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現、當代文學--楚塵--一九七六年的體育課

一九七六年的體育課　作者：楚塵

　　還是先從一張照片談起吧。一九九六年的春天，在南京的一個下午，我意外地遇到了一個小學同學，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我的電話號碼的，他一點也不費力就把我找到了。我見到他的時候，忍不住就想笑，我說你老兄的運氣怎麼這麼好，居然輕而易舉地就把我找到了。他感到有些詫異，木訥訥地看著我，以至連講話也顯得結結巴巴，他說：「你……這…這是……什麼意思？」話說了一半，他的臉就漲得通紅。我的這位小學同學常年生活在鄉下，他大概還不能理解我講的意思。我趕緊向他解釋，我說我的意思是我最近特別忙，忙得有時候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麼，所以，一般的時候，如果沒有事先約好，朋友們找我是很難的。儘管我解釋了半天，小學同學可能還沒有完全明白我說的意思，他問了我一句：「你現在正在做生意？」在他的感覺裡，只有做生意才忙。我說：「沒有，但有些事有時候比做生意還要忙。」他看著我，顯然搞不懂我的意思，看來，我越試圖想把這件事說清楚，反而把他搞得越來越糊里糊塗。乾脆，我不再說什麼了。

　　我趕緊找了一個小酒館，準備把晚飯解決掉。我的小學同學坐在我的對面，他的身後是南京的一條普通的馬路九十年代的馬路。我看著他，也能看到他身後的背景，外面照舊是喧鬧的街市，照舊是熙來攘往的人群。這令我熟悉的一切並不因為他的到來而發生變化。我陪著我的小學同學聊天，抽煙，喝酒。在這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夜色已漸漸地包圍了我們，小酒館裡的霓虹燈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亮起來，忽閃忽滅地映在我們的臉上。也許是因為酒精作用的緣故，我的小學同學慢慢地開始活絡起來，他不再拘謹，不再默默地顯得無話可說，居然是他與我主動地聊起了童年時的事情。他已經成了家，有一個可愛的女兒，他的妻子很賢惠。一些我們小時候相處的夥伴的近況也不停地從他的嘴裡說出來。這一切，如果不是意外地重逢了他，我大概可能還要知道得更晚一些，或者就永遠不會知道了。我抽了一口煙，又和他乾了一杯酒，我的心裡突然有了一種異樣的滋味，彷彿魚鯁在喉，欲吐不得。十八年了，我們才第一次見面，我們似乎莫名其妙地中斷了這麼多年，而在我們成長歷程中極其重要的八十年代，彼此對對方的瞭解幾乎是零，我們沒有同時一起經歷過八十年代中的任何一天或一秒鐘的時間。自從一九七九年我離開那所小學以後，我與我的小學同學就再也沒有見過面。現在，面對著對面的他，我不能不感到激動，不能不有些感慨。我看他，不停地想起曾經相處的那一幕又一幕，有些事情肯定被我遺忘了，但有些事情我怎麼也不會忘掉。他的到來，喚醒了我們之間沉睡了多年的東西我們打過架，但後來又和好了，我們曾經是最好的一對夥伴，我們一起上學一起回家……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我的腦海裡不停地閃過一幅又一幅關於一九七六年的畫面，它們交相輝映眼花繚亂般地在我的感覺裡疊印著。

　　我和我的小學同學在那個小酒館裡坐了很久，我們不停地聊天，抽煙，喝酒。我們都很激動，他甚至邀請我跟他回去看看。我也有了一種想跟他回去的衝動，我覺得我的臉熱烘烘的。我的小學同學顯得特別興奮，他的臉已經被酒精浸泡得通紅通紅，他甚至有些手舞足蹈。

