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綠江》編輯部拿出寶貴的版面，組織廣大讀者對《失去了的愛情》進行討論，這對我們來說，是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幾個月來，我們正是懷著認真求教的心情，讀了參加討論的每一篇文章。我們相信，如果今天來寫《失去了的愛情》，也許會比去年寫得好一些。這雖然已經不可能做到了，但這次討論所給予我們的啟示和教益，必然會在我們今後的創作中顯現出來；我們將努力以此來告慰關心我們的廣大讀者。
在討論中，我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那就是，對小說的討論，甚至比小說本身更容易使我們想起已經逝去的那個年代。這是因為，有些讀者提出的問題，已經超出了作品本身的範圍，而涉及到作品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歷史真實以及人們行為的是非標準等等。這就不得不使我們經常追溯到過去，以我們自己的切身經歷和體驗，領會討論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生活真實並不等於藝術真實；作品情節的構成和發展有它自己內在的規律性。但是，作者構思的依據，必須具有生活的原型，就是說，作者必須在生活所提供的素材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這樣，作品才能經得起生活的檢驗。
從某種意義上講，《失去了的愛情》的構思，並不是在去年動筆之前開始的。十多年來，構成這篇小說的那些人物，一直在我們頭腦中活躍著，使我們一想到他們，心中就難以平靜。
我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五年以後，在七十年代之初的一個早春的日子裡，當我們背著遲群之流強加給我們的可怕的政治結論，拿著「畢業生派遣證」，跨出北大校門的時候，心情是無法言喻的。在身後的高牆裡面，我們也許並沒學到當初所預期的知識，但卻學會了比那更重要的人生，懂得了怎樣去辨別真善美和假醜惡。五年期間，我們有幸置身於當時政治風暴的中心，親歷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性場面。正因為這裡是中心，所以，這裡的思潮，從一開始就具有尖銳的對立性質；聶元梓的第一張「宣言」剛剛貼出，就立即受到許多人的嚴厲駁斥；江青在東操場上的演說話音未落，就有人指出此人目光狹隘，毫無共產黨人的襟懷。在具有「五四」光榮傳統的這片土地上，「德」、「賽」二先生幽靈不散，科學、民主之光長照後人，人們言不得迷信與專制。那些「大人物」越是在這裡耀武揚威，裝腔作勢，人們就越是不買他們的帳，就越是要用各種方式譏諷他們，嘲笑他們，反對他們。我們的一些老師、同學以及他們的父母，熟知林彪、江青、葉群等人三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的許多「軼事」。這些「大人物」在他們心中並不神聖。在那些日子裡，在知心的老師和同學之間，大量流傳著林彪、江青一夥的醜聞。人們歡迎這樣的「揭老底戰鬥隊」，因為它幫助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轟毀偶像。雖然許多人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卻換來了更多人的覺醒。去年五月，我們回到母校。當我們得知，早在一九六七年就以反對林彪，江青而著稱的技物系「共產青年學會」和經濟系楊勳姐弟１等冤案得以昭雪時，我們同大家一樣為他們感到驕傲。人們將永遠銘記這些勇敢的先驅者的光榮業績。
１關於篇中所提「共產青年學會」，楊勳姐弟的事跡，已公開見於《中國青年》雜誌、《北京日報》及北京大學校刊。
我們稱他們為先驅者，而絕不是說他們是「先知者」。他們只是比一般人較早地懷疑並逐漸識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野心，或是大膽地講出了當時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絕不是靠什麼「先知先覺」，而是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出於對林彪、江青一夥倒行逆施的憤慨。正是林彪、江青一夥以自己的卑言污行，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揭開了反對林彪、江青一夥鬥爭的序幕，打響了徹底埋葬這伙野心家戰鬥的第一槍。現在，完全可以說，我們黨和人民反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是那個歷史時期的本質真實，是那個時代的光明之所在。敢於捨生忘死地投入那場鬥爭，並不惜獻身的人，才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今天，我們如果不懷有偏見的話，有誰能不對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奮起批判林彪、江青的張志新等烈士肅然起敬呢？
