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日記過於瑣碎零亂，因此必須把主要事件歸納一下。這一年是多麼不同尋常的一年啊！我戴眼鏡後的校正視力達到了20/40，即使是單眼視力也達到了駕駛車輛的最低要求。車輛管理局發給了我一個為期兩年的駕駛執照，我像小青年一樣開始駕駛第一輛汽車。我看懂了自動出納機的詳細使用說明，對過去十五年金融系統發生的技術進步感慨萬千。我一邊吃早飯一邊閱讀報紙，和其他老年夫妻一樣談論著新聞，隨便打斷對方的閱讀。日子似乎天天如此。
我們在夏天和秋天兩次到聖克魯斯島旅遊。我應該發現加利福尼亞變得比以往更擁擠、更鬱悶，污染更嚴重。我會慢慢認識到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在最初的幾個月情況恰好相反。在去聖克魯斯島的途中，我對小鎮與城市之間的高速公路上的景色驚詫不已。我從車中再次看到了葡萄園與生菜地的交界線。山上仍然長滿了橡樹。我自由自在地在汽車旅館的房間裡到處行走，再也用不著導盲桿了。更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十五年未見、已經三十歲的女兒艾利森。我見到了她的兩個男孩斯凱伊和克裡斯托弗，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我為他們讀書，帶他們去圖書館。我看見他們在笑，他們的母親落淚時，又看到了他們不知所措的表情。
年底之前，我買了一台新的電腦。看到拆除那台會說匈牙利話的老夥伴的時，心裡一陣陣發痛。我有一種把朋友放在盒子裡用船運走的感覺。我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校園殘疾人服務社裡的盲人學生，回來時感到有些頭暈目眩。
我在工作時，盡量避免經過高速公路，我乘坐校園巴士每週去一次亨廷頓圖書館。十五年的歲月給亨廷頓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包括在研究區新建了一座配樓。我走進了這座富麗堂皇的建築，大廳裡鋪著地毯，牆壁上懸掛著油畫和藝術掛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第一次坐到那張長毛絨的扶手椅上的情景。我翻閱著各種學術期刊，一會兒舉到手中，一會兒放在桌上，欣賞著上面的標題或裡面的插圖。世界上能在如此優雅的環境裡進行學術研究的地方並不多，如今它有重新向我敞開了大門。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在那一年寫了兩篇文章，從頭到尾沒有使用過一次盲文！
儘管我對那些朗讀者、盲文打字機和會說話的電腦充滿感激之情，但我知道，和我現在一目十行的閱讀速度相比，它們好比四輪馬車之於飛奔的火車。盲人的境遇正如波托克所說，他們只能「緩慢而隨意地獲得信息」。朗讀者通常要努力地念出每一句話。磁帶是對書中內容逐字逐句的複述，跳躍播放有漏掉有用內容的危險。而人的眼睛卻能迅速地瀏覽過期的報紙，尋找有用的材料，跳過沒用的廢話。
這就是閱讀的真諦。對此我必須惋惜，我為盲人無法閱讀感到遺憾，為那些明眼人能夠讀書卻不讀書而悲哀。我明白為什麼盲人「詩人兼蹩腳文人」的克拉克指責年輕人的緣故了。
「天哪，」她說，「他們看得見，能夠閱讀。他們可以讀荷馬史詩、讀歷史、讀多少年來人們夢寐以求、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的任何作品。可我呢？如果我能再次閱讀該有多好啊，哪怕只有一周，甚至一天——？」
埃莉諾克拉克，我真想和你分享這一切，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樣重新獲得閱讀和瀏覽的機會。
那一年冬天，基利恩醫生多次和我討論是否已經到了摘除左眼白內障的時候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我們擔心，至少是我自己害怕，左眼的手術會影響到已經恢復正常的右眼。我知道瑟伯就發生過同樣的事。他在小時候的一次事故中喪失了一隻眼睛的視力，後來由於眼內交感神經發炎最終導致了雙眼全部失明。拉塞爾由於一片飛來的金屬片打壞了一隻眼睛後也由於交感神經發炎造成全部失明。然而，基利恩醫生向我保證說，儘管過去手術中存在交互感染的現象，但現在這種情況幾乎很少發生了。最後她鼓勵我碰一碰運氣，因為也許有一天必須對左眼進行手術。白內障成熟後可能產生破裂，所以在緊急情況出現採取措施是更好的選擇。