　　不知什麼時候，他從隨身帶來的包裡取出一疊相片，他說在南京剛把它們沖洗出來。我以為那是一疊普通的照片，是他家自己的，或是別人托他沖洗的，所以我並沒有產生好奇的興趣。在南京，我幾乎很少有興趣去看別人的照片，目睹別人的浪漫和現實的一瞬是我極不情願的，我害怕那種微妙的差別對我感覺的損傷。但我的小學同學的姿態明顯是拿出來給我看的，他已經把它們向我遞了過來。我身不由已地接住了它們。小學同學說，這是前不久在老家拍的，一幫小學同學在一起聚了一次。聽說是小學時的夥伴們聚會的照片，我突然來了興趣，我利索地把它們一張一張地攤在桌子上。啊，久違了，我的小學同學。這不是姚文遠嗎？這不是熊阿定嗎？這是劉瑩、吳秋英，那是王薄、李小麗，還有他張聖洋，我們小時候是小冤家；她是誰？他又是誰啊？怎麼有些同學我認不出來了？……他們都長大了，和我一樣，說不定看了我現在的相片，他們也同樣認不出我來。我焦急地撓著腦袋，皺起眉頭。多虧了我的小學同學，在他的幫助下，我終於一個一個地認出了他們。只是少了王阿毛和史燕。王阿毛在我離開那所小學的第二年淹死在夏天的河流中，史燕是去年生小孩大出血死亡的。大概有二十幾張相片吧，我默默地看完了它們，非常感動，我的小學同學不停地指著他們，說著他們的近況。相片上的他們現在都是成年人了，但我仍能從他們的面孔和神情中捕捉到他們兒時的稚樸和影子。有一瞬間，我彷彿又和他們回到了那所小學。

　　我又把那些照片看了幾遍，一張一張地拿起又放下。我突然發現了一雙手，搭在王薄的肩上，幾乎在五六張相片上都有這雙手，只是我看不到擁有這雙手的那個人。我忍不住問起了小學同學，我說這是誰呀？怎麼把他給漏拍了？我的小學同學一臉的遺憾，他聳了聳肩，有些沮喪地說，都怪熊阿定這小子，他的技術實在是有限，居然把范老師給漏拍了，本來我們大家一再要求范老師站在我們的中間，可他就是謙讓著不願意。范老師？范景文老師？我吃了一驚，同時也深深地感到自責，我有多少年不想他了？或者忘了想起他？我突然對時間充滿了恐懼。相片上的這雙手彷彿它就是時間。現在，這雙手已經與我闊別二十年了，讓我感到如此的陌生和熟悉，它與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雙在黑板上寫字的手遙相呼應，它一下子把我七十年代的生活與九十年代的生活串成了一件外衣披在我過去與現在的生活背景之上。

　　一九七六的春天，范老師，范景文老師，他既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又是我們的體育老師，他還是我們的班主任。當時的鄉下的教學境況就是如此，一個老師總是身兼數職。我記得范老師那時剛剛結過婚。所以我們的范老師整天精神飽滿鬥志昂揚，無論是給我們上課還是參加大隊的批判大會，我們總能見到他活躍的身影，我們總是覺得他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勁，沒完沒了的活力。這方面有時還表現在懲罰逃課的我們身上，他變著花樣懲罰我們，我們年幼的心計怎麼也逃不出他的掌心，我們甚至奇怪他為什麼把心思花在算計學生上面。現在看來，范景文老師的確是一個稱職的老師，他那時的精力幾乎都放在了我們的身上。這一點，可以從他為我們開設的體育課上體現出來，本來，鄉下的學校是不設體育課的，我們附近的幾所小學從來沒有這個先例。所以，在那時，我們的體育課是一個非常時髦的課程，就像現在的一些學生在主課之外還要選修一些其它緊跟時尚的課一樣時髦。那時，我們非常喜歡范景文老師，我們打心眼裡敬佩他，這不僅僅因為他為我們開設了體育課，還在於他的無私的品性，因為他那時的報酬不像現在的老師按課時計算，當時他拿一些固定的工分，課多課少一回事。的確，我們也非常喜歡我們的體育課，范老師的組織能力特別強，我們在體育課上有時感到自己就是士兵而他是將軍，你一定能體會那些像打仗一樣的遊戲對一群穿開檔褲的少年意味著什麼，何況他們還處在一個單調乏味信息閉塞的七十年代的鄉下。多年以後，我時常跟一些在城市裡長大的同齡人談起我的小學生活，他們是那麼的羨慕和神往。

