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真正開始是從一九五二年。當時艾森豪威爾以三千三百萬張壓倒多數的選票，在大選中獲勝。豢養鬈毛狗和穿緊身運動褲成為一種時髦。美國人在家裡看的電視節目是《我愛露西》和《德雷格納特》。
當伊芙琳對婦科學入迷的時候，納特正專心經營他的生意。但他從沒告訴伊芙琳他的生意不順利。爵士樂以它那強烈、嘈雜的節奏，和令人惶恐、傷感的曲調在瘋狂的四十年代曾經風靡一時。然而現在時代變了，戰爭已經結束，戰後的慶祝也已告終，美國人開始移往郊區，安居樂業，生兒育女。他們穿的是灰色法蘭絨服裝，聽的是象透過灰色法蘭絨似的沉悶的音樂。他們要聽的是瑪麗奧-蘭兒托尼-貝內特和佩裡-康默。人們花錢去聽帕蒂-佩奇，和《田納西華爾茲》，人們花錢去聽喬-斯塔夫，凱-斯塔和特麗薩-布魯爾，人們花錢去聽萊斯-保羅，瑪麗-福特和《月亮有多高》。
爵士樂已經死亡，爵士樂演奏者也正在消失。到了一九五二年，由於多種原因，納特-鮑姆關閉了他的公司。這個果斷的決定使他免遭了經濟損失，擺脫了許多麻煩，保住了名譽。
在爵士樂演奏者存在的六年裡，儘管納特出售這些音樂家的演奏磁帶，他卻從沒付給他們一文錢。他之所以不付給他們錢是因為他同他們沒有任何契約。而這些音樂家們只有碰巧看到一盤爵士樂演奏磁帶，才能知道自己的作品正被人出售。納特之所以坦然地做這種事是因為他的做法是司空見慣的。小生意不能和大生意競爭，而他擺脫困境的一條出路是不付給那些音樂家錢。納特想，這也許不道德。但是既然幹他這行的人都這麼做，而且大家都心照不宣，他為什麼不能去做其他人所做的事呢。見鬼，他也有權力生存。再說，你也可能永遠不會被抓住。大多數演奏家都是黑人。他們覺得無人給自己作主，因此大部分人都是忍氣吞聲，他們已經習慣於被那些與黑手黨有聯繫的夜總會老闆們所敲搾，習慣於被那些冒牌的公司所欺騙，習慣於被一個仍稱他們為黑鬼的國家所虐待。在這個國家的南方，他們被隔離使用入口處、公共設備和休息室。到了1952年，他們的音樂不再流行了。他們這些入不是酗酒，就是吸毒，再不就是死去。大部分人已心灰意冷，與世無爭。他們聽任自己的天資被偷竊，要為此而打官司就得付出許多代價，他們也就不想再去抗爭了。
然而，還有些人僱用了律師、會計和打手。他們稱納特是非法販賣磁帶者，是海盜，扒手。他們威脅納特說，如果他不付給他們錢，他們就要控告他，讓他蹲監獄或是打斷他的腿。後來，雙方達成了一個經濟上的協議。那段時期對納特來說，真是可怕的、氣人驚恐不安的時期。當磁帶銷售額的減少又加劇了他的困境時，他決定停止發行爵士樂磁帶。
隨著流行音樂取代爵士樂而來的是樂器上的一場變革。老式的七十八種樂器逐步被淘汰，換成四十五種，而他們又完全被長期使用的三十三種樂器所取代。音像行業整個價格、生產、銷售結構都在劇變之中。在一段時間裡，納特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有足夠的錢去維持生活，去在股票市場上碰運氣。他在等待時機，他不能成為天才。他也不想拿那些來之不易的錢去在一些沒有把握的事上下賭注。而且，宣傳一個新東西得花一大筆錢，要收買公眾，要暗中行賄，而你可能會失敗。最後，納特決定，他要尋找音樂之外的東西去灌制磁帶。他知道，他一定會成立一個新公司，生產出一種新產品，而且他將完全正大光明地去經營它，他再不願被稱為騙於。但他的問題是，他不知道那東西是什麼。
當他第一次背叛伊芙琳時，他產生了成立艾爾法公司的想法。
那個女孩是傑克-桑德斯與他第一個妻子生的女兒。她的名字叫帕爾梅，她剛剛畢業於密蘇里大學。在大學時，她曾是返校節上的皇后。她想在音像行業中找個工作，但是堅持不到大公司裡去。她想樣樣都學，而達到此目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一個小公司裡當個能幹的女職員。因此，傑克給納特打電話問他能不能幫忙。
