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花卉市場回到家裡，我又換回了「坐家」的樣子。
吊帶的白色細棉布長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因為太舊已經穿不出去的開身小線衣，純棉線襪子和有動物圖案的布面拖鞋。
像我這樣過著簡樸生活的人，只是和純棉有緣。
我把劍蘭的長枝條剪掉了大約有四寸長，它們才肯乖乖地站在我的磨砂花瓶裡。可是，玫瑰怎麼辦呢？我沒有多餘的花瓶，而且，我的小房子裡幾乎沒有一個地方適合擺放這麼張揚的花。
最終，我選擇了單人床邊的窗台。
我把平時為了免得一次次站起來加水而從繼父家裡要來喝水用的大咖啡瓶子洗乾淨，玫瑰們暫時安頓其中。
看著一個不倫不類的玻璃瓶子裡各自向著不同的方向伸頭伸腦的紅玫瑰，我覺得好笑。彷彿一個穿著布鞋的人領口上無端地別了一枚鑽石別針。
簡陋的小音響中緩緩流出鄧麗君唱的宋詞：「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我想著999朵玫瑰和替別人買玫瑰的於濤。也許他不能理解，世界上就是有那麼一批人，可能終生都與這種玫瑰樣的奢華無緣呢。
我的生活在很多時候是清貧的，但是所不同的是，我可以過得很安閒。
自從我把那個「正經」職業辭掉之後，日子就變得非常自由起來。
別人問我：「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我通常會說是「寫字的」。聽的人不明白，寫字算是一個職業嗎？那小學生也能算我的同行了。我就必須要加以解釋。解釋的過程永遠是索然無味的，我說我就是人們說的那種自由撰稿人，靠寫文章、賣字為生。我已經看慣了那種困惑之中夾雜著一些對所謂有文化的人的敬意的古怪表情。
每當這個時候，我心裡就會想：也不知道是誰更老土，連這麼一個自在的事由也弄不明白。
我有一個自己開了一家小化妝品商店的朋友叫劉超，他在我們這個小圈子裡排行老四，我們叫他劉老四。
他說，這個社會按照領子的顏色把人分了三六九等，比如那些出人寫字樓的年輕男女通常叫做「白領」，大概是指他們經常要穿著體面，時不時打上一條領帶之類的。
還有一種人叫做「藍領」，指的是勞工階層，穿著藍色的工作取在不同的地方出力氣賺錢。「藍領」的文化水平通常不如「白領」高。
那天我們一幫困人坐在酒吧街上一間叫做「蘭桂齊芳」的酒吧臨街的落地窗邊上，我喝著一杯很體面也很便宜的屈臣氏湯力水。我說我想不明白，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屬於什麼「領」。劉老四喝著更加便宜的冰水，聽見我的話就肆無忌憚地大笑起來：「你算什麼領？你沒有領！你掙到錢的時候就是小禮服上粉紅的領子，湊合著風花雪月幾天；掙不到錢的時候，你連和尚領都不能算。
明白了吧？「
從那天開始，我就被大家叫做「粉領」了，我們為了這個詞喝乾了各自杯中的飲料。
我們這樣的人就是這麼說話的，什麼樣嚴肅的事情都可以用輕鬆的腔調說出來，因為我們知道愁苦是沒有用的，愁苦了，倒霉事情還是會發生，還是要一雙肩膀扛著一個腦袋、伸長了脖子等著天塌下來把自己砸個正著。
決定從以前當辦公室秘書的機關辭職出來之前，我和劉老四也曾經在這裡聚會過。
劉老四當時是我們幾個好朋友中活得最好的。所謂好，就是他有一家店，賣著上至夏奈爾五號那樣的高級香水、下至舒膚佳香皂這樣迎合著不同階層的日用品，每天的收益能讓他除了應付吃喝拉撒稅之外，還可以偶爾坐坐酒吧、喝上一杯冰水。
「我要辭職。」
「為什麼？」
「不為什麼。」
「不為什麼是為什麼？」
劉老四把雙臂支在小小的木頭桌子上，雙手圍住他那林永遠的冰水，半低著頭，收緊下巴，眼睛向上看。
