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我的罪過！」？》的作者在有限的文字中，通過描寫蘇頎的不幸遭遇，深刻地鞭笞了「四人幫」妄圖篡黨奪權、禍國殃民的反革命罪惡行徑。作者筆下的蘇頎，是現實生活中的「這個」人，真實可信，且有典型意義。
有一種說法，認為蘇頎「罵」丈夫、與陳逸成結合是不典型的，不真實可信，這種以生活的一般邏輯來約束人物的看法是形而上學的。為了揭示蘇頎性格的深刻的思想意義，作者對她「違心地讀所謂批判稿」時複雜紛繁的心理的描寫，是獨具匠心的。把蘇頎愛丈夫，但又去「罵」丈夫的痛苦異常、複雜麻亂的心理，與當時的嚴酷的政治氛圍融於一爐，深刻地昭示了蘇頎性格脆弱的社會因素，從而使人們對她寄予深切的同情。鑒於此，我們認為蘇頎「罵」丈夫——並且是已「暴死」的丈夫——雖然遭致陳逸成的責備，但，像蘇頎這樣性格脆弱的女人，在當時「四害」橫行猖獗，民主已被剝奪，是迫於無奈。如果我們用話劇《於無聲處》中歐陽平的堅強不屈的性格來要求蘇頎不去「罵」丈夫，反過來大罵姚群之流，那未，這樣的典型未免有點單一化。單一化的典型能叫典型嗎？能令人覺得可信嗎？我們的回答是：否！至於蘇頎與陳逸成的結合，我們以為也是真實可信的。劉煜「暴死」的惡噩，蘇頎是信以為真的。陳逸成一心一意鑽在數理化中，被姚群之流認定為走白專的典型。而蘇頎從鬥爭實踐中認識到姚群一夥是顛倒是非，感到陳逸成可愛。這種愛情，是在激烈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產生的，所以，不僅真實可信，且富有強烈的愛憎色彩。再看，當陳逸成被姚群之流放回來後（其時已粉碎了萬惡的「四人幫」），蘇頎更是對他尊敬，熱愛。可見，蘇頎與陳逸成結合不論從當時鬥爭形勢，還是按現實生活的邏輯，不論從她的性格發展，還是從故事情節的變化，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實也是如此。在「四人幫」橫行時期，有多少親密無間的夫婦被拆散、有的死亡、有的逼瘋。但是，大多數被拆散的夫婦，他（她）們不怕鬥爭殘酷，繼續找自己志同道合的戰友，同心協力地與「四人幫」作鬥爭。蘇頎難道不就是這樣嗎！？
如果說，前一階段（以「罵」丈夫為界）蘇頎的性格是柔中有剛的話，那未，後一階段的性格則是剛中有柔。嚴酷的鬥爭使這位人民教師清醒認識到，對「四人幫」一夥，不能軟弱讓步，應當堅強戰鬥。這個性格的質的轉變，正是當時「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政治氣候在蘇顧身上的反映。作為深受「四人幫」迫害的蘇頎，她的性格質變，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一是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指明了「四人幫」一夥完蛋的日子已近。二是從蘇顧身上看到了億萬中國人民同「四人幫」鬥爭的英姿俊態。所以，我們認為，蘇頎之所以是一個真實可信的典型，其性格的質變是一個重要的本質的緣由。如果沒有此緣由。蘇頎這個人物恐怕立不起來，當然更談不上什麼真實性和典型意義了。
按照生活的一般邏輯判斷蘇頎是不典型、不真實，實質上是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匱乏貧淺。我們說蘇頎是一個真實可信的典型，是因為她的性格發展是社會上鬥爭發展所致，她的思想浪花是濺自社會鬥爭的漩渦之中。
（原載《雨花》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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