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依然穿著晨練的健身服，感覺很運動，不過5英尺6英吋的她比起面對著的兩個荷槍實彈的FBI幹員和眼神冷酷的調察官來說，還是顯得渺小脆弱。不過，她還是態度強硬，「讓她留下來看。」她嘲笑著：「我要那個背信棄義的婊子看著，她對我幹了什麼。」
因此，接下來的45分鐘，琳達-特裡普靜靜地坐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五角大樓城的麗池卡特酒店1012號房間，看著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邊崩潰。時光流逝，特裡普一動不動，雙
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裝的褲子上，臉上渾然漠不關心的樣子，雖然她可能已經暗暗為自己的堅強、果敢和智慧擊節叫好了。一個好市民盡了她的責任，痛苦，然而環境使然。
很快，房間裡所有人都感覺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憤怒，莫妮卡不明白為什麼會被帶到麗池卡特10樓的房間，她對那兩個FBI幹員的敵意僅次於對特裡普的憎恨，幾分鐘前，面無表情的這兩人剛在五角大樓城的廣場小食街裡把她帶出來。
作為一場精心設計的手術的一部分，特裡普把她朋友引到聚會地點。當斯塔爾的一個調查員麥克-艾米克走進房間的時候，莫妮卡對特裡普出賣的結果已經瞭然於胸。雖然這個黑髮藍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裝出一副溫和平靜的聲音，她還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討厭的人類樣本。
她憤怒不已，不過還是注意到他朝她說話的聲音裡透著一股子緊張。他描述了過去幾周和幾天內發生的事情，大多數含糊不清：「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獨立檢察官……聯邦罪案……詳細調查……肯尼斯-斯塔爾。」聽到最後一個名字，莫妮卡渾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想幹的只是掩蓋和總統的關係，難道這就和他牽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陰冷的聲音告訴她，他們有證據證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們準備起訴你作偽證、妨礙司法公正、欺騙陪審團、收買證人和陰謀罪。你要在監獄裡呆上15年。」
他還表示，他們將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當時的調查合作。莫妮卡崩潰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體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來。這種痛苦，恐懼直到今天還困擾著她。「我覺得，當時感受到的無助和恐懼難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開，有人再在傷口上灑硫酸。我感覺到有一種錐心刺骨的痛，甚至蓋過了內心的恐懼，真是難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把莫妮卡送進1012號房的是一連串事件。先要追溯到這周初，特裡普將那些記錄談話的非法錄音帶交給斯塔爾的部門；然後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帶著竊聽器，OIC官員們就能監聽到她們的冗長談話；到週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進展，三名法官構成的小組批准了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的請求，同意斯塔爾的調查範圍從白水土地交易醜聞擴大到總統和萊溫斯基的秘密關係。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關係，是因為總統的朋友喬丹在兩件事上都有份。斯塔爾堅持說喬丹和總統耍陰謀，通過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換取她在瓊絲案的一份偽造的書面陳述（其實，喬丹開始幫助莫妮卡時，兩人還根本對可能捲入瓊絲案一無所知）。至於斯塔爾關心的是，這是反總統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裡普一樣答應合作，是收集大量總統過失證據的關鍵一步。
在1012號房，莫妮卡開始認清這殘酷的現實，也在堅持對抗和屈辱接受命運之間搖擺不定，其間還有很長時間就哭作一團。「如果我一定要去監獄，那應該做點事以保護總統。」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發他。」她意識到自己可能要毀掉所鍾愛男人的生活，後悔得不能自己。
開始，她想到了自殺，這是既不用去監獄，又保護她「英俊的」的惟一辦法。「我可受不了監獄，出來時白髮蒼蒼，沒人願意再娶我。我永遠也享受不到結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殺，別無他法。如果自殺了，就一無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給總統帶來的麻煩和傷害。」
房間有滑動窗戶，她考慮過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殺。這時她緊張過度，神經過敏，幻想有FBI狙擊手呆在對面的建築，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脅性或什麼麻煩的舉動就會開槍。雖然如此，她還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殺了，調查中的其他人會怎麼樣？他們都會沒事嗎？」
