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為一個非常偶然的機緣而成為重慶電視台《龍門陣》節目的客座主持人的。
提前兩天到重慶，是為了等著為《一個都不能少》作宣傳的張藝謀。然而就在我們「嚴陣以待」地策劃在有限的時間裡該如何發問的時候，電視台的台長說，要臨時加一期節目，是關於母親節的。
我所知道的媒體就是這樣的，每逢有什麼節日，這個節日就有可能成為一個由頭，就有可能從這個由頭生出一些選題，每年的節日都會如期出現，圍繞這個節日的節目也層出不窮。但台長堅持說，這是一部與眾不同的電視記錄故事片，名為《為了母親的微笑》，編導是殘疾人，名叫張魯。
我回北京的日期是幾天以前就已經確定的，一件事接著一件事，無法更改。台長以為我是不願意做這種有應景之嫌的節目，很認真地告訴我：「你不會對這個編導和這部片子失望的。」
那天我和《龍門陣》節目的幾個主創人員坐在重慶電視台的會議室裡一邊竊竊私語一邊等待看這部電視片中的一集。我發現幾乎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說出有關編導的一些情況，比如他曾經三次獲得電視劇飛天獎的一等獎，他曾經是四川省級勞動模範，比如他曾經扶助過上萬名失學兒童重返學堂，比如他現在只是單身生活，日常起居有著常人不能想像的困難等等。說話間，原本只打開了半扇的門被全部打開了。我首先看到的是輪椅和輪椅上穿白色長褲的雙腿，看上去結實、健壯的身軀。長相是標準的濃眉大眼，面容非常寧靜，神態安然。他用微笑和每個人打招呼，樣子有些靦腆，或者是謙和。
我們隔著圓桌彼此問候，他說：「我昨天才知道你來，真是不好意思，要讓你為難。」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對於初次與電視台合作做節月主持人的我來說，匆忙地趕一期毫無準備的節目，我心裡沒有把握，因此也不太情願。
寒暄過後，我們開始看他執導的片子。
這是用記實手法表現的一個家庭命運的故事：
土家族的田維春夫婦生活在烏江上游的黔江縣，他們有兩子兩女。原本這是一個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勞，兒女孝順。田家媽媽年輕時和所有土家姑娘一樣，梳的頭髮有各式各樣好聽的名字，盤龍柱、獅子滾繡球……田媽媽會唱酉州的山歌，會跳土家舞蹈。家門前是終年流淌的細沙河，男人們從山上背來砍伐的樹木，建成全木結構的小樓，娶妻生子，或者把木材運到山外邊賣掉，換一些鹽巴錢、紙煙錢。細沙河邊的日子其樂也融融。
但是，自從13年前田家的在山坡上的土地滑坡之後，田媽媽夫婦的日子就籠罩了愁雲慘霧。兩個兒子因為山體滑坡、河水暴漲被沖走了，屍骨無存。
自此，田家老兩口開始在細沙河邊的青山間改土造田。他們年年植樹，13年間，植樹上千株，打下的糧食早已吃不完，而他們的「工作」還在繼續。田媽媽說，她怕後面的娃娃們會再遭遇到山體滑坡，被衝下細沙河去，年年中秋節送月餅哭後人時，連個墳都找不到。
為防大垮山，田家兩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樹不止。
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回想曾經在幾年以前看過的一部英國人拍的記錄片，表現的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歡離合，三年的時間，一個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親，嫁出了兩個女兒，兒子賣掉了新婚的一切為母親治病，最小的兒子在媽媽的病床前長跪不起為了能獲准到開放的廣東掙一些蓋房子的錢，大女兒幾次回娘家，又幾次含淚離開，她不忍心告訴母親，自從她嫁進婆家之後，與丈夫就沒有圓過房，因為那丈夫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我一直想著這部記錄片，因為，從張魯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覺到了那種由真實構成的原生態的內容。我覺得我離他很近，就像我在幾年的採訪中最終確定了以當事人的口述來表現現代人的情感狀態一樣，我們在記錄生活和還原真實的手法上有異曲同工之處。
假如不是因為歸期已定，我想我會留下來，不管我會不會去主持一場有關母愛的對話，僅為了接觸這個人，我也是願意的。
看過片子之後我們一起吃晚飯，張魯是被人抱上車又抱下來放進輪椅、一直推進酒店的餐廳。我心裡有些不舒服，看著這樣一張很是生動的臉和假如能夠站起來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軀，我想命運有時候真的是不講道理的。
