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生前發表的文字達四千萬字。其文章之多，在現代文壇是出名的。一般多產作家，可能難免題材雷同與自我重複的毛病，但曹聚仁似乎是個例外。人們經常稱讚他勤奮，這固然是其多產的原因；但我以為，曹聚仁本質上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讀書人，雖然長時間從事過教育和出版工作，而且也因此稱得上是學者和新聞家，但是就其本色與內質而言，他首先是一個很傳統的書生。
他有一本集子名為《萬里行記》，那裡有令人羨慕的人文山水遊歷，足可和他的「讀萬卷書」相輝映。而比他的「萬卷書」和「萬里行」更為重要，也更多影響到他的文章生涯的，我以為乃是他的交遊。從政治到學術，從文壇到新聞出版，從文人雅士到社會的三教九流，這麼豐富的交遊，成為他寫作的資源。作為學者的曹聚仁，有《中國學術思想隨筆》、《國故學大綱》等，但並非不可替代的；而他無意為之的隨筆結集，從這些年刊行的《上海春秋》、《文壇五十年》、《聽濤室人物談》，到早些年的《我與我的世界》，以及更早在50年代的香港所出版的二十多種集子，大多是筆記體的掌故、逸聞，卻更受關注。事實上，現在最為讀者與研究者看重的也正是這部分--換句話說，人們對他的印象與定位，主要乃是基於這些作品。
《文壇三憶》是曹聚仁這類集子中頗有代表性的一本小書。1953年在馬來亞週刊初次出版時，名為《火網塵痕錄》；次年，香港創懇出版社重印時易名為《文壇三憶》。三聯的「三聯精選」即據這個版本校訂重印，這也是大陸的第一個版本。如果細加比較，不難發現，20年後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正是在這本書的基礎上修訂擴展而成，不過，規模已經擴大將近三倍。
在現代文壇，郁達夫、胡適和曹聚仁都是熱心提倡傳記的。郁達夫主要側重在傳記「文學」，而胡適的著眼點可說在「傳記」文學。這當然與他們的興趣以至專業有關，「有歷史癖」的胡適意在借傳記補史之闕，「給史家做材料」，這從他早年熱心鼓動林長民、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張元濟等人寫自傳，晚年與唐德剛合作口述自傳，都可以看出；而郁達夫認定「所有文學都是自敘傳」，甚而提倡「日記文學」，論其源流乃是受益於盧梭及其《懺悔錄》。如果借用歌德的傳記《詩與真》來發揮，區別在於郁氏近「詩」，而胡氏求「真」。
曹聚仁的路子無疑近於胡適。他也曾四處遊說朋友寫自傳，但成就似乎比胡適為大。被胡適多次勸說過的林長民、梁啟超，都是到死也沒有留下自傳。而不曾被胡適說服的陳獨秀，卻由於曹聚仁的勸說和提供材料，在羈系獄中時，動筆寫了自傳。更為有力的證據，當然還要數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初在《新晚報》上以《藥堂談往》為題連載），如果沒有曹聚仁的鼓動和經濟上的支持，這世上可能永遠也不會有這本周氏自傳--這有周氏自己的話為證：「如沒有他的幫忙，這部書是不會得出版的，也可以說是從頭就不會得寫的。」
曹氏不僅鼓動朋友撰寫傳記，而且也像胡適一樣身體力行。這就是《文壇三憶》和直至逝世時也沒有完成的《我與我的世界》。其實，曹氏其他不少散見於各種報刊和集子中的懷人憶事的篇什，都可以列入廣義的回憶錄。《文壇三憶》內分三卷：「明遠樓前」記浙江一師，「蓮韜館外」敘暨南大學，「《濤聲》與《芒種》的時代」寫辦刊時期。大致以人物為經，以事件為緯，而所涉及的人事顯然不止「文壇」，新聞出版界和學林中人也不少，更準確的概括倒可以借用他的那本回憶錄，曰「我與我的世界」。比如寫得虎虎有生氣的浙江一師的「前四金剛」--陳望道、李次九、劉大白、夏丏尊，「後四金剛」--朱自清、俞平伯、劉延陵、王祺，以及弘一法師、黎烈文、陶行知、邵力子、葉楚傖、柳亞子、吳稚暉，不難看出人物紛雜。曹聚仁曾自稱為「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壇的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這種定位，套用時下流行的話語，正是自居於「邊緣人」的心態。這也使得他對待往還的亦師亦友輩圈中人，既不仰觀，也不俯瞰，而能以平常心平視之，像魯迅，他就少有神化之筆，而客觀中肯處，足見史家筆墨的精神。
如同《我與我的世界》一樣，《文壇三憶》也是既留下了大量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又不乏盎然有韻致的筆墨情趣，讀來絲毫不覺有枯窘之感。曹聚仁顯然意不在修民國正史中的人物列傳，而興趣更在記錄交遊的嘉言雋行，或者掌故逸聞，取法的是《世說新語》一路：書裡有一篇「世說新語的人物--曹禮吾」，可為佐證。不過畢竟是生活動盪、思想苦悶的民國時代，所以比南朝的那一部「世說」多了些煙火氣。曹聚仁似乎自己也是這樣有情趣、重性靈的人，所以看他的文字，常能感到漫不經心的幽默天性，這從他寫趙景深可以約略見出，那篇文章開頭即說：「胖子有三種，也可說分成三個階段：一種是胖得可喜，其人發福了；一種是胖得可慮，越來越胖了；又一種是胖得可笑，成為電影中的笑話材料了。」
說到幽默，我們或許會想到現代作家中的林語堂和梁實秋來。林語堂一生不遺餘力地提倡幽默，人稱「幽默大師」。但那種幽默總覺得是硬擠出來的笑，更像一種肌肉運動，多少有些西洋的牛油味，不免失之於油滑。比較而言，梁實秋的雅捨小品卻自有一種悠然心會的機趣，讓人回味良久。曹聚仁的文章，看似信筆閒閒寫來，卻饒富情致，很接近梁實秋的妙得自然路數。他的「文壇述往」、「報壇憶舊」類文章固然如此；而更難得的是，即便「政界談秘」、「學苑思故」之類篇什，也能使人讀來絲毫不覺得枯澀瘦窘。明末張宗子說過：「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曹氏交遊遍天下，多為有瑕有癖的性情中人，或者說他筆下的人物大多寫出了「真氣」和「深情」，這當然也要歸功於曹氏的錦心繡筆。
曹聚仁自言平生翻閱的人物傳記作品「在五百種以上」，而最「心嚮往之」的是莫羅亞，特別服膺莫氏的這種觀念：傳記作者對傳主的想法應該是，「這是一個人。關於他，我擁有相當數量的文件和證據。我要試行畫出一幅真實的肖像。」但曹聚仁並不僅僅滿足於「真實」，還看重有趣，所以他對筆下的人物，不太注意介紹其完整的生平本末，更不看重全面的功德評價，倒是對其異於常人常態的段子敘寫得津津有味，猶如頰上添毫，頗有吳帶當風之致。前舉寫曹禮吾一文，其中寫道：
有一夏天，潘鳧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禮吾，適逢禮吾夫婦睡了，鳧工就在客廳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時主人醒來，客人沒有醒，主人就讓他睡在那兒；有時客人醒了，主人還沒有醒，客人也就走了。
這樣的情節的確可以放入《世說新語》的。此類文可說在正史和野史之間：無前者之平實呆板，亦無後者之向壁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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