當調查人員在商業街那裡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複一句└啊—想找她的律師弗蘭克-卡特。在房間裡，對付她的調查人員和FBI幹員們面面相覷，然後告訴她，他們不會讓她把事情告訴別人，因為這是「非常時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總統將在第二天出庭為葆拉-瓊斯案提供提供證詞，他們要求她馬上合作可能與之有關。還有一件事對斯塔爾同樣重要，《新聞週刊》即將登載這個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開，她的利用價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頓和他的律師團就會有所戒備。
過了會兒，艾米克解釋說如果她願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間房，他的同事會聽取她關於和總統關係的匯報。他強調她必須告訴他們全部事實真相，還說她可以在他們監聽的情況下，給貝蒂、維農-喬丹甚至是總統打幾個電話；或者裝個竊聽器找他們聊天。
他們正盤算著給她裝個麥克風，然後去白宮橢圓辦公室竊聽美國總統的談話！這還不算荒謬之極的，他們還要她背叛貝蒂，這個善良溫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經在過去幾個月嘗盡了人世間的痛苦。莫妮卡說：「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打電話給貝蒂，和她說話，誘她上鉤。我做不出來，太卑鄙，太無恥了。她是一個好人，如果我這麼幹了，以後肯定無法面對自己。」
時間慢慢流逝，房間裡安靜了一陣，然後斯塔爾的人又來施加壓力了，態度更加咄咄逼人。他們拿來一個錄音機，放了她這周早些時候和特裡普午餐時的談話錄音。這時她才反應過來，特裡普在談話時帶了無線電，FBI幹員則一直監聽她們的談話。更糟糕的是，他們還給她看了兩人午餐後一起離開那裡的黑白照，斯塔爾的人讓她不寒而慄havehercold，莫妮卡意識到她沒機會逃出了。
然後，他們再次談起合作，告訴她只要照他們說的做，就會向法官說情，將她的刑期從27年減到5年，前提是她必須馬上和他們合作。
琳達-特裡普一直面無表情地看著年輕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潰。對莫妮卡而言，她的這副樣子惹人憤怒。「我想傷害她，想如野獸般將爪子狠狠抓進她的皮膚。」最後，特裡普被帶走了，一個FBI女幹員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裡的時候，從頭到尾特裡普一語不發，不過這毫無意義。醜聞曝光後，特裡普在一次訪談中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害者：
「如果我是個無辜的旁觀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過是個背信棄義之徒，最壞的卻是個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蘭克-卡特說話——如果不能打電話給他，或許能坐的士去他辦公室呢？他們再次拒絕讓她和律師說話，這次是因為她過去和他的聯繫方式，讓他們擔心卡特會把事情洩露給喬丹。莫妮卡的態度從原來的針鋒相對變成好言好語，說自己能理解這點。
整個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師聯繫。有一次他們拒絕的理由是卡特是一個民法，而非刑法律師，在這事上幫不了她。他們毫無誠意：卡特牽頭華盛頓公社辯護人組織已經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紹一個刑法律師，不過他們又以會讓卡特起疑為由拒絕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電話給卡特的合夥人，讓他介紹一個刑法律師。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須高度保密。
最後，她問道，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她該怎麼辦。他們答應給她一個刑法律師的電話號碼，不過她覺得他們推薦的肯定都是他們一夥的，所以拒絕了。不少評論家指出，調查人員的行為明顯侵犯了莫妮卡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應有的人權。而且，這些傢伙，特別是FBI的人，習慣了和大奸大惡之輩打交道，面對一個如驚弓之鳥、又不諳什麼法律和個人權利方面情況的年輕女孩，自然大佔便宜。即使總統在面對大陪審團的電視庭審中，也指責調查人員在凶狠的調查中，像對待「十惡不赦之徒」般對待莫妮卡。
筋疲力盡也聯繫不上律師，莫妮卡改變策略，轉而要求給母親打電話。他們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給任何人。他們始終看著她，監視她的每個行動。她要去洗手間時，他們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個FBI幹員拿走那裡的電話，才放她進去。
麻煩接踵而至，斯塔爾另一個副手布魯斯-烏多夫進來了，搬出他那套。選擇再次擺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馬上合作。長期囹圄之災的恐懼壓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訴：「我的一生完了。27年，誰還會娶我？和我生孩子？」調查官回答說：「這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合作的原因，這是你最好的正確的選擇。」
突然，空氣凝重起來，傑克-貝奈特的駭人身影閃了進來，房間裡頓時又熱又擠。他是斯塔爾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習慣對付大凶大惡，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貝奈特像一條大狼狗對付一隻小貓那樣，想跟麻煩的證人來場速戰速決。「看，莫妮卡，你已經花了兩小時，要快下決定了。」當她懇求打個電話給母親時，貝奈特粗聲粗氣地回答：「莫妮卡，你24歲了，而且我們知道你很聰明，不用打電話給媽媽了。」
