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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寒春苦夏的混飩之初


  這是一個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黨中央整風指示。就在文章墨跡未乾之時,毛澤東在 5月15日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8日毛澤東又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 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文件;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至此,知識分 子的苦夏開始了。

  1957年的早春時節,知識分子還沉溺在科學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春浪之中,中國幾百 萬立志振興中華的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於3月12日《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的 講話,不是後來發表出來的修訂稿)欣喜若狂。事態的急轉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們蹣跚著 踏上條條風雪驛路,才開始琢磨出「陽謀」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義。

  大夢醒來遲。他們在改造生涯中泯沒著報效民族的才情,磨損著人生中最寶貴的年華, 還要不斷地寫著喊著:

  「反擊右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我不該反黨,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誠。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當場就表示了抗議。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報》一個名叫徐鐘師的普通 編輯——《走向混沌》三部曲理應從他落筆。

  當時,我雖然已經步入文壇,但行政關係還留在的《北京日報》。記得,批鬥徐鐘師的 大會召開時,正是「香山紅葉色更濃」的晚秋時節。我坐的地段,是右派專席。有漫畫家李 濱聲,畫家王復羊(原名王復祥)、駱拓,鄭嘉,小品文家楊凡,記者、編輯梁沙軍、李道 一、唐錫陽、張穆舒、張滬(我的妻子)、丁紫(徐鐘師妻子)、趙筠秋、辛大明……雖 然,此時我們已經是被當成老虎打過的死貓了,仍被會場的莊嚴氣氛所威懾。

  徐鐘師是年長我一輪的老編輯了,我和他在一個記者組裡共過事。他工作兢兢業業,平 日沉默寡言,是報社裡最不顯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來,被當作挖出來的右派分 子。

  他走進會場,頓時使我吃了一驚:昨天他低頭走路時,濃密的頭髮還披在額角;此時昂 首站在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的 鬍子。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脫去平日皺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這樣的大會上,穿起中 式蜈蚣扣兒的藍布褲褂。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會場死寂了幾秒 鐘後,沸騰起來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沉默。

  「你是蔑視反右鬥爭!」

  還是沉默。

  「打垮徐鐘師的猖狂反動氣烙!」口號在會場轟鳴起來。

  一呼百應,連我們這群人中也發出討伐之聲。

  「先整他的態度!」

  「叫他低頭!」

  「這老右派是花崗岩腦袋!」

  我的心怦怦亂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蒼白如紙,嘴唇連連翕動。情緒沸騰 的會場,淹沒了她的聲音。她焦急、尷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為徐的態度極端惡劣而使會議中途夭折。當憤怒的群眾舉著拳頭高呼「打倒」、 「嚴懲」之類的口號時,徐鐘師竟然連連拱手抱拳,微笑,向群眾致謝:「感謝各位關照! 感謝各位關照!」沒有幾天,徐鐘師被送勞動教養。案由麼,據說是同意大右派儲安平的 「黨天下」謬論,態度惡劣至極。

  其實,批鬥徐鐘師時,已至反右後期。但在當時,他是我們中間處理最重的一個。具有 象徵意義的是,報社剛剛落成不久的四樓禮堂,是以新聞工作者協會集會,聲討劉賓雁的右 派罪行——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己者死」——為開端(當然他的死 還有其他原因);徐鐘師又以嘲弄反右會場,作為報社反右鬥爭的收場。

  1957年的初夏來得特別早,剛進6月,禮堂就已悶熱如蒸鍋。鬥爭劉賓雁那天,正是 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高高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 上不斷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組成的討伐聲,正在大禮堂裡迴盪之時,突然 坐在我前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離位站起。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 窗台,像高台的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麻線胡同一個挎著籃子買菜的老太太,被突然 凌空而墜的龐然大物嚇得坐倒在路旁。

  會場亂了。樓下亂了。街上亂了。

  會議被這突然事件所驚呆。儘管掌握會場的主席,驚愕過後以精闢的語言指出這是反動 分子干擾對劉賓雁進行批判的醜惡表演,說了些「物以類聚」、「兔死狐悲」之類鼓動戰鬥 情緒的話,但大會會場仍然被戚學毅之死蒙上了一層陰影。

