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黨中央整風指示。就在文章墨跡未乾之時，毛澤東在
5月15日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8日毛澤東又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
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文件；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至此，知識分
子的苦夏開始了。
1957年的早春時節，知識分子還沉溺在科學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春浪之中，中國幾百
萬立志振興中華的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於3月12日《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的
講話，不是後來發表出來的修訂稿）欣喜若狂。事態的急轉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們蹣跚著
踏上條條風雪驛路，才開始琢磨出「陽謀」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義。
大夢醒來遲。他們在改造生涯中泯沒著報效民族的才情，磨損著人生中最寶貴的年華，
還要不斷地寫著喊著：
「反擊右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我不該反黨，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誠。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當場就表示了抗議。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報》一個名叫徐鐘師的普通
編輯——《走向混沌》三部曲理應從他落筆。
當時，我雖然已經步入文壇，但行政關係還留在的《北京日報》。記得，批鬥徐鐘師的
大會召開時，正是「香山紅葉色更濃」的晚秋時節。我坐的地段，是右派專席。有漫畫家李
濱聲，畫家王復羊（原名王復祥）、駱拓，鄭嘉，小品文家楊凡，記者、編輯梁沙軍、李道
一、唐錫陽、張穆舒、張滬（我的妻子）、丁紫（徐鐘師妻子）、趙筠秋、辛大明……雖
然，此時我們已經是被當成老虎打過的死貓了，仍被會場的莊嚴氣氛所威懾。
徐鐘師是年長我一輪的老編輯了，我和他在一個記者組裡共過事。他工作兢兢業業，平
日沉默寡言，是報社裡最不顯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來，被當作挖出來的右派分
子。
他走進會場，頓時使我吃了一驚：昨天他低頭走路時，濃密的頭髮還披在額角；此時昂
首站在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的
鬍子。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脫去平日皺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這樣的大會上，穿起中
式蜈蚣扣兒的藍布褲褂。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會場死寂了幾秒
鐘後，沸騰起來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沉默。
「你是蔑視反右鬥爭！」
還是沉默。
「打垮徐鐘師的猖狂反動氣烙！」口號在會場轟鳴起來。
一呼百應，連我們這群人中也發出討伐之聲。
「先整他的態度！」
「叫他低頭！」
「這老右派是花崗岩腦袋！」
我的心怦怦亂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蒼白如紙，嘴唇連連翕動。情緒沸騰
的會場，淹沒了她的聲音。她焦急、尷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為徐的態度極端惡劣而使會議中途夭折。當憤怒的群眾舉著拳頭高呼「打倒」、
「嚴懲」之類的口號時，徐鐘師竟然連連拱手抱拳，微笑，向群眾致謝：「感謝各位關照！
感謝各位關照！」沒有幾天，徐鐘師被送勞動教養。案由麼，據說是同意大右派儲安平的
「黨天下」謬論，態度惡劣至極。
其實，批鬥徐鐘師時，已至反右後期。但在當時，他是我們中間處理最重的一個。具有
象徵意義的是，報社剛剛落成不久的四樓禮堂，是以新聞工作者協會集會，聲討劉賓雁的右
派罪行——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己者死」——為開端（當然他的死
還有其他原因）；徐鐘師又以嘲弄反右會場，作為報社反右鬥爭的收場。
1957年的初夏來得特別早，剛進6月，禮堂就已悶熱如蒸鍋。鬥爭劉賓雁那天，正是
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高高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
上不斷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組成的討伐聲，正在大禮堂裡迴盪之時，突然
坐在我前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離位站起。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
窗台，像高台的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麻線胡同一個挎著籃子買菜的老太太，被突然
凌空而墜的龐然大物嚇得坐倒在路旁。
會場亂了。樓下亂了。街上亂了。
會議被這突然事件所驚呆。儘管掌握會場的主席，驚愕過後以精闢的語言指出這是反動
分子干擾對劉賓雁進行批判的醜惡表演，說了些「物以類聚」、「兔死狐悲」之類鼓動戰鬥
情緒的話，但大會會場仍然被戚學毅之死蒙上了一層陰影。
血——我探頭往下看時，看見了鮮紅的血。
我頭腦裡總是盤旋著他邁上窗台，縱身跳向漠漠大氣的姿態。
我垂下頭。我捂上臉。
我不敢走出會場，也不能再探頭下望。但耳朵裡傾聽的不再是那些義憤的討伐之詞，而
在用全部神思傾聽樓下街道上的嘈雜聲音。
我希望他還活著。我希望他僅僅跌斷了雙腿。
但是，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呼喊：