這時，習慣每天給女兒打個電話的瑪西婭-劉易斯，已經打來三次電話了。莫妮卡警告說，如果不讓她給母親打電話報平安，瑪西婭會報警找她的。他們勉強同意讓她和母親說兩句，不過前提是只能說些讓母親放心的話。這時下午3點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兩小時，卻好像已經過完一生。
正如答應的那樣，莫妮卡告訴母親自己很好，晚點給她回電。她們短暫通話時，FBI幹員法龍就坐在旁邊，手指按在電話上，只要她想告訴瑪西婭事實，他就會卡斷通話。然後，他們繼續不屈不撓地威逼她合作，貝奈特深沉粗魯的聲音割破房間悶熱的空氣，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沒時間了，如果再不馬上答應合作，他們就不能幫她減免刑期了。
一次，法龍臉上堆著假笑，問她：「我抽根煙會不會妨礙你，如果是的話我就去另一間屋。」後來，當他們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臨27年的牢獄之災時，他神情冷漠地翻動著夾克，向她展示裡面的手銬。莫妮卡嚇壞了，一直面對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有案可查，她的檢察官告訴莫妮卡，如果願意可以離開，不過清清楚楚地告訴她離開的後果。顯然，莫妮卡不同意從未出場的斯塔爾的觀點：那些簇擁在1012號房間的各式調查人員的做法沒有違背她的意願。她說：「那種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覺還有，噩夢還在困擾著我。」
10個小時，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對手的包圍之中，對方是荷槍實彈的FBI幹員和斯塔爾手下的調查員，那些傢伙辣手無情，習慣了獵捕和控告犯有嚴重聯邦罪名的匪徒。烏多夫之前擔任喬治亞州調查員期間，還被一個陪審團認定「惡意專橫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權，後來陪審團判決給那名被告5萬美元作為賠償。不過，這些都毫無意義了。
然而，不管這些威逼利誘，莫妮卡堅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不肯帶著竊聽器或讓他們監
聽她的電話，去背叛愛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猶太女詩人漢娜-塞內什為她提供了精神動力，莫妮卡高中課本裡的一篇文章記載了她對母親的愛和她的英雄事跡。
這些思想給予莫妮卡力量。她頑強地回答貝奈特，既然他們不讓她和母親自由通話，她就不會合作。在法律圈裡擁有「暴徒」綽號的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應該知道，我們也打算起訴你母親，你說過她都幹過些什麼，那都記在錄音帶裡。」
莫妮卡最恐懼的事情發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境地：到底救哪個？愛人？或母親？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對著滿屋子的調查官和探員嗚咽不已。她能選擇自己的命運，卻不能做出傷害母親的決定。莫妮卡在心裡承認，自己不是漢娜-塞內什。
她懇求他們，再讓她和母親打個電話。他們擔心瑪西婭會聯繫律師，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為了能和母親說上話，被迫答應他們，保證瑪西婭不會把事情告訴別人。
最後，他們答應了。艾米克調查官說瑪西婭可以給他打電話，讓他解釋現在的情形。莫妮卡堅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給母親打電話。雖然他們再三保證不會監聽，莫妮卡還是堅持要在她認為絕對安全的地方打電話。當她表示整座大樓的電話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中時，他們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諷一個瘋子。莫妮卡回憶當時的想法說：「他們偷拍我的照片，監聽我的談話，斯塔爾還要起訴我，現在我像變成了一個妄想狂？」
他們答應讓她離開房間，前提是討論過的條件必須得到遵守。他們還保證不會派人跟蹤，不過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個FBI幹員跟蹤，就像是動作片的情節，她通過換電梯甩掉了尾巴，一個人跑到了商業大街。她經過藝術博物館的商店時，驚訝地看到拿著大包小包的特裡普。那個把她整到地獄的女人居然在靜靜地購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沒事發生。莫妮卡走過她身邊，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謝！」特裡普明顯嚇壞了，像念一句咒語般說著：「他們對我干了同樣的事，他們對我干了同樣的事。」莫妮卡繼續走，她後來說，如果當時知道特裡普的全部陰謀，反應肯定沒那麼簡單。「我會去殺她。」她簡簡單單地說了一句——也確實是這麼想的。
特裡普離開商業街後就回家了，還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瓊斯的律師團。根據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總統做完案子的證言筆錄後，他們將可以質問克林頓總統。特裡普把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大概情況告訴了他們。
正如媒體評論員斯蒂夫-布裡爾所說：「總統的犯罪調查人員（OIC）剛剛結束和特裡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訴訟對手（瓊絲律師團）又得到了大量彈藥，可以去攻擊總統宣誓後的證詞。同樣，斯塔爾也能從那些證詞中得到總統犯罪偽證的證據。」1月17日，總統做完證詞後，遭到了瓊絲律師團的突襲，他們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裡普提供的關於莫妮卡的材料。