「如果她有一對大乳房和漂亮的大腿為什麼不可以？」「晦，別忙，她是我的獨生女兒。」傑克說，一半感到驕傲；一半感到受了侮辱。
會見是在四點鐘。當帕爾梅-桑德斯走進納特的辦公室，他驚呆了。她高高的個子，表情冷淡，金色的頭髮，體態優美。她那蓬鬆的頭髮下面有一對藍藍的眼晴。納特用審視的目光望著她。
「你應該去做一個一年掙一百萬美元的模特。」他說，「你為什麼要在辦公室裡埋沒自己呢？」
「因為爸爸也是這麼做的。」她聳聳肩，「再說，我需要錢。爸爸把他的錢都花在他妻子的身上了。我得自己掙錢養活自己。」
「靠一星期45美元嗎？」她看上去是個有教養的女孩，就像他父親看上去是個有教養的男人一樣。然而他們身上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影子。所不同的，只是一個表現出的是有牢固的金錢基礎，一個表現出的是享有特權的美國白人的自信心，他們擁有美國，而且他們確信這一點。「你為雜誌封面做廣告每小時可以賺45美元。」
「聽著，你是對僱傭我感興趣還是對勾引我感興趣？」
她的直率解除了納特的戒備，他對這麼直截了當的女人不太習慣。納特忘記了調情的那些樂趣，他記得自己對此是很拿手的。
「兩個都感興趣。」他說，「這是我喜歡的工作方式。」
「要去吃晚餐嗎？」她問。
「當然。」
帕爾梅坐在那聽納特給伊芙琳打電話。他告訴伊芙琳晚上有個工作晚餐，他將在城裡過夜不回去了。當納特說話時，他意識到幾年來，他已經為自己立下了方便的慣例。以前，他每次在城裡過夜，都是因為一個合法的工作原因。通常是吃晚餐，去夜總會，然後獨自睡在阿斯托旅館。納特的商業同僚喜歡的那些妓女都不合納特的口味，他喜歡的是有地位的女人。再說他十六歲時曾發過誓，他永遠不會為這個花錢。那些個夜晚都很無聊，同他在一起的大多數人都是商人類型的，講的全是些聽厭了的粗俗的笑話。但是從賺錢上來看，卻是值得度過那些無聊的夜晚。因此納特決定他該改變一下生活方式，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
晚餐之後，他們來到帕爾梅的住處。這是帕雷街一幢棕色建築裡的一套兩居室的小公寓。房間裡的傢俱是貨真價實的古董。納特暗想，它們肯定在帕爾梅的家族裡流傳了幾代人。因為它那幽深的顏色，耀眼的光澤，只有經過受過良好的訓練的女傭人多少年精心的擦拭才能達到。它使人感到，只有富貴的家族才能買起它，而這種富貴給納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剛一關上門，帕爾梅便開始脫衣服。
納特想，若是她能不做預備動作就做愛，他也能。在裡面那間臥室的小單人床上，他們倆赤身裸體躺在一起。當納特俯在帕爾梅身上時，他迷迷糊糊地意識到這是他第一次背叛伊芙琳，他為自己感到驕做——不是為他的通姦，而是為他過去六年對伊芙琳的忠誠。任何一位男人都不敢說他們對自己妻子忠貞的時間會比他長。
第二天早晨在一個陌生的床上醒來時，他感到既奇怪又興奮。
「你父親知道你到處與人睡覺嗎？」納特問。「誰說我到處與人睡覺？」
「她告訴納特，她的行為不關他的屁事。他明白了她的暗示，便不再說下去。當帕爾梅在客廳裡那原是壁櫥的小廚房裡煮咖啡時，納特躺在床上吸煙。他注意到床頭櫃上有一本英法短語集。
「Avez-vous du sucre？」（有糖嗎？）他按書上帶音標的翻譯句問。
「Et voulez-vous du lait？」（你還要點奶嗎？）她也用法語問，把兩個杯予放在床頭櫃上。
「Oui,」（要）納特繼續讀書上的句子。「Tous1es deux，S'ilvous plait.」（兩樣都要）
她又返回客廳，一會兒拿來奶油和糖。
「我一直在想，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也許去巴黎。」她說。「我想，學點法語也許會有用的。」
「密蘇里大學不教法語嗎？」
「教，但我沒學。」