「這個傢伙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問世後，戚學毅之侄曾從浙江寫信給我，對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
年之舉表示敬意。同時，他言及其叔之死，不僅僅是「士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內涵，
是對五七年反右——整肅知識分子的抗議。）
我是個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學創作上充滿自卑。文聯開會，多坐在角角上；單位組織去
香山旅遊，我永遠坐汽車的最後排。我覺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氣，因而常常是沉默
寡言。我喜歡音樂，但不會跳舞。然而1957年的強颱風，硬是使我像樹葉跌進漩渦，並在
這個舞池中旋轉起來。
維熙：
你何日歸京？
五十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能進入一個繁榮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記得，當北大荒的信使把這封信交到我手裡時，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墾荒隊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戀北國，尤其喜歡那冰鋪雪蓋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兩次奔赴銀裝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時，我的小兒子剛剛滿
月，我親了親他毛茸茸的額頭，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到底是紹棠信中喜訊的「蠱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還是夢中小兒子的笑靨，勾起
了我的鄉思？至今已無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車輪聲中，我返回北京來了。離開荒地
時，木柈子和草辮子搭起的低矮房簷上，冰錐開始融化，但藍瓦瓦的晴空上，還看不見天鵝
和鴻雁北歸的影子。車老闆（我已回憶不起他的姓名）搖著大皮鞭子，一輛四掛套的馬車送
我到了邊陲小鎮鳳翔。
歸來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廳聽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錄音講話，那是一篇充滿了
民主精神的講話（與後來收到「選集」中的講話文稿，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知識分子莫不
為之雀躍歡呼。回家後，我向妻子張滬（《北京日報》記者）轉達講話內容，她卻給我潑了
一瓢冷水：
「你們搞文學的人最愛感情衝動。」
「講話確實是劃時代的嘛！」我辯解著。
「鳴和放似乎還不是目的。」她說。
「當然。目的是向科學進軍，加速新中國的建設速度。」
「你還是不要那麼狂熱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當這是她的判斷，因而並沒在意。但是，她又鄭重地提示我：
「這是我爸爸叫我轉告你的。」
這對我說來深感突然。岳丈張宗麟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白色恐怖中丟了黨的關係。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門生之一，為了振興幼兒教育事業，大學畢業後捨棄了有優厚待遇的工
作，主動去當了幼兒園的男「阿姨」。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創舉。30年代中國第一
次編輯《魯迅文集》時他任經理，他摯愛中華民族，並獻身於中華民族。30年代，藍衣社
的特務對他下達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聖地延安，重新入黨，任北方大學文教學院院長。這
樣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難道對毛主席的講話持有異議？
「爸爸經歷過1942年的整風。」她說。
「1942年整風和1957年鳴放有什麼關係？」
「爸爸沒說清楚，反正你謹言慎行就是了。」她重複了剛才對我的告誡。
我很惶惑。當時我是個心中無邪的純潔青年，像許多50年代的年輕人那樣，把毛澤東
當成偶像崇敬。新中國剛剛成立後不久的一個國慶節，我戴著校徽，和同學們一起，凌晨3
點就到指定地點——南長街集合，等待通過天安門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在那一瞬間到來的
時刻，我高呼著「萬歲」、「萬萬歲」，激動得淚水橫流，直到遊行隊伍已過了三座門（當
時尚未拆除），我還在深情地回首翹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張宗麟是一個十分有獨特見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張滬的結合上，他
就贏得了我的敬重。我是個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卻是在1946年——16歲就參加了上
海地下黨的共產黨員。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媽媽在上海地下黨工作，她弟弟從上海被送往新
四軍，也參加了共產黨。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語。但是張宗麟積極支持了我和她的結合，這對但是的世俗觀念，是一束強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結婚儀式上，他說：「小從誠實內向，是事業型的青年；阿滬重理性
思維，獨立意識很濃重。希望你們結婚後互相幫助，有所作為。」老人通篇祝詞沒有套話，
沒有說教，這使我對老人更為敬重。這雲一位前輩長者，怎麼會對我提出這般的告誡呢？！
一團難以解釋的疑雲，在我心中徘徊。
紹棠來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聲。他說，年齡和勇氣成反比，宗麟同志由於年事已