  血——我探頭往下看時,看見了鮮紅的血。

  我頭腦裡總是盤旋著他邁上窗台,縱身跳向漠漠大氣的姿態。

  我垂下頭。我捂上臉。

  我不敢走出會場,也不能再探頭下望。但耳朵裡傾聽的不再是那些義憤的討伐之詞,而 在用全部神思傾聽樓下街道上的嘈雜聲音。

  我希望他還活著。我希望他僅僅跌斷了雙腿。

  但是,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呼喊:

  「這個傢伙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問世後,戚學毅之侄曾從浙江寫信給我,對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 年之舉表示敬意。同時,他言及其叔之死,不僅僅是「士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內涵, 是對五七年反右——整肅知識分子的抗議。)

  我是個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學創作上充滿自卑。文聯開會,多坐在角角上;單位組織去 香山旅遊,我永遠坐汽車的最後排。我覺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氣,因而常常是沉默 寡言。我喜歡音樂,但不會跳舞。然而1957年的強颱風,硬是使我像樹葉跌進漩渦,並在 這個舞池中旋轉起來。 維熙:   你何日歸京?   五十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能進入一個繁榮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記得,當北大荒的信使把這封信交到我手裡時,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墾荒隊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戀北國,尤其喜歡那冰鋪雪蓋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兩次奔赴銀裝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時,我的小兒子剛剛滿 月,我親了親他毛茸茸的額頭,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到底是紹棠信中喜訊的「蠱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還是夢中小兒子的笑靨,勾起 了我的鄉思?至今已無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車輪聲中,我返回北京來了。離開荒地 時,木柈子和草辮子搭起的低矮房簷上,冰錐開始融化,但藍瓦瓦的晴空上,還看不見天鵝 和鴻雁北歸的影子。車老闆(我已回憶不起他的姓名)搖著大皮鞭子,一輛四掛套的馬車送 我到了邊陲小鎮鳳翔。

  歸來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廳聽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錄音講話,那是一篇充滿了 民主精神的講話(與後來收到「選集」中的講話文稿,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知識分子莫不 為之雀躍歡呼。回家後,我向妻子張滬(《北京日報》記者)轉達講話內容,她卻給我潑了 一瓢冷水:

  「你們搞文學的人最愛感情衝動。」

  「講話確實是劃時代的嘛!」我辯解著。

  「鳴和放似乎還不是目的。」她說。

  「當然。目的是向科學進軍,加速新中國的建設速度。」

  「你還是不要那麼狂熱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當這是她的判斷,因而並沒在意。但是,她又鄭重地提示我: 「這是我爸爸叫我轉告你的。」

  這對我說來深感突然。岳丈張宗麟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白色恐怖中丟了黨的關係。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門生之一,為了振興幼兒教育事業,大學畢業後捨棄了有優厚待遇的工 作,主動去當了幼兒園的男「阿姨」。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創舉。30年代中國第一 次編輯《魯迅文集》時他任經理,他摯愛中華民族,並獻身於中華民族。30年代,藍衣社 的特務對他下達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聖地延安,重新入黨,任北方大學文教學院院長。這 樣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難道對毛主席的講話持有異議?

  「爸爸經歷過1942年的整風。」她說。

  「1942年整風和1957年鳴放有什麼關係?」

  「爸爸沒說清楚,反正你謹言慎行就是了。」她重複了剛才對我的告誡。

  我很惶惑。當時我是個心中無邪的純潔青年,像許多50年代的年輕人那樣,把毛澤東 當成偶像崇敬。新中國剛剛成立後不久的一個國慶節,我戴著校徽,和同學們一起,凌晨3 點就到指定地點——南長街集合,等待通過天安門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在那一瞬間到來的 時刻,我高呼著「萬歲」、「萬萬歲」,激動得淚水橫流,直到遊行隊伍已過了三座門(當 時尚未拆除),我還在深情地回首翹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張宗麟是一個十分有獨特見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張滬的結合上,他 就贏得了我的敬重。我是個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卻是在1946年——16歲就參加了上 海地下黨的共產黨員。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媽媽在上海地下黨工作,她弟弟從上海被送往新 四軍,也參加了共產黨。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語。但是張宗麟積極支持了我和她的結合,這對但是的世俗觀念,是一束強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結婚儀式上,他說:「小從誠實內向,是事業型的青年;阿滬重理性 思維,獨立意識很濃重。希望你們結婚後互相幫助,有所作為。」老人通篇祝詞沒有套話, 沒有說教,這使我對老人更為敬重。這雲一位前輩長者,怎麼會對我提出這般的告誡呢?!

