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逃婚
她叫王楊玲。是一對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兒。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Ｌ縣一個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臨，沒有給父母帶來喜悅和激動，緊緊攫住他們的只是恐懼和羞恥。在離鄉背井、孤苦無依的插隊生活裡，這一對青年男女偷嘗了愛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歡愉也許使他們淒苦的心得到了些許安慰，然而，由此他們卻播下了一顆苦難的種子。望著這個孱弱的女嬰，他們六神無主，淚水斷線似地滴落在嬰兒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這對年輕父母選擇的只有這一條途徑。下邊。等待著他們的將是道德與政治的雙重壓力，是人們的恥笑、領導的審查和自個無休止的檢討。即使撇開這些不顧，惡劣的環境使他們自身的生存都成問題，更何談什麼撫養這個弱小的生命。他們托人為孩子尋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們顧不得細問，便將孩子送與人。
收養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戶老實巴交的農民，夫妻倆從未生育過，抱來孩子的時候男的已經55歲，女的已經47歲。他們探聽出孩子的生父姓楊，為了對得起那對可憐人兒送孩子來世上一趟，他們給孩子取名叫王楊玲。
小楊玲抱進這戶人家時尚不滿10天。養母自然不會有奶水餵她，好在家裡有只老奶山羊，兩個老人每天便從老山羊那乾癟的乳頭上捋些奶水餵給她。幾個月後，老山羊的乳頭實在持不出什麼來了，養母只好把小米壓成面，再熬成糊糊抹進她的小嘴裡。小楊玲居然奇跡般地活下來了。
日出日落，小楊玲一天天長大。她5歲那年，一對北京知青找到養父母的門上。這對知青便是小楊玲的生身父母。兩人早已結為合法夫妻，並且有了一個小男孩。他們終於熬完了苦難的歲月，在招工招干的尾聲裡，被招到鐵路建設部門，將遠遠離開這裡開始新的生活，他們來最後看一眼親生女兒。他們走了，他們的骨肉卻要永遠留在這裡了。
也許他們曾經想把小楊玲帶走，只是養父養母不肯放棄；也許他們本來就沒有這意思，把她帶在身邊，難免總會勾起痛苦的記憶——他們當時究竟持何種想法，至今小楊玲無從知曉。總之，她留在了農村，留在了黃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點在唐山。真是這對苦難人兒的劫數，1976年初參加工作，過了半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大地震便發生在他們腳下。之後，有消息傳到村裡，說那男女二人同死於地震災難；又有消息說，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傷。無論哪種消息均無法證實，而事實卻很清楚——從此以後，小楊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沒有任何音訊。
嚼嚥著貧寒農家的粗食淡飯，伴隨著高原的風霜雨雪，小楊玲長到16歲。
這一年她正上初三。這孩子也許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別的孩子悲苦，從小讀書就很發奮，學習成績一直在同學中拔尖兒。到了中學，各門功課都優異，對語文則格外感興趣，她喜歡看書，喜歡寫作文，喜歡對著廣袤的高原和空闊的藍天漫無邊際地幻想。她為「全國中學生徵文比賽」寫過一篇名為《我與同學的爸爸》的小說，還給山西《青少年日記》投寄過兩篇日記。她暗暗確定了自己未來的志向——當一名作家。
然而，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命運卻把她推向另外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終將難以迴避——養父養母收下別人送來的一個紅包包。紅包包裡包著她的訂婚禮金——200塊錢。這意味著，不久的將來，她便會像村裡眾多的姑娘一樣，被打發到一個陌生的男人家去，給人家當婆姨，生孩子，然後窩窩囊囊糊里糊塗度過一生。農村姑娘普遍的歸宿她是清楚的，但從來沒有把這歸宿同自己聯繫起來。她有點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養父養母強加給她的婚姻。養父養母不理會她。他們需要的是錢，因為她流淚而拋掉握在手裡的錢，那就等於拋掉了過日子的指望，他們不願聽她的。
確也是這樣。光陰不催人自老，把王楊玲養到16歲，她的養父已經71歲，養母已經63歲。這種歲數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氣力。家裡還有個叔叔，是個精神病患者，也56歲了。地裡的活兒，就靠這個精神病叔叔，想幹就胡亂干干，不想幹就撒下滿世界亂跑。經濟上沒有其它來源，就靠土地，土地經管不善，家裡早已窮得叮噹響，有時連買鹽買燈油的錢都沒有，給楊玲訂的這個人家，答應事說成先給200塊禮錢，訂婚席一擺，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給200塊，結婚時給多給少雖由男家說了算，但總還會有一筆數目。老兩口撫養楊玲一場，到老來從楊玲身上討回點補償，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兩口這麼看，村裡人也這麼看，因而，小楊玲的婚事便訂定了。
小楊玲則感到自己被拍賣了。
家裡收了禮金，王楊玲還沒有見過男方。她哭腫眼睛回到學校，見到老師同學不敢抬頭，像做了什麼丟人事一樣。她再也沒有心思學習，再也不能安靜地坐在教室裡了。她哀歎陝北農村的貧窮落後，恨那坑人的封建習俗，抱怨養父養母，同時又可憐他們。她為自己的命運深深地感到悲傷。