他們一起笑了。帕爾梅是個漂亮的女孩。她的美是一個有價值的商品。它可以使她不用去啃書本就通過必修的法語課。這個商品允許她隨心所欲去做任何事。她的美是通往自由王國的通行證。它比金錢更有價值。納特想，漂亮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她們能夠得到一切，而從來不必去做一點努力，從來不必有不安全感，從來不需要去乞求。
納特把書扔回到床頭櫃上。他們喝完了咖啡，又開始做愛。
「我喜歡早晨做愛。」納特說，心裡想他和伊芙琳早晨從沒做過愛。因為他總是匆忙起床，穿衣，喝咖啡，然後趕到那該死的長島去。
「我喜歡早晨，中午，晚上。」帕爾梅說。
她對性的反應敏感，熱烈。她的身體稚嫩、柔滑而又結實，完美無暇。納特想再見到她。他還想再一次佔有她。但是他意識到她對自己是個危險。她身上有種刺激和淫蕩的東西吸引著他。她使他感到笨拙，滿足不了她的需要。儘管他早就把那些上衣及膝、褲子狹窄的爵士迷服裝扔掉了，現在穿著由布魯克兄弟剪栽的服裝，他仍覺得臼己有股猶太人氣，他在她那冷淡的、享有特權的白人所具有的自信心面前，對自己缺乏信心。納特不願意與帕爾梅這樣的女孩子糾纏，她們都是對性關係毫不隱諱、而又堅持獨立的女孩子。他被她們所吸引，卻又懼怕她們，而這種懼怕總是纏繞著他。
而且他又想，他不願意去傷害伊芙琳。
他愛她，他非常喜歡女兒喬伊。他不想弄翻這隻小船。從另一方面說，他才三十二歲，他不必在今後一生中只勾引這一個女人。最後他決定，最好的辦法還是睡一個晚上就了結。
納特吻了吻帕爾梅，又在她穿著男式絲綢睡衣下的身上，拍了拍，便離開了。他叫了一輛出租車去第七大街。他把辦公室的地址告訴了司機。車開到服裝商業區中央遇到交通堵塞。納特坐在小車後座上，等待著出租車再次起動，突然他想起了那本短語集。
他想起了幾星期以前，他在星期口《時報》上的旅遊專欄裡，讀過的一篇關於旅遊熱的文章。飛機比以前又大、又快——從紐約到倫敦只需要十個小時，訂座全爆滿：美網人到歐洲去參觀博物館，去購物，去觀光，去品嚐新美味佳餚，去看看外國人究竟是什麼樣子。一位旅遊業發言人預言說，美國到歐洲旅遊的人數每一年部會遞增。飛機票價格將會下降，飛機將只用六小時就完成這一航程。雖然這還沒有成為現實，但最終肯定會實現。
納特意識到，每一要去歐洲大陸旅行的遊客，卻將設法去打破語言上的障礙。而美國人，除非自己的父母出生在國外，沒有幾個除英語之外還能說出一句其它任何語言。納特想，倘若從一本口語課本上學幾句基本句子肯定會比從短語集上學容易；而且，如果遊客能在旅行之前買那些短語集，他們也可能買磁帶在家裡練習。
他把身子俯向前，告訴司機改變了主意，他不去原地方了，他要司機把他送到布朗塔諾。
1953年2月，艾爾法音像公司成立的法律性文件，由納特的律師維克多-海爾頓起草。艾爾法的名字在紐約州被登記註冊。公司固定的收入稅及經營執照號碼都被記載下來。納特-鮑姆又一次做起了生意。
納特之所以選擇了艾爾法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意思是開始。納特想要一個新的自我。他的煩躁不安，在外表上表現是顯而易見的：和帕爾梅睡覺；購置新衣服——他的灰色法蘭絨西裝，一直扣到底的牛津布襯衫，這些都是在布魯克兄弟和傑-普萊斯服裝店買來的；再就是停止發行爵士樂磁帶。而他的煩躁不安在內心的表現，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他想讓過去的他徹底消失。他想擦去上帝留在他身上的可憐的猶太人的所有痕跡。他想從艱難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忘卻所經歷過的掙扎與飢餓。也許艾森豪威爾執政期是個穩定可靠的時代，但是納特鮑姆想成長起來，想改變自己，而艾爾法則是他自我轉變的楔機。