高，或許是到了多慮的歲數。
我說：「不會有什麼別的吧？」
紹棠善飲，幾杯熱酒下肚之後，天之驕子的神態脫穎而出：「別的還有什麼？我們都是
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
儘管對這番話我感到吃驚，但我理解紹棠。他13歲開始發表作品，被譽為神童作家，
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給我的書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十歲的神童，
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詡，還勉勵我為之奮進。他
說出這番話來，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邏輯的嗎？
我很內愧，因為我沒有紹棠的銳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於我來說是「圖
騰」，我從沒有懷疑過它的科學性、正確性、綱領性。但是紹棠提出它是抗日戰爭時期指導
文藝創作的綱領性文件，現在是到了重新審視它，在「普及與提高」中，強調「提高」的時
候了。
我很喜歡聽他的高談闊論，還欣賞他的博學，尤其喜歡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紙面的才氣
——儘管我年長他三歲。記得後來在團中央禮堂批判劉紹棠、從維熙、鄧友梅右派言行時，
天津代表張學新曾說：從維熙是劉紹棠的影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不過，我對他想對《講話》鳴放一下的意念，並沒有表態。他激發我鳴放意向，倒是另
一課題。當時文壇正熱衷於討論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
個創作信條，我疑惑的支撐點是：本來我們就生活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中，用現實主義的
名稱就挺恰當，為什麼在「現實主義」前面還要冠以「社會主義」的帽子呢？這會使作品政
治大於形象，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總體外因。因而，當《北京文藝》的編輯來我家裡，
讓我對文藝問題鳴放時，我提筆寫了一篇十分膚淺的論文《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
疑》，以討論這個創作方法是否科學為軸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發表在該刊的4月號
上。
是命運安排？還是天意的撮合？劉紹棠也在該刊4月號發表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
代的發展》，一個質疑，一個變相否定，真是珠聯壁合。白紙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
摳不去的。其實，我寫這篇文章時既沒和紹棠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告訴過我。當時，正處在
鳴放期間，每天報紙上的鳴放新聞以及各種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間，惟一的一次電
話聯繫，是我受《北京日報》文藝組之托，約紹棠寫一篇鳴放的短文。因而，這兩篇文章刊
在同期，純屬一種巧合。直到反右的鑼鼓敲響之後，在《北京文藝》刊出的批判我倆文章的
編前話中，我才管窺到這是編者有意導演的戲劇。編前話大意如下：我們是有意讓這兩株毒
草出土的，只有讓毒草出土，才易於辨別，繼而鋤之云云。對於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
並不十分介意；對於「引蛇出洞」的陰謀，我非常惱火。稿子是你們來人約的，原來是為了
張網捕雀。
網。誰能想到誘捕金絲雀的網呢？即使是中國最最聰慧的知識分子，也意識不到鳴放就
是捕雀的誘餌。費孝通、周谷城、儲安平……一批閱歷和年齡大我們幾輪的知識分子，都在
鳴放，我們這些吃新中國乳漿長成的「小蘿蔔頭」，能有什麼醒覺呢？記得，當時中宣部辦
公地點在沙灘紅樓（五四運動發源地），有一天周揚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開座
談會，出席會議的有王願堅、陸柱國、西虹、劉紹棠，鄧友梅、高延昌、趙堅、邵燕祥、李
希凡、藍翎等約二十位青年作家。議題很快轉到了文學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上。我這
個平時默默寡言並有著說話口訥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運動中那些先驅的亡靈在我身上注入
了熱情，還是會上的鳴放氣氛感染了我，我從後排的椅子上斗膽地站了起來，居然向周揚同
志提出了意見。我說：文學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作者當然有責任，而我們的指導理
論，似乎責任更大。周揚同志您一會兒倡導學英雄人物，一會兒又倡導寫矛盾衝突，就是沒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實問題。接著，我為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唱了讚歌。
會場愕然。原因有二：一、會上有的作家意見儘管尖銳，但還沒有直呼周揚同志之名；
二、這些話如果出自於劉紹棠之口，也許沒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於我這個坐在後排椅子上
的從維熙之口，則使人感到驚奇。就連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剛才這段話，是我自己講的。我
沉默地擦著頭皮上的汗珠時，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藍翎，向我耳語說：「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貶？我臉紅心跳，甚至後悔剛才的莽撞之舉。
我自視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樹，而我只不過是樹冠陰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發出了低吟，而且是語驚四鄰，這實在是個謎。我一無譁眾取寵之心，二無搖撼文
