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首當其衝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畫家李濱聲、小品文家楊凡（即
劉波泳，他在鳴放期間發表了雜文《灶王爺的小本子》，曾納入《掃帚集》出版）。美術組
只有女畫家陳今言逃脫，其他幾個畫家：王復羊、駱拓、鄭熹、李濱聲皆戴上了右帽。農村
組裡記者丁紫、編輯徐鐘師和我全軍覆沒，一律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張滬也被劃為右派分子。鳴放初期，她曾轉達過岳丈對我的
忠告，她一沒有寫小說，二沒有寫雜文，三沒有報道過「煽風點火」的文章，四沒有向黨提
出什麼尖銳的意見。但她也劃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裡，她對鳴放並不熱
心，她是跑高校的記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採訪各大院校，晚上歸家照顧沒滿週歲的兒
子。稍有閒暇，就打開那部被她翻爛了的《紅樓夢》。她酷愛《紅樓夢》，常常背誦幾句
「夢」中詩句，並向我講述這部書的深厚藝術功力——因為我在年輕時不喜歡讀這部書。
也真是該著。那天，她去高校採訪歸來，穿過麻線胡同回報社時，一輛小臥車從她身旁
風馳而過，輪下揚起滾滾黃塵（當時北京的許多條胡同，還沒有鋪柏油），使得她無法逃避
黃塵洗面之災。回到報社文教組後，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舊詩，在小黑板上謅
下了這麼幾句：「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
這幾句歪詩，充其量不過是宣洩她對黃塵洗面的不滿，儘管其中摻雜了少許黑色幽默和
反差度很大的對比，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含義在內。但是這幾句歪詩成了導火線，有人揭
發張滬在黨內曾提出過「五一節搞大規模的遊行實屬勞民傷財」之類的意見，這些意見和黨
外右派分子互相呼應。牛唇不對馬嘴的荒誕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確定成右派分
子。她十足年齡16歲時，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在國民黨瘋狂大逮捕、大屠殺時，她曾經
奉地下黨之命，參加學生「反繳費運動」，被國民黨抓獲後，國民黨特務看她個頭太小，實
在不像個共黨分子，便脆脆地賞了她一記耳光，把她轟出特刑廳。地下黨為了保護她，把她
送往了蘇北解放區。這場災難使她很傷心，但她外表又極其冷靜，她照常挺胸走路，沒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負罪之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廁所，在馬桶上仍
然翻著《紅樓夢》，這一鏡頭被那位美術組裡惟一逃脫右派厄運的女畫家看在眼裡，在大樓
樓道裡畫了她一幅漫畫，把她畫成一隻長著長長尾巴的狼，說她是死不認罪的右派。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氣憤地對我說：「我接受說理批判，可不接受這樣的侮辱，我要叫她把這張
大字報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風浪面前更為膽怯，規勸她說：「吞下這口氣吧！這是政治運動！」
「她為什麼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許是怕把她也劃進右派圈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說，「這種心理狀態，和右派
一樣可憐！」
「不是可憐，是可卑！」她高聲喊著。
她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吃了不少虧，這是後話。但在當時，
我還沒有被定成右派，權衡利弊關係，她還是吞下了這口氣。但她屢屢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過她的人，記上一輩子！
我沒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裡，我只希望像一隻被人遺忘了的土撥鼠那
樣，在幽暗的洞穴裡躲過這場雷暴。但幻想終究取代不了現實，文藝界的泰斗們首先被報刊
點名了：艾青、丁玲、馮雪峰、鐘惦棐、江豐……接著，北國的神童作家劉紹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員方之、陸文夫、高曉聲等被點名示眾。雖然報紙上尚未直呼他們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無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稱呼。按照50年代的階級分析法，龐
雜紛亂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兩大營壘，「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聖的標誌，取締了
「同志」稱呼，當然就意味著是敵對分子了——對此，我感到不寒而慄。
文壇皆知，我和劉紹棠是孫犁的得意門生，又是性格相異但親密無間的文友，真是在劫
難逃了。一天，領導報社反右鬥爭的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總編輯周遊同志，約我去辦公室談
話。我以為給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冊的時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擊鼓，遲疑著不想去
推總編輯的房門。
門開了。他嚴肅地坐在一張棕色的大寫字檯後面，面色冷峻地對我說：「你最近怎麼
樣？」
這句話問得很籠統，但我知道他所要問的是什麼，便回答說：「我正在考慮自己發表過
的東西，是不是有……」
「應該這麼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臉上並無讚許的表情，「盡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還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盤算起來。周遊原是延安魯藝的學員，打得一手好橋
牌。他很愛才，我被從郊區青龍橋小學調到報社，據說就是因為他讀了我發表在《文藝周
刊》上的一篇小說，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關卡，讓我來當編輯、記者的。1956年我寫長篇