張魯坐在我的身邊，我問的是一些很「像記者」問的問題。他—一做答。他說這樣的片子一共是四部，連起來是一個有關母親的系列，拍攝的時間大約一年半還要多。他就一直像剛才進酒店的時候一樣，被人抱進抱出。他們拍攝的這些家庭基本上都是在重慶市最窮困的山區，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輪椅就是他的辦公室和宿舍，潮濕使他生了褥瘡。
他講得非常平淡，語氣不緊不慢。好像所有這些事情對於他來說就像每天的日子一樣自然和正常。他一邊講一邊在告訴我，哪一道菜是重慶的特色，並且費力地把菜夾到我的盤子裡。一道肉菜上來的時候，張魯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馬上，他把筷子放下了。他說：「我告訴你我為什麼要拍這套記錄故事片吧。」
於是，我又聽到了一個故事：
菜市場出了一件事，一個女人偷了一塊肉，她手法笨拙，馬上就被肉販子發現了。這個女人抱著這一大塊肉，埋頭逃竄，沒跑出幾步，她便被抓獲，而且是人贓俱獲。問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說：「兒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我說，想吃肉。」
肉販子舍下了那塊肉，周圍的人湊了些錢，人們連這個女人的名字也沒有問就放她走了，還叮囑她：「快回家。」
叮囑是好心的也是多餘的，這個女人用搶肉後逃跑的速度和姿勢一路哭著跑回家。她要回家燉肉給準備高考的兒子吃。
講完故事的張魯小聲但是一字一頓地說：「這樣的故事，你讓我這個當編導的人怎麼去重現？這樣的故事最好在哪裡都不要重演。」
那頓晚飯我和他都沒有吃好，因為我們一直在低聲地談話。付帳的時候，有了一些小的爭執，張魯說：「安頓是客人，我要請請她。」我旁邊的專題部主任卻堅持要這邊來付，像是要拉同盟軍一樣對我說：「張魯的錢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別張魯的時候，我還是沒有決定，一定要為母親節的特別節目做主持人，這時的原因已經不僅僅是歸期或者有沒有時間返回重慶的問題，我擔心，我沒有能力去把握這樣的題材，而且也擔心在面對被請進演播室的母親和她的故事的時候，會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與張魯相約，在做完張藝謀的訪談之後與他聯繫。
然而在準備採訪張藝謀的節目的過程中，我總是會不斷地想到張魯，想到他在四年前拍攝的一部長達53集的電視記錄片《跨世紀的希望》，因為這樣的一部片子，在距離重慶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電視台捐資建立的希望小學，此後，又有15所希望小學先後建立起來，把上萬名因為貧困而無力讀書的孩子送進了學堂。
張魯說過，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為一部記錄片可以救助那麼多孩子，那麼現在，我們也應該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貧困中依舊舔犢情深的母親。
我在離開重慶的前一天傍晚時分來到張魯在市區的家。黑黑的樓道裡非常安靜。
張魯就坐在客廳裡的一台電腦前面。這是一間很簡陋的客廳，只有電腦、傳真機和一台電視，外加幾把椅子。他靠窗坐著，第一句話就是問我，張藝謀的訪談做得如何。他說：「我昨天一直在為你擔心，我怕你會有思想負擔。你是搞文字的記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緊張。我就想跟你說，其實沒有什麼，做主持人對於你自己來說也是一個挑戰，做的好，就證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沒有關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做了，就足夠了。」
我說我想要一份他的個人資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沒有以往很多人寫的那樣，充滿了躊躇滿志。只是簡單羅列了他出生於1952年，曾經是插隊知青，西南師大學中文出身，接下來就是從1985年起都做過什麼。我在他的獲獎作品中發現了我還是高中生的時候就非常喜愛的電視劇《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我在大學期間第一次聽到艾蕪這個名字就是因為一部名為《南行記》的電視劇，而在我面前笑瞇瞇的這個坐輪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飯的時間，大家說要為我送行，所以選擇到一家酒店頂樓的旋轉餐廳，可以看到重慶市的夜景。
