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旅館在卡拉斯諾娃卡亞地鐵站附近。這是張紅衛、劉斌給我們在地圖本上標好了的。據說莫斯科的出租汽車司機都對中國人下榻的幾個旅館地址記得爛熟。我至今仍保留著那個硬殼封面的小本子，附圖上畫滿了圈點，我後來在很多地鐵站都停留過。可剛到莫斯科的時候，我們非常非常鋪張，一直坐出租汽車活動。
我和呂齊第二天一醒過來，精神好了些，覺得老謝的面目也不再那麼猙獰，他充其量也就是一老混混兒。我們幾乎睡到了十點鐘。老謝沏了一壺咖啡給我們喝，還準備了麵包和黃油。我就著咖啡吃了兩大塊麵包，感覺漸漸還了陽。
「你們可真能睡，」老謝說，「我打呼嚕了嗎？」
「不知道，」呂齊邊吃邊搖頭說，「誰還注意你打不打呼嚕，——你平時打嗎？」
「打得厲害，」老謝說，「就為這，我老婆都不願跟我在一屋睡覺。」
「你也有老婆呀，」我笑道，「我還以為你是一老光棍呢。」嘿，我真不能想像老謝這種人也會有家室。
「豈止老婆，我還有兩個兒子呢。」老謝說，問呂齊，「昨晚上你是怎麼回事？怎麼掉到床下了？我印象中你可是睡在裡邊的。」
「我從小就有這毛病，」呂齊「撲哧」笑，「有一回晚上夢遊我他媽沖鍋裡撒了一泡尿。」
「以後睡覺得把你綁起來，」老謝說，一邊嘿嘿壞笑，「免得你尿一咖啡壺。」
「呸！」我一口把咖啡噴了出來。
心情正常起來看，老謝倒不是一個乏味的人，你甚至可以感覺到要不是我們有意不鼓勵他跟我們交流，他還可能是個挺健談的傢伙呢。可我著實不想同這個老混混兒深交。我不停地在心裡告戒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自己。
吃完飯，老謝把我們送到路口，攔了一輛出租汽車。分手時老謝說，「回來時打個電話，省得撲空，我手裡只有一把鑰匙。」
我和呂齊敷衍著上了車，心想「白白吧您哪，」我可不想再回他這兒住了，我寧可擠在「黃河」旅館。
司機是個年輕粗壯的小伙子，會講幾句英語，車開得飛快。我幾乎一下子就轉向了。公路兩旁栽著壯茂的楓樹，有的葉子已經變紅，很是漂亮。沿途的建築物卻沒有什麼特點，也像北京大部分城區一樣是整齊劃一的規劃住宅，而且顯得破舊，呈一副衰敗之相，只是樓與樓之間的空地要比北京大得多，綠化搞得也不錯。我想起宋人筆記裡的兩句話：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所翳耳，心裡突然有些難過。唉，你要是一味地執著於謀生手段，就沒有那麼多閒情可抒，生活的激情也會大大減少。
呂齊仰靠在車座上不停地繞動自己的手指訓練靈活性，這傢伙從來不放鬆益智健腦之類的活動。有那麼一會兒我看著他，覺得他真好像是自己的血親兄弟。
大約半小時後，司機在一座建築物前面停下車，嘴裡說了聲：「OK。」
我們下了車，看到一幢破舊的四層樓，門口散站著幾個皮膚黎黑狀如癟三的東方人。我和 呂齊面面相覷，感覺不大對頭。我給司機點錢，呂齊前去打問。
「請問這是黃河旅館嗎？」
那幾個傢伙扭過頭來，面無表情。
「諸位是中國人嗎？」
還是沒有人回話。過了好一會兒才有個傢伙說：「vietnam。」
看來司機誤認為我們是越南人了。
司機說了聲「sorry」，重新開車上路，又帶我們兜了半天圈子，才來到「黃河」。看樣子這傢伙是成心的。外國人到了北京也照樣挨出租車司機的宰。這事並不那麼稀奇。
「黃河」旅館是一座六層公寓樓，建在一塊低地上，旁邊是一所中學，有很多十來歲的孩子在操場上嚷叫著踢足球。