在納特第一次與人通姦的那個早晨，當他離開帕爾梅之後，他到布朗塔諾書店把庫存的所有版本短語集各買了一本。納特以它為指導，編寫了一本口語課本，內容從「你好、謝謝、歡迎」到「最近的醫院在哪兒？明天晚上我可以再見到你嗎？」納特在他那一瞬間的遠見卓識中，意識到的是任何可以從書本上學的東西，都可以更容易、更不費力氣地從磁帶上學。
艾爾法以錄製三種最流行的旅遊語言為基礎，開始了它的生意。這、二種語言是法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很快，納特就發現艾爾法把他從零售磁帶的困境下解救出來。他再也不用為得到有益處的展銷去行賄；他再也不用為說服一個店主簽下一筆大額定貨單去設酒席宴會，陪他們打牌；他再也不用去四處奔波了。他新的生意大部分都是通過郵件來辦理。納特在艾爾法開業上，最大的花費是付那些整篇幅的廣告費，這些廣告登在所有的女雜誌上——《麥考爾》雜誌，《婦女家庭》雜誌，《同伴》週刊。而當艾爾法開始顯示出它已賺取了利潤時，納特便在《生活》，《希望》，《星期六晚郵》一些大銷路的雜誌上，買下整個版面來作廣告。
納特經營艾爾法公司最小的花費，是制做磁帶。納特與漢特、哥倫比亞以及紐約大學的一些語言學教授會晤。最後他發現了一些無論是嗓音還是發音都很悅耳的教授。他付給他們每人二百美元，請他們在一處租來的錄音棚裡，對著麥克朗讀他編寫的課本，他們簽訂的合同規定，艾爾法公司可以在它的廣告和宣傳中使用這些教授的名字和學位；而他們除這二百美元外，不得再索要真它報酬。
這是一個完全合法的生意。它與過去在那頹敗的街道上一間骯髒的破車庫裡，非法錄製磁帶的情形相比，真是天上地下。納特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了，他喜歡現在這樣。
爵士樂曾做出了一定貢獻。在納特需要建立一個經濟基礎時，它曾是快速收入的一種方式。爵上樂是四十年代的產品，而艾爾法卻是五十年代的產物。它是長期獲取資金的可靠來源。
當第一批錄製的三種磁帶為納持建立了市場之後，他便開始擴展他的生意。他經常出沒在布朗塔諾和都佈雷書店的非小說營業部。他發現，美國人對自我改善似乎特別感興趣——減體重，增強記憶力，改善心境，鍛煉健美，自我催眠法，醫治酒精中毒和健忘症。美國入對成為美食家的廚師感興趣，對遇占術家給他門算的命運感興趣，對在書業上超過朋友，給別人以影響感興趣。所以艾爾法的前途就像美國本身一樣前途無最。
納特更大膽了。他對任何一個看來會有銷路的事物部做試探性的廣告。如果足夠的反響證實廠他的預感，他就幹下去，把它灌製成磁帶。他以統一價格僱傭一批令職作家，撰寫成書，然後再以統一價格僱傭一批演員，來朗讀這些書一般時間總是很急迫。如果一個題目沒什麼反響，他就不去理它。艾爾法成為一個安全可靠的生意。納特事先就知道哪些磁帶會銷路好，那些不會。孩子們的迫隨時尚和對狄克-克拉克和馬雷-克的喜愛對艾爾法公司毫無影響。艾爾隊對那些來自馬菲亞的控制著自動電唱機的暴徒們要求分攤收入的壓力置之不理。艾爾法的生意興隆。它是納特單槍匹馬創建起來的，所有的風險都由他獨自承擔，因此所有的利潤也都由他獨自佔有。
到1957年，納特-鮑姆成功了。沒人能用手指指著他稱他為猶太佬。他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受人尊敬，有了身份。為完成這個偶像，納特從布瑞爾樓角落裡那兩間屋子搬了出去，他讓艾爾法搬進了麥迪遜大街第五十四條馬路上，一座舊式建築的三層樓上一個大套間裡辦公。
對納特來說，艾爾法是真正的起點。
對伊芙琳來說，艾爾法標誌著一個紛擾與不安的開始。她感覺到納特變了，感覺到她被遠遠地拋在後面。
最令伊芙琳感到可怕的是，她丈夫不再與她交談。他們剛結婚的時候，納特經常與她交談。他向她吐露他的夢想，他的雄心大志以及他的恐懼、他的不安全感。他們經常擁抱著到深夜，相互傾述各自的往事以及他們的未來，可現在，假如納特還有什麼夢想和雄心、恐懼和不安，伊芙琳也不知道它們是什麼，因為他不告訴她了。當伊芙琳向納特為什麼他不再與她交談，他只是簡單否認他停止那麼做了。