好多天以後，她見到了給她訂下的那個男的。那是個星期六，她剛放學回家，那男的就扛把橛頭進了門，看樣子是幫她家去地裡幹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賊溜溜地盯她。她躲進窯裡，不一會那男的也進了窯，坐在炕沿，一邊抽煙，一邊主動找碴兒和她說話。他說他給她家幹了多少活兒，又說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給她買了新的，過幾天就送來。他說他也上過學，本來能考上中學，但一見上學沒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勞動，做生意。但是過了一會兒，又說他在外邊搞建築，跟很多包工頭是朋友，有時候給包工頭訂合同。他雲山霧罩地吹噓著自己，一聽就知道沒有幾句實話。看著他那灰黃的臉，被煙熏得焦黃的手指，還有邊說話邊往地上吐痰的樣兒，她直犯噁心。
這次見面後，她在學校裡寫了篇作文——《一個中學生的命運》。她流著眼淚，傾訴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師同學知道自己的事兒，她要把自己的心聲，把她的苦惱、哀傷和悲憤講出來。老師看了這篇作文，把她叫去，詳細詢問了她的遭遇。隨後，老師明確表示態度：支持她與那男的解除婚約。
老師的同情鼓勵給了王楊玲力量。她向家裡提出了解除婚約的要求。
不等她說完，年邁的養父便制止她再說下去。老人眼一瞪，說：「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還不得再找？胡折騰個啥？給我安安穩穩的，甭胡思亂想。」
她爭辯道：「你們是包辦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說：「包辦？父母給女兒瞅人家，咱這裡一輩一輩都這樣。不要念了幾年書，灌了點洋湯，就給我胡跳騰！」
「我還小……」
「還小？都16歲啦！好，你小，你小，讓我和你媽再把你養活著……」老人一生氣，痰湧到喉嚨，隨之而來的便是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的咳嗽。
反抗失敗了。王楊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約，反而家裡不再讓她上學。老父親認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唸書把心念野了。她被強制性地留在家裡。學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別了。
在土地上勞作的重負，開始壓在她16歲的嫩肩上。每天，她和那個神經病叔叔到地裡，從早干到晚，當她抱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裡的時候，仍然不能停歇，家裡養著雞，養著羊，還有一條瘸腿老驢，她必須經管，她所在的村子地處原區，土地雖然相對較多，但水極缺，一口井鑽20多米深才能見水，村裡人吃水都花錢買，4角錢一桶。她家買不起，只好自己去絞。井繩上拴著兩隻小桶，絞動轆轤，一隻桶上、一隻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離家很遠，她要歇幾氣才能把一擔水擔回家。沉重的勞動壓得她難以喘息，她變得沉默寡言，不願意和父母說話，也不願意和村裡人說話。有時正在幹活兒，看見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孩子上學或放學，心裡就湧上一股酸楚的滋味。雖然她已回到家裡，但仍然遏止不住對學校生活的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學時的種種情景，有些極為平淡的細節，現在回想起來竟是那麼溫馨，那麼富有情致，那麼值得留戀。想著想著，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淚。她想找些書來看，但家裡沒有。一次見鄰家窗台下扔著本破舊發黃的《農家年歷》，便借來讀，毫無趣味的一本小冊子她竟讀了一遍又一遍，那上邊的農諺、生活小知識她幾乎都能背下來。平時走在路上，只要發現地上有片碎報紙，她都會拾起，不管上邊印著什麼，總要細細去閱讀。她盡可能地把那些能閱讀的東西都收攬到自己手邊，聊以消解精神的飢渴，要不。她的精神就會變得更加空虛、更加痛苦。
那個男的經常住她家跑，每次一來，便開始吹噓自己，她對他討厭透了。有一次，她終於不能忍受，對那男的說：「往後你不要再來了，咱倆的事，最終肯定不能成。」
那男的斜眼看著她，說：「不成？你家把我的錢都花了！」
她大聲說：「錢，一定還你！」
她陡然下定決心：即使呆在家裡，不能上學，也要和這個男的斷絕關係，她絕對不能忍受和這樣一個男人生活一輩子。
她開始尋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讀過她作文的語文教師，可是去找這位教師，人家能給幫什麼忙呢？必須找管這號事情的，比如鄉上的幹部。她的婚事是包辦的，她不自願，政府應該出面干涉。這麼一想，她便瞅了個機會，跑到十多里外的鄉政府。鄉幹部聽完她的傾訴，頭一搖：「鄉上不管這種事。」輕輕一句話就把她碰回來，任她再怎樣央求，人家就是不理。她不甘心，不能就此罷休，鄉上不行，她找縣上去。
過了兩天，她對兩位老人推說去同學家，從家出來，搭了輛順路拖拉機來到縣上。她先找到縣法院，法院的人說他們只管打官司，她的事算不上官司，應該去找縣婦聯或縣政府。找到縣婦聯，接待她的人很熱情，但說包辦婚姻的事在本縣以至整個陝北都很普遍，婦聯只能發文件讓全社會來制止這種事，不可能一個一個去插手解決。她失望了，從縣婦聯出來，怔怔地走在大街上，一時竟沒了主意。她不甘心就這麼回去，在縣城裡轉悠來轉悠去，最後決定再去找找縣政府。可是，她剛踏進縣政府大門，就聽見傳達室的人一聲大喝：「幹啥的？」她說明原委，人家沒聽完，手朝牆上一面掛鐘一指，說：「不看看時間，下班啦，沒人！」
奔波了一整天，勞而無獲，她只好回家。
不到黃河不死心。過了十多天，她又一次來到縣上。