旅館門口出進著一些面目粗野、眼神冷漠的中國人，我不知道我和呂齊在這個時期是不是也給別人留下了這種的印象。
「怎麼這麼長時間才到啊，」一見面強子就說，「從你們住的地兒到這兒頂多半小時。」強子是個矮個子，長得非常結實，從小就是一副好勇鬥狠的架勢，至今分毫未改。
「甭提甭提，讓老毛子司機給拉越南窩兒去了。」我和呂齊花插著說。
強子、張紅衛、劉斌和幾個不認識的傢伙哈哈大笑，他們都有過被卸在越南窩兒裡的經歷。
強子說：「敢情東方人在老毛子眼裡也是爺兒倆比雞巴——一個鳥樣兒。」
我環視了一圈，問：「大頭吶？」我臨來時他老婆托我給他帶來一封信。
強子笑道：「大頭出去打食兒去了。丫才不是東西呢。我給你們講一笑話：上回我們倆回國，每人帶了一條狗，我帶了條京叭，他帶了條沙皮，同包廂有一女的也帶了條狗。驗關時『玻璃啐』打狗隊一上來，大頭就衝上鋪努嘴——人那女的住上鋪。『玻璃啐』一下子就把那女的狗給翻出來了。問還有沒有，那女的說沒了，整個包廂就她一條。『玻璃啐』不信，還翻。你們猜大頭同志跟我悄悄說什麼？還不把你那條狗獻出來？我說憑什麼呀，丫說我這可是沙皮狗。我說，嗤，貴賤也是老子花錢買的呀！」
大家正樂，大頭抱著一堆吃食回來了，進門就嚷：「樂什麼吶樂什麼吶！」
強子道：「說你丫還不如一女的呢。」
大頭笑道：「你們甭聽他胡說，那都是他自己幹過的事兒。」問我和呂齊昨晚睡得怎麼樣，我們說還行。
大頭說：「回頭讓『斯大林』同志給你們找隻雞卸卸火。」
見我和呂齊不解，張紅衛笑道：「說的是這兒一『雞頭』，留著撇小黑胡，長得跟斯大林同志一模一樣。」
劉斌淫笑道：「莫斯科雞真他媽浪，就愛讓人嘬大奶。」
大頭道：「那是你丫愛嘬。你也讓她們嘬呀，別他媽淨給祖國丟臉，八國聯軍的仇該報就得報。機不可失。」轉頭問我和呂齊，「我老婆給我捎信來了吧？」
我把信翻出來給他，說：「沒想到你老婆跟你還挺磁的。」
大頭摸索著信，乜著眼問我：「你們丫沒少騷擾我老婆吧，——啊，趁哥哥我不在家？」
我笑道：「想倒是想了，主要是我們對鵪鶉不感興趣。」
大夥兒樂成一團。
在家時我們把醜女孩兒按飛禽的形象分為五類，依次是貓頭鷹、啄木鳥、黑烏鴉、麻雀，最後一位是尖頭短腿窄臉肥臀的禿尾巴鵪鶉。
大頭也笑：「操，這點兒小忙都不肯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呂齊說：「你們倆好長時間沒回去了吧？」
大頭歎口氣：「回去幹嘛去呀。」呂齊還要問什麼，我看見張紅衛給呂齊使了個眼色。
強子往床上一倒說：「瞎逼瞎啦，我們倆輸光啦，他大爺的，卡西諾（賭場）害死人。」
大頭把老婆的信往床底下一塞說：「不他媽看了，明兒再說，反正也沒什麼好話。」問呂齊，「據說你數學不錯，你說輪盤賭有沒有概率上的貓膩？今兒晚上一起去玩玩兒？」
呂齊說：「原則上說常賭無贏家，人賭場就是吃這碗飯的。」
強子也在支著耳朵聽，見呂齊這麼說，罵道：「操，這話跟沒說一樣。」
張紅衛問我：「老謝沒起膩吧？」
我說：「他敢。」我掏出蒙古刀，「昨兒一夜我是枕戈待旦。」
張紅衛道：「憑感覺老謝不是一惡人，咱還用得著他，趕明兒到機場提貨正好讓他給當個翻譯。——你說當初咱怎麼就沒想著學學俄語？」
劉斌說：「剛才我和紅衛把盧布兌成美子了，一比三百，沒跟你倆商量，反正就這價兒。」
我說：「成。攥著綠鈔咱心裡踏實不是。」
