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時間：1997年10月10日 星期五4:40PM
採訪地點：徐慧的菲亞特車中
姓 名：徐慧
性 別：女
年 齡：37歲
南京人，大學中文專業本科畢業，曾在北京某出版社團委任職，現為某廣告公司策劃總監。像我這種狀態的女人容易讓人認為是孤獨的——自自然然地活著最好別給自己提要求——連沒見過面的孩子都捨得下的人我能留得住嗎——知道婚姻是什麼了以後恐怕就不那麼迫切地想再擁有——有時候事業給一個人帶來的成就感是什麼都不能代替的——我曾經為一個男人丟失自己，現在我不會為任何人放棄我自己的快樂——不容易的日子會把每個人都弄得或多或少地有些健忘——有這麼多年獨自面對生活的基礎，我已經沒有什麼好擔心和害怕的了。
1997年10月10日，星期五，下午4:40，徐慧開著她的菲亞特小車準時到我家門口。說好了要到她家「坐坐」。在此之前，我們為了這一次聊天打過大約五次電話，約好了三次時 間，但是三次都因為她有事而臨時改變。星期四晚上，她打電話說「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再推了」，於是乾脆約在第二天。「但是要晚一些，我得去接我兒子放學，然後把他送回奶奶家。之後我就沒事了。」
徐慧在一家很有些名氣的廣告公司做文案，37歲。她是那種每走出家門一步都會十分注意形象的女人，在我們過去幾年中因為各種原因見過的有限的幾次裡，她的臉部的化妝一絲不苟，每一次她穿的衣服都不相同，我已經記不得那是一些什麼款式、什麼顏色的衣服，但是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她使用口紅的方式，她的口紅的顏色與衣服搭配得極其講究又非常恰到好處。
拉開車門的一剎那我最先看到她的玫瑰色的嘴唇，接下來才注意到她今天的衣著。水紅色的西裝，頭髮一絲不亂，顯然是剛剛整理過。車裡有淡淡的香水味。
這種香水挺特別的，適合我。你別看品牌都一樣，可是不同的人用就是不同的味道，因為人和人的體溫、體味都不一樣，所以香水蒸發出來的味道也不一樣。你看過一個電影叫《女人香》嗎？
我說那是埃爾·帕西諾的經典影片。
對了。那裡面的中校能聞出女人用的是什麼香水、什麼香皂，真神！我用的這種是伊麗莎白·雅頓的第五大道。
我的腦子裡馬上反應出那纖細、精巧的瓶子和那個著名的商標——一扇不知通往何處的神秘大門。
我覺得如果我再推你就該真煩了。不過我確實挺猶豫的。朋友歸朋友，採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想讓人以為我是那種到處找人訴說的人，我沒有那麼孤獨，也可能有但是我自己不覺得。像我這種狀態的女人容易讓人認為是孤獨的，也容易有那麼一批人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關心我們。我碰到過兩種人，一種是真的關心別人，他（她）只有通過關心別人才能宣洩他（她）自己的幸福或者不幸，有點兒像同情大派送，這種人沒有壞心眼，只是有點兒討人嫌；另一種人就不那麼可愛了，他（她）假裝關心別人，實際上是想瞭解別人的隱私，舊社會有一種人叫「包打聽」，就有點像這種人，瞭解到一點兒什麼就趕緊到處散佈，很壞。這兩種人的表現形式看上去有點兒類似，所以分不清誰好誰壞，就乾脆跟誰都不說，反正說了也沒人能幫得上忙，換別人一聲歎氣更難受，也沒意思。
現在誰一跟我說到生活很累之類的話，我就勸他（她）：「自自然然地活著最好，別給自己提要求。」真不是我有悟性，是日子給磨煉出來的。有時候我覺得人的肩膀太神了，你伸出來、站穩了，多重的東西就都能扛。