壇主帥之意，只是深感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聲悶炮。據心理學家們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數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來推
斷，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隨著這聲悶炮，我在創作上也尋覓著生機。1956年我
給《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學》）寫了一篇小說，題為《陽春三月》，被編輯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這篇創作，出現了不健康的苗頭。其實，我這篇東西是從郊區一個農業
社因無限制地擴大公共積累，導致農民手中拮据，官僚主義萌生，農民被迫到區委鬧事的真
實材料寫成的。是我第一次掙脫了理論約束，進行的小說創作嘗試。也許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澱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藍天下已有沙塵，我把它寫進作品，目
的還是為了藍天碧透，並無順風扯沙之意。適逢《長春》（今天的《作家》）編輯部黃三川
同志來我家組稿，我便將稿交給他，將題目《陽春三月》改為《並不愉快的故事》，發表在
該刊1957年7月號的頭條位置上。
此時，我已在為自己編織羅網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實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義的
目的，正是為了消滅這種惡跡。此時，大鳴大放的空氣正濃，許多知識分子以滿腔熱血，坦
誠地向黨迸諫。漫畫家李濱聲畫了一幅漫畫，題為《沒嘴的人》，他用怪誕的誇張手法，畫
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幹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沒有嘴。很顯然，這是
對我們社會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銳的嘲諷；也可以解釋成某些官僚主義者最欣賞、最器
重這樣的幹部。另一位漫畫家廖冰兄，則發表了一篇詩配畫，對文藝創作中的指導理論提出
了異議。此畫，我已淡忘了，但畫家那道打油詩的片斷，我至今記憶猶新。詩曰：
技巧必須如此，
題材不可這般，
最好人如機器，
沒頭沒腦簡單……
這些漫畫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共鳴。本來，此時不僅是完善中國民主建設的大好時機，
也是中國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起點。因為在1956、1957兩年中，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
年輕人》、宗噗的《紅豆》、耿龍祥的《明鏡台》……一批揭露時弊和純情的文學作品相繼
問世。假如我們能從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中，汲取一些有益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東西，1957
年後將是中國經濟和文化比翼騰飛的時刻。中國擺脫半封閉的貧窮落後的時刻表，將因此而
大大提前。否！原來發動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只是一種手段，「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原來是
「大魚正在撞網，便於聚而殲之」。一個盛夏的夜晚，當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內容（北戴河會
議）告知我時，我簡直是瞠目結舌。
「這可能嗎？我不相信？」
「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
「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號召鳴放？」
「主席不是說『言者無罪』嗎？怎麼又成了撞網的大魚？」
她沉默不語。她回答不出我的質詢。
最後，她一邊奶著懷裡的孩子，一邊不能自圓其說地解釋說：「這些詞兒，可能是指那
些資產階級政客而言，不是指廣大知識分子鳴放說的。」
記得那天夜裡小兒子還發了高燒。我和妻子身心疲憊地抱著他去醫院打針，歸來時已過
子夜。我失眠了——這是1957年第一個失眠的夜晚。天拂曉時，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夢
見了普希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的場景。不過，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鑽進那小口大肚缸
中的金魚，不止一條，而是一群……早晨，我把夢境講給她聽，她說：「反正不是什麼好兆
頭。」
不久，我這個夢境應驗了。《這是為什麼？》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的
社論，見諸各個報刊。一鳥入林，百鳥壓音，黃鸝、百靈、杜鵑、翠鳥的啼春之聲頓時消
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個專用稱呼，進入了中國歷史。昨天的廣播員，還在盛讚鳴放
的鴛歌燕舞；今天，則轉口說它充滿毒汁，語調中流露出肅殺之氣。街道上一度播放著的印
度電影插曲《拉茲之歌》突然啞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從廣播中銷聲匿跡。仿
佛在這盛夏時節的短短幾天，歷史的火車頭來了個急轉彎，一下子從車廂裡甩下來幾十萬對
事業充滿創造活力的知識分子。
反右鬥爭的號角吹響了，知識分子的劫難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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