  一團難以解釋的疑雲,在我心中徘徊。

  紹棠來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聲。他說,年齡和勇氣成反比,宗麟同志由於年事已 高,或許是到了多慮的歲數。

  我說:「不會有什麼別的吧?」

  紹棠善飲,幾杯熱酒下肚之後,天之驕子的神態脫穎而出:「別的還有什麼?我們都是 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

  儘管對這番話我感到吃驚,但我理解紹棠。他13歲開始發表作品,被譽為神童作家, 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給我的書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十歲的神童, 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詡,還勉勵我為之奮進。他 說出這番話來,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邏輯的嗎?

  我很內愧,因為我沒有紹棠的銳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於我來說是「圖 騰」,我從沒有懷疑過它的科學性、正確性、綱領性。但是紹棠提出它是抗日戰爭時期指導 文藝創作的綱領性文件,現在是到了重新審視它,在「普及與提高」中,強調「提高」的時 候了。

  我很喜歡聽他的高談闊論,還欣賞他的博學,尤其喜歡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紙面的才氣 ——儘管我年長他三歲。記得後來在團中央禮堂批判劉紹棠、從維熙、鄧友梅右派言行時, 天津代表張學新曾說:從維熙是劉紹棠的影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不過,我對他想對《講話》鳴放一下的意念,並沒有表態。他激發我鳴放意向,倒是另 一課題。當時文壇正熱衷於討論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 個創作信條,我疑惑的支撐點是:本來我們就生活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中,用現實主義的 名稱就挺恰當,為什麼在「現實主義」前面還要冠以「社會主義」的帽子呢?這會使作品政 治大於形象,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總體外因。因而,當《北京文藝》的編輯來我家裡, 讓我對文藝問題鳴放時,我提筆寫了一篇十分膚淺的論文《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 疑》,以討論這個創作方法是否科學為軸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發表在該刊的4月號 上。

  是命運安排?還是天意的撮合?劉紹棠也在該刊4月號發表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 代的發展》,一個質疑,一個變相否定,真是珠聯壁合。白紙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 摳不去的。其實,我寫這篇文章時既沒和紹棠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告訴過我。當時,正處在 鳴放期間,每天報紙上的鳴放新聞以及各種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間,惟一的一次電 話聯繫,是我受《北京日報》文藝組之托,約紹棠寫一篇鳴放的短文。因而,這兩篇文章刊 在同期,純屬一種巧合。直到反右的鑼鼓敲響之後,在《北京文藝》刊出的批判我倆文章的 編前話中,我才管窺到這是編者有意導演的戲劇。編前話大意如下:我們是有意讓這兩株毒 草出土的,只有讓毒草出土,才易於辨別,繼而鋤之云云。對於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 並不十分介意;對於「引蛇出洞」的陰謀,我非常惱火。稿子是你們來人約的,原來是為了 張網捕雀。

  網。誰能想到誘捕金絲雀的網呢?即使是中國最最聰慧的知識分子,也意識不到鳴放就 是捕雀的誘餌。費孝通、周谷城、儲安平……一批閱歷和年齡大我們幾輪的知識分子,都在 鳴放,我們這些吃新中國乳漿長成的「小蘿蔔頭」,能有什麼醒覺呢?記得,當時中宣部辦 公地點在沙灘紅樓(五四運動發源地),有一天周揚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開座 談會,出席會議的有王願堅、陸柱國、西虹、劉紹棠,鄧友梅、高延昌、趙堅、邵燕祥、李 希凡、藍翎等約二十位青年作家。議題很快轉到了文學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上。我這 個平時默默寡言並有著說話口訥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運動中那些先驅的亡靈在我身上注入 了熱情,還是會上的鳴放氣氛感染了我,我從後排的椅子上斗膽地站了起來,居然向周揚同 志提出了意見。我說:文學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作者當然有責任,而我們的指導理 論,似乎責任更大。周揚同志您一會兒倡導學英雄人物,一會兒又倡導寫矛盾衝突,就是沒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實問題。接著,我為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唱了讚歌。

  會場愕然。原因有二:一、會上有的作家意見儘管尖銳,但還沒有直呼周揚同志之名; 二、這些話如果出自於劉紹棠之口,也許沒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於我這個坐在後排椅子上 的從維熙之口,則使人感到驚奇。就連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剛才這段話,是我自己講的。我 沉默地擦著頭皮上的汗珠時,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藍翎,向我耳語說:「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貶?我臉紅心跳,甚至後悔剛才的莽撞之舉。