小說《南河春曉》時，是他批准的創作假；該年年底，我請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為我開的綠燈。當我請求當專業作家的報告遞到他案頭上時，他找我談話說：「你年紀
太輕，經受的鍛煉還太少；專業創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關係還留在報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個身在報社卻以文學創作為業的編輯、記者。既是報社寵兒，又是同輩人妒嫉
的對象。我很敬重這位前輩，常常越級找他去聊天，那時他談笑風生，完全是一個寬厚長
者。但此時他坐在寫字檯後面，卻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檢查自己的文藝思想。」我說。
「對。完全對！」他再次表示讚許，但依然蹙鎖雙眉。
「還有事嗎？周遊同志！」
「現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覺得上絞刑架的時刻到了，我等待命運的宣判。
「你暫時離開報社，到京郊農村參加『社教工作』去吧！馬上就走！」
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時反右鬥爭已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個單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遊居然叫我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屬非常之舉。回到家
來，我向妻子詳述談話內容，她說：
「這是有意保護你過關！」
「出於愛才？」
「可能吧！你是他調來的。」她分析著，「再說，咱們這個四口之家，已經有我這個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們或許不忍心再給你戴上這頂鐵帽子！」
「阿彌陀怫——」我暗自慶幸我身後有個保護神。
「但也未必能保護得了你。」她說，「他只是『五人領導小組』中的五分之一，其餘那
五分之四，還是個問號呢！」
不管怎麼說，我在困境中看見了一線生機。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車去
東郊高碑店鄉「社教工作組」報到。我被分配和東城區婦聯一個同志到農業社所屬的各個生
產隊去調查。我拚命地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積極表現，還不如說是以繁忙的工作壓抑內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緒更為準確。我最怕黑夜的寂靜，躺在床上總是久久不能入睡，就連水塘裡的
陣陣蛙鳴，都能使我聯想起批鬥右派時的激昂口號聲。還好，睡在同一頂屋簷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夢，並沒發現我這個輾轉反側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婦
聯同志，對我白天連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裡幹什麼去了？」她單純、開朗、活潑，對於我這個瀕於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無所知，「你聽早晨的新聞廣播了嗎？又揪出好幾個文藝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吳祖
光，叫什麼『二流堂』小集團。」
我苦笑著應聲：「是嗎？」
「你怎麼不關心重大的階級鬥爭？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她以戲謔的形式，向
我袒露著一個女青年的心聲。
「只要聽不見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誠。
「不會。來工作組的都是機關裡的左派同志，你要是個右派，領導不會派你來搞社
教。」她充滿信任地對我說，「不過，你們文藝界確實是右派的老窩，有個叫劉紹棠的膽敢
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是狗膽包天！」
哪壺不開她提哪壺，使我在尋求安寧中，失去心靈的安寧。其實，這並不是她的過失，
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生活在她眼裡永遠是藍天。她似乎沒接觸過農村，對這裡的一
草一木都感到新鮮，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著，唱起50年代青年們喜歡唱的歌：
我騎著馬兒過草原，
青青的河水藍藍的天……
這支歌使我格外惆悵和茫然。據我所知，這首歌的詞作者馬寒冰同志，在鳴放乍起之
時，曾與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捍衛文藝路線的文章，結果受到
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出文章是「左」傾，不利於鳴放，馬寒冰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但是
彈指之間，也許那縷遊魂尚未飄進豐都城，毛澤東又反其道而行之，對鳴放中提出尖銳意見
的知識分子（包括並不那麼尖銳，只是對鳴放中意見點頭或搖頭的人），進行全面的反擊。
可惜，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氣短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話，反右
鬥爭開始的本身就是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這位小夥伴，就和我拉開了距離。她不再和我說話，並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審
視我。我敏感地察覺到這是一個不吉祥的信號。果然，「社教組」下達了叫我返回機關參加
反右鬥爭的通令。我揣摸到厄運要降臨到我頭上了。這反而促使我丟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緒，
去迎接命運的賜予。當晚，妻子告訴我，報社揪出來的右派已滿十員，我雖然尚未被定性，
但是樓道裡已出現了關於我的大字報。
范瑾、周遊同志：
我們非常奇怪，從維熙在文藝界放了那麼多的毒，為何叫他去搞「社教」，讓他逍
遙法外？我們強烈要求把他揪回來，審查並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後邊是一大串簽名，首簽的人是攝影組記者王一波。我理解群眾的心情，更理解領導小