我們小說中的主人公彭喚濤，正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那個特定的鬥爭環境裡形成他的叛逆性格的。在我們熟悉的同學和朋友中，有許多這樣的彭喚濤。他們真誠勇敢，無畏無私。在他們身上，流動著老一輩革命者的鮮紅的熱血，體現著黨的優良傳統，顯示著十七年教育的卓越成果。他們追求真理，信仰堅定，憂國憂民，不畏強暴，富於犧牲精神。我們至今清晰地記得，當一個同學被江青——聶元梓之流的法西斯暴行迫害致死的時候，她的夥伴們冒著殘酷的政治高壓，為死難者舉行了公開的祭奠。戰友的血，擦亮了同伴的眼睛，激勵他們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鬥。這就是我們小說中方延丹、彭喚濤和尤浦芳的生活原型。
但是，很遺憾，我們並沒有寫好形成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環境，因此使他們有些「懸空」，使讀者難以完全信服他們的思想行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怕使本來已經很長的篇幅更加拖長等等。但最主要的，是我們思想不夠解放。我們擔心在對彭喚濤等人的典型環境和思想行為的依據加以過多描寫的時候，會觸及當代一些最為敏感的問題。對汪子揚的描寫也是這樣，我們未敢過多地涉及他的背景。因為在我們動筆的時候，汪子揚之流賴以發跡的北大清隊運動尚未在公開的宣傳中予以清算，因此，現在這個汪子揚的形象，具有較多的個人品質因素，沒有準確地寫出他思想行為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這就不能不影響了整個作品的主題深度。近年來，那些取得成功的作品的經驗表明，藝術創作不僅需要良心，也需要勇氣。比起那些敢於衝破禁區的作者來說，我們是自愧弗如的。
熟悉我們所描寫的那段生活的老師和同學們，在讀了這篇作品之後，幾乎一致地向我們指出了小說在彭喚濤和尤浦芳這兩個人物描寫上的得失。參加討論的讀者，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這就說明，評論一篇文學作品，只要真正是從作品所提供的藝術形象出發，從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實際出發，總是會得到大致相同的認識的。
文藝作品中對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反映出作者對典型化過程的理解。這次討論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使我們從大家對彭、尤兩個人物形象的分析中，看到了我們對典型化過程理解的某些偏差。
作者的創作衝動，萌發於對他所要描寫的人物或事件的強烈感受。我們決心要寫《失去了的愛情》，正是基於生活中的彭喚濤和尤浦芳對我們的巨大感召。構思期間，我們逐一鑒別了我們所熟悉的每一個類似的「原型」，力圖把他（她）們的優秀品質集於一身。我們當時認為，這就是典型化的過程；結果卻使他（她）們失去了鮮明的個性。他（她）們或許比較「高大」，但不完全令人可親。這就彷彿是一幅貝雕制做的人像，儘管都是選用閃光的貝殼鑲嵌而成，卻缺乏真人的質感。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它告訴我們，即使有一定的生活積累，但如果沒有精確的創作思想，也不會創作出有血有肉的典型來。典型化不等於類型化，更不能浮光掠影式地東拼西湊，而必須從特定的真實的生活原型出發，進行藝術加工。否則，只能寫出「這一類」，而不是「這一個」。
另外，我們還體會到，作者固然必須喜愛自己所要描寫的人物，否則就不能通過自己的筆把這種愛傳達給讀者；但這不能是偏愛，這裡仍舊需要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這些傑出的藝術大師，就他們個人的同情和偏愛來說，或許更多地是在貴族和保皇黨一邊，但當他們一旦讓這些人物在自己的筆下開始活動的時候，他們的批判又是最尖刻不過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這是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勝利之一。這種寶貴的現實主義傳統，對於我們今天描寫英雄人物，同樣是值得遵循的。這就是說，必須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描寫自己所喜愛的人物，決不能由於自己的偏愛而把人物過於理想化乃至神化。
