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阿卡薩斯小石鎮，克林頓總統的朋友蘇珊·麥克道加爾披枷帶鎖地離開當地法庭的這一幕，最能體現肯尼斯·斯塔爾調查追捕總統和第一夫人時有多麼鐵面無情。麥克道加爾拒絕在小石鎮的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因為她覺得，斯塔爾對摧毀比爾·克林頓和希拉裡的生活的興趣，甚至比公正地調查“白水事件”更大。她為此被判藐視法庭，入獄18個月，其中絕大多數時間是單獨關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偉人祠”中獲得一席之地，有了一個響當當的綽號“阿卡薩斯的瓊”。
當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脫斯塔爾手下的控制後，麥克道加爾鐐銬加身的樣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瑪西婭的腦海裡。“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沒審判就把麥克道加爾弄進了監獄，僅僅因為她沒有照他們說的做。”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新年剛過，莫妮卡和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聊天時還談到了麥克道加爾，後者感覺到麻煩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麥克道加爾的老路，她回憶說那是因為：“我不想她為了保護總統而自己染上麻煩。”
1月17日，周五。凌晨時分，她們最終離開麗池卡特酒店時，瑪西婭對女兒遭遇的指控的具體內容還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裡普被錄音的談話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麼會卷入進去，畢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傾聽了女兒的愛情傷痛，然後鼓勵她離開華盛頓。在她腦海裡，那段時間的記憶萬分痛苦：“當我們回家，心裡知道斯塔爾的人肯定還會再來。這就是我們呆在公寓裡的心境：黑暗孤獨，與世隔絕，門鎖著，我們擔心他們隨時可能到來。”
“如果這些話聽上去太歇斯底裡，我也沒辦法，我無法告訴你，當時有多麼害怕，多麼確信他們將過來把我們扔進監獄，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會在監獄裡呆上27年。”
她們確信，FBI會錄下她們的電話，監聽她們的水門公寓，她們每個動作都會落在那些看不見但充滿質疑的眼睛裡。丑聞曝光前的絕大多數時間，還有曝光後的所有時間，她們呆在公寓裡，在地板上來回踱步，窗簾緊緊拉著，除了竊竊私語就不敢說話，每時每刻都擔心著門鈴一響，就會拉開悲慘監獄生活的序曲。
她們很少吃東西，嘴巴因為太干幾乎說不了話，更別說咀嚼食物了。她們時刻覺得要麼炎熱如火，要麼寒冷如冰，好像身體已經停止工作了。兩人都是嚴重的受驚過度，身體不停地顫抖。瑪西婭說：“如果是我一個人，肯定會覺得自己要死了，不過兩個人都有相同症狀，我意識到這是受驚過度的結果。”她們是如此膽戰心驚，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擔心那些她們懷疑在監視她們的人以後會指控她們毀滅重要證據。每天，瑪西婭都把東西堆起來，裝在包裹裡，整齊地放在廚房間，這樣FBI的人進來帶走她們的時候，她們就能顯示自己干得多麼正確了。
瑪西婭說：“因為太過害怕，你就會去做一些瘋狂的事情。我們體會到恐怖的字面意義了，那段呆在那裡的日子，害怕、孤獨、不敢說話，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兩人都進了監獄，那麼誰去看莫妮卡呢？另一個想的就是兒子邁克爾，他結婚生子的時候怎麼辦？我可受不了讓孫子到監獄來看我。”
自然，瑪西婭的第一反應還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讓莫妮卡離開她的視線，怕她自殘。日子一天天過去，她們開始意識到丑聞就要公開，她也越來越擔心女兒的安全。在保護莫妮卡的同時，她也希望她愛的其他人也能遠離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聞爆發前不久，她催促還臨時住在水門公寓的黛布拉收拾東西離開華盛頓，由於擔心FBI會監視火車站和飛機場，她要她開車離開，越遠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亞的家裡收拾點東西，帶著兒子驅車8小時，趕到麻省的波士頓。她回憶說。“我太害怕了，感覺自己像一個呆在祖國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聞公開前不久，瑪西婭短暫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勞斯打了個電話，後者正在准備眼睛手術，等著她馬上趕回紐約呢。瑪西婭告訴他莫妮卡出了點事，因此她必須要在華盛頓呆上一段時間，陪陪她。她回憶說：“我感覺糟糕透頂，因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這事，那時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認識或喜歡的人見面。聽上去很戲劇化，不過事情就是這麼黑暗，猶如一場噩夢。現在一切正常，說說很容易：‘為什麼我不做這個，不做那個？’對於一個從未和犯罪打過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爾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幾天後她又打電話給彼得了解他的情況，解釋說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說。如果他知道丑聞後，決定以後不再和她說話，她完全理解。彼得回憶說：“她是想保護我，我從來沒有、沒有被卷入這事。”