在縣政府辦公室，她見到一位年輕幹部。聽完她的訴說，年輕幹部讓她去找縣婦聯。她說縣婦聯已經去過，具體的事情人家管不過來。年輕幹部皺著眉說了聲「扯淡」，沉吟片刻，對她說：「那好吧，你先回去，我給你們鄉領導掛個電話，讓他們派人去你們村瞭解一下情況。」她一再道謝，然後滿懷希望回到家裡，等著鄉上派人來。
過了好多日子，鄉上並沒有幹部來村裡。她急了，又找到縣政府，辦公室那位年輕幹部說電話早已打過，至於鄉上為啥沒派人去，那就不得而知。她問能不能再打電話催催，年輕幹部搖搖頭，說：「再打也沒用，這種事，鄉上想管了就管，不想管了誰也沒辦法。」說完，扔下她匆匆去辦別的事情。
她怏怏走出縣政府大門，眼淚止不住籟籟流下來。再也沒有別的去處可找，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她原指望政府部門能助她一臂之力，幫她掙脫身上的枷鎖，看來這個想法落空了。真是求天不應、求地不靈，難道她真的就該受那可惡的命運的擺佈麼？
在熱熱鬧鬧的大街上，人們好奇地盯著這個淚流滿面的年輕姑娘。她不願意引起人們的注意，走進偏僻的小巷。躲過雜七雜八的眼睛，她哭得更傷心。哭著哭著，她突然想到了死。死？對，死也是一種反抗，也能表達她對命運不屈從的決心！可是……她死了，對年邁的養父養母打擊該有多大？不錯，她怨恨他們為她訂親、逼她退學，怨恨他們腦筋陳舊落後，但他們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嗎？他們也怪可憐的……她突然又恨起親生父母來。她本不該來到這個世上，既然他們荒唐地生下她，就應該負起責任，盡到自己的義務，然而他們卻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該怎麼辦？還回到家裡去，等待著某一天去給那個臉色灰黃、滿口謊話的男人當妻子？不，縱然死她也不願意這樣。她突然想起一位同學在縣醫院當護士。能不能去找這位同學介紹她當護工？洗被褥，打掃衛生，掙下錢就去外地。去哪兒，不知道，反正先離開這兒。也不能虧待了養父養母，她會給他們寄錢……主意一定，她便抹淨眼淚，奔縣醫院而去。
誰知到了縣醫院一問，她的那位同學早就回家不幹了。她軟塌塌坐在醫院走道的長椅上，淚水一下子又湧出來。
「女子，你哭什麼？」忽然，一個講普通話的人問她。
她抬起頭，見是一個女的。三四十歲，手裡提著藥，像是來看病的。這女的眼睛裡充滿了真誠。從聲音她判斷出這人是位留下來的北京知青，不知為什麼，一種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難抑制滿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聲來。那女的在長椅上坐下，撫摸著她的肩頭，說：「別哭，說說你有什麼事？看我能不能幫你。」於是她一邊哭，一邊把她的身世遭遇講了一遍。那女的聽罷，眼圈兒紅了，安慰她說：「我也是個北京知青，縣上還有好多我們這幫人，你是我們北京知青的女兒，我們會替你想辦法。」她告訴楊玲，她叫祝萍，在縣農行工作。她說她要先和縣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過幾天再來找她。她把楊玲領到家裡認了門兒，還留楊玲吃了頓飯。
十多天後，楊玲又來縣上，再次見到了祝萍。祝萍高興地告訴她，她的事兒縣上一夥北京知青商量後，決定直接向梁縣長反映，因為梁縣長也是位北京知青。這一招果真管用，梁縣長當即表態說他要干預這件事情。「解除婚約不成問題了」，祝萍輕鬆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說：「走，大伙都想見見你，往後你該怎麼辦，大伙還得商量商量哩。」
楊玲心裡激動，鼻子發酸。她隨著祝萍，見到了五六個在縣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們個個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她、疼她。感受著他們親人一般的體貼撫慰，她索性放聲大哭，哭得好不傷心。
這次她沒有回家，第二天，她懷裡裝著叔叔阿姨湊起來的錢，乘車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離開延安後，地區勞動人事局下設了個知青處，負責處理知青遺留問題，他們鼓勵她去找這個機構。她是知青的女兒，養父養母已那麼老，實際上她已無依無靠，往後的事，知青處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著大雨。找到知青處，楊玲已是渾身透濕。正好知青處有一位叫余風雲的阿姨，是北京知青。聽完她的訴說，余風雲先把她領回家裡，從裡到外，替她換了身乾淨衣服，並留她在家住下。隨後，余風雲便為她的事跑開了。
知青處從未遇到過這種事情，他們感到棘手，必須向上請示匯報。事情拖下來了。
王楊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傳開。他們紛紛到余風雲家中來看她。地區建築公司陳鐵生、劉學軍夫婦執意把楊玲從余風雲身邊帶走，他們決定收養這個可憐的姑娘——這棵北京知青夥伴留在黃土高原的可憐的根苗。他們在家裡為她支了床，讓她安心住下，並交給她一把家裡大門上的鑰匙。他們知道她渴望學習，喜歡讀書，第二天，就領她去新華書店，由她在書架上挑選……
彷彿進入夢境，在人世間，王楊玲沒有想到自己竟能領受到這份溫情和愛意，她幾乎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她的淚水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淚，沒有語言。
……
感謝上蒼，王楊玲，這個不幸的姑娘，最終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兒。
中篇 人間真情
1991年4月的一天，艷陽高照，春光明媚。
走出北京站，王楊玲便置身首都繁華而喧鬧的大街上了。彷彿如夢境中一樣，突然她不敢相信她的近乎傳奇般的經歷是真的，不敢相信腳下這塊土地就是傳說中她那早已死去的生母現在依然腳踏的地方。她擺脫不掉虛幻的感覺。從黃土高原的小縣城走進這現代化的大都市，環境的巨大變化將這虛幻感覺撥弄得這樣強烈，竟使她不由得停住腳步，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陽光下。