次年二月，我寫信通知基利恩醫生我決定接受第二次手術。手術日期定於4月16日。4月2日，我按計劃接受A超，用超聲波測量今後需要移植的晶體的尺寸。兩次測量之後，第一名技師請另外一名技師幫忙，又進行了兩次測量。他們說，眼球長度的差異過大(過短)，因此在繼續工作之前必須請示醫生。
基利恩醫生向我解釋說，我的左眼處於一種結核狀態，這種現象一般是手術後眼內葡萄膜炎引起的常見不良後果。但我的情況是，還沒動手術就出現了這種症狀。眼球的長度減少為18厘米(正常的眼球應在23至25厘米之間)。手術之後可能出現角膜脫落的危險，但她對我說，萬一出現這種局面我們可以移植一個新角膜。對我來說，移植新角膜會使我的眼睛感覺更舒服。她又一次體現了她的樂觀精神。
4月15日，手術的前一天。早上，通過B超拍攝了十張照片。我越過技師的肩膀看到他把一些白色的紙片粘貼在透明的曲線圖上，我問這是為什麼。他回答說「這代表了我們不希望發生的情況。」很快，我又看到了基利恩醫生。她說：「眼球的長度太短了，這是葡萄膜長期發炎造成的結果。沒有任何晶體能夠形成合適的焦距。我們盡量用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晶體，以取得最好的近距離觀看效果。視力也許不會非常清楚，但即使能夠看到物體的形狀，比如能看到左邊出現的汽車，也是非常有用的。」兩眼的眼壓均為19，極其正常。
我滿懷信心地重新寫日記，這次是用筆書寫，不是用盲文。
4月16日。手術在中午進行。在候診室裡，我看到了伊內茲-斯托貝爾，她是一位七十四歲的老太太。昨天我還同她開玩笑說她喜歡吃麻醉師桌子上的紅色棒糖。如今我們發現我們都在等待基利恩醫生在同一個下午給我們動摘除白內障的手術。我們吻了吻我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然後隨護士進入了手術準備室。
伊內茲十分害怕，一想到要進行靜脈注射和測量血壓便全身發抖，因為這些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夢般的手術。我們並排地躺在床上，測量脈搏、呼吸、體溫和血壓，然後用藥。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講述我一年前的手術情況，她聽了之後似乎不那麼緊張了。她生於特立尼達，嫁給了一位瑞士人，並且對她的七個孩子感到十分自豪。靜脈注射減少了她眼中的淚水。我很高興她在我以前進行手術，減少了她擔驚受怕的時間。
對於我，準備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針的護士多洛雷斯說她還認識我。當然，去年我只是感覺到她，因為那時我看不見。麻醉師戴夫聽說過「陽光先生」的事，把我像一個知名人士那樣介紹給大家。(別人記得你，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在手術過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設備，看到了升降式的顯微鏡和血壓監視器。我看到了一張張俯在我身上的戴著口罩的臉，去年我只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如今我用那只好眼看到了基利恩醫生，她穿著一身黃綠色的大掛，不像我過去想像的那樣是白色的。她向瞳孔內觀看。她說散瞳不夠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手術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關鍵的。
然後她動手開刀，我覺得她離我很近，彷彿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極，然後便失去了知覺。麻醉師把我麻醉了過去，這次，我沒有看到藍色原野上跳動的光線，也不知道它們是否還在那裡了。
儘管我隱隱約約地記得我在恢復室裡喝了兩小碗湯，但我真正記起的第一件事是我在當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醒來之後。雪莉說，我曾經和基利恩醫生說過話，自己穿好衣服，然後從輪椅上走進汽車，到家後，我脫掉衣服，在雪莉的幫助下上完衛生間，然後上床睡覺。然而，我對這一切完全失去了記憶。