「我一直都與你交談。」他說。
伊芙琳不知道怎麼回答。是的，他們是交談。他們總是交談幾句。他們談話的題目不外是：車是不是需要修，防雨窗是不是應該裝上，是不是應該給「老杜蒙」買個新顯像管，或者是買個全新的電視機，每個月應該給草坪剪幾次草，再不就是納特要乘哪趟車。他們談的這些事情並沒有使伊芙琳感到與大夫貼近。她逐漸地、肯定而絕望地意識到他們的生活正在分裂。
她不把這一切歸罪於納特。事實上，要是怪罪的話，她把它歸咎於自己。卡爾曼醫生曾告訴她，她不太可能再生孩子，儘管堅持努力是可以的。所以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喬伊身上，每天上午兩次餵奶，訓練她大小便，引導她邁出第一步，說出第一個字。她關心喬伊的身體，她的安全、她的幸福。伊芙琳知道為了孩子她忽略了丈夫。但是她以喬伊的嬰兒期是暫短和珍貴的為理由，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再說這段時期很快就會結束，之後伊芙琳向自己許願，她將要對納特做些彌補。
婚姻危機的細微徵兆伊芙琳心神不安。但是只要喬伊還是個嬰兒，還需要經常的照料，這些細小的跡象很容易被忽略。喬伊使伊芙琳感到被需要，喬伊使伊芙琳感到不可缺少，喬伊充實了伊芙琳的生活。
1957年，喬伊五歲了，她開始去幼兒園。就在那個冬天，伊芙琳不得不正視她日趨惡化的婚姻和她的丈夫逐漸遠離她而去的市實。回憶起他們婚後早期一段時光令她感到痛苦。那時，納特為發行爵士樂磁帶，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而她整天獨自一人呆在家裡期待著他的歸來，在居住在大耐克街的十一年裡，伊芙琳發現，她唯一的興趣是做家務。她曾去參加過婦女投票權者組織，她對填寫信封或用電話進行選票遊說個感興趣。她也試著去過花園俱樂部和婦女讀書俱樂部，但她發現，她對小城鎮的政治活動缺少才能，而且她也缺少與那些生活、興趣都同她一樣狹窄、閉塞的女人交朋友的能力。她不喜歡午後的橋牌。也不喜歡咖啡座談會，在那個富有的猶太人的家眷居住住區內，沒有一個地方適應於她、使她感到愜意。
對伊芙琳真上至關重要的是她的孩子、大夫，她的直系親屬。在1946年，她盼望著納特回家來，期待著那隨之而來的性生活，現在到了1957年，經過十幾年婚姻生活之後，那最初的性衝動很正常地消失了。伊芙琳又開始整日獨自一人呆在家裡，只是除了喬伊能從幼兒園平安歸來，她再無其它可期待的了。
伊芙琳的生活開始萎縮，儘管她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一點。當她去紐約時，她感到自己成了一個非常邀遢的、過了時的女人。納特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有吸引力，愈發引人注目。而她失去了青春的光彩，變成了一個沒有腰身、也沒有前途的中年婦女。有時候，伊芙琳整日啜飲著飲料。她安慰自己，既然它的味道不像酒精而更像蘇打水，它就不會有什麼害處，但是她知道它是有害處。
因此，1958年的春天，當富裕的美國人都離開大城市，跑到那有「良好的學校」和「種種益處」的綠色郊外去居住的時候，伊芙琳卻提了了一個奇怪的請求。她問納特他們搬到紐約去住怎麼樣。
伊芙琳已準備好了她的理由。
「我們能夠經常見面，我們能去聽音樂會，去看節目；我們可以招待更多的朋友。你不用再來回通勤——你知道你是多麼恨長島。再說，」伊芙琳說，「我會有更多的事去做，我要去上烹飪課，去體育館。」
伊芙琳一古腦說完了她的理由，停下來，等待納特的回答。她不曉得她期待的是什麼。她痛苦地想，這正是他變得疏遠的一種表示，要是在十年前，她肯定會知道。