林彪、「四人幫」多年來大搞「造神運動」，給包括文藝創作在內的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我們也未能避免這種影響。生活中並沒有絕對純粹的事物。英雄人物也自有他的喜怒哀樂和暇疵之處。文藝創作應當努力揭示英雄人物複雜而豐富的內心世界。對於讀者來說，他們更想看到的不是英雄人物的行為結果，而是行為的緣由和過程。只有令人信服地寫出這一點，才能使英雄人物具有真正的感染力量和教育作用。不然，只能是原則的化身和概念的圖解。今天看來，我們對彭。尤兩個人物的描寫，就有這樣的不足。如果說，對尤浦芳還有一些相對方面的聊勝於無的表現，那麼，彭喚濤則是太「純粹」了。正如一位評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彭喚濤「應該有他份內的弱點」。情節的發展也提供了這方面的餘地。如他在準備去為方延丹承擔「罪責」的時候，在他聽到金惠萍與他斷絕關係的時候，他都應當具有符合人之常情的種種表現。構思時我們也想到了，但在寫時卻又迴避了。我們出於對他的偏愛，極力想表現他在危難之中的堅強，實則使他此時近乎「土偶木梗」，缺少血肉——偏愛變成了損害。恩格斯在讀過明娜·考茨基的小說《舊與新》後寫給作者的一封信中指出：「為著公正起見，我應當找出什麼缺點來，在這方面，我想起了阿爾諾德。他確實是太完美無疵了。如果他最後從山上跌下來死了的話，那也只有說他太好了，不見容於這個世界，那才合乎文學上的勸善懲惡的原則。但是作者不應當過於鍾愛他的主人公，我覺得這一次您竟部分地陷入了這個缺點。愛莎雖然也有幾分理想化，卻還有一定的個性。但是在阿爾諾德身上，個性卻完全消溶到原則裡去了。」（《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一卷第6頁）恩格斯在將近一百年前講的這段話，竟也這樣切中我們創作中的問題。多麼值得我們銘記和深思啊！
如何確定金惠萍的性格基調，是我們動筆之前長時間猶豫不決的問題。這並不是因為缺乏這方面的積累，相反地，卻是由於我們所認識的遭遇過金惠萍式悲劇的人物大多，使我們竟一時不知選擇哪一個做為「模特兒」更具有典型意義。
林彪、「四人幫」恣行暴虐，大搞人為的「階級鬥爭」，造成了無數人間悲劇，在人們心中投下重重陰影，留下纍纍傷痕。遲群之流在北大，更是登峰造極。為了揪出所謂各系「學生反動小集團」，他們居然喪心病狂地威逼利誘關係親密的同學之間互相揭發，並把這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經驗在全校大加推廣。正是在這種淫成之下，我們周圍出現了各種各樣「金惠萍」式的人物。她們有的違心就範，忍痛割愛；有的精神失常，胡咬亂供；有的翻然悔悟，「大義滅親」，甚至不惜充當「眼線」，帶人到各系搜捕。面對這樣眾多的生活原型，我們經過反覆的思索和鑒別，選擇了現在這個「金惠萍」。我們覺得，只有這個金惠萍，才能更強烈地渲染作品中那部分悲劇的色彩。她必須有很美的個性，有過很美的愛情，而只有美的事物遭到毀滅和摧殘，才能引起人們的同情，激發人們對惡勢力的仇恨。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她本來就具有一副告密者的靈魂，後來又心安理得地認賊為親，那麼她的性格邏輯的發展，就不會同她所生活的現實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就不會有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同這種必然性在實際上不可實現的矛盾，總之，就不會有足以撼人心靈的悲劇。
金惠萍是純真善良的。這是她的優點，也是她的弱點。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裡，她的弱點也許終生不會給她帶來損害。她會得到幸福，也能給人以幸福，她是具有標準的賢妻良母素質的女性。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社會，是不會毀滅這樣的好人的。她的悲劇，主要地不是她個人品質造成的，而是社會造成的。我們正是希望通過這個人物的命運，使人們從正面看取人生，揭露那個時代的陰暗面。
我們始終是懷著極其複雜的心情來寫金惠萍的。我們讚美她的純潔，同情她的不幸；即使是在寫她受到汪子揚的欺騙的時候，也力圖表明她這是在真心地嚮往革命，接受組織的挽救，保持信仰的虔誠。如果人們由此看到了她的善良，那麼，這正是我們的本來意圖。有的批評者承認「金惠萍是善良的，她應當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同情」，但又指責作者對她「沒有表現出最低限度的同情」，這頗有些令人費解。難道金惠萍的「善良」和值得「諒解同情」的形象，不是作者通過具有特定傾向的描寫表現出來的嗎？用肯定作者提供的藝術形象的方式來否定作者塑造這一形象的藝術處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藝批評的邏輯？我們看不明白！
我們初學寫作，是一名成績很差的小學生。為了幫助我們邁步，並不斷有所長進，廣大讀者、身邊的師友及《鴨綠江》編輯部的同志們付出了許多心血。我們深感能在今天從事文藝創作的幸福。我們不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認真學習，繼續努力，為祖國的文藝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原載《鴨綠江》197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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