　　真要好好感謝范景文老師，可惜這篇小說不是專門寫他的，要不，我真該在這裡好好寫寫他。我將在適當的時候寫一篇關於范老師的小說，並把它獻給他。下面要說的，當然還與范老師的體育課有關。

　　一九七六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有兩件事先後同時出現在與范景文老師有關的課堂上。我在九十年代想起這一天上午的事情仍然記得許多細節，我怎麼也不能從腦海中抹去這一併列在一起的記憶。那一天的上午，范景文老師其實有兩節課，一節是數學課，因為我們才一年級，所以對數學課的興趣遠遠不及接著下面的體育課。體育課一個星期一節課，四十五分鐘，不長也不短。在此之前的體育課上，我們學會了第六套廣播體操，我們已經做得得心應手。緣於這一點，范景文老師特別滿意，在上一節體育課結束的時候，他顯出開心的樣子，他站在講台上說將在下一節課換一種方式上課，他還補充說：「也就是說，下一堂課同學們將不再做第六套廣播體操，而大家將要做的是比這個要好玩得多的活動。」這是一個懸念。

　　那時我們的想像力比較有限，在講台下怎麼也想像不到即將到來的體育課是什麼樣子。我們又苦苦巴望了一個星期。

　　在體育課沒有到來之前，我們還是先來看看緊挨著它的數學課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也算不了什麼事情，只是我到現在還是忘不掉它，並且在不經意中想起這件事的時候，總是覺得非常有趣，總是忍不住要複述給別的朋友聽聽，而在故事完了的時候，大家總是忍俊不禁。那天的數學課范景文老師教得特別帶勁，那天我們剛剛學到乘法。本來，這應該是一堂平靜的數學課。遺憾的是，這堂課並不平靜，我們在一心一意地等待著體育課的降臨，以致我們一不小心就疏遠了范老師的數學課。可貴之處在於，范老師並沒有察覺到我們的心思，他大概以為我們是第一次接觸到乘法，接受能力弱一些是比較合情合理的，所以他講起來特別買勁。我記得在快要下課的前五分鐘，坐在我前排的同學姚文遠早就按捺不住了，他的額頭上不停滲出汗來，我知道並且其他同學也很快知道，姚文遠給一泡大便憋著了。我們看著他在堅持著，看著他的額頭上不停地滲出汗來。一分鐘以後，姚文遠大概是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他終於忍不住舉起了右手，他吞吞吐吐地對范老師說：「范老師，我要大便。」范景文老師此時正講到興頭上，也講到了關鍵之處。姚文遠的聲音讓他頗感掃興，他下意識地看了看手腕上的鐘山表。看完了手錶，他看了看同學們又看了看姚文遠，他說：「請姚文遠同學再堅持一下，還有兩分鐘就下課了。」他說完之後便繼續講他的乘法。我們看見姚文遠的右手無力地掛下來，不知為什麼，我們哄堂大笑。姚文遠似乎越來越感到緊張和不安，有點像熱鍋上的螞蟻。下課鈴響起來的時候，范老師並沒有讓我們立即下課，大概他想把他想講的講完，所以他又拖延了一點時間。我記得，在他宣佈下課的聲音剛一落下之後，我們的小學同學姚文遠率先從座位上站起來，他慌不擇路地向教室門口跑去。

　　我當時確實為姚文遠立了一把汗，我有些擔心在去廁所的路上他能否堅持住。我的這一念頭還沒有消失的時候，我看到姚文遠突然停下來，他不再向前走了，他停在了教室的門檻上。他微妙地喘了一口氣，好像想把什麼東西從肩上放下來的感覺，他不再想動了。那時候，我看到所有的目光都聚在了姚文遠的身上，連范老師也被他吸引了過去。誰都能看到，一個屎橛從他的褲角下鑽了出來。一陣風晃了過來，教室裡很快充滿了一股淡淡的幼稚的臭味。我看到，范老師有些尷尬。但他很快反應過來，他大聲對我們說：「請大家稍稍活動一下，準備上體育課。」我們一哄而散，好像全給體育課吸引了過去，我們小心地繞開那個屎橛，很快就溜到了學校的操場上。