  我自視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樹,而我只不過是樹冠陰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發出了低吟,而且是語驚四鄰,這實在是個謎。我一無譁眾取寵之心,二無搖撼文 壇主帥之意,只是深感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聲悶炮。據心理學家們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數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來推 斷,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隨著這聲悶炮,我在創作上也尋覓著生機。1956年我 給《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學》)寫了一篇小說,題為《陽春三月》,被編輯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這篇創作,出現了不健康的苗頭。其實,我這篇東西是從郊區一個農業 社因無限制地擴大公共積累,導致農民手中拮据,官僚主義萌生,農民被迫到區委鬧事的真 實材料寫成的。是我第一次掙脫了理論約束,進行的小說創作嘗試。也許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澱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藍天下已有沙塵,我把它寫進作品,目 的還是為了藍天碧透,並無順風扯沙之意。適逢《長春》(今天的《作家》)編輯部黃三川 同志來我家組稿,我便將稿交給他,將題目《陽春三月》改為《並不愉快的故事》,發表在 該刊1957年7月號的頭條位置上。

  此時,我已在為自己編織羅網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實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義的 目的,正是為了消滅這種惡跡。此時,大鳴大放的空氣正濃,許多知識分子以滿腔熱血,坦 誠地向黨迸諫。漫畫家李濱聲畫了一幅漫畫,題為《沒嘴的人》,他用怪誕的誇張手法,畫 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幹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沒有嘴。很顯然,這是 對我們社會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銳的嘲諷;也可以解釋成某些官僚主義者最欣賞、最器 重這樣的幹部。另一位漫畫家廖冰兄,則發表了一篇詩配畫,對文藝創作中的指導理論提出 了異議。此畫,我已淡忘了,但畫家那道打油詩的片斷,我至今記憶猶新。詩曰:

    技巧必須如此,

    題材不可這般,

    最好人如機器,

    沒頭沒腦簡單……

  這些漫畫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共鳴。本來,此時不僅是完善中國民主建設的大好時機, 也是中國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起點。因為在1956、1957兩年中,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 年輕人》、宗噗的《紅豆》、耿龍祥的《明鏡台》……一批揭露時弊和純情的文學作品相繼 問世。假如我們能從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中,汲取一些有益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東西,1957 年後將是中國經濟和文化比翼騰飛的時刻。中國擺脫半封閉的貧窮落後的時刻表,將因此而 大大提前。否!原來發動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只是一種手段,「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原來是 「大魚正在撞網,便於聚而殲之」。一個盛夏的夜晚,當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內容(北戴河會 議)告知我時,我簡直是瞠目結舌。

  「這可能嗎?我不相信?」

  「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

  「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號召鳴放?」

  「主席不是說『言者無罪』嗎?怎麼又成了撞網的大魚?」

  她沉默不語。她回答不出我的質詢。

  最後,她一邊奶著懷裡的孩子,一邊不能自圓其說地解釋說:「這些詞兒,可能是指那 些資產階級政客而言,不是指廣大知識分子鳴放說的。」

  記得那天夜裡小兒子還發了高燒。我和妻子身心疲憊地抱著他去醫院打針,歸來時已過 子夜。我失眠了——這是1957年第一個失眠的夜晚。天拂曉時,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夢 見了普希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的場景。不過,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鑽進那小口大肚缸 中的金魚,不止一條,而是一群……早晨,我把夢境講給她聽,她說:「反正不是什麼好兆 頭。」

  不久,我這個夢境應驗了。《這是為什麼?》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的 社論,見諸各個報刊。一鳥入林,百鳥壓音,黃鸝、百靈、杜鵑、翠鳥的啼春之聲頓時消 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個專用稱呼,進入了中國歷史。昨天的廣播員,還在盛讚鳴放 的鴛歌燕舞;今天,則轉口說它充滿毒汁,語調中流露出肅殺之氣。街道上一度播放著的印 度電影插曲《拉茲之歌》突然啞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從廣播中銷聲匿跡。仿 佛在這盛夏時節的短短幾天,歷史的火車頭來了個急轉彎,一下子從車廂裡甩下來幾十萬對 事業充滿創造活力的知識分子。

  反右鬥爭的號角吹響了,知識分子的劫難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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