爬上去，別人就盯住你了。趕到政治上風向一變，必然想法把你打下來，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車禍，傷筋動骨，幾年裡緩不過來。人生很短，有三次兩次一輩子就報廢了，最後一事無成。
儘管我很清醒，很謹慎，也出過一次事。七五年，市裡農辦的頭頭忽然說，松根松土是農民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提出來的，是無產階級治田方針，現在有人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對抗，主張懶漢種地，不鋤草，不耘土，查查誰搞的？查來查去查到我身上。這就是我前邊說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嚇得我幾夜睡不著覺，心想這回該完了。多虧縣裡出面說，除草劑是工人階級製造出來的，雖然不鋤草，可是使用除草劑後地裡沒草了，產量非常高，我們貧下中農歡迎！市裡派下人來一看，果然如此，這才不了了之。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煩。可有驚無險，也算不上一個「情節」吧！
現在有人說，我是最幸運的一位科學家。「文革」中沒挨整，也沒中斷業務。現在趕上好時候，走運。這是從外部看我，並不理解我的內心。七九年我國科學回到正軌，我跑到國外一看，嚇一跳，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多遠！我國80％人口拴在田地裡，搞農業科研的人數少得可憐。很多地區還是靠天、靠經驗、靠原始的生產方式種田。而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只佔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術，搞藝術，受教育。從我的專業眼光看，我國現在耕地是十六億畝，算上有些地區一年兩產，差不多二十一億畝。一年鋤三次草，需要三個人工，全國每年人工鋤草需要六十億人工，每個工按五塊錢算，就是一百八十億元。這是多大一筆財富，這筆巨大財富的浪費難道不壓在我們科研人員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幾個科研人員順順當當過來的？除去當時國防任務保護了一批科學家，在社會上的幾乎都成了攻擊目標。有的一蹶不振，沉淪下去；有的中斷業務多年，信息閉塞，現在接都接不上氣了。我承認我是「幸運兒」，但這不是命運之神對我的特別恩賜，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訓後所精心設計的一條人生道路。儘管我沒跌跤，還算一個「成功者」，但一個想為國家做事的知識分子，被迫琢磨出這樣一條路來有多可悲！我必須扭曲自己，必須裝傻裝無能、裝糊塗，叫人家看不上我，對我沒興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稜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裡。沒情節，拿你寫小說來說，就是沒高潮，沒起伏，沒有任何變化。這樣的生活很乏味，很壓抑。有時覺得沒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種強有力的東西消化了：事業成了，自己卻消失了。你嘗過「沒有自己」的滋味嗎？這是種很深刻的內心的苦味。但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把事情幹下去，否則就會被捲進去，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一輩子對社會對國家毫無貢獻，豈不更可悲！為什麼我們想為國家做點事，這麼難被理解，總是處在這種可憐巴巴的境地？國家呵，我對它的感覺很奇怪。一會兒覺得它很具體，很神聖；一會兒覺得它很空，很無情……一次，我還有種非常荒誕的感覺，覺得國家被一小塊一小塊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層層很多人手裡，你和它有距離。你說是嗎？這又是為什麼？
***在封建傳統中，國家的主宰者就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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