　　姚文遠後來回家換衣服去了。他有沒有上體育課我記不清了，後來我看到了他的姐姐，她清理了他遺留在教室門檻上的髒物。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又意外地碰上了姚文遠，他現在在北京工作，他於重慶工業管理學院畢業後分到了北京，看樣子他還活得不錯。姚文遠說他現在混在北京，挺羨慕我在南京的生活，他比較喜歡南京的氛圍和環境。我說那你有空常來這裡走走，我會好好地接待你的。聽我這麼一說，他笑了。他的笑還是老樣子，仍然有他七十年代笑容的影子。後來，他又來過幾次南京，都是出差，我們又多了幾次見面的機會。我後來知道，姚文遠的姐姐已經和我們不在同一個世界了，她死於一九八八年的夏季，因為一次普通的愛情服毒自殺。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心情比較黯然，還有什麼比死去的更值得我們遺憾的呢。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一九七六年的那節體育課之前，她那時還沒有長大，也就比我們大幾歲吧，我怎能想像以後的她和她的愛情呢。姚文遠沒有參加姐姐的葬禮，那時候他遠在重慶讀書，家裡人在送走了姐姐後的一個月才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我想，姚文遠那時在重慶一定非常難過。現在，我們提起那年的體育課與數學課，總是發現有很多故事一直貼著它們一同前行，好像我們的數學課與體育課是一首曲子的前奏，後面緊跟著的才是主題。

　　我突然發現，我想要寫下的其實有很多，但我在這篇小說裡不能再讓它們肆意漫延了，我要有所收斂，把餘下的故事放到下一篇小說裡。還是回到我們的一九七六年的體育課上吧。那才是我這篇小說真正要寫的東西。

　　現在看來，我們那時的體育課還是比較簡單的。范景文老師不知從那裡搞來了一隻皮球，那時我們都這麼叫它，它有點兒像藍球，但沒有藍球的形狀大，而且外表特別光滑。我們那時對球類的瞭解實在是匱乏得很，除了乒乓球和我們體育課上的皮球，我們連想都沒有想過其它的球類。我們在體育課上的遊戲並沒有什麼新鮮的花樣，范景文老師只跟我們講了這麼一個遊戲規則：誰抱起那只皮球的時間越長，誰就是英雄和勝利者。這樣的規則根本不用我們去做任何思考，我們立即掌握了它，而且運用自如，甚至超出了范老師的想像。譬如說王薄，他一心想做英雄，有一次他抱到皮球後乾脆趴到地上不鬆手，他賴在那裡一動不動，他很神氣地用他的小眼睛看著我們，一副旗開得勝的樣子。他在拚命地拖延時間，以至不得不使范景文老師又重新修改了遊戲規則：得球後不允許賴在地上，否則判輸，要比誰抱著皮球跑的時間長。照現在的整個世界體育發展狀況來看，我們的遊戲頗有點像美式橄欖球的打法，可惜，那時候范老師和我們一樣，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已經玩起了這種世界上越來越流行的運動的雛形。

　　這堂體育課搞得實在是熱鬧非凡，我記得那時候的學校操場上塵土飛揚，我們的爭搶越來越激烈，真正有了強者得球，弱者一邊跟著跑的味道。我幾乎就沒有得過球，但我跟在後面拚搶得特別有勁，我們的臉上，衣服上沾滿了灰塵。范景文老師一直在一邊站著，他顯得特別開心，他不時在一邊樂滋滋地笑著，除了有時候幫我們判一些糾纏不清的球之外，他幾乎不干預我們的遊戲。他樂呵呵地笑得多麼開心！我後來跑不動了，很快掉了隊，反正我也搶不到球，乾脆，我找了個地方坐了下來。同學們玩得似乎越來越有勁頭，我坐在那裡觀賞他們的爭搶感到太有意思了，我甚至覺得我的參與沒有坐在那裡欣賞的感覺好。