4月17日，受難節1。早上11時，我和伊內茲又在基利恩醫生的候診室裡再次相逢，和她一起來的有她的她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外孫女。帕特為我解開繃帶，她和去年一樣穿著一件寬大的連衣裙。動了手術的眼睛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只是從左邊看到了一些物體發出的光。由於結核病變的緣故，這次手術沒有植入人工晶體，要等下一次手術才行。右眼植入的人工晶體的屈光度為13。目前人工晶體的最大屈光度是30，而我的左眼卻需要43度的晶體。
由於角膜還處於腫脹的發炎的狀態，因此基利恩醫生看不到眼底。可能的情況是，由於結核病變，視網膜多處發生褶皺，阻礙了光線進入視網膜的某些區域。只有等幾周之後，眼內有了好轉，我們才能掌握更多的情況。
基利恩醫生說，以後可以通過配戴高度隱形眼鏡藉此增加一些視力，這種眼鏡是兒童切除了先天性白內障之後經常配戴的。我發現有一些黑點兒在視力下方浮動。基利恩醫生說，那是氣泡造成的結果，幾天後會完全吸收。
伊內茲的情況不錯。解開繃帶後她便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女兒和外孫女。我告訴她，過幾個星期視力還會好轉。現在她可以放心大膽地簽字，準備在六月份摘除另外一隻眼睛裡的白內障了。
4月18日，聖星期六。昨晚眼睛很疼，直到今天早上仍然嚴重發炎。然而洗淨眼瞼之後，雪莉說眼睛看上去不那麼紅了，也許吃早飯時會比昨天看得清楚一點。然而除了左邊看到的一些渾沌不定的光線之外，仍然一無所有。
失望！掃興！和去年手術後相比尤其如此！奇跡往往引起人們不現實的奢望。手術前沒人給我更多的許諾，但另外一隻眼睛卻好得遠遠超過了我的期望。我必須閉上我的那只好眼睛想一想，瑪麗-伯頓即使能看到這團雲霧也一定會欣喜若狂的！我一旦睜開眼睛便可以寫日記，我能看到紙上一行行的字跡，不用像一年前那樣仍然需要叮叮噹噹地敲打盲文機。明天我可以自己開車去教堂，不會像過去那樣手握導盲桿被別人遠遠甩在身後了。振作起來吧，朋友，難道這一切還不能使你滿足嗎？
4月19日，感恩節。聖喬治教堂裡的慶祝儀式舉辦的十分成功。除了基恩神父之外沒有人知道我動了第二次手術，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還是告訴了瑪麗-伯頓並祝願她感恩節愉快。她扭過頭，似乎要和自己一年前說過的話作對似地說「希望永遠存在。」
4月20日，星期一。昨晚眼睛很疼，似乎是眼藥膏在作怪。我懷疑是不是因為切開的虹膜晚上在膨脹的緣故。白天疼痛減弱。眼睛仍然很紅(用雪莉的話說是「血紅的」)。但我確信我比昨天看得清楚一些了，或許只是我的想像而已？我發現走路時閉上我那只好眼後看到了一些粗糙的圖案(白牆、圖片、床鋪和廚房的桌子等)。
4月21日，星期二。昨晚幾乎沒有感到疼痛。我打電話給基利恩醫生的護士帕特，詢問眼睛為什麼仍然發紅。她說是眼內輕微出血的結果，幾天後會自然消失，不用擔心。視力依然如故。
4月22日，星期三。早上去校園和辦公室。視力可能有所好轉。我能用左眼看到白牆上的手指。
4月24，星期五。今天基利恩醫生十分高興。事實上，直到我們離開之前她可愛的面龐上一直掛著笑容。檢查結果沒有發現葡萄膜炎，儘管無法完全看清視網膜上的斑痕，但基本上完好無損。帕特護士記錄下視力檢查結果：三英尺外可以看到手的移動。基利恩醫生認為，鑒於目前角膜依然腫脹，因此以後的視力還會好轉。由於怕影響恢復傷口，沒有測量眼壓，但估計不會太高。
我問基利恩醫生將來是否能移植人工晶體。她回答說，由於晶體的作用不大，因此不願再對那隻眼睛做任何手術。但如有必要進行角膜移植，倒有可能隨便移植晶體。她寄希望於八周後配戴永久性兒童隱形眼鏡，與玻璃眼鏡同時使用。
我可以洗頭髮，但不要做任何運動。
4月25日，星期六。我的視力為我創造了一個彼此分割的世界。我的左眼看到的是莫奈1筆下乾草垛上的迷霧或傑克遜-波洛克2筆下的混亂朦朧的狀態；我的右眼卻使我欣賞到威廉-哈尼特或諾曼-羅克韋爾3細膩的作品。我在這兩個世界的伴隨下在山坡上漫步，四周的景色隨著我的思緒隨時變換，或者像一隻鳥一樣看著兩個互不融合的畫面。在左眼的視力中有一種中間的部分，它不如外部邊緣那麼清晰。外面的部分如今經常讓我想起一年前我剛剛解開繃帶時的情景。
晚上我們參加了由約翰-菲利普斯、阿奇-格蒂和薩拉-斯特奇為沙倫-塞林傑舉辦的聚會。當他們向我詢問有關手術的情況時，我藉著酒意作了一番十分樂觀的講演，不知道別人是否相信我的話。
4月26日，星期天。眼睛非常不舒服，視力似乎沒有任何好轉。儘管親戚們打來了電話，但生日過得仍然很冷清。我們去了教堂。晚飯後格雷伯一家到我家品嚐雪莉做的蛋奶酥。
