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這座城市,像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樣,也有屬於自己的經度和緯度,它地處東經126度38分,北緯45度45分。坐落在我國東北部松花江中游,阿什河下游,松嫩大平原的南緣。這裡最早的居民是肅慎人,肅慎人也是滿族和「金」朝的祖先。有資料記載,他們在這裡以漁獵為生,用赤玉、貂皮、海東青換回中原的雞禽和布帛。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肅慎燕毫,吾北土也」的記載。
哈爾濱這座城市的誕生和清政府的欽差大臣李鴻章有關,這裡我只說「與李鴻章有關」,但城市的產生,城市的概念,是一組至今也沒搞清楚的話題。總之,城市的產生為人類的社會分工提供了廣闊的前景。而且,城市也是文化、科學、衛生、體育、經濟、政治、宗教等等活力的一個當然的、最豐富的載體。
先前,哈爾濱這裡叫「富家甸」。在富家甸之前,哈爾濱不過是元朝的一個有12個狗所的驛站。
李鴻章在1896年的5月19日與俄國的財政大臣維特和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莫斯科簽定了《中俄密約》,條約中規定俄國可以在中國的吉林、黑龍江兩省建造鐵路,就是所謂的中東鐵路(這條鐵路穿越黑龍江、吉林兩省,溝通了西伯利亞與海參崴的聯繫)。哈爾濱是作為這條鐵路沿線的一個站而逐步形成的一個城市。當時的城建方針是:「以鐵路為主,以城市為輔」。因此,這座城市裡到處都是鐵路線(還有鐵路員工的住宅,街上走的大都是鐵路員工和他們的家屬,那時候,哈爾濱似乎是座鐵路的城市),待到這座城市發展壯大了,繁榮了,先前城裡的那些縱橫交錯的鐵道線,便成了城市車輛堵塞的一個主要原因了。於是又建了不少橋。這些橋——像霓虹橋、三孔橋、跨線橋,以及後來眾多的立交橋,這些各種各樣的橋,又給這座城市增加了新的景觀。
「哈爾濱」這個城市名,也有著多種多樣的解釋,有的說是蒙語「平地」的意思,有的說是什麼什麼語,是「曬網場」的意思,也有的說哈爾濱是「阿勒錦」的諧音,是女真語「光榮」與「榮譽」的意思。看看,僅僅不足百年的事情,吵來吵去,彈精竭慮,到今天也沒鬧清「哈爾濱」究竟是個啥意思。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自然,哈爾濱這座城市,同六朝古都、十代都會的南京不能相比,同小小的古城蘇州、泰安之類也不能相比。哈爾濱是一座很年輕的城市,即使是從1896年開始計算,到今天,仍不足百年。同全國眾多的城市相比,哈爾濱還只是一個小伙子,或者是一個女孩兒。
對這座城市裡的某些狀態,在我的一篇文學作品中,我是這樣描述的:
(這座城市)臨著一條江。
這條江叫松花江,先前叫速水,比較有名氣,也很古老,頗為寂寞地流了幾千年。兩堤的歪柳,婆婆婆婆,可以望到將盡不盡之處。
速水時代,江水大闊,浩兮蕩兮,霸去了現今道裡、道外和松蒲三個區鎮所據的幾萬公頃土地。就是現在,三個區鎮仍在南崗區的鳥瞰之下。故此,南崗區,一直被哈爾濱人仰慕為「天堂」。
「天堂」地勢偉岸,文明四達,人之心態也日趨居高臨下:自矜自詡,腎恰自愛,以為領著哈爾濱幾十年的風騷。
位次「天堂」的道裡區,異人忸集,洋業鼎盛,歌兮舞兮,朝夕行樂,幾乎無祖無宗。譽為「人間」。人間者,比上而不足,比下則有餘。善哉!
道外區,行三。淨是國人,窮街陋巷,勃郁煩冤。為生活計,出力氣,出肉體,也幹買賣,也來下作。苦苦澀澀,悲悲樂樂,刀拼、穢罵,亦歌亦泣,生七八子者不鮮,「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沒酒現掂對」。得「地獄」之稱不枉。
當時,哈爾濱不光是這三個街區,還有太平區和平房區,以及哈爾濱所屬的眾多的衛星城和縣城。像建立「金朝」的「上京會寧府」遺址的阿城市和白城子等等。
其時,哈爾濱還有更為雅致的稱號,一是前文提到的「東方莫斯科」,一是被洋人稱為的「東方小巴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稱呼,就是「教堂之國」。用教堂之國來形容早年哈爾濱的景觀,大抵是貼切的。
早在中世紀,歐洲的一些城市的佈局,像巴黎、維也納、彼得堡、莫斯科等等,大多以教堂為中心,街道從這個中心輻射出去,有一種「霍華特」模式。而後來,發生了一些變化與調整。以至出現了全新的城市格局,對城市建築的體量、風格、綠化、密度都有了全新的展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國巴黎拉·德芳斯的建築格局。這套方法,被我國許多城市新區的設計所吸收。
哈爾濱那座中外馳名的東正教的聖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建於1901年。它位於全市最高點的中軸線上。它的兩翼,是東、西大直街,為哈爾濱的主幹道。它迎面的北部坡下,就是那座俄羅斯摩登主義的建築——老哈爾濱火車站。這座世界最卓越的聖尼古拉東正教大教堂是一座木結構的宗教建築,整個建築沒有一根釘子,造型端莊而又雄秀,狀態神聖不可侵犯。在世界上只有兩座這樣的教堂,一座在俄羅斯的莫斯科,另一座就在哈爾濱,它們是出良同一張圖紙。
我小的時候,家裡很窮,常到街上去拉小套,掙點兒小錢,便經常路過那裡,我常常看見三三兩兩衣著整潔的洋神父、牧師、嬤嬤從那裡出出進進。它的確給我這個干苦力活兒的窮孩子一種神秘感和美的享受。甚至,是它的存在激發了我的想像力和對建築學的興趣。由此,我還想到,我的父親之所以從事建築行業,並成為這方面的專家,是不是跟他這個知識分子早年的那一段城市流浪生活有關呢?
這座大教堂,哈爾濱人都稱它「南崗喇嘛台」。它現在已經不在了,去世了。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小將們給扒掉了。扒教堂的那天,我也去了。坦率地說,我對它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深厚感情,哈爾濱許多的中老年人都是如此。
當時這座城市正瀰漫著煙霧一樣的小雨。我站在教堂鐵柵欄的外面看著,看見紅衛兵們正從教堂裡往外搬聖經之類的書籍,堆在院子當中的草坪上,放火燒。有一隊紅衛兵用一根粗繩子拽教堂洋蔥頭似的尖頂,把它拽歪,把它轟隆一聲拽下來。在我旁邊觀看的,還有一個洋人,他是一個僑民,有50多歲的樣子,穿著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裝,胸前帶著一枚紅色的偉人像章,雙手緊緊地握著鐵柵欄,嘴裡嘟噥著什麼,眼睛裡充滿著淚水。看得出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讓我心裡非常難過。並終生難忘。
現在那兒改成了一個花壇,種植著各種各樣的花草,並組成美麗的圖案。各種公共電(汽)車、小轎車、麵包車、警車、板車、自行車從那繞行著,一位警察毫無表情地指揮著往來的車輛。尤其是冬天,那兒的路非常不好走,路面上結滿了冰雪,需要不斷地往上灑防滑的粗沙子。
順便說一句,哈爾濱的花壇及圖案設計,也受歐洲文化藝術影響很深,與江南一帶的園林設計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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