　　不知什麼時候，我看到了吳衡生。他是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屠夫的兒子，他的父親殺了半輩子的豬也沒有富起來，反而給人以越殺越窮的感覺。吳衡生那時比我們大五六歲，但他上了不到一年就中途輟學了，他家那時真的出不起他的學費。所以，儘管吳衡生極不情願停學，但他的老子說了算，他就再也沒有去學校上過課。但是，他常常來學校玩，我經常看到他倚在我們的教室外面，向課堂上的我們探頭探腦。體育課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吳衡生也和我一樣看得饒有興趣，我感到他有一種躍躍欲試的衝動。但他似乎一直在克制著，始終處於欲動不動的樣子。

　　但是，接下來的事情似乎注定與吳衡生有關，他再怎麼躲也躲不掉。體育課進行到一大半的時候，碰巧有一次我們的皮球就滾在了他的腳下，那時，他幾乎連想都沒有想一下就順勢把它抱在了懷裡。在吳衡生還沒有選擇好是抱著球跑還是把它還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范景文老師已經向他奔了過去，他什麼也沒有說就從吳衡生的懷裡奪回了皮球，並且用他的右手揪了揪吳衡生的耳朵叫他回家。

　　如果吳衡生能夠委屈地回家，大概事情也許就到此為止了。遺憾的是，倔強的吳衡生根本就沒有回家的打算，他在掉了幾滴不算傷心的眼淚之後，復又回到了他剛才呆的地方。他的目光還是在跟隨著那只滾動的皮球。

　　巧得很，我們的皮球不知怎麼回事又滾到了吳衡生的腳邊，它停在了那兒。吳衡生似乎早有準備，他彎腰抱起那只皮球，站起來之後，就快速地向一個地方奔去。我看到，我們的皮球正被吳衡生帶向了廁所，我隱隱地感到他要來一次惡作劇了。等我們的范景文老師反應過來的時候，我們的皮球已經被吳衡生丟在了埋藏大小便的廁所裡。范景文老師沒有追到我們的皮球卻追到了吳衡生，他狠狠地打了他，巴掌落在了吳衡生的後腦勺和臉上，吳衡生當即號啕大哭，並且一屁股癱坐在地上。我們的體育課只好提前結束，有人破口大罵吳衡生，還有人抓起一些小土粒向他撒去。

　　我們的一九七六年的體育課就這樣結束了。後來我們放學回家吃飯去了。然而事情還沒有完，好像一切才剛剛開始。過了沒有幾天，我突然感到我們教室裡的氣氛陡然緊張起來，前前後後來了幾批人，有校長還有很多其它年級的老師，到最後連大隊工作組的人也來了，他們一個個神情嚴肅，一言不發。有幾天，我們突然看不到我們的范景文老師了，我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也沒有人來告訴我們，那幾天我們沒有上課，校長叫我們自習。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我們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們的教室有兩扇門，分為前門和後門，一般情況下，後門是一直關閉著的，如果把後門打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院子，大概有不到十平方米，有兩棵長在裡面的小桑樹已經冒出很多嫩綠的葉片。在兩棵小桑樹之間，堆放了很多凌亂的磚塊，那是前不久校舍翻修時遺留下的殘片。大概有兩個月的時間了，破碎的磚塊上已經生出一層苔蘚，呈褐綠色。圍成院子的三面牆非常整齊，大約有一米多高，它們剛好擋住我們教室的後門。外面行走的人一般不會去留意我們的後門，但是，如果有誰執意要看，那一定會一覽無遺的。有一天，我們的校長還有三年級的班主任雷老師，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們在相差不到幾分鐘的時間裡，先後都注意到我們教室的後門。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我們的校長和雷老師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自己的背脊上滲出一層冷汗來。他們原先的注意力根本就沒有落在我們教室的後門上，而是放在了那兩棵小桑樹上，他們感到有些納悶，那兩棵小桑樹居然給人折斷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枝丫立在那裡。我們的校長和雷老師還沒有來提及感到遺憾的時候，他們的眼神又突然呆住了，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後門上的反標：打倒×× ×。

