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廳中漸漸湧入人潮,有許多法國昆蟲學家,也有幾位外國的,其中有一位六十來歲的捷克人,聽說是新體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許是一位部長或是科學院院長,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純然好奇的觀點,他是與會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產主義黑暗時代結束後一個歷史新時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剛才好一陣子,大家搶著來和他握手,問他幾個問題,但談話總是比他們預期的停頓得早,交換了幾句寒暄之後,他們便不知該和他說什麼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通的話題。法國人總三句不離他們自己的問題,他試著注意聆聽,偶爾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們國家」,隨即他明白沒有人對他的「相反地,我們國家」感興趣,他走離人群,臉上罩著一層既非苦澀亦非愁苦,卻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傷。
當其他人熙攘地擠滿附設有吧檯的大廳時,他走進空蕩蕩的會場,會場中四張長桌擺成正方形,等待研討會開幕。門旁有張小桌子擺著與會名單,以及一位看起來像他一樣孤單的小姐。他傾身向她報了姓名。她要求他重複了兩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亂地在名單上找與她聽到的發音相近的名字。
充滿父執輩感情地,捷克學者彎下腰在名單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著:CECHORIPSKY。
「啊!是謝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說。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難念!」
「此外,也寫錯了,」學者說。他拿起桌上的筆,在C和R兩個字母上加了像長音符號顛倒過來的符號。
秘書看這些符號,看看學者後歎了口氣說:「真複雜。」
「正好相反,非常簡單。」
「簡單?」
「你知道強-禹斯(Jean Hus)嗎?」
秘書快速地將眼光投向與會名單,捷克學者急著解釋:「誠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紀教會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驅。同時也是夏爾勒(Charles)大學的教授,此大學,如你所知,是聖羅馬帝國時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學。你所不知的,是強-禹斯同時也是字彙拼寫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將字彙拼法簡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這個音,必須用三個字母拼出,t,C,ho德文還需四個字母:t,S,C,h。但拜強-禹斯之賜,我們只需一個字母,C,加上頭一個小小的符號。」
學者又傾身在秘書桌上名單空白處,寫下一個大大的C,
V加上長音符顛倒過來的符號:C然後他看著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發音:「契(Tch)!」
秘書也望著他的眼睛。跟著念:「契(Tch)。」
「對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沒在我們國家流傳。」
「強-禹斯的改革……」學者假裝沒聽到秘書犯的錯,繼續說:「……並非全然被漠視。在另一個國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嗎?」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書一邊重複,一邊試圖想出這個國家到底在世界的哪個角落。
「在拉脫維亞也是。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們捷克人如此為這個字上的小符號自豪了吧。(帶著微笑地說:)我們可以背叛一切。但為了捍衛這個小符號,我們不惜流乾最後一滴血。」
他向秘書點頭示意後,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張椅子前面都有一張寫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許久,隨後拿起來,帶著悲傷但諒解的微笑,拿去給秘書小姐看。
此時另外一位昆蟲學家,正站在入口處的桌前,等著秘書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個小記號。她看見捷克學者,便對他說:「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個寬容的手勢表示:別擔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並帶著感人的謙虛,他在桌旁等著,(又有兩位昆蟲學家到來),當秘書終於鬧下來時,他把小卡片遞給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嗎?」
她並沒看出個所以然:「謝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號標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尋常的長音符號!他們忘了將它顛倒過來!再看看符號標在哪裡!在E和O兩個字母上!變成了
謝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對,你說得對!」秘書也憤慨起來。
「我覺得奇怪,」愈來愈悲傷的捷克學者說,「為什麼人們總會忘記這些符號。它們如此詩意,這些倒過來的長音符號!你不覺得嗎?像只飛翔的小鳥!像伸展羽翅的白鴿!(柔聲地:)或者,如果你願意,像蝴蝶。」
他又傾身拿起桌上的筆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動作如此謙遜,像在道歉似的,之後,他沒說一句話地走開了。
秘書注視著他離開,高大且怪異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滿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顛倒的長音符號,換化成一隻蝴蝶,在學者身畔飛舞,最後落在白髮上。
走向座位時,捷克學者轉頭看見秘書感動的微笑,便也回了一個微笑,抵達座位的途中,他又回頭對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傷卻又驕傲的微笑。一種悲傷的驕傲:我們不妨如此定義這位捷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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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為看見名字上擺錯位置的符號而悲傷,大家都能瞭解。然而他的驕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軍入侵後的一年,他被趕出昆蟲研究院,被迫從事建築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軍佔領結束,前後約二十年。
然而,數百數千,在美國、法國、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們為此受苦卻一點也不感到驕傲。為什麼捷克學者感到驕傲而那些人卻不呢?