「告訴你不想幹了就不想幹了，你別像戴安娜那樣無助地看著我好不好？」
「咱倆當中要是有一個戴安娜就好了。現在無助的人是你。辭職以後怎麼生活，想好了嗎？」
劉老四就是有辦法讓我不能不正正經經地跟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要去應聘一家報社，當記者。
「記者是那麼好當的嗎？」
「好不好當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再也不想在這個破機關裡混了。從早上八點半上了班，就開始張官兒、李官兒地叫，什麼玩意兒呀，就是一幫解放後進了城的農民。天熱的時候，把褲腿兒往上一卷，下班的時候，一人一腿的抽水機管子，我看著他們就來氣。不想伺候了。
再說，混下去我也沒戲，到死也當不了林處長。我現在一到早晨就心慌，不想上班……「劉老四比我大兩個年級，畢業以後幹了不到半年就從機關裡辭職出來跑單幫了，他不可能不瞭解我的狀況。
他笑了：「怎麼跟我當年一摸一樣？！」
「怎麼樣？理由充分吧？」
他喝了一大口水，把林子往桌子上重重地一墩：「你跟你媽說了嗎？」
「她不管，我繼父已經夠她愛的了，她沒功夫管我。」
劉老四不說話。
確實是這樣。
自從我大學四年級那年我媽再婚之後，我就好像變成了一個沒存在過的人，我媽眼睛裡就只有我繼父了。
但是，我也應該算是我媽再婚的一個受益者，她搬到了我那個教授繼父的大房子裡，原來我們一起住的那套一居室名正言順地歸了我。我也無所謂，既然每個人都必須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媽也不應該例外啊。
還沒等劉老四再開口說話，他的BP機響了。
他披著眉頭看完信息，把杯子衝著我舉了舉，然後一口喝乾：「我得走，有新貨了，我下午得去機場。」
照例是劉老四付帳，之後，我們一前一後走出酒吧，上了他開來的一輛「小面」。這是老四買來的二手車，有貨運貨，沒貨的時候就運我們這些人。白色的車身上寫著彩色的「好日子化妝品專營店」以及電話和地址。
「這兒停的車淨是奔馳、寶馬，你這破車也敢開過來。」我一邊看著他打火，一邊說。
「怎麼了？這可是我自己掙來的。它現在還幫我掙錢呢。」
老四的車拐上了三環路。我家就住在三環路邊上。
「老四，你別擔心，我肯定能比現在好，最起碼我喜歡寫字呀，你忘了咱們小時候，我的作文老是當範文讓大家學？」
「小時候胖不算胖。」老四面無表情地開車。
「當記者能認識好多人呢，說不定我採訪的時候就能認識一個什麼有錢有勢的人，他就把我收編了，你也得多了一個闊朋友，是不是？就算沒有，我也能建立好多關係，到時候咱們想幹點兒什麼，也能有人幫個忙……從記者到作家只有一步，素材多了我就可以去寫小說。你知道我最佩服阿加莎。克裡斯蒂，寫偵探小說那個老太太……」
老四仍然面無表情地開車。
從汽車的前風擋看出去，三環路上是幾列各式各樣正在瘋跑的汽車，那些我認識標誌的名牌轎車有的掛著黑色的窗簾，有的在車窗上貼了深顏色的防爆膜，看不到車裡坐著什麼人。每當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就會猜想，也許，就是那麼一輛小車裡面，就有一個神秘的故事，就盛著一段特別的經歷。它跑過多少路？那是些什麼樣的路呢？它換過多少個主人？那是些什麼樣的主人呢？
和劉老四在一起，從來都是我比他說話多，很多時候，我總是跟在他旁邊，他幹著自己的事，我說著其實跟他無關而只是我自己想說的話。有時候我懷疑他是不是在聽我說。偶爾我試著問他：「老四，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看看我，說：「接著說呀。」他從來不評價我，不說他是不是同意我的說法，甚至不告訴我他是否從我的話裡感覺到有哪怕一點點共鳴。他就是聽，聽完了帶我去吃飯或者送我回家。