兩行熱淚悄悄從她臉頰上滾下。
她的生母沒有死，而且被一幫好心的北京知青頗費周折地找到了。此番進京，王楊玲就是來認生身母親的。
王楊玲，這個被遺落在黃土高原的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兒，她的身世和遭遇，揪扯著延安城內北京知青的心。大家將她認作共同的女兒之後，她的命運，便開始了連她做夢也想不到的變化。
知青們經過種種努力，首先讓地區有關部門承認了王楊玲的身份——她是北京知青的後代。確認了這一點之後，他們便開始為她的安置問題而奔走了。
從地區到縣上，工作多渠道、多層面展開。承認楊玲身份容易，但要安置她就難了，難在一點上：沒有政策依據。但他們仍為小楊玲四處奔走、多方呼籲。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上帝終於被感動了——王楊玲的戶口終於從農村轉出來，被安置到縣上一家門市部當售貨員。
命運對王楊玲綻開了笑臉。在荒涼的黃土地上跌滾撲爬了18年的生命突然在她面前展開一片新綠地。這片新綠地讓她看得耀眼，讓她覺出了生活的芬芳。頭頂著嶄新的太陽，呼吸著高原上清新的空氣，她掀開了青春新的一頁。
她從心裡感激地區、縣上那些待她如親生女兒般的知青叔叔阿姨們。她知道，他們並不期求她的報答，但她必須報答他們。報答他們最好的方式，便是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使自己成長為一個有出息的姑娘，一個有用的人才。還有鄉下年邁體衰的養父養母和那個患有癲癇症的叔叔，是他們將她辛辛苦苦拉扯大，儘管他們沒有文化。腦筋落後，儘管他們曾經包辦過她的婚姻，中斷了她的學業，但他們的養育之思是她今生今世償還不清的。她每月工資57元。工資一發，先給家裡捎20元，再交10元房租，吃飯上卡緊點，省下來買點書；每月再攢5元，兩個月就能回家看望老人一次。她依然喜歡讀書、喜歡寫作。在家裡常幹繁重活兒，如今當了售貨員，這工作在她看來太輕鬆了，而且按鐘點上班下班，她有的是時間和精力用來讀書和寫作。她極想在文學上有一番作為，命運新出現的巨大轉機將她的心勁鼓得更足了。
誰也不曾料到，就在此時，一個陌生男人意外地闖進她的生活，早就暗暗潛伏在她內心深處的一股非同尋常的波瀾，立即被掀騰起來了。
楊玲還在農村時，曾經收到過一個署名王應立的男人的來信。這位男子自我介紹他在西安國棉某廠工作，說他瞭解王楊玲的身世，對她的遭遇很同情，以後他要想辦法幫助她。王楊玲未敢期望得到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的幫助，出於禮貌，她給他回了一封表達謝意的信。不久，這個男人又來信了，這次沒有署名，落款處寫著「叔叔」，說他也是一位北京知青，過去曾在楊玲所在的Ｌ縣插隊，他極想來Ｌ縣看望楊玲。楊玲從內心感激這位知青叔叔，心想如果他來，一定要好好招待。然而，他沒有來，而且從此再無音訊。本來是沒有什麼事情了，可是，就在楊玲工作後不久，這位奇怪的王應立第三封信來了，這次落款處今楊玲驚愕地署著「你的父親」。信中內容更讓楊玲吃驚，說楊玲母親並沒有死，她非常想念楊玲這位女兒；還說他與她母親有張合影，本想寄給她，但一時又找不見了。信的末尾表示，如果能抽出時間，他就來接她，一塊去會會她的母親。
一封明確而又含糊、直率而又吞吞吐吐、充滿矛盾而又極富誘惑力的信。是真？是假？但無論真假，信中所說的一切，都猶如巨石人水，對王楊玲的情感構成極大的衝擊力。過去傳說她的生身父母一塊死於唐山地震，又有傳說死的是母親，父親還活著。現在，不但突然冒出一個父親，而且母親也復活了。在漫漫十多年歲月裡，記不清有多少次，她設想過假如生身父母尚在人世，她的處境會是什麼樣子。當然她明白這是傻想。每當她看到別的孩子和父母一起高高興興說說笑笑，而她只能伶仃一人獨縮一隅時，當別的十幾歲的女孩子還在媽媽面前撒嬌，而她則要擔負起侍奉年邁多病的養父養母——每當這時，她只能默默在心裡悲歎，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她的命不好。不論別人怎樣傳說，她相信她的父母早已死了，不然，他們是不會撤下她不管的。這種判斷早已根植於她的心裡。可是現在，天邊突然傳來這麼一聲驚雷……苦命的姑娘感情難以自持了。
她拿著這封信，去找延安城裡的北京知青叔叔阿姨，讓他們替她判斷。
延安地區北京知青聯誼會會長郝海彥感到事情有些蹊蹺。這位延安大學生物系的年輕講師，在安置楊玲工作的問題上，花費了不少心血。他與幾位知青分析的結果是，無論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都不能先下結論，首先應弄清王應立到底是什麼人。
他們心裡是暗懷一線希望的，希望楊玲的生身父母並沒有死，過去關於工楊玲父母的死訊，都是風一股、雨一股的傳聞，從未從正式渠道證實過。同時也有一種擔心，擔心不懷好意的人讓楊玲上當受騙。
帶著希望、疑惑、忐忑相混雜的心理，郝海彥和另外兩名知青抽時間趕到西安國棉某廠。結果讓人更生疑竇——從人事處到保衛處，查遍了廠裡的花名冊，沒有叫作王應立的。在廠門口，他們又向門房、出出進進的職工打聽，終於有人含含糊糊地提示，好像準備車間有這樣一個人。他們又來到準備車間，瞭解到的情況是：「這兒確實曾有個叫王應立的，而且真是北京知青，但此人多年前就離去了，至於去向，有人說在西安城裡干個體戶，又有人說早去了山西一個什麼縣的皮革廠。
到此，調查再無法進行下去。
王楊玲心中剛剛升起的熱騰騰的希望，看樣子就要破滅了，這是郝海彥他們不願意看到的。那個王應立既然是北京知青，這裡邊肯定有文章，說不定此人真有點來頭。
作為延安地區北京知青聯誼會會長，郝海彥是位熱心漢子，他對王楊玲有著父親般的疼愛感情。當初小楊玲為逃婚被眾知青收留在延安以及此後為安置楊玲而奔波時，他與楊玲接觸很多。楊玲性格中的樸實、要強、聰敏令他非常喜愛。他知道這個表面看去沉靜而靦腆的姑娘，內心世界卻是極為豐富的。這次，楊玲將那封奇怪的信交給他，儘管她沒有表白希望找到生身父母，但他卻清楚地看出她內心翻起了什麼樣的波瀾。為了補償姑娘感情上的缺損——儘管這缺損是由過去時代造成的——他要努力，動員起眾知青一塊抓住那條模糊線索帶來的微弱希望，弄清楊玲生身父母的究竟。