說話間，門外突然進來一夥兒男女。為首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矮胖子，體態和凶蠻的模樣真是我生平所僅見。矮胖子喘著粗氣說：「給我點棵煙抽！」
強子連忙坐起身，遞煙、點火。
矮胖子猛抽了口煙道：「昨兒晚上我被黑頭髮老毛子涮了！兩隻衝鋒鎗頂著我和那誰！兩萬多美子全他媽漂了！」
大頭說：「護照呢？」
矮胖子說：「護照人沒要，又甩給我了，一看就是老手！我操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集體的媽！」
一個裝扮極美艷的女人圓展著腥紅大口說：「搶！媽了逼除了搶沒轍了！咱一出來北京治安太平了，咱他媽反倒在這挨了涮！」
劉斌悄聲跟我說：「認識那爺們兒嗎？」
我搖搖頭。
劉斌說：「黃莊一帶的，綽號蛤蟆。橫掃北京多少年了。」
矮胖子又嚷：「強子大頭你們給我瞧著點兒，看誰帶的貨多，搶丫的！我他媽真不客氣了，愛誰誰！」
強子說：「甭急大哥，天無絕人之路。中午在這兒吃，燉著牛肉呢，還有幾瓶二鍋頭，咱邊吃邊談。」
矮胖子粗壯的胳膊斷然一揮：「不吃！——你們給我瞧著點兒，過幾天不製造點兒新聞我就不是蛤蟆！」說著氣沖沖地朝門外走去，眾人紛紛給他讓路。
強子、大頭、劉斌等送矮胖子——「蛤蟆」一行出去，張紅衛對我和呂齊說：「不知道又輪到誰倒霉了，蛤蟆從來說到做到，聽說都搶好幾回了。他在國內蹲過好多年監獄，你想想他怕誰呀。」
呂齊說：「搶中國人自己嗎？」
張紅衛說：「當然。哪敢惹人老毛子？這是人家地盤。蛤蟆說的黑頭髮就是指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據說他們在莫斯科有地下組織，專門洗劫中國人。咱們提完貨得盡快離開『黃河』，另找出路，我他媽在這兒住天天提心吊膽。」
我說：「強子、大頭他們情況到底怎麼樣？」
「那倆傻逼！」張紅衛自覺嗓門過大又趕緊壓低聲音，「那倆傻逼！」張紅衛說，「他們早就知道莫斯科市場完了，也不通知咱們一聲，害得咱們空運了那麼多貨——本來他們掙了不少錢，結果天天晚上去賭場，屢敗屢戰，現在基本上連本帶利全捐出去了，他們的面前也只剩一條路了：搶。」
嗯，「黃河」旅館簡直就是一座匪窟。我這麼說一點也不誇張。現在回想起那個殺氣騰騰的地方，我都有點不寒而慄。可能在你的心目中「黃河」旅館是一個比較豪華的所在，其實不然。從外邊望去，這不過是一座灰禿禿的簡易舊樓。而裡面的設施就更為簡陋。走廊兩側是用木板隔開的一個個小房間，水泥地面粗糙不堪，屋裡橫七豎八地支著幾張吱呀亂響的破木床。在第一層樓的右手有一個僅能容納十來個人進餐的小餐廳。管樓的俄羅斯潑婦不給點賄賂就不讓你在房間裡起火做飯。強子大頭私藏了一個電爐子，做飯時時刻警惕潑婦的突擊檢查。樓道裡天天晃著一些語言放蕩行止粗野的中國倒兒爺，偶爾還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俄羅斯地痞前來光顧。在「黃河」旅館住的那兩天，我甚至比在老謝處更神經緊張。人人都像一座一觸即發的火藥庫。我自己也是。我真是討厭這種生活。我想我真是個葉公好龍的傢伙，我原以為自己喜歡過惡人的生活，以為只要氣候適合自己也能成為一代梟雄什麼的，我真是不自量力。我老實告訴你，你要是想墮落成一個心狠手辣無惡不作的歹人，可得事先好好估量一下自己的天分。我可不是嚇唬你。我自己那點可憐的理論梟雄的膽氣就是在「黃河」旅館給嚇回去的。那是一種非常粗野、質地極糙、毫無詩意可言的生活。在「黃河」旅館住過的好幾個人後來都出了人命，這事兒以後我再慢慢告訴你。