組的處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簽名的人中間多數不但是我的同齡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
朋友。繼而，我連這點不理解也變成了理解，他們還不是怕受牽連而主動地劃清界限，並以
此來向運動表態嗎？反右的鑼鼓敲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誰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並不
太考慮該不該把某某人推上歷史的祭壇了。「出頭的椽子先爛」，我在報社算得上一根出頭
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張宗麟，他在鳴放時曾規勸過我，叫我注意
社會影響。但反右鬥爭並沒有放過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僅如此，就連他的
兒子張閩——清華大學機械製造系學生、黨支部組織委員，也被捲進了反右漩渦，再加上他
的右派女兒張滬，一家四個解放前入黨的黨員中，有三個被定為右派分子，這個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餘，我想起歷史上岳飛被
押上風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燒功臣樓。歷史拉開了長長的帷幕，但把帷幕撕開，現
實和歷史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因為在我的印象中，許多在報刊上被點名為右派的老前輩，不
少是出生入死，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流過血汗的人。看見有那麼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
的掛冠，我這小小的蘿蔔頭，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種解脫。
這種近似於阿Q式的心理平衡術，倒能給我一些麻醉。因而，當那頂右派帽子在我頭上
旋來旋去，並漸漸逼近我的腦袋時，我心裡反而平靜了許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參加市文聯的揭發批判右派分子劉紹棠大會。會議室坐得滿當當
的，但卻肅穆無聲。當我走過椅子中間的窄窄夾縫時，許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藝界的同行
和各期刊的編輯，都知道我是劉紹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這種目光對我說來無異於一條條鞭
子，從四面八方抽打過來。我難以改變昔日的舊習，仍坐在最不顯眼的邊座上。我發現紹棠
早已到場，他端坐在我對面那條長桌的中央。他面前擺著一隻麥克風——那兒是被審判者的
席位。近兩個月不見，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時他眼睛盯著面前幾張紙的檢查，雙手在用絨布
擦著眼鏡。
去市郊參加「社教」運動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過他。那天晚上，他異乎尋常地
激動，因為在「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形勢之下，昔日那些紛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紛
紛遠而避之，而我卻在這個時刻，叩門而進。
我告訴他我妻子已經先於我們劃為右派了。
他十分震驚：「為什麼？」
我簡述了一遍後，他連連搖頭歎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對錯，還能找著點
茬口，她……」
「你真認為你的文章反黨了嗎？」我認真地問。
「現在是從效果追溯你的動機，而不是從你的動機，判斷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談，
「維熙，說句私房話，我認為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國投下的陰影，才對知識分子操動干
戈。」
「被匈牙利事件嚇昏了？」我問。
「所以殺雞嚇猴。這真是中國的悲劇。」
連聲歎息之餘，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紹棠愛人曾彩美，本來不愛說話。屋子裡靜得如
同沒有人跡的沙漠一般。
「你要丟掉幻想。」許久之後，他說。
「可是周遊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這不是他能力挽狂瀾的。」
「也許會出現一個意外吧！」
他苦澀地笑笑：「但願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倖免於難。」
我不敢久留。藉著夜幕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車站，握手告別。他的手大我一輪，致
使我感到這次握別格外有力。說不盡的難言之隱，都在這緊緊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隻手在擦著眼鏡。不停地擦，可以判斷出那完全是潛意識的機械動作。
「從維熙！你坐到靠前一點來。」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歡坐後排邊座，沒有一個人過問。今天後排靠邊的地
方，還坐著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
呼喊我的意義。
呼喊我的是市文聯秘書長田稼同志。他有著敦敦實實的身體，白胖胖的臉龐，顯得非常
健康。可能是勞心太多之故，過早歇頂，因而在健康的體魄上，點綴了微少的老痕。當找遵
命往前挪動席位時，他兩隻大眼睛專注地盯著我，彷彿我臉上有什麼骯髒的東西似的——對
了！這天早晨我心裡忙忙亂亂，只刷了牙，當真忘了洗臉。
和我並排坐在頭排的人物，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鄧友梅、陳模。剩下幾個座位，上面坐
著工人作家趙堅、高延昌、李維廉……還有《中國青年報》和《北京日報》反右辦公室的工
作人員，《北京日報》的代表是小個子周鐵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詞，我今天已無法還原。反正緊緊圍繞劉紹棠篡改毛澤東文藝路線而