這是致命一擊。瓊絲律師團反覆詰問，總統發誓否認和莫妮卡有染。然後，律師詢問道：「你是否曾經和莫妮卡發生過性關係？」克林頓的這個回答可能決定了他的政治命運：「我從未和莫妮卡-萊溫斯基發生過性關係，我從未和她有染。」隨著這傳奇故事逐漸展開，很大程度上爭論集中於「性關係」的嚴格定義上，取決於口交——和插入式性交相反——是否也能歸入這個定義內。
行走在五角大樓城購物中心的莫妮卡，雖然敏銳地意識到總統面臨的危險，但是最先想的還是打電話給母親。最後，她找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給瑪西婭。她努力壓抑如潮的淚水，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下來，告訴母親發生的事情。這時，一個拖著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來，原本還沉溺在震驚恐懼之中的她終於失去了原本已經虛弱的自我控制力，馬上懷疑這個女人是一個化裝過的FBI探員。她把聲音放得更低，竊竊私語般一遍遍地哀求母親：「請不要讓我合作，請不要讓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號房承諾的交易規則，讓母親保證不出去亂說，而是打電話給麗池卡特的艾米克調查官。掛斷電話後，她回到房間，說她的母親想和他們說話。其中一個人打電話給瑪西婭，短短聊了幾句後，同意讓她坐火車從紐約趕來，到女兒的身邊。
莫妮卡打電話到瑪西婭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時候，黛布拉-法內曼正和姐姐、媽媽坐在一起。當時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腦海裡。「我們正坐著聊天，電話響了，瑪西婭接過電話，身體開始發抖。她說『你在哪兒？你在哪兒？』然後就對著電話啜泣。我想，『天啊，有事發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著，她掛上電話，臉色發白，她說『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樓的麗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體的原因，但是是特裡普出賣了她。FBI現在把她關在一個房間裡，他們不讓她找律師，她一直在哭，我們要馬上出發。』」
三個膽戰心驚的女人抓起外衣，衝向Penn火車站，去趕下午5點開往華盛頓的火車。在這段漫長的旅途中，她們試著分析這險惡形勢，不過無法理解為什麼莫妮卡會因為瓊絲案而要鋃鐺入獄，甚至不敢相信這事會發生。黛布拉回憶說：「我們嚇壞了，又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她怎麼會遇到這樣的危險。她和一大群FBI探員呆在一間屋子裡，真是可怕啊。」
火車隆隆前行，瑪西婭猛按手機按鈕，想聯繫在洛杉磯的前夫伯尼，把女兒的可怕處境
告訴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電話，接著通訊中斷了。等到火車延時到達，所有人都想用火車上的電話，她只能排在隊伍裡等待。
電話響起的時候，伯尼-萊溫斯基正在主持一個洛杉磯市的放射腫瘤學會議。當聽到是瑪西婭的電話，他以為只是要說莫妮卡馬上就要搬到紐約，需要他一些幫助以便安頓下來。瑪西婭一下子就粉碎了這種幻想，告訴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煩，因為和「白水事件」以及總統有關的事情，現在落到了FBI的手裡。
莫妮卡曾向母親透露了一點她的事情，但對父親守口如瓶。不過，雖然伯尼對整件事情還是摸不著頭腦，但是一聽見FBI正威脅女兒要麼合作，要麼進監獄，他的本能反應就是照他們的吩咐做。伯尼是一個穿馬路不會闖紅燈的人，一向對聯邦調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說：「你別給那幫人添亂。」
通過電話，他和瑪西婭達成共識，當務之急是找個律師。他們都不認識華盛頓的人，不過伯尼的醫療事故律師比爾-金斯堡在華盛頓有個辦公室，他就讓瑪西婭到華盛頓後和金斯堡聯繫，讓他處理這個事情。那時起，伯尼就開始為女兒不懈的努力，將他和瑪西婭離婚後的十年痛苦拋至腦後。瑪西婭說：「伯尼真是一個好人，肯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湯蹈火。我寫信告訴他，他是整個國家的父親。」即使再也沒有和離婚的伯尼說過話的黛布拉也為之動容：「他擁有一個父親應有的一切，這是他的出彩時刻。」
這時，1012號房的莫尼卡知道母親即將趕來，感覺好多了。她本來和朋友阿希莉-雷納斯約好晚上出去，現在當然知道沒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間裡的電話正被監聽，堅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費電話告訴雷納斯約會取消了。還是電影情節，一個FBI在旁邊窺伺著，莫妮卡在雷納斯的電話上留了一條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聲音和語調能提醒她的朋友，總統正處於危險之中，然後跑去警告他。當然，這不過是虛妄而已。
這時已然傍晚時分，弗蘭克-卡特的辦公室該關門了，莫妮卡就問他們，第二天正是週六，如果她決定不合作的話，怎麼才能在週末找到自己的律師呢？法龍探員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師商量，他們調查的眼下的麻煩就過去了，他打電話到卡特辦公室，想知道他週末的行蹤，不過回來後告訴莫妮卡，只能通過辦公室的留言機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後，不管是精心設計還是無心插柳，法龍給卡特的電話都給了斯塔爾口實，可以向公眾爭辯說他的手下沒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權。電話記錄證明確實有一個電話打到卡特的辦公室，這就證明他們確實給過莫妮卡機會和律師聯繫。就像這類官司經常上演的那樣，事情或許是真的，不過真相卻在別處。