對瑪西婭來說，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要對自己的兒子邁克爾說謊。那時，邁克爾在匹茲堡入讀卡耐基·梅隆大學，也是在丑聞公開前，他打電話來，說網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傳聞，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那時還幻想事情不會公開的瑪西婭告訴他，謠言都是假的。瑪西婭說，“我心情很差，因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說那些不是真事的話，不過一個母親只是想不讓孩子受傷。”丑聞曝光後，她發現自己根本沒法在電話裡向他解釋清楚，只能通過家庭律師比爾·金斯堡轉告邁克爾。
對瑪西婭來說，和她女兒的感受一樣，“有一種能摧毀人的恐懼，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紐約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鮮空氣，再也不能見我的兒子了。我以為我們要去監獄，完蛋了。”
一件能證明她們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當她們一起看電視的時候，瑪西婭第一次知道關於那件沾染著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關於那件傳說中的衣服的故事，她
問女兒：“衣服現在在哪裡？”莫妮卡回答說：“媽媽，現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東西一起，放在我紐約的公寓裡。”
回頭再看，瑪西婭、莫妮卡或其他能進她紐約公寓的人沒有簡單地將那衣服拿掉或毀掉了事，似乎很荒謬。理由很簡單：那時，兩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門，甚至不敢打電話，擔心她們會被FBI的人監視或跟蹤。她們確信自己隨時可能會被逮捕。她們早已為恐懼所麻痺，聽任最有力的犯罪證據留在衣櫥裡，等待自己的歷史命運。
就像瑪西婭有力的宣言那樣：“莫妮卡有沒有把衣服交給母親藏起來？沒有。她母親有沒有偷走衣服，然後藏起來？沒有。她母親是否知道那該死的衣服放在哪裡？那要等到她在電視裡看到關於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們才感覺恐怖。自從卷入此案後，就算像金斯堡這樣有經驗的律師也萬分驚訝地發現FBI派人跟蹤他，訂了6張從洛杉磯到華盛頓不同路線的機票。事實上，金斯堡是取道匹茲堡，再從那裡轉往華盛頓的，抵達首都的時間是1月17日，周六，那場痛苦“手術”後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機場接他，還疑神疑鬼地擔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來逮捕她的FBI探員。這晚，玩著一場看手勢猜字謎和說著適度的反語，她、母親和金斯堡一起到橢圓屋餐廳去吃晚飯，那地方離白宮不遠。由於瑪西婭和莫妮卡都不怎麼認識金斯堡，這是一場“大家認識認識”的見面會，之後律師問了莫妮卡具體情況，開始討論他的攻擊計劃。
那時，她用餐廳裡的一個付費電話給遠在洛杉磯的父親打電話，這是一次心酸慘痛、充滿眼淚的談話。伯尼要她答應絕對不傷害自己，因為那個“混蛋”總統不配。然後，當兩人的痛苦發洩得差不多時，比爾·金斯堡接過電話，立刻說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他說因為莫妮卡的情緒太不穩定，他不能允許她再和父親說話了。他擔心，她在這樣的談話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說些對自己不利的話，如果這個電話被人竊聽的話，那麼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不止於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約定去夏威夷度假，現在決定取消休假，飛去華盛頓和莫妮卡團聚。不過，金斯堡聽不得這個，堅定地表示他們在場只能讓事情復雜化，他堅持要他們去休假，而他也會每天給他們發一份最新進展報告。伯尼不無酸楚地說：“我們不知道，金斯堡從未告訴莫妮卡我們想來華盛頓。當我們沒來，她非常傷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緒一再變化：拿到豁免權就要背叛總統；反之，她相信就要看著母親被起訴。“我母親、父親和所有總統這邊的人，不斷通過我的腦海。”她說：“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牽連任何人。”這個可憐的人還未來得及享受自己釀制的愛情就被這杯毒酒給陷害了。她仍然在想著是救總統還是救母親這樣的舊式道德題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爾辦公室和調查官們見面，了解他們的想法，而莫妮卡則在公寓裡焦急地等待著。她的命運不掌握在自己手裡，甚至比她想象得還要不受控制。因為在網上，一份叫“苦工報告”——根據凱瑟琳·威利的故事寫成的謠言文章——正散發傳聞，說《新聞周刊》棄用了邁克爾·伊斯科夫寫的關於總統和一個拘留犯的故事。當然，那時，裡面還沒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瑪西婭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後把他送到所下榻的麗池卡特酒店。在車上，他宣布他要公開聲明總統曾經性騷擾過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個調戲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發瘋了，她第一次發現金斯堡的話不僅不是幫她，反而是害她。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沖他咆哮說他（克林頓）沒有調戲我，我們是成人之間的關系。”