嗯，那天中午，就著著名的土豆燉牛肉，我們六人喝了一瓶北京二鍋頭（主要是捨不得多喝）三瓶伏特加。我喝不了混合酒，頭有點暈，沖了個溫水澡，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覺。他們幾個想玩兒「敲三家」，逼著不讓我睡，輪流進行騷擾。我差點被他們給折騰死。
強子說：「統共四張床，你睡了，我們怎麼辦？」
呂齊紅著臉噴著酒氣伏在我耳邊勸導：「出國混事首先得克服睡眠壞習慣。」
大頭、劉斌花插著說：「好你睡吧你睡吧，等你睡著了我們騸了你丫的，想清楚到底是除了根呢還是留著解解悶兒？」
張紅衛理著撲克牌滅我：「不就是牌技臭點兒嗎，又不是一天兩天了。」
我架不住他們幾個折騰，只好爬起來：「操，怕你們怎地，不給你們點兒顏色看看不知道徐大爺長了幾隻眼。」
他們齊笑：「連屁眼兒仨。」
話是這麼一說，我知道我牌技最臭，於是提議兩紅A帶一黑桃A一撥兒，免得總受固定的埋怨。
呂齊知道我的心思，笑道：「頗有點兒自知之明啊。」
幾把下來，果然輸多勝少。呂齊牌打得極精，這傢伙幾乎記得住出過的每一輪牌，每每是我的敵方，我出牌稍一猶豫，他就詐唬：「打出他的隱私！」
「人是賤蟲，不打不招，著力打這廝！」
我被擠兌得只好嘿笑，幾手好牌都被打飛了。最慘的一次我一人起了四張A，下剩一堆小牌，心裡暗暗叫苦。連續的挫折已使我失去了作偽的從容和鎮定，只出了兩輪牌就被他們察覺，幾個人做了個溝通的表情，異口同聲地背誦：「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然後手舞足蹈地樂。
「樂得跟一幫小括弧兒似的。」我自知不敵，只好攤牌認輸，乖乖賠給每人若干盧布，起身訕笑道：「你們幾個玩兒吧，咱不是一重量級的，我承認我臭還不行？」
劉斌被我連累了好幾把，沒好氣地說：「跟你丫玩兒也沒勁，罰你旁邊見習，你一睡大夥兒都得被傳染。」
我說：「我他媽出去遛彎兒總成吧？」
大頭起身說：「我也不玩兒了，跟徐莊遛彎兒去，你們四個傻子掐吧。」
強子牌興正濃，搖頭晃腦地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後的分界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工農大眾戰鬥到底。少了你們倆，純潔一大幫。好，你們兩個臭大糞被開除了。」抽了口煙，又補充了一句，「出去注意點兒安全啊。」
大頭說：「我們倆晚上直奔阿拉巴特大街賭場，你們到時候可得一準兒去。」
強子他們起著牌應了聲。
大頭是我姐初中時的同班同學，那時他就是個憨頭憨腦的胖子。初中畢業他入伍當了三年武警，復員後在出租汽車公司幹了一段時間司機，而後辭職在中關村一帶開了個小餐館。我們上中學的時候經常到他那兒嘯聚，因此混得很熟。無論從長相還是性格上看，大頭都不像是個亡命之徒，可他後來在莫斯科干的那些事實在令人髮指。現在我常常在夢中夢見大頭，醒來後心情非常難受。我和大頭去「遛彎兒」是我們倆此生最後一次單獨交往。
那天，我們離開「黃河」，大頭問：「你想去哪兒？」我想了想說：「去紅場。」於是大頭便領我下了地鐵，因為坐地鐵去紅場非常方便。這是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坐地鐵。莫斯科地鐵建築簡直就像地下宮殿。通道裡有書報攤點，鮮花零售點，以及賣藝為生的流浪藝術家。我一進地鐵甬道就聽到一陣悠揚的小提琴聲，我聽得出是托塞裡的《小夜曲》。我雖然音樂修養不高，但我也熟悉不少名曲。我父母都是音樂迷，唱盤裡經常放世界名曲，我耳熟能詳。