絕望的萊溫斯基在等待母親的前幾個小時，竟然以閒逛的姿態去掩飾自己的恐懼。斯塔爾的人玩弄規則，想把「白水調查」和萊溫斯基扯上關係，在控制莫妮卡的12個小時內無情地剝奪了她的權利。不過，在這場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們的威脅和恐嚇。她回憶說：「我現在已經不說什麼了，就像一個遭強姦的人那樣，前五分鐘在不停地尖叫，然後就不叫了。現在的我也同樣閉上了嘴巴。」
在麗池卡特，莫妮卡腦海裡一直盤旋著兩個念頭：為家人特別是母親的擔心，和一個瘋狂絕望的決定——必須警告和保護總統。在這個擁擠到幾乎窒息的房間裡，她覺得就要瘋掉了，於是要求在母親來之前，放她去商業中心裡逛逛以消磨時光。調查官們同意了。在法龍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業中心裡閒逛著，徘徊於Crate和Barrel傢俱店，流連於其他的商店櫥窗之前。笑容和歡樂又回到了臉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們說個不停，講著笑話，想用她的老一套讓他們喜歡上她。她這麼想著：如果他們發現她只是一個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許就不會起訴她。
她腦海裡的頭等大事還是拯救總統。當他們走過馬西店的時候，她找了一個借口上了三樓的洗手間，在那裡她看到一個投幣電話，她打電話給貝蒂-庫裡，但是沒人接，莫妮卡沮喪地放下聽筒。她越來越驚慌，看到一個母親正在給她的孩子換尿布，就想自己把貝蒂的電話號碼給她，也許她能幫忙聯繫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這個念頭，如果被FBI發現了，這個母親也會被扔進監獄裡的。她已經害怕得麻木了，結果什麼也沒有做。「光是想到這件事我就覺得很疲倦，」她回憶道，「我如此驚慌，能感覺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聽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當她從洗手間裡出來的時候，她發現因為自己離開得太久，法龍很著急，已經去到處找她了。當他回來的時候，她為了繼續消磨時間，就建議去吃晚飯。晚上六點半，莫妮卡發現自己和一個FBI探員、一個斯塔爾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種意大利乾酪）美國烤肉店裡。「這真像一個超現實的夢境，你身邊的所有人都在笑著，享受著，而你自己的生活卻一團糟。我不停地想到總統，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這發生的一切時會多麼的惱怒，就像你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做了錯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樣。」
「我現在已經不說什麼了，就像一個遭強姦的人那樣，前五分鐘在不停地尖叫，然後就不叫了。現在的我也同樣閉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也很奇怪。莫妮卡問艾米克為什麼她將會被關進監獄27年，他掰著指頭飛快地講出每項指控將被判的年數。當然，他沒有說那些都是每項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實上，莫妮卡並沒有被指控什麼重罪，很有可能會獲得緩刑或被保釋，從而逃
脫牢獄之災。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說法，她也不能肯定，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在她被發現、抓起來的時候，她的律師弗蘭克-卡特還沒有將那份假書面陳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則就不是一項嚴厲的犯罪。這或許解釋了在這個漫長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師見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說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說上話，就不會上交那份文件。事實上，他是在這天最後的營業時間內，委託聯邦快遞將文件交到位於阿卡薩斯的小石頭地區、受理瓊絲案的法庭。
難道斯塔爾和他的手下就幹著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後聽任罪案發生？如果願意，他們可以輕易阻止這項罪行，不過他們知道如果莫妮卡作偽證罪名成立，那麼他們不僅能操縱她，還能操縱真正的目標——總統。還有，如果總統那天就知道斯塔爾要對莫妮卡動手，他肯定會改變在瓊絲案中的證詞，那將改變歷史的進程。這不是斯塔爾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進案件的調查，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一個戰鬥經驗豐富的美國律師這樣評論OIC的工作方式：「他們的行為就是所謂的SOP，標準操作程序。」1998年，對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種「沒有傷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個美國也寥寥可數。當然，現在說這個也毫無意義了。「他們抓她時，根本沒什麼確定的罪名。」後來擔任瑪西婭律師的比利-馬丁這樣表示，他同意《紐約時報》等的觀點：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著總統的葆拉-瓊斯律師團和其他右翼律師搞出來的名堂。