郝海彥和眾知青商議之後，決定去看望楊玲的養父養母。如果老人們不同意他們的做法，那就必須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了。他坐長途汽車，從延安到Ｌ縣，然後和王楊玲一塊，又顛簸著坐車來到距縣城100多里路的楊玲家裡。
楊玲74歲的養父疾病纏身，早就躺在炕上動彈不得，腦子好像也糊塗了，來人問話，只會哼哈不會回答。65歲的養母常犯關節痛，但還要做飯，去野外給豬扒草。那個害有癲病症的叔叔農活早就不幹了，不犯病時，在村裡和人變工放牛。楊玲還有一個出了門的姐姐，也是養父養母養的。楊玲養母對郝海彥的到來感到很高興，她絮絮叨叨對他講了許多當初抱養楊玲的事情。老人家一邊說，一邊驚歎著直咂嘴巴。這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說了楊玲許多事情之後，她神情一變，說要央求郝海彥辦一件事情。
「有什麼事您就說吧。」郝海彥鄭重地看著老人。
老人說，她知道外頭有人給楊玲來信了，信是先寄到家裡的。如果楊玲的親生父母還在世上，她央求郝海彥替她找一找。「娃她叔，」老人動情地說，「咱家的光景，你是看在眼裡了，我們三個老人，都成孽孽木頭了，說不定哪一天腳一踏，眼就閉上了。當初收玲兒時，是看她爹媽落了難，今個咱不能看著這娃娃葬在這裡。她叔，老嫂子求你，你就幫我找找玲兒她媽。她的光景要是好點，就讓她把娃領走。」
楊玲的叔叔一直蹲在窯門邊抽煙。他接口說道：「玲兒是在我背上滾大的，夏天背在背上和我一起放牛，冬天揣在懷裡和我一起摟柴草，苦了娃哩，早點走吧。如今雖說她成了公家人。能掙點錢，可家裡簡直要把娃拖累死，不如走一個好一個。」
養母和叔叔的話，楊玲都聽到了，淚水一下子就湧滿了她的眼眶。她衝動地大聲說道：「我不走，誰也把我帶不走，這裡就是我的家，我只有一個家，你們老人家我都要養活！」她把臉轉向郝海彥，哽咽著說：「接到那封信，我心裡真的亂了。我從小跟別的孩子一塊玩，一吵架，人家就罵我是沒娘的『野種』。多少次做夢都夢見我站在村頭等媽媽，她從老遠老遠的地方來，口來看我來了。我高興地跑上去大聲喊媽媽，我抱著她哭啊，笑啊……可那畢竟是夢。十多年了，誰來看過我？這麼多年沒有她，我也長大了，我恨她！……」
「玲兒，咋能胡說哩？」養母急忙制止，「做媽的誰不疼自個的孩子？我尋思，你媽興許是有難處，興許是不好意思回來認姑娘。」老人又轉向郝海彥，「她叔，你還是替我們找找看，將心比，都一理，如今世事好了，人家骨肉是該團聚了！」
郝海彥只覺得有一股熱辣辣的東西直往喉頭頂。這位老人的請求令他心頭顫慄。來此地看望老人，是他早有的打算，他應該代表所有的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北京知青，來感謝撫養了他們後代的老人。可是此刻，他什麼也說不出。他的心裡不再僅是謝意，而且溢滿了尊敬。他眼裡閃爍著瑩瑩淚光，深深將身俯下去，向老人恭敬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離開這戶人家時，郝海彥除留夠返回的車票錢，將身上其餘的錢和糧票都掏出來，悄悄塞在一直昏睡的楊玲養父的枕下。
尋找楊玲生身父母的工作，在北京知青中展開了。
其實，該不該尋找，知青中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該尋找，為了知青和孩子過去經受的那麼多苦難，為了償還過去的時代。過去的生活所欠人們的一筆宿債，說什麼也應該去尋找。另一種意見認為不該去作這份努力。找不見則罷，假如真的找見了，叫楊玲怎麼辦？撇下黃土高原上的三個老人，回到生身父母身邊，這豈不是興一家、敗一家？兩種意見都有道理，但第一種意見明顯佔上風，認為只要找著了，往後的事情總會有個妥善的處理，對此，他們堅信不疑。
一些日子後，那個自稱為父親的王應立被查清楚。曾在Ｌ縣插隊、現已返城的幾位知青依稀記得此人。此人當年在Ｌ縣知青中因打架鬥毆盜竊頗有名氣，但可以肯定，他不是王楊玲的父親。楊玲的生身父母離開Ｌ縣時已經結婚，並且有了一個小男孩，而他從農村走出去時仍是光桿一人。至於他假冒楊玲父親並說要帶楊玲去會母親是何目的，誰也說不清了。「父親」是假的，母親也就不存在嗎？關鍵是要找到當年和楊玲母親一塊插隊的同伴。找到他們，楊玲母親的一切就很容易搞清楚了。
尋找在緩慢而執著地進行著。
這個過程中，一件改變如今仍滯留在陝北的知青命運的事情發生了——北京市相對放寬了知青回城政策，許多知青終於告別生活了20年的黃土地，回到了故鄉北京的懷抱。最早收留了王楊玲的陳鐵生、劉學軍夫婦調回北京時，執意要將楊玲當作他們的孩子一塊帶走，打算往北京調動的郝海彥，也做通了妻子和北京母親的工作，決定將楊玲作為他的女兒帶回北京。至於楊玲家三位老人日後的贍養，陳鐵生、劉學軍和郝海彥都表示由他們來承擔。楊玲成了他們「爭搶」的對象。
當然，這樣辦不容易，政策方面的關卡太多。尋找楊玲母親的工作，仍在繼續。
為改變自身命運而穿梭於陝北——北京之間的知青們，同時也在為楊玲的事情奔走著。他們先在延安方面努力，爭取從知青困難補助年度款中為楊玲申請一筆安置費。為此，郝海彥與另外兩名知青——擔任延安市法院院長的劉淑珍和在地區財政局工作的周強，數次到Ｌ縣去。1990年底，尋找工作終於取得突破性進展，那個「假冒父親」王應立終於在山西省Q縣皮革廠找到了。他是楊玲生身父母插隊時的同伴。這個插隊時劣跡昭著的老知青，在歲月的洗滌與錘煉下，早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十分清楚王楊玲的身世，真心地同情小楊玲，他願意以父親的名義來對王楊玲履行一個老知青的責任與義務。王楊玲的生母叫楊惠琳，他知道她還活著，當年罹難唐山地震的只是王楊玲的生父。至於楊惠琳如今在何處，他只是聽說過在北京遠郊一個什麼紡織廠，具體情況不得而知，許多年來她似乎有意識地躲起來，避免與過去任何熟人交往。