　　那幾天，我們的學校彷彿有些亂了套，那段時間我們根本沒有上課，別的年級的課也是上得時斷時續，三（一）班的吳晨就不時地來找我玩，有幾次他碰到我的時候都說沒有人給他們上課了，我們後來一起跑到學校的附近採了很多油菜花。我們的范景文老師聽說給大隊工作組叫去談話了，因為那個反標是出現在他管轄的班級，當然，更為嚴重的是，那個反標的筆跡特別酷似范景文老師的筆跡，我們後來都去看了，覺得很像。王薄每天中午回家的時候總要經過大隊工作組進駐的地方，他說他看到了范景文老師，范老師和很多人坐在一個房子裡，他陰沉著臉，不停地抽煙，王薄幾乎沒有聽見他講一句話。

　　我肯定那時的范景文老師的心裡充滿了陰影，他那幾天的處境一定非常糟糕，他要接受很多人的盤問，而且不能回家。我看到他的新婚的妻子來我們的教室有好幾次都撲了空，她剛開始根本就不知道范景文老師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她問過我們的同學，但誰都不知道，誰都沒有交給她一個答案。過了幾天，我看到我們的范景文老師憔悴了許多，而且突然變得有些鬱鬱寡歡的樣子。

　　好在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在范景文老師的配合之下，學校和大隊工作組的人很快就查出了那個寫反標的人吳衡生，他雖然隱藏了幾天，但還是給查出來了。肯定有人要問，以吳衡生小小的年紀，他怎麼會寫得一手酷似范景文老師的字？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吳衡生雖然沒有上過幾天學，但他的字寫得就是比我們的要好得多，而且他特別喜歡模仿老師寫字，在我們上課的時候，我們看到，吳衡生常常從地上撿起一些粉筆頭在我們教室的牆上胡亂塗鴉。我想，久而久之，吳衡生的字寫不好就怪了。但是，查出那個反標是吳衡生寫出來的最終線索並不是從筆跡上看出來的，而是從留在後門院子牆上的腳印中發覺的，在有人斷定是一個小孩的腳印時，范景文老師立馬就想到了吳衡生。

　　當有人去吳衡生家裡調查的時候，小小年紀的他居然一副少年英雄的做派，他根本就沒有去躲藏或掩飾，而是現出一股一人做事一人擋的氣概，他勇敢地承認了是他幹的。他的殺豬的老子當即氣得渾身發抖，暴跳如雷，他掄起巴掌狠狠地對著吳衡生的兩個小臉蛋左右開弓，吳衡生當時打了幾個趔趄，他可能很想挺住自己，但他還是跌跌撞撞地摔在了地上。吳衡生當時一滴眼淚也沒有掉下來，他跌坐在地上說了這麼一句話：「范景文為什麼要那麼打我？」他的意思似乎是，不就是玩了一下你的皮球嗎？你幹嗎下這麼重的手？范景文老師當時就站在他的旁邊，他的臉色很不好看。他後來提前離開了吳衡生的家。

　　事情發展到這裡有了戲劇性的變化。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居然與當事人吳衡生一點關係沒有，倒了大霉的卻是他的殺了一輩子豬的父親。後來吳衡生的父親永遠地離開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他再也沒有回來。

　　我記得吳衡生的父親個子不高，精瘦精瘦的，而且背駝得很厲害。不過，別小看了他的模樣，他殺起豬來可是生龍活虎，穩紮穩打，他在那一帶遠近聞名，是一個殺豬的好手。吳衡生的罪第二天全頂在了他父親的頭上，他和他的父親一起游了一個星期的街。