張魯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發的，直到這個時候才從裡間屋子走出來，站在張魯身後。但是人手還是不夠，或者就是張魯不忍心讓自己的同事們又抱自己下樓又抬輪椅。表弟站到窗戶邊上，對著窗外用重慶話叫了一聲：「棒棒兒！」
張魯對我解釋，「棒棒兒」是重慶的一大景觀，也是很多到城裡來打工的農民最主要的就業方式，他們通常在手中有一隻像扁擔樣的竹棒，可以用來抬東西和挑重物。每天，他要出門的時侯，表弟總是這樣在窗戶邊上叫一聲「棒棒兒」，上來兩個人，一人兩塊錢，抱他下樓。
兩個「棒棒兒」像抬一個小孩子一樣把張魯一直抱進等在樓下的車裡。表弟給了兩個人五塊錢。我搶在他們下樓之前拍了幾張照片，當他們走出樓道的時候，我本能地轉過身去。我不想看見這樣一個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現在的這個樣子，我不適應。
依然是我和張魯挨著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轉到我面前，說「知道你這幾天都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問張魯關於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沒有敢開口。隨著我們越來越熟悉，我想應該是時候了。
我試探著問：「你有小孩兒嗎？」
張魯瞇起眼睛，微笑著看我，我想他已經知道了我的意思。他慢慢講起來：「我是屬龍的，十多年前的有一天早晨，我到外面跑步，那個地方叫小龍坎，我被車從後面撞倒了。在醫院裡醒過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小說裡寫的那些睜開眼睛看到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那種感覺是真的。醫生說是截癱。當時醫生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撞我的那個司機說，他這一輩子完了。他說他的一輩子完了。我有很長時間都不說話，我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我愛人是醫生，她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出國留學，我還在病床上的時候她就接到了國外的錄取通知書，但是她悄悄地撕碎了。後來，她又一次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我就勸她去了……」
有人在勸酒，張魯舉起酒杯，我們的話被打斷了。接下來，他看著我，彷彿在問我還想知道什麼，我把話題轉移開了。
他給我講了一件事，是真的，就發生在他拍《巴桑和他的姐妹們》的時候，在西藏，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大家都以為今生不會再到這裡來了，冷和餓和環境的凶險，每個人都有些心有餘悸。大家決定再這裡拍一張照片留作紀念。排好隊、看鏡頭，但是攝影師像定住了一樣看著大家，遲遲不按下快門。埋怨聲起的時候，攝影師讓大家回頭，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一個穿T恤和短褲、騎著自行車的金髮小伙子正從他們身後經過。
張魯說他自從成了殘疾人之後，調整自己的心態也花了很長時間。他說，人從來就是不容易接受現實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與命運之間的鬥爭，每一個機會和遭遇其實也是一場挑戰。證明自己的能力還在其次，讓自己變得平靜和勇敢起來才是最重要的。他舉了兩個例子，他自己九死一生地到最貧窮的地方去拍片子，我用工作之外全部的休息時間來做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我們是在重慶著名的「好吃街」上分手的，他囑咐我說：「你早些休息，而且，你得讓這些忙了好幾天的同事回家。」
回到北京以後，我認真地研究帶回來的張魯的片子，看完第一部的時候，我決定在四天之後回到重慶，做完母親節的節目。
我總是能感受到這樣精彩的兩個人的智慧，彷彿在刀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