那時，她還說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說：“這不是一個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覺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潰了。”金斯堡不僅沒有同情，反而大聲叫她清醒過來，還沖她嚷著，她要挺過難關，必須學會堅強。這是他未來幾個月內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麗池卡特，三人一旦鎮定下來，就去租了一個會議室，討論金斯堡和斯塔爾手下面談的結果。他說，現在有兩種選擇，同樣麻煩。第一種是莫妮卡答應帶著竊聽器或者錄下電話，這個她早已說得很清楚，絕對不會這麼干的。第二種就是接受審訊，很可能要花上50萬，那將耗盡她父親行醫而來的積蓄。瑪西婭痛哭流涕起來，莫妮卡也觸情傷心，這讓金斯堡大為光火：“這是一次滑稽的會議。”莫妮卡回憶說。
同時，庫裡不斷地給莫妮卡的電話發送焦急的留言。“這真是讓我傷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認。雖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庫裡和總統，但是她知道，如果這麼干了，那將失去獲得豁免權的最後一線微弱的希望，不僅將她，而且還有她母親置於險境。那樣，瑪西婭就會面臨和一起陰謀有關的幾項犯罪指控。無論如何，OIC的調查官們都不肯給予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僅僅答應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話，他們會告訴法官她曾經和他們合作過。金斯堡毫不猶豫就拒絕了這種辯訴交易。
第二天，正好是馬丁·路德·金日，斯塔爾手下准備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結果他們沒來。同時，庫裡還在不斷留言——“家裡有急事，請回電”，“好消息，請回電”，諸如此類。然後，維農·喬丹和她的前律師弗蘭克·卡特也都給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電。最後，她決心要讓庫裡明白，她沒有背叛總統，也沒背叛她。她跑去一個付費電話，打給庫裡。她再次幻想會被看不見的敵人所偷聽，於是想了好幾種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訴總統秘書發生了什麼。因此，當庫裡拿起聽筒，莫妮卡只是說了一聲“胡佛”就掛斷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開始擔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個電話後，她開始害怕使用電話，於是寫了一張條，在裡面感謝庫裡“讓她的女兒凱伊（她們的秘密代號）參觀白宮和FBI大樓”。這張紙條從未被寄出去，也沒有解決她痛苦的兩難境地。她的思緒一再變化：拿到豁免權就要背叛總統；反之，她相信就要看著母親被起訴。“我母親、父親和所有總統這邊的人，不斷通過我的腦海。”她說：“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牽連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時候，金斯堡和他找來的華盛頓刑事犯罪律師納瑟尼爾·斯派茲，正同斯塔爾的調查官們較量著。她幾個小時裡一直等在OIC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被不同的調查官“照看”著。同時，她的兩個律師——曾經向她強調他們只想保證她沒事，不管其他人會有什麼麻煩。——正努力達成一個協議。前景看來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處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麥克道加爾，她或許會因為藐視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監獄。即使審訊時，勝訴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沖出軌道。華盛頓到處都是總統緋聞的流言蜚語，“苦工報告”在1月19日這天點了莫妮卡的名字，幫謠言火上加油了。她現在可是“放射性物質”，斯塔爾的手下說，他
們不知道還能否拿到保證證人不會因為證詞內容而被起訴的罪行豁免權，因為白宮現在肯定也注意到她卷入了這起案子。
在幾小時徒勞無功的談判後，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團穿過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邊希望斯塔爾會提出肯定的報價，用豁免權交換莫妮卡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們之前要求的帶竊聽器和錄電話內容。
10點30，他們回到OIC，莫妮卡在辦公室裡焦急等待著，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聲嚇了一跳：“你這個混賬！你還想傳訴她父親？”然後，他開門，抓起莫妮卡就說：“走，我們離開這裡。”他們走下走廊的時候，他告訴她，他們打算把一張給萊溫斯基醫生的傳票交給他。這時，莫妮卡說：“我輸了，因為絕望、精神混亂而摔倒在地上，感覺到無盡的折磨。他們到底想對我的家庭干什麼？我無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強硬地告訴她，站起來，冷靜下來：“你不能讓他們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離開了OIC大樓，斯派茲則留下來，最終成功地說服他們放棄了傳召伯尼的念頭。