　　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就是這個主意送了吳衡生父親的命），有人把我們教室裡唯一的一塊黑板拿出來（那時還沒有像現在的嵌在牆上的水泥黑板），用繩子拴好，套在了吳衡生父親的脖子上。那塊黑板是木質的，用黑漆漆過，雖然不算太重，但長時間掛在脖子上我想是非常難受的。黑板上還寫著很粗的粉筆字：打倒反革命分子吳加稱！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吳衡生父親的確切的模樣了，我在寫作這篇小說時努力地回憶了好幾次，但怎麼也追憶不回來，反而覺得他的形象越來越模糊不清了。我感到非常遺憾。我只記得在吳衡生和他的父親一起遊街的一個星期，我和我的小學同學一起度過了七天的熱鬧場面。我們的整個小學有一百多號學生參加了吳衡生和他父親的遊街活動，我們的隊伍非常壯觀，我們的校長和一些大隊工作組的人走在前面，後面緊跟著吳衡生和他的父親，一些老師穿插在我們的隊伍中間。吳衡生父親脖子上的黑板一直沒有拿下來，而且他的雙手被人用繩子綁在了背後，我感到他跟在校長的後面特別吃力。有幾個比我們高年級的學生不知從哪裡找來了鑼鼓，他們一邊走著一邊敲著紊亂的鑼鼓聲。我們的隊伍每到一個生產隊總要停下來一會兒，先是由大隊工作組的人對吳衡生的父親進行一頓訓斥和聲討，然後由我們學生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吳加稱」的口號，再接著就是吳衡生父親聲俱淚下的懺悔：「我有罪，我沒有教育好我的兒子，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是反革命分子，我該死……」。我知道，那不是懺悔的眼淚，而是吳衡生的父親忍受不了黑板的重壓了，他快挺不住了。可惜的是，當時沒有一個人能想到把那塊黑板從他的脖子上取下來，讓他稍稍休息。連他的兒子吳衡生也沒有想到，我覺得那幾天吳衡生的神情驚恐萬分，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樣的場面，他太感到意外了，他的眼裡不停地有淚水流下來，我看到他不時地用自己的那雙沾滿灰塵的小手擦自己的眼淚，他的臉上明顯有眼淚和灰塵混和後留下的印跡。當時的吳衡生大概根本沒有想到也不會想明白自己寫了區區幾個字居然招致了這麼大的橫禍，而且付出了失去父親的代價。

　　遊街的活動進行到第七天的下午，就再也沒有堅持下去。七天後的吳衡生的父親宛若重病纏身，他在遊街的路上突然不停地咯血，鮮血染紅了他脖子下的黑板上的白色粉筆字。他一頭栽到了地上，他再也沒有起來。他倒下來的時候，我們的隊伍一下子就亂了，前面的學生都擁過去看吳衡生的父親，後面的學生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都爭著往前擠。後來連老師都維持不了那個場面，隊伍失去了控制，體弱一點的學生在擁擠中受到了傷害。那時的隊伍中有很多哭喊聲，我想，那是受傷的學生和懼怕死亡的學生不由自主發出的聲音。人們把吳衡生的父親抬回到他的家裡，但他沒有熬過當天的晚上，他再也沒有醒來。吳衡生的父親留在了永恆的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記得那一天的深夜裡，我被一片淒慘的哭聲吵醒，我嚇得直往媽媽的懷裡鑽，媽媽叫我不要害怕，並且不停地安慰我，但是我還是度過了一個驚悸的夜晚。

　　後來，我們的學校生活又恢復如常。但是，我們的范景文老師再也沒有給我們上過體育課，那只我們曾經玩過的皮球後來到了哪裡，我們也不得而知。我記得，我們教室的後門後來與外面接通了，外面的院牆被拆除，而且那兩棵剩下的小桑樹的光禿禿枝丫也被人撥掉了，我們從前門或後門都可以去教室上課。我們坐在教室裡聽課的感覺還是老樣子，只是有時候不經意看到我們教室的後門，我們常常容易走神，我們一不小心就想起了後門上的反標，想起了咯血而死的吳衡生的父親。有時候，我們越想越感到害怕和恐懼。當然，有些時候，我們更容易想起我們的體育課，我們無比懷念我們在體育課上玩皮球的感覺。但我們的體育課再也沒有延續下去，我們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一個星期一次體育課的期待。我們的體育課終於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戛然而止，我後來直到上了中學才開始擁有體育課。