但是我習慣了什麼事情都跟老四說。
在我還是一個高中生的時候，我媽和我爸離婚，他們分頭問我想跟著誰，我拿不定主意，就去找劉老四。
那時候他正在上一個走讀的大學，每天下午回家。
我坐在他家的院子裡跟一隻大花貓玩兒，等著他。他回來了，我就跟著他進了屋。
那是一個明天還是晴天？我忘記了。好像很熱，他給我喝剛從冰箱裡拿出來的雪碧。
我喝，他看著。
我說我爸爸、媽媽要離婚了，他點點頭。
我說我不知道應該跟誰，他還是點點頭。
我問他：「你覺得我應該怎麼辦？」
他認真地想，然後慢慢地說：「誰也不跟。」
我記得我哭了，說：「那我就沒有家啦！」
老四就站在我對面，斬釘截鐵地說：「怕什麼？再過幾年你就跟著我了。」
那時候他好像比現在瘦，從我坐的那個角度看上去，他的臉顯得有些長，有稜有角的。
我們那時候是在戀愛嗎？好像也沒有。
好像從來就沒有。
我離開他家的時候，他一定讓我把那聽喝到一半的雪碧帶走。
我們兩家離得不遠，他家就在我們住的樓房背後的一條小街上，據說是已經住了好幾輩人的一個院子。
後來，我還是跟了我媽。因為我爸新認識的那個比他小的女人不願意他帶著孩子。
我爸搬家的那天下午，家裡亂七八糟的，到處是他的衣服和書。我媽好像放意似的，專門選這個時候把他們倆結婚19年的照片拿出來，一張、一張地燒。
我又去找劉老四。他正好在家。我跟他說了我爸不要我的事。我坐在他的那張小單人床上，他在我面前走來走去。過了一會兒，他停下來，說：「我一輩子都不會這麼對我的老婆、孩子。」
那時候他好像還不到20歲。
後來我們一直是朋友，甚至每個月，我家的煤氣罐都是法定由他來換的，一直到我上了大學，一直到我有了第一個男朋友然後又失戀，一直到我媽也搬走，一直到今天。
有多少罐煤氣了？
他再也沒有提起過幾年以後我就會跟著他了這樣的話，但是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有了女朋友。
我上大學之前都是叫他「劉超哥哥」，後來他開始進入我的朋友圈子，最終成了劉老四。時間真是個神奇的東西，轉眼之間我已經24歲，已經開始在自己謀生了。
誰說流光不容易拋棄人呢？
我坐在車上胡思亂想著，老四還是不說話。再走大約100米，就是我住的那棟已經有些破舊的居民樓了。
我歎了口氣：「老四啊，有時候我都不知道你是在聽我說話還是在想你自己的事……」
「當然是聽你說話，我有什麼事兒可想啊。下車！」老四把他的「小面」穩穩當當地停在了我家的單元門口。
我從車上跳下來，老四也跟著下來。我忽然就生氣起來：「以後，什麼事兒也不跟你說了。跟你說了你也沒有反應。」
老四把雙手的大拇指分別插在牛仔褲兩邊的口袋裡，看看天，正有一朵雲靜靜地從我們頭頂走過。他兀自點著頭說：「行，這事兒就這麼定了。不過，你最好客客氣氣地辭職，這兒也是你以後的關係之一，對吧？如果出來了，覺得不行，也別著急，我那兒正好缺一個收款的，給你留著位置……」
跟劉老四談話的第二天，我交了一份辭職報告。
離開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的機關，我沒有得到我在家裡預先設計過的那種所謂挽留。
我的直接上級辦公室孫主任是一個已經五十出頭的女人，歲數大，但是打扮還是很顯年輕的。她的丈夫是跟我們這個局平級的另一個行業主管局的副局長，姓趙。我曾經見過她在很多場合提起「我們家老趙」時那種不經意之中流露出來的、別人很難學到的優越感。說我是辦公室秘書，其實我就是她的秘書。