同時，瑪西婭也剛聘用了一個律師，比利·馬丁。當她拿到傳票後，兩人在1月18日初次見面，那時他非常不安。作為一個有著15年從業經驗、處理過自殺到強奸各種案件的律師，他看出，種種跡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這個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犧牲品。“她非常非常擔心害怕。”他說：“我的第一反應是她在誇張表演，沒多久就發現，她有這樣的反應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瑪西婭出庭作證反對自己的女兒，這個決定背後隱藏著的險惡用心讓許多資深律師對這個案子望而卻步。正如馬丁所說：“OIC內部好像有一個決定，就是抱著起訴總統的目標去調查這起案子，這個決定也從未改變過。無論遇到多大困難，他們都要起訴克林頓。”
其實，他們迫使瑪西婭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為了脅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為很明顯，所有出庭作證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瑪西婭現在確信，電話被錄音了，公寓裡有竊聽器，決定收拾東西搬到瑪西婭的母親在6樓擁有的一套公寓裡。因為她們都收到了傳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間也不許談論案情，所以他們就在深夜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彼此低語。莫妮卡回憶著她們如何每晚難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幾個小時就會在突發的精神緊張中醒來，說：“這讓我想起了《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我們哪像是呆在本世紀的美國啊，而是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之中。”
1月21日，故事終於發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後，大眾傳媒還從未陷入如此不斷增強的集體狂歡。談論教皇對古巴歷史性訪問的高級電視新聞播音員讓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錄音帶裡的細節，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總統在莫妮卡電話答錄機裡的聲音，她到白宮的秘密行動，還有所有關於兩人關系的陰險傳聞、猜測和發明創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原本已經挑選好了今年給他的情人節禮物，是幾行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她原來還想登在《華盛頓郵報》呢！
1月20日，周二，是她默默無名的最後一天。她離開了母親的房子，因為斯塔爾的人終於來搜查她的公寓裡。當他們徹底檢查她的私人物品時，她只能漫無目的的晃來晃去消磨時間。“太粗暴了，這些男人仔細翻檢著我的東西。”同時，斯塔爾還拿出一張白宮的傳票，要求任何與總統有關的東西都要交出來。
第二天早上5點，莫妮卡睡不著，來到走廊，撿起《華盛頓郵報》的晨版。故事終於發生了，頭版內容是蘇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裡面講到在特裡普的錄音帶裡，可以聽到莫妮卡說“克林頓和喬丹引她作偽證”。那完全不是這回事，莫妮卡可以發誓，這正是斯塔爾可以擴大調查權限的關鍵，也是未來幾周每個報紙的封面新聞故事、每個關於丑聞的電視廣播節目的基調。
她讀到《華盛頓郵報》的故事時，時間似乎停止了，感覺在做著一場無盡的白日噩夢。這種感覺在未來幾天內越來越厲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後，大眾傳媒還從未陷入如此不斷增強的集體狂歡。談論教皇對古巴歷史性訪問的高級電視新聞播音員讓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錄音帶裡的細節，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總統在莫妮卡電話答錄機裡的聲音，她到白宮的秘密行動，還有所有關於兩人關系的陰險傳聞、猜測和發明創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原本已經挑選好了今年給他的情人節禮物，是幾行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她原來還想登在《華盛頓郵報》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當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們的奢華盛宴！
不止一次，比爾·金斯堡跳出來煽風點火，指責總統是一個厭惡女人的家伙，而斯塔爾則摧毀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開始。”莫妮卡回憶說：“我們坐在房間裡，風暴在頭上不斷盤旋。所有人都在討論他應該辭職，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愛著他，想保護他。我一點也不喜歡金斯堡說他是一個厭惡女人的家伙。同時，我也非常沮喪，因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從未要我去撒謊。”她依然非常支持總統，當他在一次電視訪談中表示和她“沒有發生過性關系”時，她也欣然接受。
她希望保護總統，同時又充滿著擔心，不知道家人和朋┬選—她一個也不敢打電話——怎麼面對這個新聞。她的姨媽黛布拉當時正在波士頓，感覺“非常可怕”；她的弟弟則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卡耐基·梅隆大學裡能度過那噩夢般的幾天，完全要感謝如兄弟會般溫暖的室友和同學的友誼。除了很短又含糊不清的電話，邁克爾不能和家人說上話，一個月以後才聽見姐姐的聲音。“丑聞爆發前兩天，我還非常擔心發生的事情，感覺自己像個孤獨的殘骸。”他回憶說，“故事發生後，我簡直要瘋了，不願意承認這一切。在我腦海裡，那個出現在每個電視頻道的女人不是我姐姐。那真是太丑陋了，我能挺過來，真要感謝我學校裡的老師和同學。”