徐慧開車的動作很隨意，樣子頗像一個老司機。起伏的三環路有些堵車，她不時地做一個漂亮的「坡兒起」。我忽然就覺得在很多事情上，女人和男人的差別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大。車在排隊的時候，徐慧看看我，笑了一下。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看過我開車的人都覺得我像男的。其實我一直認為，在對待生活中的一系列麻煩和每天必須親手操作的事情上，男人和女人所承擔的那種心理壓力是一樣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認命。人總得為一些事著急或者說操心，生活很公平，每個人攤上的事不一樣，但是那種付出的性質是相同的。你知道女人什麼時候活得最沒有自己嗎？
我趕緊搖頭。徐慧這一次笑得十分愜意。夕陽從車的前風擋玻璃斜插進來，一直衝進她張開的嘴裡。
就是有一個男人愛她、寵她、什麼都替她惦記著，這時候她也是除了好好依靠這個人沒什麼可想的。有時候我也一陣一陣地犯奇怪，為什麼女人一定要在丟失自己的時候才最幸福？
我說，女人其實還是有自己的，只不過這種時候的自己完全由愛和被愛充滿著。徐慧咧了咧嘴。
可能你說得對吧。不過有了我這些年的經歷，就不會認為這種丟失是好事。那種能一輩子由愛和被愛充滿著的女人恐怕特別少，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被對不同的人的愛和來自不同的人的愛充滿。幸福不幸福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這種女人一旦被這個男人丟棄的時候，那種無助和傷心就會特別巨大。我就是這麼過來的。*
有個詞叫什麼？小鳥依人？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才真的依人呢。那時候我丈夫，噢，前夫（笑。），是一所大學的英語老師，個子挺高的，誰都說他長得帥，他教我們那年我上大學四年級，第一天見到他我就愛上他了，後來他也說，那一個班的學生就數我最出眾。畢業第二年，我就嫁給他了。我的娘家 在南京，為了跟他結婚，我拚命找門路留京，最後找到一個出版社的團委，當了一個成天出黑板報的小職員，連專業都丟了。我本來是學金融的，從此就改了行。那時候怎麼就那麼甘心。說出來你都得覺得可笑，我經常在下班前找個理由早走，到他回家必須經過的一個路口去等他，這個路口離我們住的地方大約還有不到十分鐘的路。假如我先到家了，就把廚房窗戶開著，每隔一會兒就趴在那兒看看，看見他走進摟裡才關上窗戶。我們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看著我們這麼好都覺得奇怪，天天在一起怎麼還會這樣。我對我婆婆也特別好，一想到她給了我一個這麼好的丈夫，我的心裡就充滿了感激。
這段時間我大概就是那種被幸福充滿的女人吧。可惜好景不長。我28歲那年，我們決定要孩子，我是1月份懷孕的。我丈夫，(徐慧的右手很戲劇性地在嘴前邊拂了一下)不對，是我前夫，在7月份的時候提出離婚。他說他要去加拿大，一個女孩幫他辦出去，這個女孩是他的學生，就和當年的我一樣，所不同的是，女孩子的娘家在加拿大，所以他要走的唯一前提就是和那個女孩結婚。他說他也沒辦法，實在太想出國了，找了這麼多年才找到這麼一個門路，再不出去，他就只有在國內當一輩子教書匠了。到今天我都記得聽到這話時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雙手摀住了肚子。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哭不出來。我心裡明白，他是真的不要我了。當天晚上我們倆就各睡各的了。我只說了一句話：「讓我想想。」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別好，一夜無夢。第二天早上他沒去上班。婆婆很早就去遛彎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想通的，看著他那種嚴肅的樣子，我知道不答應也沒有用，還不如好合好散。