斯塔爾的人玩弄規則，想把「白水調查」和萊溫斯基扯上關係，在控制莫妮卡的12個小時內無情地剝奪了她的權利。不過，在這場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們的威脅和恐嚇。
伯尼-萊溫斯基對女兒欽佩萬分：「他們越是擠壓恐嚇，她越堅強。我佩服她的勇氣萬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驗。真令人難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擋住那些在合法保護傘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輩。」
晚飯結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們回到1012號房，繼續等待母親。FBI探員愁眉苦臉地切換著電視頻道，小心翼翼避開新聞節目，最後鎖定1954年的音樂劇《娛樂至上》（Ther
e-snobusinesslikeshowbusiness.），艾瑟爾-默曼、唐納德-奧康納主演，瑪麗蓮-夢露也客串一個小角色。莫妮卡興奮地說了一陣她在學校音樂課的情景，得到的回應卻只是難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間的《聖經》，一遍遍地讀其中的「聖歌91」，那是那個基督教科學派牧師推薦的有上帝保護意味的聖歌，當她讀到「我要對主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我的堡壘；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覺些許安慰。
最後，10點16分，門鈴響了，一個探員過去開門，瑪西婭像守護天使般閃現。「一生中，我看到她從未有這次那麼高興。」莫妮卡說：「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時光，母親會把一切都搞定。在過去幾個小時裡，我感覺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獨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來拯救我了。」
瑪西婭下了火車後，告訴母親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門大廈」的公寓，然後強迫自己為了女兒要冷靜下來，即使如此，當她第一眼看見莫妮卡的樣子還是不禁心生恐懼：「莫妮卡坐在窗邊，眼睛都哭腫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裡捏著一本《聖經》，整個人在不住顫抖。是誰讓我女兒變成這樣的？」
瑪西婭衝向她，用手緊緊摟住她，輕輕地說著任何一個母親都會拿來安慰女兒的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然後，她盡可能地冷靜下來，不失風度地向呆在房間各處的探員和調查官們做了自我介紹。
斯塔爾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瑪西婭單獨談話前，讓她們母女呆上幾分鐘。莫妮卡堅信房間已經被監聽了，要求她和瑪西婭在走廊裡談話。等到只有她們倆，莫妮卡匆忙告訴母親：「我不能這麼做。我不能帶著竊聽器，錄下和他們的電話談話，我不能對總統幹這些。」她堅持要她們離開，盡量找到貝蒂，讓總統有所防範。她想告訴他自己已經捲入了麻煩，還要讓他知道自己會告訴所有人，一切關於他們關係的事都是她編造出來的。這時她太激動了，瑪西婭費了老半天才讓她冷靜下來。
幾分鐘後，有人出來打斷她們，說她們呆在一起的時間夠長了。瑪西婭被馬上帶到另一個房間，斯塔爾的手下向她解釋了她女兒的不幸處境。「他們告訴我，莫妮卡因為說謊將在監獄裡呆上27年，還使用『唆使他人作偽證』等普通人平時聽不到的專用詞彙。我想這些華麗的詞彙只是指她為保護心愛的男人而說了一個謊。」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試著向他們解釋，他們犯了大錯，別說27年了，她甚至不該在監獄裡呆上27分鐘。」
感覺到調查官們很不滿，瑪西婭開始對他們講一切腦子裡能想到的事情：她還年輕，六年前自殺過（明顯誇大其詞了，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可以原諒），現在高度精神緊張。她覺得，這樣或許能說服他們放走莫妮卡。他們聽完了，不過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須馬上決定是否合作，因為整件事正處於「非常時期」（這詞又冒出來了）。
瑪西婭記得她當時看了看鐘，11點，心想哪個辦公室那麼晚還開著，等著莫妮卡在這「
非常時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試著要求讓她和女兒能呆在旁邊的房間休息一下，他們則可以派荷槍實彈的人在門外守著，這樣她們就不可能逃走了。這個建議根本沒能打動莫妮卡的原告們。瑪西婭現在都還能生動地回憶當時想解決問題時急切絕望的心態：「我不再奢望我們可以離開，想著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沒有選擇，他們說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訴了。這不是那種『你回家，從此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童話。」
「我說了些什麼，因為我迫切希望他們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為這些人會去開個會，說或許我們不能這麼對待這個女孩，『可能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們能停止行動，說『等一會，這不是琳達-特裡普。這不是一個我們打算擺佈的那個難啃的中年婦女，這是一個孩子。』」
「FBI裡難道沒有母親在工作嗎？難道沒有同情心嗎？是誰聽著特裡普錄音帶裡，莫妮卡這個無辜的年輕女孩的聲音，說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誰說『去抓她，把她扔進酒店房間，用監獄來威脅她去跟我們合作』？」