莫妮卡的朋友也陷入煩惱之中，她和那些閨中密友的關系現在可以濃縮成兩個詞：法律危險。如果她給她們打電話，或者反之，馬上就會有一份電話記錄，她們就也在斯塔爾眼皮底下了。而且，莫妮卡和母親周圍也建立了所謂的“法律保護”，防止那些和她們關系好的人接近她們，可以增加她們的孤獨感和恐懼感。那時，她已經知道特裡普錄下她們在五角大樓城的談話，但不知道她們之前的許多談話也被錄音了，她的好友們早已牽連在內，因為莫妮卡總是告訴特裡普，自己和她們的談話內容是什麼，這些都已記錄在案了。
莫妮卡特別擔心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她在被抓前一天還給她打過電話，留了言。當內莎回電時，莫妮卡已經被控制了，只告訴她自己會給她回電的。和所有莫妮卡的朋友一樣，內莎是在開車經過加州的馬裡蘭德爾雷的時候，突然聽到電台廣播裡提到莫妮卡的名字。她說：“我要瘋掉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內她沒有再能和莫妮卡說話，送上自己的安慰，要和她聯系只能通過金斯堡。
對莫妮卡在波特蘭的朋友來說，這消息同樣殘酷，而且更麻煩，幾天內她們發現自己被媒體包圍了。那時正在懷孕的琳達·埃斯特加好像回到過去的學校時光，昔日學生從世界各地打電話到她在波特蘭家中，她像一個“母親”那樣對他們說“無可奉告”，然後每天不斷重復這句話，給上百名打電話來或者在她家門口晃悠的記者。
像琳達和無數莫妮卡昔日的同學，正在攻讀心理學博士的卡裡·亨德森也為莫妮卡的遭遇擔心受怕，他說：“每個人都想逃避現實，我們都為莫妮卡感到害怕，我沖著電視又哭又罵，心想她肯定在考慮自殺，因為我無法想象她如何能面對這一切。在電視新聞裡，她甚至還排在教皇出訪古巴之前，上帝保佑。”
莫妮卡朋友只能通過電視了解她的情況，這原因很簡單，而且淒涼。她和母親生活在黃昏世界裡，窗簾垂下，水門公寓在世界各地媒體的重重包圍之下，每個電話都可能帶來好消息或壞消息。她們根本不敢外出，樓層管理人已經警告過，攝影機組已經控制了可以俯瞰她們陽台的建築物。一個上午，黛布拉打電話來看她們情況如何，也頓時了解了她們的生活。風暴過後，天氣明媚晴朗，不過瑪西婭根本不知道雨已經停了，因為窗簾遮住了。黛布拉說：“這就是她們生活的寫照——就像生活在籠子裡的動物。我的姐姐沒有犯任何過錯，現在只能躲在暗處，好像是一個罪犯。”
沒有緩和的空間。丑聞後幾天，兩個女人在凌晨2點趁著沒人注意，潛到陽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莫妮卡說：“我感覺自己正在死去，就像被整件事慢慢凌遲處死。太讓人害怕了。”
公寓內，電視整日播放著。瑪西婭這樣形容電視對生活的霸占：“太不真實了，這故事居然是關於我們的。那種巨大的暴行驚嚇我們，壓垮我們，當你看著自己的生活在電視黃金時段被慢慢摧毀，真是恐怖啊。”
就像水虎魚發現了新鮮的獵物一樣，大眾傳媒迅速將莫妮卡和她父母的生活蠶食干淨。或許最能體現這點的就是洛杉磯法庭外成群結隊的記者，他們都想捕獲萊溫斯基家離婚案的
細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丑聞爆發前幾周，瑪西婭就談到因為她馬上要和彼得·斯特勞斯結婚，報紙可能會“合法”行動。
伯尼也有她那種痛苦又無能為力的感受，他正在夏威夷心不甘情不願地度著假期。雖然他和芭芭拉在洛杉磯布蘭特福德的住處離O·J·辛普森謀殺案發生的地方還有好幾個街區，但在最近這場瘋狂的媒體雜耍表演中，是不可能讓他們置之度外的。伯尼是一個謙虛冷靜的人，從不裝腔作勢，不過當他發現自己的生活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觀賞研究，被媒體解剖時，也幾乎要被逼瘋了。“每次金斯堡打電話來，消息越來越壞。”他說：“最糟糕的是離婚報道也被捅了出來。”芭芭拉記得他瘋狂地大喊：“哦，上帝啊，萊溫斯基這個名字傳遍全球了，莫桑比克人也知道我離婚了。惟一能感謝上帝的是，幸好我父親已經死了。”
他們在火奴魯魯的酒店八樓房間被裡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當芭芭拉走進去，發現伯尼蜷縮在床上，在其他的官員中間唱著猶太教徒的贊美詩，悲傷地祈禱著。如今，他依然覺得難以描述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時光。“我們都驚呆了。”他說：“我們之前一無所知，那段可怕的日子裡，我曾經望著陽台的邊緣，打算一躍而下。只是，我想那還不夠高。”
不過，他們一月底回家後，噩夢才真正開始。金斯堡建議他們在火奴魯魯和洛杉磯的機場安排特別保護，不過事實證明這些舉措沒有必要。他們在布蘭特福德那套木頭鋼鐵風格的現代建築已經被包圍了，電視車、攝影師和記者蜂擁在馬路邊，這一切都是暫時的，他們或許只能拿這個來自我安慰了。即使現在，在洛杉磯給觀光客指點城市著名建築的“明星之旅”中，他們家還是赫然在列。
一回家，伯尼就找出白宮的擦杯毛巾、圍裙，以及其他莫妮卡在華盛頓給他們購買的禮物，統統扔進壁爐裡燒了。然後，在洛杉磯警方的建議下，伯尼裝了一個碎紙機，這樣記者們在他們的垃圾袋裡搜尋“食物”時，就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玩意兒了。他最早毀掉的東西裡就有丑聞爆發前，莫妮卡在他55歲大壽時送來的生日卡，上面的內容像是無意的諷刺：“我知道，我這些年讓你早生了一些白發，不過我可沒說要為其他長出來的白發負責啊。”
有人告訴他們，旁邊就住著一個著名的私家偵探，擅長竊聽他人住宅。這讓他們很是緊張，平時說話也小心翼翼。即使當伯尼回去照顧住在西山醫院的父母，電視攝像組也會跟著他在病房┘浯┬小＊“發生那麼多事情，我再見同事時非常尷尬。”他回憶說：“在小賣部，有人過來擁抱了我一下，這真難得，真讓我感動。”
小心一點是對的，特別是對他女兒。當他和芭芭拉從夏威夷回來，莫妮卡已經在公眾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特別不討好，不公正。正在交戰中的兩派政黨都把猛烈的炮火對准了她，為了利益或自我保護，在這個危險的關頭沒人敢挺身而出為她說話，倒不是她的朋友不想，而是擔心被牽連進去。