假如他不同意，伊芙琳已準備好了要同他抗爭，在她過去的生活中，有許多事情她不去抗爭，納特就是其中一例。現在既然她已嫁給了他，她就準備為保住他去抗爭。她說不出為什麼，但是從大耐克街搬到紐約市將會幫助她。她知道自己已經被拋在後面。因為她從她周圍的婦女身上看到了自己。過多的生育使她們體形變得臃腫，繁重的家務耗去了她們的聰明才智，遠離大城市的閉塞生活又使她們付出感情的代價。她不想消極地袖手旁觀，看著她的青春容顏、她的丈夫離她而去。她知道如果他們搬去，她還會有個機會。
她等待著納特的回答。
「我想這好極了。」納特說。
「是嗎？」她做的完全是與他爭辯的準備，他爽快的同意反倒使她大吃一驚。
「幾年前，我們就應該這麼做，但是我想你喜歡這個地方我恨這該死的郊區，它使我討厭得要處。」
「我怕是我．我想是我讓你討厭。」
現在他們開始公開談論這個問題了。伊芙琳發現，要表達出一直煩擾她、傷害她的那個想法，並不很困難。她早就感覺到納特對她的疏遠，對她興趣的消失。她曾認為這是她自己的過錯。
「不是你讓我討厭，是郊區。是穿百慕大短褲的那些股票經記人，他門談論的不是道-喬斯就是他們的高爾夫球比分，再不就是星期六晚上喝醉了。而他們的老婆更糟糕。我在這十年，從沒有過一次聰明的談話。」
「我擔心，我變得令人討厭。」
「你一離開這地方，就不會令人討厭了。你會有許多事情去做，有許多樂趣。」
納特回憶起他剛認識伊芙琳時，她對新事物是多麼熱情，她怎樣由一個普通的、靦腆的孩子變成一位時髦的，引人注目的姑娘。對她的轉變他確曾起了一些作用，但那並不都是他的功勞。她是位樂於接受新事物的姑娘。納特感到驚奇的是她至今仍舊如此。令人悲傷的是他竟忘記了他妻於是怎樣的人。
「喬伊怎麼辦？」伊芙琳問。喬伊是使她擔憂的一個難題。把她從愉快的郊區生活中帶走，關進大城市的一所公寓裡合適嗎？專家們不贊成。「什麼喬伊怎麼辦？」
「你知道，他們對在城市裡撫養兒童是怎麼說的嗎？」
「怎麼說的？我就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我活下來了。」
「他們說郊區的學校教育制度是最好的，而且空氣新鮮，綠樹——」伊芙琳覺得她應該為自己孩子的權力辯護。
「他們是誰？就是那些為幾本婦女雜誌寫點文章的「專家」嗎？我們可以把喬伊送進私立學校，她在中央公園能看到各種綠樹和草坪。她會超過其他所有兒童三級。」
「那麼你同意了？」
「我迫不及待離開這裡。」
納特指了指這個錯層式的大牧場；在伊芙琳的父親買下這個牧場的那個時候，它曾是中產階級能達到的最高目標。納特離開中產階級好多年了，因此那個階層的種種抱負也早已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找房子？」
「我明天給房地產經紀人打電話。」
那天晚餐，他們喝了酒，夜裡做了愛。就在伊芙琳睡覺之前，她突然意識到了她如此高興的原因，是這麼多年來她和她丈夫第一次進行了一次談話，一次真正的談話。
那年夏天，伊芙琳在尋找房子和看護病重的父親中度過。她上午與房地產經紀人打交道，下午在醫院裡看護父親。
她父親患的是胃癌。當手術表明癌已轉移時，醫生告訴他們沒有任何辦法了。這意味著病毒的擴散正超過可用手術摘除癌細胞或是用放射線治療的極限。而醫生沒有講出來的、留給伊芙琳、她的母親和她的兄弟自己去發現的是癌將一點點吞噬西蒙-艾德華茲。他們沒說它將發出一種臭味，臭得將使他呆的那間屋子令人難以忍受。他們沒有說他將會在他們眼睜睜關注枯萎，並且一刻也不停止地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他們沒有說，到最後，他甚至認不出他們是誰。
到了七月底，當西蒙-艾德華茲在六十二歲死去時，這個家庭所有成員都感到了一種解脫。因為他們早已經歷和忍受了痛苦，所以在內心深處已經接受和默認了這悲傷——
轉自白鹿書院
王錦掃瞄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