5月11日，星期一。基利恩發現角膜康復得非常好，但仍有輕微的水腫妨礙光線完全進入視網膜。她發現的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右眼眼壓為17。她說話時仍非常樂觀。她說6月1日可以驗光配戴隱形眼鏡。現在可以游泳，但要避免眼睛進水。可以進行體育鍛煉。睡覺時朝左，可以不用眼罩，不用上軟膏，但要繼續滴眼藥水。
對於目前的狀況，我不知道應該失望還是欣喜。但我懷疑我的情緒使我的日記逐漸中斷了。自此以後大約一個月沒有記日記。
7月13日，星期一。在配鏡師的指導下我戴上了專為左眼定做的隱形眼鏡。
下午，我看到了基利恩醫生。她幫我重新擺正隱形眼鏡的位置，因為它已跑到眼睛上方去了。說實話，我感覺不到眼鏡是否處於中心的位置上。然而，手術對於她來說十分成功，角膜恢復得很好，沒有任何併發症。幾周前為了使眼睛更加潤滑，她在我左眼的淚管裡放入了一個淚管塞，為了避免刺激，這次將其取出。從今天起，我每天使用氟甲龍眼藥水(一種效力較弱的可的松類藥物)。
右眼的眼壓為17。視力檢查結果又一次使我們感到驚訝：儘管十分費勁，我居然能看到20/30水平上的兩、三個字母了。
7月14日，星期二。驗光師在我配戴了一夜隱形眼鏡後為我複查。他驗完視力後宣佈說，我左眼的視力目前為20/750，是配戴隱形眼鏡之前的兩倍。因為分泌物增多，他要我早、晚各一次用生理鹽水沖洗眼睛並且每兩周來此一次接受清潔指導。再過兩個月，他將考慮為我配製一副新的玻璃眼鏡，將右眼的視力提高到最大程度。
日記到此結束。1987年春天，我接受了白內障摘除手術並非全部成功的悲慘事實。隱形眼睛的實際用途不大，幾周後為了避免麻煩，我把它們拋在了一邊。拉彭澤爾的眼淚不會永遠能使王子失而復明。約翰-克裡斯蒂安-巴赫動過兩次白內障手術。戴維-布萊克霍爾在完全失明之前經歷了四次失敗的手術。瑟伯也是在四次手術失敗後才徹底放棄努力而完全失明的。我的成功機會是二比一，至少比他們都好。
我只能永遠用一隻眼睛看東西了。我甚至可以見到司快爾先生在他的《尼古拉斯-尼爾克萊比》中說：「他只有一隻眼睛，而人們往往大多不喜歡獨眼的人。」一隻眼睛看東西時沒有立體感，但也沒有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因為我是從完全失明的路上走回來的。假如我雙眼健全而突然失去了一隻眼睛，那麼這個問題就顯得十分嚴重了。
有時，一隻眼睛確實使我感到煩惱。記得在什麼地方讀過有關一種原始文化的故事：人們害怕獨眼人，因為他們是魔鬼的孩子。這種反常現象說明一隻眼睛是惡毒的，它能帶來死亡和毀滅。記得書中說過，在那個社會裡，父母有時故意毀掉孩子唯一的一隻眼睛，因為人們寧願變成雙眼瞎，也不願成為惡毒的獨眼人。我試圖證實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社會，但徒勞無獲。這是一個不愉快的故事，令人感到害怕。我認為，即使它千真萬確，但每種文化現象都有其相對性的。在丹麥的盲人學校裡，比亞恩霍夫看不清物體被認為是「過於邪惡」的結果。希臘神話中的獨眼巨人庫克羅普斯屬於怪物，而長了一百隻眼睛的阿耳戈斯也是如此。還有一句話是：「盲人國裡，獨眼為王。」
我開始注意歷史上只有一隻眼睛的人物。泰摩蘭1率領過蒙古的千軍萬馬。漢尼拔2跨過阿爾卑斯山劫掠了意大利。在哥本哈根，納爾遜3為了避免執行令人反感的命令而把他的盲眼放進玻璃杯；在特拉法爾加，他甚至靠一隻眼睛取得了勝利。大比爾-海伍德為了西部礦工像老虎一樣鬥爭。現代人物莫伊捨-達揚4在指揮以色列保衛戰中為戴眼罩的人增添了光輝。以上這些獨眼人似乎都是大英雄，但也有像小薩米-戴維斯這樣喜歡用自己的毛病開玩笑的人。在一次高爾夫錦標賽中，人們問他什麼地方有殘疾，他回答說：「我是一個獨眼的猶太人，屬於有色人種。」
和薩米-戴維斯一樣，如今我對只有一隻眼睛能夠坦然處之。但我的內心深處卻有一種深深的恐懼，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隻眼睛。
失而復明後的更多樂趣接踵而來。我注意到我和學生談話時發生的變化。對於任何人來說，同遇到麻煩的研究生談心都是一種挑戰。他們在上課、寫論文和考試方面出現的問題往往是由個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戀愛失敗、資金不足、死亡、恐懼和不安全感等等。打開面巾紙的盒子必須從上面開口。在這種情況下，我能通過觀察發現他們落淚的前兆——撇著嘴或緊咬雙唇、目光下垂和眼眶發紅等。失明期間我錯過了多少觀察這些表情的機會呢？當然，我能聽出聲音上的變化：言語停頓、清喉嚨、歎息和喘氣——聲音畢竟能向你傳達很多信息的。但看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夠。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覽無餘，我能保持主動，在需要的時候取拿出面巾紙。