共和黨人譴責她是一個奸婦，而民主黨則罵她是總統的威脅。面對自己的性感的莫妮卡，和美國道德漸行漸遠，那些尊敬希拉裡工作的口頭女權主義者們，將她斥為典型的被剝削的女性意識的產物。同時，美國人精神裡，特別是媒體中，許多厭惡女性的元素也迸發出來，冷嘲熱諷著她的體重，她的品位，她的風格，還有她貝弗利山莊的家庭背景。她和比爾·克林頓性關系的技巧，更是那些脫口秀主持人、站立喜劇演員（類似相聲演員）、幾十個因為丑聞而建立起來網站的最好材料。“莫妮卡”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放縱的道德標准的代名詞。
莫妮卡不僅沉沒在美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逆流之中，而且幾條利己主義河流也在她身上匯聚，將她淹沒，特別是白宮、特裡普－戈德伯格聯盟、斯塔爾團隊、她的老情人安迪·布萊勒，還有她過去生命中一些跑龍套的小角色。
1月22日，丑聞爆發後一天，一場在總統和迪克·莫裡斯之間展開的面對面談話恰好能說明莫妮卡面臨的困境。莫裡斯是前民主黨戰略專家、媒體“軍犬”，曾經當過克林頓的幕僚，半年前被發現和一個妓女有染，他告訴總統，自己打算發表聲明，攻擊莫妮卡的故事只是一個“十幾歲小姑娘的狂熱幻想”，要她“向全國人鄭重道歉”，他還打算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戳穿她“虛偽的”謊言。
在解開莫裡斯的皮帶，放他出去咬人前，克林頓警告說要小心點，畢竟還有一線希望，莫妮卡沒有和斯塔爾合作，他不想太過疏遠她。這個事件有著啟示意義：那個因為他的弱點和尊嚴而被莫妮卡愛上的男人只屬於過去，現在這是一個總統，如律師和政客般為了生存而搏命。
這場戰爭中，第一批犧牲品是真相和莫妮卡。現在已經是一家電視台的talkinghead的莫裡斯表示，丑聞爆發後，白宮馬上采取了“欺騙、否認、拖延”的策略。為了妻子，克林頓否認他和別人有染的指控，他的幕僚和民主黨領導們，制定了白宮反擊的基調。
開始階段，克林頓告訴一個高級顧問西德尼·布魯曼薩┐——後來他向參議院作證，莫妮卡是一個曾經想勾引他做愛的獵物高手，這話很快變成報紙語言，說莫妮卡是一個騷貨，癡迷於總統，情難自控。雖然只是邁出一小步，可是“獵物高手”這個詞從那時開始進入人們的頭腦。
1月26日，各大主流媒體披露丑聞後5天，第一階段戰役在白宮羅斯福房達到了高潮。克
林頓站在鏡頭和美國人民面前，戳著手指說：“我從來沒有和那個女人——萊溫斯基小姐發生過性關系。我從來沒有叫任何人撒謊，一次也沒有……從不。這些指控都是假的，現在我要回去繼續為美國人民服務了。”然後一個空鏡頭出現，遮住了他的去影。
幾乎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憤怒地看著他對著全國人撒謊，莫妮卡的情緒則比較復雜：“我很高興，他否認了這個說法。所有人都說，如果這是真的，他就該辭職，我不希望他下台。不過他那句‘那個女人’傷透了我的心，那種遙遠和冷漠的語氣告訴我，他有多麼生氣。”
“同時，如果總統那時能站出來，承認那段不恰當的關系，就會從我身上帶走許多壓力和注意力，不過他沒那麼做，結果就很自然了。”
其他人就沒那麼寬容了。內莎·迪曼和凱瑟琳·奧爾黛一看到總統的表演，馬上沖電視機大聲咒罵起來。伯尼憤怒，但更傷心：“當我聽到他喊她‘那個女人’，真是傷心。他否認事情的時候，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謊——不是因為我知道真相，而是他的眼睛裡明顯有那種騙子的神采，他在演戲，演得很惡心。”
總統對全國發言後，第一夫人開始攻擊了。1月27日，大陪審團在一起聽取萊溫斯基事件的證據的那天，希拉裡在清晨的電視節目《今日》中，斥責斯塔爾是一個“政治動機過濃的檢察官”，這是一場“惡毒無恥的家伙搞出來的右翼大陰謀”。這點，在戰爭最前線的莫妮卡也深表贊同。
白宮踐踏她名譽的時候，斯塔爾方面則在不斷給莫妮卡、總統和維農·喬丹施壓，他們向媒體披露一系列的問題，不是為了增加談判的籌碼，而是要讓莫妮卡的律師團在強大無情的壓力下屈服。
同時，盧西安·戈德伯格則把特裡普歪曲版本的莫妮卡事件告訴媒體，還把特裡普包裝成一個“真相揭露者”。後者也在1月29日通過律師發表聲明，特別強調自己“選擇了一條真理之路”。她做出一副奧林匹斯神的同情姿態，去談論莫妮卡的處境：“她漂亮，善良，有同情心，只是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還加了一句惡毒的評論：“莫妮卡有她自己的道德標准。”
真相和虛構被編織在一起，把莫妮卡盡量往地獄裡整。比如，特裡普就把“談話重點”的作者權歸到其他人名下，特別是總統，因為她說自己覺得莫妮卡沒能力寫出這麼深奧細致的東西。傑克·塔普，事件發生前一天和莫妮卡見過面的一個華盛頓記者，就評論說：“這場悲劇中，她不幸地被每個選手——克林頓、斯塔爾、特裡普和媒體，都當作過河之卒任意驅使，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她太輕信別人了。”
白宮現在配合著總統的否認，還故意放出風聲，說莫妮卡是一個愚蠢的幻想症患者。真是巧合，莫妮卡生命過去的二重奏也加入到這個合唱隊伍中。1998年1月27日，就在總統發表聲明的那個晚上，安迪·布萊勒在波特蘭家門前的草坪上，一個緊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讓所有想為莫妮卡說話的人都黯然失聲。
現在已經離婚的安迪·布萊勒和凱特，先想把他們的故事賣給媒體，談判失敗後，他們決定把莫妮卡的故事告訴每個人，還表示他們打算向斯塔爾的人匯報他們了解的情況。莫妮卡、她的家人和朋友抱著恐懼的心態觀看著，布萊勒夫婦給出的版本和波特蘭、洛杉磯所有知道這事的人的理解都相差萬裡，他們的故事最終給公眾腦海中留下這樣一個莫妮卡：性饑渴，專門向已婚男人下手的獵物高手，曾經混進了布萊勒的家庭。他們還表示，莫妮卡跟隨他們夫婦到了波特蘭，還威脅如果布萊勒不和她繼續保持關系，她就把他們的事告訴凱特。
她被形容成一個“有控制欲”的年輕女人，離開波特蘭遠走華盛頓是為了撈個總統“護膝”。他們說，莫妮卡是一個喜歡編造事實的女人，去白宮沒多久就吹噓和一個“高層人員”口交了，她沒有說出總統的名字，不過總是稱他為“蔓延者”。他們還說，她在華盛頓期間流產過一次，暗示孩子可能是總統的。還有，他們表示她在白宮期間，給他們寄過一份“相當重要”的秘密文件，充滿公民意識的布萊勒夫婦一直將它珍藏在保險箱裡。其實，就像後來被人破解的那樣，安迪先生的說法太搞笑了，所謂的“文件”來自白宮的禮品店，而所謂莫妮卡叫囂的“護膝”不過是白宮一個職員的外號而已。