拉琴的是一位約摸十七、八歲的俄羅斯姑娘，身穿一套洗得發白的牛仔裝，足蹬一雙白色旅遊鞋。一看便知那雙旅遊鞋是中國產的劣等貨，因為鞋的前臉兒已經打了折，形成一道醜陋的黑線，這就是所謂的「星期鞋」。姑娘的臉非常出色，她側著身拉琴，長長的睫毛低垂著，手指白皙修長，臉部的膚色柔美，健康，音樂彷彿是從她的身上自然流出的。你用亭亭玉立來描述也不足於形容她的純潔美麗之萬一。我一下子就被這姑娘的迷人氣質給震懾住了。我敢肯定地說，她只要用眼睛撩上你一眼，你就會當場休克。姑娘的腳邊放著一個小紙盒兒，裡面放著一些小面額的盧布。我一時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應該抽出一張鈔票放進小紙盒兒裡。
大頭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他媽笑了。他的笑使我有些尷尬。
「你怎麼不給那姑娘點兒錢？」大頭說。
「你以為我不願意還是怎麼的？」我說。
「你他媽真沒勁。」大頭衝我撇了撇嘴，快步向前走去。
我在原地愣了老半天，才轉回身，從兜裡掏出些錢放進姑娘面前的小紙盒，然後逃一般地離開了。我知道姑娘看了我一下，好像還微微點了點頭，但我感覺很羞愧，不為別的，只因為她腳上穿的那雙有折痕的髒旅遊鞋，我他媽總覺得那雙鞋是我賣給姑娘的。
在車廂裡，我和大頭相距大約有兩三米的距離，我們沒有交談一句話。車廂裡很安靜，好多俄羅斯人一上車就將書報攤在膝蓋上閱讀。整個地鐵火車彷彿是一個流動圖書館。
大頭穿一身筆挺的西裝，身材也比較富態，他不說話的樣子顯得非常穩重，深沉，可你一旦瞭解了他，就會覺得他這副樣子非常具有喜劇色彩。小時候我姐常給我講有關大頭的笑話，大頭是他們班當年成績最差的學生，有一次在作文裡他擅自把「腹內空空」拆作「月復內空空」，在英文課上把「table」念成「忒撥嘍」。想像著兒時的大頭在課堂上的憨態，我險些笑出聲來。
嗯，紅場給我的印象是似曾相識，克里姆林宮的紅牆，尖塔，莫斯科大劇院門前的雕塑馬群，我都在許多圖片中見過。我幾乎覺得自己在這裡不是生客，而且這些所謂名勝在我看來也不那麼新奇。
大頭帶我到紅場東側的古姆商店逛了一圈。大頭說：「這兒就相當於北京的王府井，要什麼你就敞開挑吧。」
我在服裝店買了一身合體的西裝和幾件襯衣內褲，在試衣間披掛好，將舊衣服放在塑料袋裡提著，煥然一新地走出來。
大頭上下打量著我，笑道：「一副衣冠禽獸的樣子。」
我說：「美國人到咱北京也就這感覺吧？」
走出人堆兒，大頭說：「看看莫斯科這樣子，平心而論，還得說咱北京好。你能想像人民幣一夜之間貶幾十個點嗎？」
我說：「你還挺憂國憂民的啊。」我只是順口這麼一說，我對宏觀局勢從來沒有什麼概念。
大頭眼一瞪：「操，當然啦！誰不念自己家好！」然後，歎口氣，說：「說實話，我就不理解你和張紅衛呂齊來這幹什麼。強子劉斌我們是廢人，一輩子瞎混，完了，你們丫可都考上了大學，反而不念了，想什麼？」
我的心裡「咯登」了一下，含混地說了聲：「唸書也煩。」
大頭「嗤」道：「想錢是不是？我告兒你，錢是個蛋！我一晚上就輸過五千美子！你們還沒受過老毛子的欺負呢。操他大爺，我恨不得一個猛子扎回家去，我恨不得根本沒來過鳥莫斯科！」