合作是關鍵。他們反覆強調，如果莫妮卡這麼做了，就不會對她提出刑事起訴。那晚在和斯塔爾手下談話時，瑪西婭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問他們：如果莫妮卡說出自己知道的事情，會發生什麼事？如果瓊絲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兒在和特裡普聊天時撒謊了呢？她只能確定一點：「我知道我的女兒，世界上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讓她帶著竊聽器，去背叛別人。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只是浪費時間。」
瑪西婭真夠聰明的，沒有輕信那些人。她研究過「大學炸彈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為他兄弟大衛洩露了他的行蹤。後者出賣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應不判罰泰德死刑。FBI答應了，大衛就帶他們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後悔這個決定，因為一被拘留，這個恐怖分子被判罰的正是死刑。FBI則表示，他們從來沒有答應過任何事。
考慮到這點，又非常懷疑那些威脅她女兒的傢伙的動機，瑪西婭告訴艾米克，她想要另一個人、她的前夫聽他們重申一遍他們的承├怠—如果莫妮卡合作，將不會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們不能打電話給伯尼。瑪西婭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鎮定，解釋說她需要他們打這個電話，這樣就有獨立證人能夠證明OIC的承諾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艾米克問她是否需要書面證據。瑪西婭考慮了一下，接受了這個意想不到的「禮物」。當他回來，告訴瑪西婭他無法給他書面材料，因為他找不到打字機。「這時，我腦袋裡的警鐘敲響了。」瑪西婭回憶說：「沒人再用打字機了，他完全可以找張紙寫下來。那時我真正意識到，事情遠比我之前所能想像得嚴重可怕得多。」因此，這時，晚上11點多，她毫不猶豫地堅持要給莫妮卡的爸爸打電話。
自從接到瑪西婭在火車上打來的電話，伯尼-萊溫斯基一直忙著。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陳述案情的比爾-金斯堡。當聽說伯尼想和他通話時，金斯堡一邊做著他標誌性的戲劇演員式的誇張動作，一邊宣佈一位放射性腫瘤學家有急事找他，要求聽證會暫停。
金斯堡一聽伯尼說了他所知的隻言片語，就嚴肅地告訴他：「電話裡別再說了，我會盡快來看你。」伯尼說：「之後，我開始發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斷，瞭解他作為一個審訊律師的聲望，特別是他遇到複雜醫學案件時的反覆詰問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為伯尼企┬怠—西方腫瘤醫學集團——的醫療事故律師已經有好幾年了。雖然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後兩人才成為朋友，不過他倆關係不錯，因為彼此年紀相仿，而且在同時入讀舊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與比爾-金斯堡和太太勞拉經常拼成四人組，一起度週末，品嚐紅酒，到別處度假。許多週五晚上，他們都會聚在一起看電影、吃壽司。憑著他招牌式的蝴蝶領結。長者風範和如W——菲爾茲般冷峻的聲音，金斯堡馬上就將成為全國名人。
不過，這晚，伯尼所關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個飛馬趕來救她女兒的人。兩人在洛杉磯市區的一家酒吧裡碰面，過了好像一生那麼漫長的時間後，伯尼終於接到了瑪西婭的電話，前妻告訴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為酒吧裡通訊條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邊，努力想聽懂到底發生了什麼。在嘈雜的交通聲中，他在莫妮卡號啕大哭的間歇，簡單地跟她說：「莫妮卡，別說什麼，比爾-金斯堡在我旁邊，別說什麼。」因為他手機的信號老是要斷掉，他找到街角的一個付費電話，這樣就可以不受干擾地和艾米克通話了。金斯堡靜靜地站在伯尼身邊，艾米克則告訴伯尼他所說的是絕對機密，不管任何情況都不能外傳。「我的腳在瑟瑟發抖，」伯尼承認：「我以前沒和FBI的人說過話，我已經嚇呆了。」
艾米克再次解釋說，莫妮卡有了大麻煩，就他們調查所知，她作了偽證，犯有陰謀罪，還替總統掩飾。除非她合作，否則就將在監獄裡呆上27年。她父親還是摸不著頭腦，問他：「你說的合作是什麼意思？」於是，艾米克告訴他，莫妮卡必須帶上竊聽器，錄下和維農-喬丹、貝蒂，或者還有總統的談話。
伯尼依然震驚，不過已經恢復了清醒，問道：「她不允許找律師嗎？」其實艾米克這天
早就知道她的律師是卡特，還是問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師。伯尼回答說她有律師，名字就叫比爾-金斯堡。幾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見過一面，她告訴調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磯的律師。艾米克很機警，建議莫妮卡不要選擇不是她自己挑選的律師。伯尼那時當然對女兒的事情一無所知，不清楚她已經公開捲入了瓊絲案，還聘請了一個律師。「那時，我們不清楚弗蘭克-卡特的存在。」他說：「我只是想盡力幫助深陷苦海的女兒。」
比爾-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個正式的律師與當事人的授權關係，然後和艾米克談論他新顧客的合法權利，特別是獲得罪行豁免權的可能性，那能確保無論證詞內有何內容，都會被免予起訴。正如瑪西婭的本能反應產生警惕心理一樣，當艾米克說他們或許可以給莫妮卡豁免權時，金斯堡的法律天線開始運轉。