他們講完休息的時候，他們的律師特裡·吉爾斯告訴那些驚訝的記者。“當故事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像許多美國人那樣以為，肯定是一個有權有勢的男人欺負一個21歲的女實習生。而且，因為是她所信任的朋友將談話錄音，事情才會曝光的，我還以為她不是有居心的。我相信她的故事肯定不可能是真的，不過有機會和布萊勒夫婦一聊後，我不再那麼肯定了。”
當莫妮卡聽說布萊勒夫婦要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她還抱著一線希望，指望著就算布萊勒要說他們有過一段，他們至少該說真話。她真沒想到他們居然如此歪曲事實。“我氣壞了，怒不可遏，但又傷心欲絕，我是如此的無助。”在許多方面，她都覺得安迪·布萊勒的謊言比特裡普的背叛更讓人無法忍受。“我把我的靈魂、我的身體、我的心靈和我的處子都給了安迪。”她說：“而只給了特裡普信任。我和安迪的關系要遠比和特裡普的真實得多，因為我信任她的時候根本就不是那個正常的莫妮卡。”在布萊勒夫婦那段自私的偽造發言中，
甚至玷污了她與他的“關系”。依然深愛著總統的莫妮卡非常不安，擔心那夫妻歪曲的事實會給他留下糟糕的印象。“我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我剛自殺過，歇斯底裡，痛哭流涕。我不敢出去，和母親一起陷在這小小的蝸居裡。”
她要對付布萊勒夫婦的謊言，以牙還牙。她想聯系那些相信布萊勒曾經撒謊連天的女生的母親，請求她們站出來澄清事實。不過，她做不出來，無法看著兩個其他的年輕女人陷入和她一樣的媒體包圍圈中。對莫妮卡來說：“這充分體現了她巨大的道德力量——從不利用別人來拯救自己。”不過，這事也反映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缺乏自信，自輕自賤，老覺得自己配不上朋友的幫助，這種思想加劇了她的絕望和孤獨感。
其他朋友也和莫妮卡一樣害怕。前劉易斯和克拉克的學生勒諾·麗思也曾狠狠地咒罵電視裡的布萊勒，她聯合包括琳達·埃斯特加等其他朋友，寄了封信到ABC電視台闡明真相，毫不足奇，這信沒有被播出。埃斯特加這麼形容布萊勒的電視秀：“他們經常在電視上說謊。比如說，什麼她跟著他到波特蘭就是假的，他去波特蘭的時候，她已經在那裡呆了一年了。其實，他在她離開加州後還和一個更年輕的學生有過一段呢。”現在就住在波特蘭的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強調了這對夫妻背叛行為背後隱藏的道德墮落。“即使他們了解她，也把她當作獵物。整個國家都在進行一場摧毀她的狩獵大賽，他們只是推波助瀾而已。現在人們對待她的態度，好像她根本不是一個女人。”
另一個知道真相的朋友卡裡·亨德森說：“什麼莫妮卡威脅要告訴凱特，來強迫安迪和她保持關系，這都是假的。事實上，是他另一個情人搞過這樣的事。”
在這種環境下，一個陰謀可以剎那間迅速放大，莫妮卡的父親覺得是白宮在這事背後搞鬼。“很可能是白宮迫使布萊勒這時站出來搞事，這計策想把莫妮卡弄成一個蕩婦。布萊勒靠說這些虛假而且猥褻的話，利用她來進賬點金錢。”據說，布萊勒夫婦通過一系列電視專訪收入頗豐，甚至足夠他們房子的分期付款了。
他們不是惟一從莫妮卡的悲哀中撈錢的人。她的第一個男朋友亞當·戴夫有段時間正是電視花邊節目的常客，每次專訪他總要添油加醋一番，以讓她的故事更加聳人聽聞。其中一次，他甚至表示莫妮卡在床上做愛時喜歡用手銬助興，其實他們根本就沒做過愛。更令人驚訝的是，亞當的母親拉芮·戴夫還寫了封信給莫妮卡，吹噓說自己兒子靠著電視收入去巴西玩了一趟，好像這事讓她挺光榮似的。瑪西婭惡狠狠地評論說：“對我來說，這就是貝弗利山莊的價值的象征。”
這種價值好像收費還挺高。萊溫斯基家以前的鄰居羅賓·瓦薩克說她接受媒體采訪得來的錢，足夠在第五大道的Saks店裡買雙皮鞋了。她對莫妮卡父母，特別是瑪西婭的評價很不客氣，還舉了一個例子，瑪西婭曾經只許她的孩子們在萊溫斯基家的樹上摘一個檸檬，雖然那樹果實累累。瓦薩克倒沒提她曾經將一個鄰居告上法庭，只是因為她在穿越鄰居家草坪時摔倒了的事。萊溫斯基家可不希望吃到一場官司，就因為瓦薩克的某個孩子在摘檸檬的時候受傷了。邁克爾·萊溫斯基這樣評價那些開始從自己家木頭房子裡爬出來的鄰居們：“亞當·戴夫希望他蹦出來的每個字都能換個美元，這真令人惡心。我們那時就不喜歡那些以前的鄰居了，他們只想著利用悲慘的莫妮卡撈上一票。”
有些媒體的報價很有誘惑力。小報《國家問訊報》曾經向內莎·迪曼開出10萬美元的價格，換取一張莫妮卡穿比基尼的照片，不過她拒絕了。其他人則沒有那麼有自制力，據說以前的一個學生用賣莫妮卡照片的錢辦了自己的婚禮。等到這倒霉的1998年1月走向尾聲，似乎沒人會站出來為莫妮卡和她一家說話，沒人澄清真相，沒人要求媒體去專注事實，而別再搞那些聳人聽聞的報道。
然而，正如早已談到的那樣，因為“法律危險”，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萊溫斯基事件正在連累著她們家的朋友。他們都被要求閉嘴。因為無論誰講了，他們都會成為斯塔爾的調查對象。在她的律師關於是上法庭還是要豁免權的戰斗中，萊溫斯基以一份長達10頁的陳述詞，交換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在這份長達10頁的陳述中，她承認自己曾經和總統發生了“親密的激情關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沒有插入式性交。
在金斯堡的建議下——其實是堅持，莫妮卡和母親都不允許她們的好朋友為她們講話。無論誰講了，就會成為斯塔爾的調查對象，完全可能被傳訊，被迫吐出他們所掌握的事實，還要吃到法律的罰單。
要保護朋友就意味著莫妮卡和瑪西婭將處於痛苦的孤立狀態，不過他們願意付這個代價，要朋友為了他們自己而守口如瓶。“當好朋友打電話來，”瑪西婭說：“我們總是盡快結束通話，告訴他們同樣的話：不要打電話給我們，不要對別人說，自己保重。這樣會造成誤解，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就會說出去，大多是為了金錢。當你處於法律危險中，你就失去了自衛能力。”
雖然幾乎被無情的辱罵、惡意的猜度甚至徹底的編造完全吞噬，莫妮卡號的船長比爾·金斯堡起初駕駛得很有技巧，他在電視的亮相相當不錯，不過隨著時間飛速流逝，莫妮卡開始覺得他應該少在電視作秀，多研究研究案情了。