我就說行，你放心的走吧，孩子生出來我先帶著。我們是在一個星期以後辦的離婚。我挺著大肚子跟他去街道辦事處，就是當年我們結婚的那個地方。辦事處的人對他特橫，說女方懷孕的時候是不能離婚的。可能我骨子裡是一個挺狠的女人吧，我說是我願意的，是我不願意跟他過，人家讓我們下次再來。因為在一個居民區裡住了這麼多年，我婆婆馬上就知道了。老太太一問，他就全說了。我婆婆守寡20多年，好不容易帶大了兒子眼看又有了孫子，現在我們倆這樣了，氣得不行。當時他一句話也不敢說，由著他媽罵他，婆婆逼著他來給我賠不是。我大概一輩子都沒那麼有主意過，我跪在地上跟我婆婆說，為了他的前途我願意離婚，而且我會把孩子生下來，我不搬走，帶著孩子跟老太太一起過，我們娘兒倆給她養老送終。結果這天他就被徹底掃地出門了。離婚因為我的堅持辦得很順利。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他走之前，那時候好像他已經結婚了，我沒問他，反正為了出國一切都從快從簡。我沒想到難過的人會變成他。臨走的時候，他說一定會寄錢給我和孩子，我說你看情況吧，我無所謂。他最後問我，為什麼不留他。我說他想過好日子不是什麼錯，但是連沒見過面的孩子都捨得下的人，我能留得住嗎？那天他是哭著走的。
徐慧把車停在了燕莎橋邊上的花卉市場門口，她讓我坐在車裡等一會兒。大約十分鐘之後，我看見渾身紅燦燦的她捧了一大把紅玫瑰走回來，她的嘴動得很快，顯然是在對我說什麼，但是我坐在車裡聽不見。她把鮮花安置在車後座上。這是今天最好的玫瑰，叫「紅衣主教」，說是從雲南運來的。
車重新啟動。
他走了以後，原來的婆婆成了我唯一的親人，原來叫媽是因為他，後來我就真的把老太太當成媽了，本來我在北京也是一個人，我也沒地方可去。我生孩子的時候，婆婆每天給我送飯，從醫院到我們家要倒兩次車，婆婆暈車，走一段歇一段。到了醫院，老太太臉色蠟黃。別人生孩子是丈夫在外面，我生孩子那天下大雨，進產房的時候婆婆還沒到，等孩子生出來了，淋得渾身濕透的奶奶哭得說不出話來。
直到後來反覆聽徐慧的錄音帶，我都沒有能在她的語氣中找到一些本來在回憶這一切的時候應該有的難過或者委屈。也許是因為年深日久，傷口已經癒合。但是我猜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人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只有逆來順受的時候，時間長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認命，疼也不覺得疼。生命的惰性在面對痛苦的時候改名叫做隱忍。
孩子生下來，我們祖孫三代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我上班，婆婆帶孩子。其實我很慶幸我遇上了一個好婆婆。也許是因為她特殊的生活經歷，她特別善解人意。這麼多年，她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過她的兒子、孩子的父親。甚至我婆婆親自背著我托街坊鄰居給我介紹對象，逼著我去見。我一直不肯。有一回逼急了，我就說：「您要是覺得我和東東在這兒礙事，我就帶他回南京去。」我婆婆一聽就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老太太那樣流眼淚，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就是淚水嘩嘩地流。當時我也哭了，誰也勸不了誰。婆婆平靜下來跟我說：「徐慧，不是當媽的容不下你，是覺得我們家對不起你，你還這麼年輕，不能讓你因為我們耽誤了後半輩子。要是有合適的人，對你好，你就跟他去，東東我還管，這兒還是你的家。」*