我看到人們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經常笑容滿面。朋友告訴我，我看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顯得更有信心，也許這就是原因。我能向別人報以笑容。胡爾說，盲人向別人微笑好比發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現在我可以收到回信了。霍肯的視力恢復後，朋友們說她「比以前更有生氣，面部表情更豐富了。」她學會了使用以前不會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時，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動完第一次手術之後，我從百貨商場的大鏡子前面走過時發現，我走路的時候向前彎著腰。失明期間，由於害怕不小心碰到半開著的門因此總是向前伸著雙手，因此形成了彎腰的習慣。有些盲人為了避免在走路姿態上形成難以改掉的習慣而盡早參加了使用導盲犬的訓練。如今，我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時挺胸收腹，心裡感到十分振奮。
走路數步子的習慣很難改掉。對於盲人來說，形成這種習慣十分自然，無需過多的解釋。要想掌握從車庫門到大門口或者從辦公室到廁所的距離，數步子是一種簡單而效的方法。而且，當你下樓梯時，數台階能確保安全。現在雖然沒有這種必要了，但積習難改。我發現只要走路時不考慮別的事情，不論去哪兒，我仍然在數腳下的步子。
過去失明時，姓名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對方不夠大方，說話時不肯說出他們的姓名，我是無法辨別出他們的聲音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單刀直入，詢問他們的尊姓大名。姓名對我來說，好比大海裡漂浮著的一根桅桿。如果對方是熟人，我可以通過他們的名字對號入座，從腦海裡搜尋過去的形象。如果是陌生者，我也要根據他們的名字創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認識的人交談時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識到，別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時候會自動出現，有了豐富的視覺線索精神可以十分放鬆。
別人的形象也是對自己的形象的一種加強。我們知道自己的模樣，因為我們能把自己和別人進行比較。如果無法做到這點，我們本身的形象也會變得模糊起來。胡爾在失明期間經常說「自己像一個幽靈、一個鬼魂、一種記憶」，因為別人都脫離了的肉體「變成了聲音、從子烏虛有裡說話，在虛無飄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體和性方面的某些興趣與更明顯的自我之間是否存在可能的聯繫呢？這個問題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範圍，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時無法扮演的角色，這個事實卻是千真萬確的。所有跛子、癱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們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殘疾人。不論他們身為父親、丈夫、一家之主還是學生，但都擺脫不了殘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過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開車上班、自己加油、打掃車庫、自己付款和向服務員付小費。我的殘疾人的身份已經被其他角色所取代，我越來越感到自己像一個正常人。