孫主任在我交辭職報告這一天對我格外關心，甚至坐到我對面輕易沒有人會坐的那把黃色的木頭椅子上，見怪不怪地問我：「小林，是不是找到什麼好去處了？」我說沒有。她就笑了：「還保密呢！我早就說過，像你這樣家在北京的大學生，誰願意在機關於一輩子呀。去一個什麼公司也比這兒掙得多。就是那些外地大學生為了留在北京才進機關呢，過一兩年，戶口解決了，馬上就跳槽。我們這些歲數大的人沒趕上好時候，要不，我也早就走了。」
我只能點頭稱是。
我沒法想像，有一天，我也像孫主任這個年紀了，還坐在這麼一把歲數比我女兒都大的木頭椅子上，說一些可說可不說的話。聽見別人叫自己一聲「X主任」或者「X處長」就立即眉開眼笑，要不就是無端地把架子擺起來。怎麼看怎麼像我媽被人尊為教授夫人的時候那種喜形於色的樣子。
我的辭職報告很快就批回來了。我花了幾天的時間辦理有關的手續，檔案轉到了人才交流中心。我徹底成了一個沒有職業的人，也徹底不用每天早晨一邊吃油條一邊一路小跑著去趕班車了。
當然，我也沒有順利地成為記者。我去應聘的那家報社需要我經過一個漫長的實習期，直到他們認為我可以成為正式記者的時候。這個時間是沒有限期的。實習期間我沒有任何經濟保障，只能靠稿費生活。
我把這種情況告訴劉老四，他點點頭說：「就是計件工資。你寫了多少字人家就給你多少錢。」
的確是這樣。
然而這樣也有這樣的好處。我可以堂而皇之地開到證明我的實習記者身份的介紹信，然後出去採訪。同時，我也可以用這樣的身份和一些報刊雜誌聯絡，給他們寫一些沒有任何政治傾向、僅僅是風花雪月之類小情調的副刊文章。
慢慢的，我的名字也開始被業內的幾家專門刊登有關女性的生活和情感乃至流行時尚類文章的雜誌所接受，每個月，我在不同的刊物上開幾個寫法不同但內容大同小異的專欄，他們的稿費每1000字100元到300元不等，一個月的時間，我總可以寫到1 字左右，這樣已經可以把生活維持得不錯了。
我可以過得不那麼緊張。
女人不緊張，就有了閒情逸致；有了閒情逸致，就不怕筆下沒有一個又一個小故事。
我相信每個人都必須放棄些什麼才有可能換來自己想要的東西，我放棄了一份穩定，換來了可以自由安排的每一天。雖然從普遍意義上來說，我是一個標準的窮人。
現在，窮人的家裡也擺上了玫瑰呢。
我坐在窗前啞然失笑。
電話響起來，是劉超。
「你去哪兒了？找了你一中午。」
「買花去了。」
「我這兒來新貨了，你有空來看看有沒有喜歡的香水。」
「行。」
「晚上你吃什麼？」
「還沒想呢，方便面吧。買花的時候碰到一個人，買999朵紅玫瑰，你猜是給什麼人買的？」
劉超可能是在笑：「你又覺得有故事，是吧？其實可能挺簡單的。要不就是給公家買的，搞活動，要不就是給女朋友買的。你看見他付錢了嗎？現金還是支票？」
我忽然覺得跟劉超沒有話說。
我握著電話，在窗前，在那一束紅玫瑰邊上，窗外是反射著太陽光的寫字樓灰黑色的窗子。
沉默的當兒，劉超說：「別管他了。要不晚上一起吃飯？」
「算了吧，我今天挺累的，明、後天，好不好？」我不想出去，不想到一個小飯館在人聲嘈雜裡等著幾個小菜。
我想在家。
「你怎麼了？沒生病吧？」那邊的聲音充滿了關切。
「沒有，可能中午出去太熱了。沒事的。明天就好了。」
「那我明天晚飯之前給你電話吧。」
掛斷劉超的電話，我又在窗前坐了一會兒。
和以往不一樣，我沒有迫切地把今天的奇遇告訴他，沒有說任何有關於濤的事。而且，對劉超，我第一次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就是有事情不想告訴他，而在此之前，就連我談男朋友的事情都是要對他匯報的。
鄧麗君已經唱到了「但願人長久」。
人長久了又怎麼樣呢？
今天是決計無法寫出什麼了，我順手拿了一本白先勇的小說集，翻開，剛好是《遊園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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