不知道是因為專心於車子拐彎，還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快言快語的徐慧在我們的談話中第一次沉默了一會兒。從車裡看出去，夕陽的紅色被玻璃覆上一層淺淺的薄膜，很像小孩子用一張摩挲平整的糖紙蒙在眼睛上看到的朦朧世界，似清似濁。她扶在方向盤上的右手無名指上，一枚很細的戒指幽幽地放射出淡淡的光芒。
十年，我沒有再嫁。有人介紹過，但大多不合適。一個女人，知道婚姻是什麼了之後恐怕就不再那麼迫切地想再擁有，不是因為失望，是很現實的原因。我相信會有一個男人真心對我好，但他能對我兒子好嗎？如果他也能對孩子好，孩子願意嗎？再說，我怎麼能丟下我一起生活了十幾年的婆婆、孩子的奶奶？！這麼多年，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對人對己，都不能強加什麼，那不人道。
這些年，我換了好幾次工作，當過秘書、推銷員、雜誌的編輯，大概在5年以前，我到了這家廣告公司。我的收入越來越好。離過一次婚，我對很多事情都重新認識了。無論女人還是男人歸根結底都是要靠自己的，特別是經濟方面。有時候事業給一個人帶來的成就感是什麼都不能代替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和別的女人不一樣，我要一個人承擔撫養孩子的義 務，情感和經濟上都是雙重責任。這種不一樣不是我自找的，是別人強加給我的，但是我沒法拒絕，就只能盡力應付。本來是很被動的，隨著我的境況越變越好，才逐漸有了一些主動。
有很多離婚的女人沒有再嫁，帶著孩子，她們通常會說孩子就是她們的一切、她們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我不是這樣的。孩子永遠不可能成為父親或者母親的一切，他僅僅是他自己的，而且孩子越大就越是這樣。咱們不也是這樣的嗎？我嫁人、離婚、生孩子、調工作都沒問問我媽。所以，對孩子，更多的是盡義務。我曾經為了一個男人丟失自己，現在我不會為任何人放棄我自己的快樂。
徐慧的眼睛盯著前方，手下的動作乾脆利落。還是有些堵車，跑不起來。我偶爾看看她的側影，下巴有點兒方，因為瘦，顯得稜角過於分明了。她知道我在看她，微微一笑。
其實是我兒子提醒了我。那年他5歲。從兒子生下來。我就一直梳一條不長不短的馬尾巴刷子，露著大腦門，你們寫字的人說什麼「素面朝天」，就是不施脂粉。有一天我到路口的一個髮廊去剪頭髮，本來就是想去去短，一進門，老闆娘特熱情，小姐長小姐短地叫得我直彆扭。我就說，早不是什麼小姐了，兒子都會燜米飯了。老闆娘不信，說你看著也就二十七
八。接著她和我商量，給你剪個劉海兒吧，看著更年輕。我反正無所謂，就說隨您的便，能見人就行。結果剪完了我一照鏡子，真的是非常好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在那一剎那，我心裡翻騰起來的都是一些過去的事，一種酸酸的感覺。我使勁忍著眼淚。5年了，我怎麼就從來沒有想過應該善待自己一點兒呢？老闆娘好像看出我有點兒不對勁，趕緊說，我這兒 有口紅，你抹上試試，肯定好。確實是好，我都認不出自己了。付了錢出門的時候，老闆娘告訴我，這個顏色的口紅適合我，不貴，藍島商場就有賣。那天我沒直接回家，真的去了藍島。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我離婚以後買的第一支口紅，麗妃牌的，631號，二十五塊五。我回到家裡，兒子跑著過來，他沒像每天那樣讓我抱抱他，他仰著頭說：「媽媽，你美容啦？」我兒子長到這麼大，就這一次看見我哭，我是真的忍不住。我抱起他，把他的小臉貼在我的胸口，我的另一隻手裡就握著那支新買的口紅。我忽然就感覺到就是這支二十五塊五的國產口紅已經改變了我以後的生活觀念。我兒子這時候摸摸我的臉說：「媽媽你的心在蹦，蹦得可真快呀。」
徐慧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我不能在這個時候看她，只能從聲音裡判斷她是否眼中含著淚水。她習慣性地甩了一下垂下來的一縷作成大花的頭髮，定了定神。