　　范景文老師沒有多久離開了我們，他辭去了小學老師的職務，後來他去了哪裡我一點也不清楚，因為沒有多久我也離開了那裡。范景文老師走的前一天，我們剛剛學完了乘法，我覺得范景文老師那一天的數學課講得特別認真，他的神情有別於平常的日子，但除了把該講的問題講完，范老師沒有更多的表現，我記得在臨下課前的一分鐘，范景文老師只是表情凝重地宣佈，他將不再擔任我們數學課的教學任務，接替他的是一位姓劉的老師，他鼓勵我們要把心思放在學習上，便一再請求我們要聽劉老師的話，他說劉老師的數學教得比他好。范景文老師把他該講的話講完之後，用異乎尋常的目光掃視著我們，他說：「同學們，再見了！」我覺得那一刻的教室靜透了，只聽見我們小小的心臟的搏動聲，我聽見班長的聲音突然響在耳邊：「起立。」我們像慣常一樣，目送著范景文老師的背影從我們的視線裡消失。

　　不知怎麼的，那一刻，小小年紀的我平生第一次湧上了陣陣惆悵的感覺。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范景文老師。他走後的第二天，一位叫劉慧的女老師接替他給我們上數學課，她有兩個辮子，看上去很年輕，她的聲音比較細。

　　或許可能會有人要問我，范景文老師為什麼要辭去他的教師職務呢？這正是我在這篇小說的最後想要交代清楚的事。這件事當然還和吳衡生有關，他的父親死後不久，大概有二十來天吧。吳衡生有一天下午提著他父親殺豬的頂紅刀，突然闖進了我們的課堂，他是從前門進來的，范老師那時正在給我們上數學課。當時誰也不會料到，十四歲的吳衡生會提著他父親的頂紅刀來找范景文老師。范景文老師那時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吳衡生就使勁地掄起那把頂紅刀向他的背後劈去。我們在講台下心驚肉跳，連氣也停止了喘息，我們那時好像感到范老師這下准要完蛋。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由於用力過猛，吳衡生的刀子從范景文老師的背後居然滑了過去，雖然他的中山裝被劃了一道口子，雖然還有血從那裡流了出來，但我們的范景文總算安然無恙。他當時一把就奪過了吳衡生的刀子，並當即拎著吳衡生的小小身軀走出了課堂。後來，他把那把刀送還到吳衡生的家裡。

　　這一節數學課范景文老師沒有給我們上完就出去了。他人一離開，我們的教室就立即唧唧喳喳得像炸了窩，我們一場虛驚，我們為范景文老師捏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後來的范景文老師之所以辭去教師職務，這件事的發生恐怕是原因之一吧。可惜的是，我再也沒有機會碰過他，要不，我或許還能夠問問他。

　　二十年後的某一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位小學同學坐在南京的一家小酒館裡抽煙，喝酒，聊天。我們在那裡呆得很晚，一直坐到那家小酒館開始打烊，我們才慢慢地離去。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小學同學不停地感歎，如果一九七六年的我們沒有體育課，或者如果我們的體育課推遲到當年的十月份（「四人幫」在這個月裡被粉碎）才開始，范景文老師現在恐怕仍然是老師，他真的要桃李滿天下了；吳衡生的父親也許還要殺很長一段日子的豬，他肯定不會那麼容易死去。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小學同學顯然有些喝多了，他邁著大步邊走邊唱著，但他的歌聲有些誇張，步子有些扭曲。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小學同學匆匆地離開了南京，我還要上班，沒有去送他。他離開我家後不久，我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問他關於范景文老師和吳衡生的近況。至今，我對他們現在的情況還是一無所知，他們現在的一切像謎一樣沉澱在我的腦海裡。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我才能知曉他們的近況或者碰上他們。

　　1997.5.215.24馬鞍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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