郝海彥一幫人情緒振奮。郝海彥、周強，還有過去在延安文工團當歌唱演員、如今回到北京在一個街道辦事處工作的溫寶林，分頭跑到附近郊縣的紡織廠，從廠裡的花名冊中翻查。這是一種笨拙的辦法，路沒少跑，但沒結果。他們轉而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市有關機構，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北京市人口浩如煙海，查找一個人猶如大海撈針。也許受到這幫知青精神的感染，政府機構竟然答應了。
1991年1月12日，剛剛從延安回到北京的郝海彥便接到北京市勞動局知青處李副處長的通知，說是楊惠琳找到了，在郊區C縣的毛紡廠工作。
郝海彥激動得恨不能大喊一聲。他立即將喜訊告知周強和溫寶林。三人遏制不住興奮情緒，不顧滿天開始飄起的雪花，立即乘長途汽車，趕往C縣。
上了車，他們心中又忐忑起來。不錯，楊惠琳是找到了，但她已組成了新的家庭，平靜安適地過著新的生活，現在，突然將一個早已送人的女兒推到她的面前，無疑等於又撕開了她舊日的傷疤。要是她或現在的丈夫不願與王楊玲相認怎麼辦？即使願意相認，他們會怎樣處理與陝西三位老人的關係？過去知青中有人擔心找到生母會破壞兩個家庭的平靜，好事變壞，得不償失，這種可能是的確存在的，但最終他們還是堅持尋找，並且終於找到了。既然如此，他們就必須見到這位楊惠琳。到了這一刻，他們才更加深切地認識到，他們的尋找，不僅僅是為了一個被遺棄在黃土高原的孩子，不僅僅是為了撫育孩子的三位善良淒苦的老人，不僅僅是為了償還歷史的宿債，也是為了他們自己，為了信念中一個至尊至美至聖至潔的東西不被歲月的灰塵淹沒，為了20年他們本不該失去的一切，為了過去的一切不再發生；他們尋找的，是那本不該失落的愛，是人世間最寶貴的真情，是一種內心的平靜！20年了，他們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是在黃土地上度過的，黃土地賜予了他們淳樸而博大的情懷，黃土地告訴了他們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苦與樂，什麼是愛與憎，什麼是責任，人在生活中應該索取什麼，奉獻什麼。現在，他們要把黃土地的述說告訴每一個父親、每一個母親，告訴天下每一個人。
紡織女工楊惠琳一見到三位來人，預感便告訴她：許久以來她最牽掛又最恐懼、最渴望瞭解又竭力迴避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多年來，她一直不願回首那令她心碎的往事。為了忘掉過去的一切，進北京工作後，從城裡調到遠郊，從國家的事業單位調到工廠，從輕鬆崗位調到又苦又累的紡織女工行當。她和過去一切熟人斷絕了關係、遠遠地避開了他們。過去的生活傾注給她太多的屈辱和苦澀，教人一想起來心裡就發酸發痛。她想撫平昔日生活留在心頭的創傷。她這樣努力了，但是辦不到，她擺脫不掉一種緊緊糾纏著的預感——終有一天，事情會尋到頭上來，昔日生活迫使她吞嚥下去的那枚苦果，會再次擺到她的面前，讓她重新吞嚥一次。
三位來人打量著她。他們邀她在雪花紛飛的廠區僻靜小道上緩緩散步、交談。他們給她講述一個被遺棄在黃土高原的女孩的故事，講那個女孩怎樣在艱難壞境中生存下來；講女孩怎樣上學，又怎樣失學；怎樣逃婚，又怎樣參加了工作；講高原上那戶窮苦人家的三位老人，還講了那個叫王應立的「假冒父親」……講述者眼裡淚光點點，而她從一開始便淚流滿面，不待講述者講完，她的身體便像道邊枯枝上殘留的枯葉一樣瑟瑟發抖了。
「你們……別講了！」她放出悲聲，「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媽媽對不起你，我的孩子呀！」
數年前，一次楊惠琳與同車間一位女工在自由市場碰見一個流浪的女孩，旁邊有人說女孩是陝北人，她頓時如遭雷擊，臉色慘白，兩腿發軟，連喘氣都很困難了。她搖搖晃晃走到一邊，不敢看那女孩。後來與她同行的女工過來告訴她，那女孩說自己是陝北榆林地區人，她才稍稍緩過神。她把那女孩同被她遺棄在陝北的女兒聯繫在一起，而且最初竟莫名其妙覺得那女孩就是她的孩子。多少個日日夜夜，她思念她的孩子，想像著她的孩子如今的處境，急於瞭解有關孩子的一切。但關於這個孩子，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她現在的丈夫和女兒。這種思念是一種默默的揪心扯肺的思念，是一種只能獨自咀嚼、獨自被煎熬的思念。背過人的地方，她曾多少次為此而飲泣流淚啊！
三位來人辭別後，她恍恍惚惚回到家中。她現在的丈夫姓余，兩人有一個女孩，讀初中了。跟前夫在楊玲之後生的那個男孩，在跟這個丈夫結婚前因生計所迫也送了人，如今一家三口，生活得滿和諧。丈夫見她氣色異樣，以為她身體不適，趕緊讓她休息，他進廚房去備飯。飯端上桌，她沒有動筷子。丈夫這下詫異了，追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支開女兒，說有事情要對丈夫談。
丈夫老余也是個遭受過苦難和不幸的人。這位曾服役於海軍航空兵的漢子，因為「文革」中反對軍內瞎吹林彪歷史而被收監判刑，三年刑滿後又發配到勞改農場。他是在遭難之時經人介紹與楊惠琳認識結婚的。她不嫌棄他是「現行反革命」，令他很感動。1979年給他平反時，組織上問他有什麼要求，他一不要補發工資，二不求名譽待遇，只提出一點：把妻子從天津郊區調到他的身邊來。他覺得今生今世無論如何首先要對得起妻子。妻子曾簡單向他講述插隊時的經歷，也講過她有過一個男孩，送了人，從妻子顫顫的語調和淒淒然的神情中，他看出妻子心裡一定埋藏著深深的創傷，也許這創傷比她表露出來的更巨大、更深重，但他從不去探究她那不願展示的隱秘。觸動那隱秘，肯定會令她痛苦，這是他不願看到的。不但如此，他還盡力為妻子創造一種可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氛圍，以沖淡往昔歲月給她留下來的陰影。他待她的這番情意，楊惠琳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了，她深深感激他。現在，她鼓足了勇氣，準備把她埋藏心中十多年的秘密、把她最不願觸動的一塊隱痛，徹底向他揭開。
聲音打著顫兒，她向他述說了有關楊玲的一切。
丈夫聽罷，呼吸急促，神色衝動，霍地站了起來，說：「你、你……這事你該早說呀，何必讓孩子受這麼多年苦！」見妻子泣不成聲，他上前來扶住她的肩頭，轉換口氣勸慰道：「幹嗎要哭？好事！孩子終於有個訊兒了，咱得到一個女兒，該高興才是。這女兒沒說的，咱認！應該把女兒接回來！」