興師問罪，是這次會議的主旋律我倒難以忘卻。老實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濟濟文
壇，惟獨牛犢子劉紹棠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見，冒犯了神的尊嚴，豈能得到
寬怒？！
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著實值得稱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從哪兒下刀最為方便，多數文
友，是直指政治立場這根命脈。儘管他們心裡不那麼認為，但嘴、眼、手諧和統一的激昂表
情，卻都表現得像是真的一般。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難辨的演員，他們
扮演著令人腸斷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儘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點，但總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
至今仍有一條劣根，遇事過多地為對方著想。那天，在會上我這個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
友發言批判之後，我游離開政治話題，給紹棠生活上提出揭發。我結結巴巴他說：「他在
《田野落霞》這篇小說中，寫黨的幹部風紀敗壞。我曾問過他是否有這等事？他說在運河邊
上出現過大姑娘溺嬰，是生活的真實。」我又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劉和我不拿
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閒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
安定。劉說如果能有3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
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裡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我還說：「有一次，
劉患腸炎，考慮到可能是村裡食物不潔造成的，便帶了些饅頭下鄉。」會議主持人當即指出
我只說芝麻，不說西瓜；只談生活，不談政治。我落了個態度惡劣，包庇右派分子劉紹棠。
但是，沒過兒天，這些「藝麻」在報紙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報道這個會議的記者，以
《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妙筆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紹棠談及的有3萬元存款就能
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3萬元而奮鬥」。把他犯腸
炎，帶饅頭下鄉之事，寫成了「下鄉常常挎著一籃饅頭」。並說「他和從維熙等墮落到專門
愛談『大姑娘在河邊生私孩子』云云」。這篇文章，後來變成對青年進行教育的活教材，四
處流傳，殊不知這是下等記者斷章取義之劣行。至今，這位記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無對
紹棠的負罪之感。
當時，儘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渦滅人的良知。讀報道後，我立刻給這位記
者寫了一封抗議信，指出該文扭曲了我發言中涉及的事實。可以想像，這種「抗議」的聲音
還不如一隻蚊蟲哀鳴，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後來批判我的會上，被指責為「這是兔死狐悲
的沒落階級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鬥爭的反動行為」。奈何？事後，我將那份報紙保留
了很長時間，我從字裡行間，嗅出八個大字：「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因為這篇刊登在
《中國青年報》一版顯要地位的文章，不僅漫畫化了劉紹棠，更為荒誕的是，把幾個素昧生
平，和我毫無接觸的人，都囊入一個右派反黨小集團之中。鄧友梅身在北京，我們只是在會
上見過面，會下無任何來往，納入以「劉、從」為核心的集團首犯，已屬不實；至於天津的
鮑昌，浙江的鄭秉謙和洪禹平諸公，我們既無書信往來，又無一面之識的緣份，怎麼會成了
一個反黨小集團呢？！
形而上學的猖撅，並不是始於「文革」。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已見端倪。1957年
反右派鬥爭形而上學成風。誰的調門最高，誰就是反右積極分子。「四人幫」骨幹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從「形而上學」的「文棍」一躍而跨過龍門的。因而，就其實質來說，反右
派鬥爭給極左的無限膨脹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預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當時，被批鬥的右派也沒有被戴上紙帽子遊街示眾，但究其運動本質，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藝》上的論文，充其量不過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
學術討論，指出其不夠完備，不夠確切而已。但是自從劉紹棠定性為右派分子之後，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這篇文章時，完全抹煞了其學術性質，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我在《長
春》月刊發表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
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
敬的前輩作家老捨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動農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捨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歷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