做完脊錐手術之後，墨菲有了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好像心靈和肉體都獲得了新生。」雖然我在失明期間心如止水，現在卻更加平衡。我有一種要充分利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發動機，所有的汽缸都在運轉；我像一棵大樹，意氣風發，枝繁葉茂。
現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漢了呢？在過去失明的歲月裡，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後，拉著她的手，讓她領著我前進。我坐在車上，讓妻子開車把我拉來拉去。餐館裡，她要付帳單；車子壞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這些都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釋為對男子角色的妥協。在與性有關的陳辭濫調中，盲人沒有自由，不屬於任何群體。我曾擔心會不會由於自己失明而忽視了雪莉的各種需求。她是否渴望過能有一個高瞻遠囑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個能在危險到來之際挺身而出替她抵擋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諾德-施瓦辛格1，不是約翰-韋恩，但我在視力恢復之後卻對這些成見產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對此曾經做過研究。他把視力同性滿足聯繫在一起，因此失去視力便等於遭受了閹割。同樣，在埃斯庫羅斯2的悲劇中也存在這種模糊暗示：俄狄浦斯3由於性方面犯了無法原諒的錯誤，因此受到雙目失明的報應。李爾王失去國王的權力之後，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亞為他安排的最恰當的結局。我懷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這些俗套的影響，我在手術台上也曾出現過遭受閹割的一閃念。我想充當新角色的願望是否支持這種內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識到我們面對的只是各種象徵和社會的固定是模式時才能如此。盲人當然不能和遭受閹割的人劃等號。儘管性滿足和男子漢的角色是兩種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卻可相提並論。
奧利弗-薩克斯說，他的一個神經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覺變得極其敏銳，令人無法想像，以至產生了一種新奇感。在這種情況下，嗅覺的增強使他無法對其他物體進行分類。過分靈敏的嗅覺壓倒了其他感官對具體事物的判斷。這種感知上激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手術後的第一年，我也曾被這種強烈的感覺所征服。儘管我不像薩克斯的病人那樣重病纏身，但直到幾個月之後我才能斷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來面目。有一種體驗，過去我只能將其隱藏在心底，因為它在廣闊的環境中看不到，現在我可以將之公開了，我的親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間進行交流。重見光明是決定性的因素，它為這種對巨大外部環境的鮮明理解和個人的不同內在感受相互結合奠定了基礎。
我沒有放棄有條不紊的做法。或許這是天生的，或許我很早就養成了這種習慣。把一切物品擺放得井井有條可以讓人們接受和適應失明帶來的厄運。我知道哪裡有我需要的物品並且能從那裡繼續尋找。如今，同樣的規律已經打破輊梏，並且遠遠超出了我的控制範圍。十八世紀的狄德羅1認為，明眼人更容易證明上帝的存在，因為他們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創造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憐不幸的盲人卻無法看到上帝。不知為什麼，我有一種感覺，我重新獲得的視力縮短了我和天籟的距離，至於獲得這一感覺的方法，恕不奉告。
所有這一切都是伴隨一隻眼睛而來的。我將永遠不會為沒有得到另外一隻眼睛而遺憾——
摘自譯者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