楊惠琳抬起淚眼，望著丈夫，訥訥說道：「我知道你會是這個態度，但咱平平靜靜的家裡突然插進一個女兒，怕小婧難以接受……」
話音未落，房門猛地被推開，剛滿13歲的女兒余婧衝了進來。這孩子在外屋把一切都聽到了，她撲到媽媽面前，急急說道：「媽媽，你怎麼這麼糊塗？我有一個姐姐多好！我怎能不接受！媽媽，快把姐姐領回來吧，我想見見她！」
楊惠琳愣呆呆地盯盯女兒，又盯盯丈夫，把頭一埋，眼淚泉水一般又奪眶而出。
「說是喜事，怎麼還哭？」丈夫老余嗔怪她，隨後興沖沖吩咐女兒拿筆拿紙：「這就給你姐姐寫信，咱們告訴她，全家盼望著她盡早來京，這個家庭是她的。她應該回到北京來，回到親人身邊來，陝北家裡三個老人的恩德咱們要報，咱們負責養老送終！」
王楊玲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陽光下。
當她接到郝海彥叔叔的電報，說生身母親已經找到，接著又收到北京的母親、父親、妹妹聯名寫給她的信以後，她哇哇大哭起來。那淚水、那悲聲彷彿聚積許久許久，現在一下子決堤了。她恨不得與可憐的媽媽，可親可敬的爸爸，還有那個可愛的小妹妹立即就會面，但她卻遲遲沒有動身，她惟恐陝北家裡三位老人感情因此受到衝擊——儘管她只是小別他們。直到老人們獲悉找到了她的生母並再三催她上路，她才決定啟程。一旦說走，卻又是那麼匆忙，連電報也顧不上給北京家裡發，她內心原本竟是這樣急切喲！
到了北京，她恍惚覺得這又是個夢。她在心裡不停地發問：真的我就要見到我的生身母親了嗎？
春天的太陽暖烘烘地照著她。她邁開了腳步。她已經打問清楚去媽媽那個遠郊工廠的長途公共汽車路線。她的腳步變得匆促起來。她急切盼著投入母親溫暖的懷抱。
下篇 今宵月圓
這些日子，楊惠琳一直心緒不寧。自從和女兒王楊玲取得聯繫以後，她便急切地盼望和女兒見面。一連發了幾封信，又拍了兩封電報，還寄了錢去，都是叫女兒快快來京。然而，楊玲卻一日拖一日地不曾動身，說是不忍心撇下養父養母。楊惠琳急得不行，恨不能自己立即趕往陝北把女兒接來，無奈廠裡脫不開身。好難熬的日子！丈夫老余應聘去石家莊一家工廠工作，女兒余靖安慰她：「媽，20年都過來了，急也不在乎這幾天。我敢打賭，姐姐說不定哪天驀地就來啦！」
這一日，楊惠琳早上起來就有點神不守舍。上班前，她向小余婧交代：「今天下課後，別參加體育訓練了，早點回家。你姐姐要是來了，馬上給我打電話。」
下午下班前，果真余精打電話找她了。小余婧興奮地在電話裡大聲喊：「媽媽，快回來，姐姐來啦！姐姐真的來啦！」
她的心立即怦怦地跳了起來。顧不得換下工裝，便匆匆騎車往家趕，上樓梯一步跨兩三個台階。推門的一瞬間，她只覺得狂跳的心幾乎要蹦到嗓子眼了。余婧見她回來，蹦跳過來摟住她，興奮得滿臉通紅，說：「我給姐姐燒了熱水，姐姐正洗澡呢。」隨後又大聲沖衛生間叫道：「姐姐，媽媽回來啦！」衛生間裡嘩啦嘩啦的水聲停歇了。楊惠琳僵立在衛生間門口，渾身哆嗦，幾乎站立不穩。她把身子靠住牆，揚起頭微微瞇著眼睛，竭力使自己穩住情緒。衛生間裡傳出窸窸窣窣的穿衣聲。不一會，門開了，一個大姑娘從裡面走了出來。
一對苦命的母女，在經歷了20年的痛苦分離和坎坷磨難之後，就這樣相見了。最初的情景與母女倆的想像並不一樣。她們都曾無數次在腦子裡勾畫過母女相見的情景，都曾認為自己會不顧一切地撲向對方，會哭，會笑，會放開聲音呼叫。然而此刻，她們只是默默對望著，彼此的心都怦怦地跳，彼此的神情都有點慌亂，彼此的動作都顯得緊張僵硬。「媽！」「楊玲！」聲音是拘謹地、怯怯地發出來的。「這就是我那揪心扯肺的女兒？」楊惠琳盯住眼前這個和自己一般高、兩頰被高原的陽光曬得紅撲撲的姑娘，鼻根發酸、眼圈有種熱辣辣的感覺。「這就是我那在夢中千呼萬喚的媽媽？」王楊玲望著站在面前這位微微發胖的中年婦女，喉頭襲過一陣一陣乾燥的痙攣。誰也不知道往下該說什麼，該做什麼。還是小余婧緩和了氣氛：「干站在這兒幹嗎？坐下說話多好！」她笑嘻嘻地牽著兩人的手，拉到客廳沙發前。楊惠琳和楊玲一落坐，都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緊緊擁抱在一起，放開聲音哭起來……晚上，楊惠琳和楊玲躺在大床上，20年的離別淚，相思情，道不完，訴不盡。
窗外，一輪明月掛在潔淨如洗的夜空。正是陰曆十五，這輪滿月好大好圓。
楊玲到京的第二天，楊惠琳的丈夫老余正好從石家莊回家休假。這位當年因反對瞎吹林彪歷史受盡磨難的血性漢子，卻對王楊玲懷有一副慈愛的柔腸。楊玲和他很談得來。一家四口團聚，家裡出現了非同尋常的熱烈歡快氣氛。鄰居和廠裡來串門的同事，見這個家庭突然來了一位鄉下姑娘，而且一家人的情感都被這姑娘攪動了，多少有點驚奇，不由便要打聽這姑娘是他家什麼人。楊惠琳給人說這姑娘是她的女兒，別人不信，說她瞎說。老余擔心人們再往深處追問，又要觸動妻子心中的隱痛，便大包大攬地宣佈楊玲是他過去的女兒。反正他的經歷複雜，別人摸不清楚，更重要的是不論什麼樣的議論壓在他這個男人身上，總比壓在作為女人的妻子身上要好一些。這一點讓楊惠琳心中既難受又感動。
一家四口逛公園、轉商場，買來一卷卷膠卷盡情地拍照。楊惠琳買了新衣，裡裡外外替楊玲換了裝。小余靖還領著姐姐去一家仿明星化妝照相館，上上下下仿照外國明星的樣子妝扮起來，一人照了張大彩照。相聚的日子充滿喜悅和甜蜜。老余還陪楊玲遊覽了天安門、故宮、頤和園、八達嶺等名勝古跡。他對楊玲說：「爸爸人到中年，突然多了你這個女兒，爸爸好高興啊！」
已經返城工作的一些北京知青們，獲悉王楊玲來京與生母團聚，分外高興。他們在原北京知青聯誼會會長郝海彥家裡搞了一次盛大的聚會。他們把楊惠琳、王楊玲以及小余婧邀請來，遺憾的是沒有請到老余，他已返石家莊上班走了。聚會從上午一直持續到深夜，大家分享著這一對母女相會的喜悅，美酒頻頻地舉起，歌聲、笑聲滿屋子蕩漾……
轉眼之間，王楊玲來京已20多天。一個母女倆都不願輕易觸及的話題，這時候不得不提起了。
「玲兒，給媽說說你的想法。」一天飯後，楊玲正要收拾碗筷，楊惠琳擋住她，話語謹慎輕緩，「你是不是打算還回陝北去？」」
王楊玲抬起頭，久久望著媽媽，隨後鄭重地點點頭。
「媽在這裡可是把工作都給你找下了。」楊惠琳一急，提高了聲音，「就在咱家對面的大樓裡當售貨員，一個月一百六七十元工資。咱們一邊工作，一邊解決戶口問題，好多人，包括你那些知青叔叔阿姨，都願意出力幫忙哩。」