有時候不容易的日子會把每個人都弄得或多或少地有些健忘，我幾乎已經很少想起來我曾經有過一個丈夫以及他現在在加拿大和一個當年與我身份一樣的女人一起生活，但是，有關我兒子、我婆婆的一切，我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有一種記憶猶新的感覺，而且我一直沒有扔掉那支迄今為止我用過的最便宜的口紅，還沒有用完的時候我就陸續又有了CD、聖羅蘭等等名牌口紅，而且伴隨著我的境遇的好轉我再也沒用過國產的化妝品，但是那支口紅不一樣，它是我真正明白要為自己而活的一個轉折點，它實在太重要了。
駛出三環路又拐了兩個彎，一片白色的塔樓錯落著，我認出這是京城十分著名的一個小區，房價很貴，至少對於和我一樣靠工資生活的人來說是這樣的。徐慧在一棟大門前有一個小停車場的樓前停下來。在此之前我從來不知道徐慧過著什麼樣的「個人生活」，但是此刻我隱隱約約地有了一種預感，這裡不止徐慧一個人住。她說了，十年，她沒有再嫁，那麼……我用最含蓄的方式問她：「這些年，你就沒有一個自己的情感寄托嗎？」車熄了火，她讓自己盡可能坐得舒服。
怎麼沒有、我有啊。這玫瑰花就是因為有寄托才買的。他比我大十二歲，做生意的，愛人去世了，有一個女兒，也快大學畢業了。我們好了四年多了，周未或者都不忙的時候就在一起。我們各自有家，這兒是共同的家。我不想結婚，不想讓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起什麼波瀾。他不計較我這樣想，他的生意做得不錯，特別忙，也許對他來說有一個妻子還不如就這樣有一個不用他操心的女人，回家晚不用請假，去出差抬起腿來就走，很隨意。婚姻如果不能讓人生活得更有自我，就不如沒有它。只有一次我問過他，像我們這樣彼此沒有約束也就不必有責任，他會不會同時還有別的什麼露水情緣。他說，其實我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假如有愛，就會有自律，他覺得自律是一種品德，是比責任更高級的東西。我相信他，是因為我有這麼多年獨自面對生活的基礎，我已經沒有什麼好擔心和害怕的了。我覺得我們這樣也不錯，也許孩子長大獨立了，我會嫁給他吧，但是那時候我們都老了，互相做個伴兒吧。，他很理解
我的這種想法，而且我們都習慣了這樣寬鬆的生活，只要感情上不疏遠不就行了嗎？其實想透了，愛一個人或者一樣東西是自己心裡的一種感覺，守著這種感覺心裡就會踏實，跟對方有什麼關係呢？
徐慧仰頭看向大摟，她的眼睛告訴我她在尋找自己家的窗戶裡是否有燈光。我們都坐著不動，我想不清楚是否應該像我們最初約定的那樣「上去坐坐」。我一直堅持不對任何一個接受我採訪的人的經歷和生活觀作出價值判斷，然而此刻我的猶豫不定也許恰好在表達著一種情不自禁的判斷。徐慧並沒有勉強我的意思。
房子是我們合夥買的，我出了三分之一的錢，在我的名下。本來他說不用我出錢，我沒同意，兩個人住，花一個人的錢我覺得彆扭。至於寫誰的名字，在法律上可能是很重要，但是對於我們倆都無所謂，我們大概都不是有一天會去跟對方算一筆細帳的人，這是我們各自的閱歷決定的。
我們終於還是在徐慧和那個男人的「共同的家」的樓底下分手。徐慧把鮮花和一些食物抱了滿懷。她有些不好意思，一個勁兒他說「改天他不在的時候一定請你來玩兒」，說這話的時候又仰頭看向一格一格的窗子，家家戶戶的燈光已經次第閃爍起來。這一剎那她的表情很恬靜，和任何一個急切地回家與愛人共度周未的女人沒有任何不同。我說這時她的樣子很打動人，幸福、單純。她笑了。
徐慧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這麼多個窗戶，有那麼多人家，我不覺得我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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