在毀滅莫妮卡和她家人的凶猛浪潮中，莊重的時刻屈指可數。其中一次特別令人感動。丑聞爆發前，76歲的彼得·斯特勞斯雖然沒有正式宣布，但是已經在和瑪西婭談論結婚事宜了。她做著最壞打算，相信事情一旦公開，他就不會再和她和她家有什麼關系了。她肯定丑聞已經葬送了她的幸福，甚至沒有給彼得她公寓的電話號碼。
瑪西婭錯了。彼得沒通知她，但在報紙上宣布了他們訂婚的消息。這個來自舊式學校的堂皇紳士評價說：“如果你愛一個人，而她有麻煩了，你不能走開，這不是君子所為。”巧合的是，還有一件事也令人高興，莫妮卡在彼得家看到一本書，裡面引到幾句沃爾特·惠特曼的詩賦予她渡過難關的精神動力。
所有這些——這一切無窮的痛苦與卑劣，
我坐而眺望，
看著，聽著，我默默無語。
1月底，莫妮卡第一次離開公寓的時候，必須保持沉默。第一次遭遇媒體，聽到的是瘋狂刺耳的雜音：快門無數次閃過，成群的汽車在發動，寒流滿面的記者叫囂著問題。在這麼超現實的環境中，金斯堡坐著豪華轎車過來了，把她接到納瑟尼爾·斯派茲的辦公室，在那兒她可以通過律師，回答OIC方面的許多問題。就在前一天，她還以為脫離魔掌了呢。法官蘇珊·韋伯·賴特，也就是瓊斯案聽證會的主審法官，裁定莫妮卡的問題不屬於瓊斯案范疇，因此拒絕接納所有關於她的證據。然而，莫妮卡高興不了多久，她律師解釋說，她不是一個案子的“材料”，並不意味著她也被排除在斯塔爾調查的核心地位外。
律師們走開，去和斯塔爾方面進行“問答”程序時，金斯堡要她保持微笑，不要被鏡頭嚇倒。“燈光閃成一片，所有人都圍向汽車。”莫妮卡回憶說：“真是瘋狂，開著摩托車的狗仔隊員們拼命拍照，然後人越來越少。我太緊張了，只有咬住嘴唇才能不叫出來。”
雖然她後來後悔了，可是當時還是接受了金斯堡的建議，對著鏡頭不住微笑，想讓斯塔爾看到自己不會為之屈服。不幸的是，這事起了反效果，反而給了媒體觀察家們嘲笑的口實，說她笑是因為在享受自己成了公眾人物。
斯塔爾的人可沒有微笑。那天他們向她的律師提出了許多關於家庭電腦裡的文件的問題，還懷疑說公寓牆壁上的照片已經被拿走了，是有意掩藏證據。他們似乎忘了她正准備搬到紐約去。而且，在他們搜查過程中，也沒有找到總統送她禮物中最珍貴的那本惠特曼的《草葉集》。
莫妮卡的律師團和斯塔爾方面越來越互相敵視和憎恨，後者早先表現出來的不信任現在成了雙方共同的態度。金斯堡和斯派茲覺得他們老是被OIC的人搞得團團轉，因為後者老是改變說好的條件。他們先給莫妮卡一個他們稱為“一日女皇”的計劃，要她說出全部事實，然後讓斯塔爾決定是否給她豁免權。後來又變成“一個月女皇”計劃，其他都一樣，只是加了一個條件——莫妮卡要接受測謊儀的檢查。一度，調查官們表示他們想讓莫妮卡和斯塔爾本人見一面，這樣他就能大概了解她一下。金斯堡和斯派茲同意了，可是他們又改變了主意。就這樣兜兜轉轉了好幾┤臁—期間斯塔爾正式通知莫妮卡她成為了調查對象，這是起訴的前奏，金斯堡拿出了最後通牒：要麼給豁免權，要麼上法庭。
漫長的討論和左思右想過後，OIC方面雖然很不情願，還是答應了。2月底，兩名FBI探員出現在金斯堡下榻的都市俱樂部，因為擔心寫有豁免書的文件洩露出去，所以沒有直接遞交，而是他們念，金斯堡和斯派茲手寫。在法律上，這只是一份征詢同意與否的建議書，包含四項主要內容，只有提要式的短短半頁。不過，莫妮卡覺得文件過於含糊不清，於是就寫了一份全面的替代性文件，其中講明她應該在宣誓情況下說哪些內容，以交換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在她後來出庭作證時，她覺得那更像一幅道路地圖，而不是一份完美的文件。
在長達10頁的陳述中，她承認自己曾經和總統發生了“親密的激情關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沒有插入式性交。然後，她詳細回顧了過去兩年的歷史，講述了她離開白宮的原因，重返白宮的努力以及後來去紐約找工作的經歷。在他們仔細檢查了幾份豁免合同草案後，最終雙方達成了口頭協議。2月2日，周一，斯塔爾辦公室派一名FBI探員帶來一封同意交易的信，莫妮卡、她的律師團和斯塔爾方面都簽署了名字。在讀完莫妮卡的陳述後，斯塔爾的調查官們表示這是可以接受的，只除了一個地方。他們聲稱，金斯堡曾經說總統告訴莫妮卡在瓊斯案的書面陳述文件中“否認、否認、否認”。調查官們自然希望能把這加到莫妮卡的陳述中，金斯堡和他的當事人馬上發生了激烈的口角，莫妮卡告訴律師，不管什麼情況下，她都不會承認總統說過這些話的。
正如莫妮卡自始至終說的那樣，在他們關系的初期，總統和她都同意一點，如果他們被問起此事，都會否認他們有這方面的關系。這變成了莫妮卡陳述的第二點。那是怎麼寫的：在萊溫斯基小姐和總統的關系中，總統曾經告訴萊溫斯基小姐如果被問及，要否認此事；他還說了些話，以便出事後，兩人都會說沒發生什麼，沒發生什麼。萊溫斯基小姐記得，這是在接到瓊斯案的傳票之前的時候說的。如此一來，她和總統否認彼此關系的協議只是籠統而言，早於莫妮卡的書面陳述。——不過，從此她開始對金斯堡很不滿。
她的情緒復雜，知道雖然這合同能保證她和家人能免予起訴，但是她也遠離了那個心愛的男人，那個向全世界否認他們有關系的男人。她還記得當時那藏著一絲苦澀的矛盾心理：“我感覺並不好，好像自己是希特勒的妓女，我想斯塔爾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他們要傷害我愛的人，我指的不只是總統和我母親，還有和我關系密切的庫裡、魅力非凡的喬丹。”
如果說法律的熱度正在消散，那麼情感的溫度也是如此。莫妮卡想見心理醫生已經整整兩周了，不過律師們擔心如果去見醫生，他們同斯塔爾談判的本錢就會降低。現在，莫妮卡終於允許去見那個她後來稱為“救我一命”的女人了，她和蘇珊醫生整整做了6個小時的心理咨詢。蘇珊不僅鼓勵她挺過丑聞造成的心理創傷，還給了她兩片抗抑郁症的處方藥，幫助她渡過難關。
不過，最好的補品還是金斯堡。現在豁免權開始發揮作用了，律師終於允許莫妮卡和父親通話了。過去幾周，伯尼和芭芭拉聽從金斯堡的建議，沒有到華盛頓找莫妮卡，害得她以為他們過於生氣而拋棄了她。一通電話馬上平息了她的擔心，父親為很快可以看到女兒而興奮。那時，伯尼承認：“我們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因為金斯堡擔心如果和女兒說話，我就會被牽扯入內。”
2月初，莫妮卡登上去洛杉磯的班機時，相信過去一直籠罩她的要鋃鐺入獄的噩夢終於結束了。她大錯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