楊玲輕輕搖了搖頭。
「怎麼，在這兒呆不慣？對媽有意見？放心不下養父養母？」楊惠琳更急了，連珠炮似地追問，小余婧也湊過來，說：「姐姐別回去了，在這兒多好！爸媽早說了，陝北的老人由咱們家養老送終，你還操心什麼呀！」
楊玲抓住媽媽和妹妹的手，輕聲說道：「我這趟來，原本就沒打算留下。你們和爸爸的心情我理解，但陝北的老人也是我的親人，你們不知道，他們是多麼需要我。養父養母年歲都大了，我不可能和他們一塊再呆很長時間了，找到你們，我很幸福，但我不能離開他們。」說到這裡，楊玲的眼圈紅了。
苦苦思念了20年，一朝團圓，忽又要分手而去，楊惠琳的感情哪能經受得了！她苦苦相勸王楊玲，用各種理由企圖說服她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邊，對陝北一對老人，也提出種種安排方案以供女兒選擇。當年為時勢所迫，她把女兒丟棄在荒涼的黃土高原，她覺得她欠了女兒一筆債，她要償還這筆債。她請來了楊玲非常尊敬、非常信服的知青叔叔阿姨們，這些剛踏進京城的老知青們，同樣希望楊玲能留在北京。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楊玲回到陝北以後，那滯重的黃士高原的生活會怎樣無情地磨損她青春的生命，會把多大的壓力擱在她的心頭和肩頭。王楊玲在人們的苦勸下，終於答應：她先回陝北去，妥善地安排好兩位老人，把麥子收割碾打完，然後再來北京，永遠和媽媽、爸爸、妹妹呆在一起。
楊惠琳自然高興，她的心願終於可以實現了！隨後幾天眨眼就過去了。王楊玲回陝北前一天，爸爸特地從石家莊趕回來為她送行。
在北京整整呆了一個月，又到了月圓之時，全家人又團聚在一起了。月兒皎潔，月兒明亮，月兒看著這一家對未來充滿美好撞憬的人高高地舉起了酒杯。
王楊玲又回到陝北的土地上。
去北京這一個月，與生母重逢帶給她的巨大喜悅並沒有淹沒她對黃土地上將她撫養成人的兩位老人的牽掛之情。走時養父身體就很不好，儘管養母曾對她說：「去吧，你的媽媽想你，你該回到她跟前去，在咱家你要把罪遭死哩！」她卻覺得，她和養父養母以及患有癲癇病的叔叔相依為命的關係，是很難砍斷的。現在，她答應了生母將她轉回北京的要求，她知道陝北的老人對此不會有什麼意見，但她卻擺脫不掉一種沉重的負債感。在陝北老人身邊呆的日子已為時不多，她要在他們跟前盡可能多地盡一份心意。
老人們見她回來，自然很是高興，她拿出北京爸媽捎給老人的各種東西，養母見炕上一下子堆了那麼多吃的、穿的、用的，心裡過意不去了，連連歎道：「這麼遠路，給我們這老骨頭還捎這麼些東西，太費力氣，太花錢了。咱家苦了你，你媽對咱家還是這麼重的心意，教咱咋受得了喲！」養父依舊躺在炕上起不來，他一時糊塗，一時清醒。清醒時，盯著楊玲看，不說話，只把手往遠處指。養母對楊玲說：「他叫你走哩，他不願看著我們拖累你。」楊玲按住養父的手，一股熱辣辣的東西堵在喉頭，淚水一下子就湧出了眼眶。
趕麥子黃還有一個來月時間。王楊玲到180里外的縣城門市部又上了一段時間班。麥收時，她請假回到家裡，踏進了黃土高原綿延伸展、起伏不定的莊稼地裡。
這是最後一次替家裡收割莊稼了。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她就幫家裡幹農活，沉重的體力勞動曾壓得她嫩弱的身子骨幾乎要垮了架。她詛咒過不公正的命運，怨恨過苦難的生活，可現在，她突然生出一種十分留戀的感情。這坡坡，這坎坎，這溝溝，這楞楞，這黃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她是那樣的熟悉，想到很快就要辭別這一切時，她心裡酸酸的，直想掉淚。
麥子收割了，登場了，碾打了。與北京爸媽商議好的動身的日子到了。她把養父、養母、叔叔所有的棉衣棉被拆洗了一遍，把家中裡外所有該收拾整理的都收拾整理好，該道別的老師、同學、朋友也都道別了，養母把該給北京爸媽帶的土特產也準備好了，她該動身回北京了——就在這時，養父的病突然加重了。
不能在這個時刻走開。她留了下來。
養母勸她：「只管走你的，他幾年就這麼拖著，還不知道拖到啥時候哩。」
她搖頭。她不原意就這麼牽腸掛肚地走開。
養父的病情一日重似一日。1991年8月底，養父終於閉上了雙眼。
悲痛襲向王楊玲。她伏在這位像黃土一樣質樸、終生勞碌受苦。讓她領受過刺心經歷更給過她巨大恩德的老人身上，失聲痛哭。
王楊玲一手操辦了養父的後事，將老人妥妥帖帖地安葬在村南一塊向陽的坡地上。村裡人感慨啼噓：不親的比親的還好，女兒比兒子還中用！
北京爸媽曾多次表示：老人養老送終之事，由他們包了，但楊玲沒有指靠爸媽。老人對她的恩德她要自己來報答。她把一切都處理完了，才寫信給爸媽告知養父去世的消息。
現在離開陝北，回到生母身邊，投身一種全新的生活，從道義上講完全可以說得過去了，從心理上講也應該感到平衡了。然而，她仍遲遲不肯動身離去。
日子一天天地拖下來。終於，她最後作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的決定——暫時放棄回北京的打算！
許是養父的去世給了養母太大的刺激，這位已經67歲的老人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雙目視力急驟下降，耳朵突然背得厲害，兩條腿終日疼痛，走路都很艱難了。王楊玲想，無論如何，她也不能就這樣撇下養母自個兒回京。不能，她的良心不允許！
也許還有另外一件事情牽著她的心——她要不要接受一樁婚事？他是當地一個青年農民。他一直把她追得很緊。
她給北京爸媽寫了信，告訴了她新的決定。
她不知道爸媽獲悉她的決定後，會不會同意，能不能理解她，她只是覺得她不可能再動搖了，養母在世之時，這決心她不會再變。她在心裡祈求著媽媽和爸爸的原諒。
一個月亮很好的夜晚，王楊玲靜靜坐在Ｌ縣城她租住的小屋的窗前。她凝神望著高原上空宛如銀盤一般的月亮，回想著在北京時那兩個月圓之夜。她依稀記起了曾讀過的兩句唐詩：抬頭望明月，寄情千里光。月兒能寄情。媽媽此刻也能看見這輪月亮。對著月亮，她無聲地把心裡的話向媽媽傾訴。
她的眼角有晶瑩的閃光。
月兒正圓。月兒還會再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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