因為他被趕離工作崗位,不是因為經濟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因經濟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較不嚴重,比較不值得敬佩呢?一個因不討上司歡心的職員被辭退就該覺得丟臉,而因政治理念丟掉工作的人卻有權利以此為傲?為什麼?
因為因經濟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動的,在他的行為中,並沒有任何值得讚賞的勇氣。
這狀似明顯,事實不然。因為一九六八年後被解雇的這位捷克學者,當俄軍在他的國家成立極其令人厭惡的政體之時,他也並沒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動。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組的主任,專門研究蒼蠅。有一日,突如其來地,十多個眾所周知的反動派湧進他的辦公室,要求他撥一個研究室讓他們舉辦半地下化的集會。他們以道德柔道的規則行事:突然地到來,組成一群觀察者。這出其不意的對質使捷克學者非常困窘。說個「好」字會立即招來不幸的危險:他將會丟掉工作,三個小孩將來也無法人大學。但要對這群嘲笑他膽小的人說個「不」字,他沒有足夠的勇氣。他最後答應了,並開始鄙視自己,因他的膽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擺佈的無能。因此,正確說來,是因為他的懦弱,才使他後來丟了工作,小孩也被學校開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麼可覺得驕傲的呢?
隨著時光,他逐漸淡忘他對反動派原存的憎惡,愈來愈習慣將自己答的「好」字視為一種自願、自由的表示,視為他個人對令人厭惡的政權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屬於登上歷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這種確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驕傲。
但是,長久以來,數不清的人扯進數不清的政治衝突之中,他們也都能因晉陞歷史大舞台而覺得自豪嗎?
我必須表明我的論點:捷克學者的驕傲來自於他並非在隨便一個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燈光亮起的那一刻。歷史舞檯燈光亮起的那一刻,稱為全球歷史性的時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燈的照射及攝影機的注視之下,是全球歷史性時刻最體現的一刻,捷克學者至今還自豪彼時的幸寵。
然而,某個重要的商務協商正在舉行,全球各國首腦人物聚集一堂,這也是件重要的時事,也被重視、拍攝、評論;為什麼那些主角並沒有同樣被激起驕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後一點:捷克學者所拜的並非隨便一次全球歷史性時刻之賜,而是人們稱之為崇高的那「次。那個時刻之所以崇高,是因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後方迴盪著機關鎗掃射的聲音,舞台上方且飄蕩著死亡天使。
因此最終的程式如下:捷克學者因參與崇高的全球歷史性時刻而感驕傲。他深知這使他不同於廳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麥、法國、英國的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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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個空位,供發言者輪流上台發表;他根本沒在聽。他等著輪到他,不時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頁準備好的,他自知寫得並不好的講稿:離開科學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輕時發現並寫下關於一種不為人知,他命名為布拉格蒼蠅(musca 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個簡介。當聽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發音時,他起身走向發言台
抵達發言台的二十秒鐘內,一件不期然的事發生在他身上:他情緒一陣激動:天啊,經過這麼多年後,他又重新回到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間,回到這些令他親切而命運卻將他們分散的學者之間;走到發言位他不坐下;這一次他要聽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洩,要告訴這些他不相識的同僚們他心中所感。
「請原諒我,親愛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緒說出來,它一時襲上我心頭。經過二十年的缺席之後,我終於又能在與我思考相同問題,與我有相同熱愛的人士的集會中發言。在我來自的國家中,一個人只因大聲說出心中所想,便會被剝奪生命的全部意義,因為對一個科學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義便是科學。誠如各位所知,數百萬的人,我們國家的知識份子們,於一九六八年悲劇的夏季之後被趕離工作崗位。六個月前,我還做著建築工的工作。那一點也不可恥,我們可學到許多東西,可贏得一些單純、親切的人的友誼,我們同時也瞭解,從事科學的人是幸運兒,因為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就是幸運,是的,朋友們,這幸運是我那些建築工人夥伴所沒有的,因為人不可能熱愛扛水泥。這份幸運二十年來拒絕了我,今日我重新擁有而欣喜若狂。這是之所以,親愛的朋友們,我把此刻視為一份真正的快樂,儘管這份快樂帶著些許憂傷。」