金斯堡相信這個回答意味著他們想耍花招。他蓋住電話筒，低聲告訴伯尼他們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時無權給予罪行豁免權的。因此，他決定戳穿他們的騙局：先叫他們弄一份書面協議，然後傳真給他；艾米克再次拒絕了，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電腦；金斯堡就要他手寫一份，簽上名字，然後傳真過來，艾米克堅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卻是一個乾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國律師。」最後，艾米克只得承認自己沒有發送書面材料的授權，騙局徹頭徹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說：「一個貫穿這起調查的主題，正是利用強硬的高壓政策迫使人們說出他們希望聽到的話。」
莫妮卡記得，艾米克和金斯堡達成交易，前者給後者傳真一份她簽署的偽造書面陳述。然而，兩個FBI探員過來把艾米克從電話邊拉開，他們意識到金斯堡會馬上發現OIC在文件歸檔之前就擁有了一份複印本，只有一種可能——來自瓊絲律師團，因為卡特曾經送去一份樣本。OIC調查人員知道，他們抓莫妮卡的時候，她在技術上還沒有犯下嚴重的罪行，而且他們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觸，有效保證了這樣嚴重的罪行——偽造書面陳述，並交給法庭——在這天晚些時候真的發生了。可以理解，斯塔爾這種強暴式策略一直是公眾非常關注的話題。
除了戳穿斯塔爾手下的欺騙行徑外，關於豁免權的交易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莫妮卡根本沒想過帶上竊聽器，出賣她心愛的人。她的行為讓父親感動：「她非常鎮定，決不合作。令人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認如果她不是如此堅強，如果她帶上竊聽器，早已像特裡普出賣她那樣出賣總統了。無論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種威脅，她從不會出賣別人，像自己被出賣的那樣。」
「無論她可能有什麼缺點——或許不懂得適可而止，缺乏判斷╞Α—當緊要關頭，她總是能挺過去。人們不肯讚揚她這種美德，把她看成是一個蕩婦。她最不像的就是蕩婦。世上許多女人會被有權勢的男人欺騙，我並不同意她的所作所為，但是不能因為她所做過的事情就說她是壞人。」家人朋友認識到她性格中的堅韌一面，戴爾-楊評論說：「她拒絕出賣朋友來獲得好處。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監獄的時候，她展現了真實的性格。這事讓我一直為莫妮卡感到驕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詭計，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話，告訴她自己將會在第二天飛到華盛頓看她，還要她和瑪西婭一句話不說，離開酒店。「請相信我。」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兩個女人把她們的決定告訴斯塔爾手下後，各收到一張法庭傳票，然後離開了酒店大樓。
這晚分手前，伯尼-萊溫斯基問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擔起這麼一項艱巨的法律任務，畢竟他只是一個醫學律師。金斯堡向他保證，自己有著民事訴訟的經驗，組織一支合格的華盛頓律師團也沒問題。伯尼接著問他最低費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訴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萬。如果要審訊，那就要100萬。」而且，他第二天坐飛機去見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啟動資金。這晚，伯尼和芭芭拉幾乎沒睡著，想著3000公里外面臨牢獄之災的莫妮卡。「我們互相擁抱著，」芭芭拉回憶說：「一想到她可能進監獄就擔心害怕，顫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點，莫妮卡和瑪西婭才回到水門公寓。她們受驚過度根本毫無倦意，又擔心房間被人監聽，幾乎不敢互相說話。莫妮卡想起面臨可怕困難的總統，不知內情的他必須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樣，她根本不顧及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影響，在腦子裡一遍遍構想著瘋狂的計劃。她考慮過坐出租車去叫醒貝蒂，讓她有所警惕；或者打電話給總統的律師布魯斯-林賽，雖然她以前從未和他說過話。當莫妮卡談論著要去給白宮一個警告時，她母親擔心這些行動會危及莫妮卡將來可能擁有的豁免機會，逼她發誓不說出來。(makehersweartostaysilent)
早上2點，她們開車去四季酒店，打電話給金斯堡。她們談論了出國的可能性，越過邊境線逃到加拿大，不過這主意一說出來就被否決了，因為她們相信FBI肯定監視了每個機場和邊防站。一件小事能證明她們在酒店已成驚弓之鳥，當一對夫婦走進大廳，她們馬上確信這是FBI派來跟蹤她們的探員。用莫妮卡的話說：「被跟蹤的絕望感立馬襲來。」
到這時，一直在瘋狂行動和無聲沉默間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來。當她們回到公寓，瑪
西婭非常擔心女兒會自殺，因此當她淋浴時，把浴室的門開著，這樣就可以保證莫妮卡不會自尋不幸了。這晚餘下的時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處於半夢半醒之間。她的母親則一直看著她，不讓她結束自己的生命。
恐怖已經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