我的命運已經注定是「另冊公民」。本來，無需對宣佈我為右派分子的那個批判會再費
筆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樣不外都是「低頭」。「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
從嚴」一類的聲音。但是，我還是要寫下會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為在這個會上出現了與反
右運動氣氛相悖的不諧和音：我記得那天中午，天開始淅瀝淅瀝地下開了秋雨。莫非是天為
我哭？為那些承受命運嚴酷打擊的知識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著血，但眼中無一滴淚。
但是，當我在會上，卻被閃光的良知催下了淚水……
「房樹民，你是從維熙的朋友！你們一塊在孫犁主辦的《文藝週刊》上發表作品！現
在，我們希望你能和他劃清界限，對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揭發！」會議熱烈了好一
陣之後，主持人點了房樹民的名。
這時，我才發現他瑟縮在會場的一角。
他為人極忠厚老實，和我同是師承孫犁「荷花澱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夠淋漓
盡致地把我揭發批判一頓，因為此時的我，已成為一面萬人爭捶的破鼓，無論他怎麼「上綱
上線」都已對我無損，相反倒能為他自己增加安全係數。
我期待著。會場也期待著。
他平日是個沉默無言的人，但此時被點名將軍，等於斷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轟我才能為
他打開一條出路。但他遲遲沒有站起來，以致惹惱了會場：
「房樹民！你耳朵聾了？」
「你到底說不說！」
「現在是你和從維熙劃清界限的最後時機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我說幾句。」矮矮的房樹民終於站了起來，紅頭漲臉他說道：「依我個人和他接觸來
看，他只是文藝思想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劉紹棠像個右派，他當真不像右派——」
話還沒容他講完，會場就炸了窩。
「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從維熙！」
「這是向黨進攻！」
「讓他也老實交代他的言行！」
還好，掌握會場的人，怕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宣佈讓房樹民退場——他被「驅逐出境」
了。
望著他頹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樹民過去與我友誼甚篤，記得，當我的第一部
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出版後，他曾給我來過一封長信，讚揚小說泥土氣息之餘，指出書中
有少許錯別字。他例舉魯迅先生的嚴謹學風，以此來批評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動，覺得人世
間有這樣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時，他居然敢在這個場合直抒己見，更是難得。這不禁使我想起從這座樓中一躍而下
的戚學毅，不要看一場風暴來臨時，大樹低頭，小草彎腰，落葉飄飛，冰河封凍，但在冰封
雪蓋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層下靜靜地流淌……
我一直為樹民擔憂，但不知是哪個神靈的保護，他幸運地躲過了反右派鬥爭，一天晚上
他無聲無息地推門而至，邀請我過幾天去便宜坊吃烤鴨。
我沒有推辭，也沒有理由推辭。在這人人自危的時刻，誰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離異？有
多少友誼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對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鮮血染紅頭上盔冠的紅纓？
因此，樹民對我之情可謂珍貴至極。主人有訓：困頓時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風暴中，我
認識了樹民。
幾天後的又一個晚上，我和他在前門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見面了。他說：「約你出來散散
心。」
「既來之，則安之。」我盡量裝作若無其事的神色，「聽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棄，只當是去體察社會，體驗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處改造還好，要是我倆都離開北京，家裡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連
杯地喝著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媽好了！」
（後來，樹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許諾，直到「文革」年代，在親朋好友皆遠而避之的時
候，樹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親和孩子。1985年之後，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總編輯
一職其間，常常退掉文壇權貴的不及格的書稿，這種剛直不阿，是他青年時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國作協，他被認為是最正直的人）。
「也許我的命運還沒走到頭呢！」
「為什麼？」
「報社近二十個右派，我是第十三個被揪出來的。『十三』這個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無遮掩地說。
「別胡思亂想了。」他奪下我手中的酒杯。
記憶本身就帶有篩選的功能，那些淡而無味的平庸東西，都從時間的篩孔裡漏掉了；而
留下來的都是十分珍貴的，使你終生難忘。當然，我提及「十三」這個數字，只不過是宣洩
內心的憤懣之情，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不吉利的數字，正是我和妻子命運的預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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