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醫院創立，德國和英國的第一批教養院開設，直至18世紀末，這個理性的時代實行著禁閉政策。被禁閉的人包括道德敗壞者、揮霍家產的父輩、放蕩的不肖子孫、褻瀆神明的人、“想放縱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而通過這些相似的形象，這些奇特的同謀犯，這個時代勾畫出自己對非理性的體驗的輪廓。
但是，我們在每一個城市中還發現了一大批瘋人居民。在巴黎，被拘捕送交總醫院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是“瘋子”、“癡呆者”、“精神錯亂”者、“神志恍惚”者、“完全瘋癲”者。對他們和對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分。從登記簿看，人們以同樣的情感來收容他們，以同樣的態度來隔離他們。那些因“道德敗壞”或因“虐待妻子”和幾次自殺未遂而被送入該院的人，究竟是病人，還是罪犯，還是瘋子，這個問題我們留給醫學考古學去研究。
然而，不應忘記的是，這些“瘋子”在禁閉世界中占據著一個特殊位置。他們的地位不僅僅是囚徒。在一般的對待非理性的情感中，對待瘋癲似乎有一種特殊的調子。這種情調被用於所謂的瘋子、精神錯亂者、神志不清者、癡呆者和不能自制者《這些稱呼沒有嚴格的語義差異》身上。
這種特殊情感描繪出這個非理性世界中的瘋癲的特征。它首先涉及到丑聞。在最一般的情況下，禁閉是出於避免丑聞的願望，至少可以以此為理由。由此也表明了罪惡意識的某種重要變化。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允許各種無理智自由地展示於光天化日之下。公眾的義憤能使罪惡具有做戒和贖罪的力量。在15世紀，雷斯被指控為“異端、叛教者、巫師、雞好者、召喚魔鬼者、占卜者、謀殺無事者、偶像崇拜者、離經叛道者”。他本人在法庭外的懺悔中承認自己犯下“足以造成血流成河”的罪行。他在法庭上用拉丁文重復了自己的供詞，然後主動要求：“該自白書應用世俗語言公之於眾，因為大多數人不懂拉丁文。讓公眾知道他因上述過失而羞愧，以使他更容易獲得寬恕、獲得上帝的慈悲。”在公開審判時，他被要求當眾做出同樣的自白：“法庭庭長要求他詳細陳述案情，他因此受到的羞辱將能減輕以後受到的懲罰。”直至17世紀，即使是最粗暴最殘忍的罪惡，也不會不公之於眾便加以處置和懲罰。光明正大的懺悔和懲罰完全可以抵消產生罪惡的黑暗。在做出消滅罪惡的結論之前，必須使罪惡受到公開的供認和展示。這樣才能完成罪惡的全部歷程。
相反，禁閉顯示了某種將非人的罪惡完全視為恥辱的良心。罪惡在某些方面具有傳染力，具有制造丑聞的力量，公之於眾反而使其無限繁衍。只有遺忘才能制止它們。譬如，在一個投毒案件中，龐查爾特蘭不是命令進行一次公開的審訊，而是指示由一個收容所秘密處理：“由於該案涉及巴黎的許多人，國王認為不應該將如此之多的人送交審判，其中許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另外有些人只是因為好玩才這樣做。陛下如此決定是因為他相信有些罪行應完全被人遺忘。”除了防止帶壞世風外，為了家族或宗教的名譽也足以將一個人送進禁閉所。譬如，有一名教士被送進聖拉扎爾：“人們如此熱衷於維護宗教和僧侶的名譽，因此不把這樣的教士藏匿起來是不行的。”印甚至到18世紀晚期，馬爾塞布還認為，禁閉是家庭設法避免恥辱的一種權利。“人們所說的卑鄙行為屬於公共秩序所不能容忍的那些行為之列。……看來，為了一個家庭的名譽，因其惡習而使親屬蒙受恥辱的人應該從社會中消失。”相反，當造成丑聞的危險消失、家族或教會的名譽不會受到玷污時，就可以將人釋放。修道院長巴爾日德受到長期禁閉。他百般懇求，也不能獲釋。但到了年老體衰時，便不會有丑聞了。阿爾讓松寫道：“此外，他已多年癱瘓，不能寫作，甚至不能簽名。我認為，出於公正和仁慈，應該將他釋放。”所有與非理性沾邊的罪惡，都應密藏起來。古典時代因這種非人性存在而感到恥辱，而這種感情是文藝復興時期所沒有的。