說到最後幾個字時,他覺得淚水湧上雙眼。這讓他有點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動且愛哭泣的樣子,但他立刻告訴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這些人應該因他的感情覺得榮幸,這是他饋贈的來自布拉格的小禮物。
他沒想錯。與會者深受感動。他剛說完最後幾個字,貝克便站起來鼓掌。攝影機馬上移近,拍下他的臉,他鼓掌的雙手,也拍下捷克學者。廳中的人都站起身,緩慢或快速,臉色微笑或嚴肅,所有人都鼓著掌,他們鼓得如此忘形以至於不知何時該停,捷克學者站在他們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這笨拙愈是籠罩著他的身形愈顯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動,因而眼淚不再隱藏眼皮下,莊嚴地沿著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見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盡可能地更加賣力。
終於,歡呼聲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學者以顫抖的聲音說:「謝謝你們,我的朋友,我衷心地謝謝你們。」他點了個頭朝向他的座位走去。他知道此時是他生命中最偉大的一刻,光榮的一刻,是的,光榮,為什麼不說這字眼呢,他覺得自己偉大俊美,他覺得自己出名了,希望走回座位的這段路長得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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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向座位走去時,沉默籠罩整個會場。或許說許多種的沉默籠罩更正確。捷克學者卻只辨認出其中一種:被感動的沉默。他並沒察覺,逐漸地,如同難以察覺的轉調將奏鳴曲的調子變了,被感動的沉默轉變為尷尬的沉默。大家都瞭解這位有個不知如何發音的名字的先生,被自己感動地忘了念他該向大家揭示他新發現的蒼蠅的講稿。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提醒他是很不禮貌的。好長的一陣遲疑之後,會議主席咳了一聲說:「感謝契訶西比河(Tchecochipi)先生……(他停頓好一會兒,給與會者最後一次機會提醒講稿的事)……那我就請下一位發言人。」此話一說,會場後方一陣竊笑短暫地打破了沉默。
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捷克學者既沒聽到笑聲也沒聽到下位同事的發言。其他發言者輪流上台,直至一位也是研究蒼蠅的比利時學者發言時,才將他從冥想中驚醒:天啊,他忘了念講稿了!他把手伸進口袋,那五頁稿紙證實自己不是在夢中。
他的雙頰滾燙。覺得自己好可笑。他還能挽回什麼?不,他知道什麼也挽回不了了。
一陣羞慚之後,一種奇怪的想法又使他稍感安慰:他是可笑,但其中並沒有什麼負面、羞恥或得罪人之處;這種可笑使他生命中既有的憂傷更緊密,使他的命運更令人神傷,卻也更偉大悲壯。
不,驕傲永不離捷克學者的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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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集會總會有開小差的人,躲到鄰室中飲酒。凡生,聽煩了昆蟲學家們的演講,且不覺得捷克學者奇怪的表現如何有趣,便和其他開溜者聚在大廳中,圍著吧檯旁一張長桌子。
沉寂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他終於成功地加入那些陌生人的談話:「我有個女朋友要我舉止粗暴一點。」
因為彭德凡說完這句話時停頓了一下,使聽眾陷入一片專心聆聽的沉寂。凡生有樣學樣地停頓了一下,的確,他聽到笑聲揚起,一聲大笑,這使他信心大增,眼睛發亮,他作了一個手勢讓聽眾安靜下來,但在此時,他察覺大家轉朝向桌子另一端,興致盎然地看著兩位先生用精話互相叫罵。
一、兩分鐘後,他終於又把注意力吸引回來:「我剛才說到我的女朋友要我舉止粗暴一些。」這會兒大家都聽他說話,凡生不再犯相同停頓的錯誤;他愈說愈快,好像要逃避什麼人追在身後要打斷他的話:「可是我做不到,我太細緻了,不是嗎?」為了回應這句話,他自己笑了起來。察覺他的笑並無人應和,他趕緊繼續,加速他的敘述:「我家中常有一位年輕的打字小姐,我說什麼她就打什麼……」
「她用電腦打嗎?」一位先生突然產生了興趣。
凡生回答:「是的。」
「什麼廠牌的電腦?」
凡生說了一個廠牌名稱。那位先生的電腦是另一個廠牌的,他開始敘述他那台電腦每次都出狀況搞得他如何地火冒三丈。大家紛紛開起玩笑,哈哈大笑了幾回。
凡生,悲傷地,又勾起他原有的想法:人們總以為一個人的運道多少取決於他的外表,臉蛋的美醜,身材好壞或頭髮多寡。錯了。是聲音決定一切。凡生的聲音又弱又尖;當他說話時沒人會注意,當他一大聲時,大家又覺得他在喊叫。彭德凡則正好相反,說話既緩且柔,低沉的噪音迴盪,悅耳,美麗,有魄力,使所有人只聽到他的聲音。
啊,好個彭德凡。他答應要和那票人一起來參加研討會的,之後又喪失了興趣,吻合他光說不練的本性。一方面,凡生很失望,另一方面他覺得更不能違背主人的命令了,出發前夕,彭德凡對他說:「你得代表我們。我賦予你以我們之名的全權,為我們共同的事業努力。」當然,這是個滑稽可笑的命令,但加斯科咖啡廳這票人確信在我們存活的這無意義的世界中,只有滑稽可笑的命令才值得去執行。在記憶中,彭德凡機靈的頭旁邊,凡生看見馬修巨大的臉上帶著同意的微笑。這個指示和這個微笑支持著凡生,他決定開始行動;他張望四周,看見吧檯旁一群人中,有一個不錯的年輕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