我想起了張紅衛曾經跟我說過的話，便問大頭：「那你事先為什麼不勸我們別來？」
大頭停住腳步，看了我一會兒，沒有吭聲。
「我給你講個故事吧，」過了好大一陣，大頭說，「小時候有一次我們在外邊玩兒，天剛下過雨，大家一齊往前跑，第一個人一腳踩進了泥裡，不吱聲，接著往前跑，第二個跟著踩進去了，也不吱聲，第三個人也不吱聲，直到最後一個人也陷了一腳泥，大家才停下來，哈哈大笑。」
我怔了幾秒鐘，醒過味兒來，不由罵道：「你們大爺。」
酒勁兒和大頭的話一下搞得我非常傷感，對真切地呈現在眼前的異國風光絲毫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簡直就是無動於衷。我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觸及到了冰冷醜惡的現實，我此行莫斯科不過是一出惡作劇中的受騙者，一艘愚人船上的呆傻乘客，一切冒險的激情都在瞬間統統化為了烏有。這真是個冷漠無情的世界。
緩步走進紅場，腳底下高低不平的塊幾次險些把我絆倒。個體照相的莫斯科人向我們兜攬生意，我致以布禮（不理）。灑眼望去，正值列寧墓警衛換崗，兩個全副武裝的衛士邁著正步赳赳走過，誇張而無聊。一個衣衫襤褸的莫斯科漢子伸手向我乞討「盧布裡」（盧布），我漠然回答：「盧布裡涅都」（沒有盧布）不顧而去。我在心底突然向自己發問：我這是來幹什麼？感覺一片茫然。我的靈魂升至高空俯視著在紅場上行走的肉體，覺得那是個可憐的小小爬蟲。
傍晚，我和大頭在麥當勞吃快餐，大頭一直顯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怎麼啦？」我說，「把自己弄得跟他媽政委似的。」自從他說了那番話，我就不準備再跟他客氣。
「沒，沒什麼。」大頭說，低頭喝果汁，「那個地鐵里拉琴的女孩兒使我想起了一個人。——你猜是誰？」
「這我哪兒猜得出來？」
「這人跟你有關係。」大頭說，飛快地撩了我一眼，看上去還他媽有些羞澀。
「你他媽不是指我姐吧？」我忍不住笑起來。
「是你姐，」大頭說，「你不覺得有點像嗎？」
「我不覺得，」我說，「一點也不覺得。」
「我是指氣質，」大頭說，瞇著眼笑，但樣子並不猥褻，他他媽要是膽敢流露出一點下流的意思我準會撲上去扭斷他的脖子。
「你姐從小就很出眾。」大頭真誠地說。
「你是不是從小就愛上我姐了？」我有意逗他。他那副樣子實在好玩兒極了。
「我也說不好，」大頭沉浸在往事裡，「有一段時間我總是想著她，我第一次失眠就是因為——」
我連忙作手勢止住大頭：「別你媽說那麼具體，別你媽說那麼具體。」
「真的，騙你是孫子」，大頭認真起來，「我一點兒別的意思都沒有，這事兒我沒跟任何人說起過。」
「那你跟我姐說過嗎？」
「你他媽借我倆膽吧，」大頭笑，「說來奇怪，我那時候一見你姐就臉紅，說不出話。」
「我姐在家裡倒是常提起你，」我說，「好像對你印象還不錯。」
「真的嗎？」大頭的身體可笑地挺了挺，「她都說過我什麼？」
「說你為人忠厚。」
「這是罵我。」大頭向後一仰，歎了口氣。
「你姐比你強多了，」他突然還了魂似的盯著我說，「你姐比你強一萬倍。」
「那是忽然。」我打岔子說，「我們倆沒法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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