然而，在這種掩蓋之中有一個例外，即對瘋人例外。毫無疑問，展示瘋子是中世紀的一個非常古老的風俗。德國的某些瘋人塔裝有柵窗，讓人們可以看到鎖在裡面的瘋人。這些瘋人成為城關的一景。奇怪的是，當收容院的大門緊閉之後，這種風俗並沒有消失。相反，它繼續發展，幾乎成為巴黎和倫敦的一種有特色的制度。遲至1815年，據一份提交（英國）國會下院的報告說，伯利恆醫院在每個星期日展覽精神病人，參觀費為一便主。展覽收入每年高達近四百鎊。這就是說每年參觀者多達九萬六千人次。在法國，迄大革命為止，游覽比塞特爾、參觀瘋子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亞區資產階級的周末娛樂項目之一。米拉波（Mirabeau）在《一個英國人的游記》中報道，比塞特爾的瘋人“像稀有動物一樣”展示給“願意付一個硬幣的大傻瓜”看。管理員展覽瘋人就像聖日耳曼區市場上耍猴人讓猴子做各種表演一樣指’。有些管理員因善於使瘋人表演舞蹈和雜技而聞名，當然也稍稍揮舞鞭子。18世紀末，唯一的改善是：允許瘋人展覽瘋人。似乎瘋癲負有證實自己的責任。“我們不必責備人性。這位英國旅游者的看法是對的：展覽瘋人的作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我們也早就這樣說過。但是，凡有困境必有出路。正是瘋人自己在清醒的片刻受托展示自己的同伴。後者也表示贊同。於是這些不幸者的管理人便坐收表演的盈利，而自己卻從未降低到冷酷無情的水准。”在這裡，瘋癲打破了收容所的沉寂而成為一種表演，從而變成一種娛樂公眾的公開丑聞。非理性被隱匿在禁閉所的沉寂中，但瘋癲繼續出現在這個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比以往更聳人聽聞。在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它很快達到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從未達到的地步。過去藍艦兄弟曾摹仿瘋人進行表演，而現在有血有肉的瘋癲自己登台表演。在19世紀初，沙朗通的監理庫爾米埃（Coumier）組織了引起轟動的演出，有時讓瘋人擔當演員的角色，有時讓他們擔當觀眾的角色。“這些參加業余演出的瘋子成為輕浮的、不負責任的乃至惡毒的公眾的觀賞對象。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現及其境遇引起觀眾的嘲笑和侮辱性憐憫。”‘瘋癲變成這個世界的純粹景觀。這個世界正愈益受到薩德的影響，正成為某種信心十足的理性的良知的一種消遣，直至19世紀初，使魯瓦耶-科拉爾大為憤慨的是，瘋人依然是怪物——所謂怪物就詞源意義而言，就是被展示的東西。
禁閉將非理性隱匿起來，從而洩露了非理性的恥辱。但是它公開地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瘋癲，集中於瘋癲。如果說，在對待非理性時，其主旨是避免丑聞，那麼在對待瘋癲時，其目的則是將其組織起來。這裡有一個奇怪的矛盾：古典時期用一種全面的非理性經驗把瘋癲包圍起來，重新接納了它的各種特殊形態。（這些特殊形態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明確地加以區分的，並使之進入普遍意識，在這種意識中瘋癲可以同任何一種非理性形態相結合。）與此同時，古典時期給瘋癲打上了一個特殊的記號：這個記號不是疾病的記號而是受到贊美的丑聞的記號。然而，在18世紀有組織地展覽瘋癲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由地顯示瘋癲之間毫無共同之處。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癲無所不在，透過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脅與各種經驗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時期，瘋癲被隔著柵欄展示。凡是在它出現的地方，它都被隔開一段距離，受到某種理性的監督。這種理性不再認為自己與之有任何聯系，不允許自己與之有過於相似之處。瘋癲變成某種供觀看的東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機制的動物，是人類長期受其壓制的獸性。“我很容易想像一個無手、無腳、無頭的人（說頭比腳更不可或缺只是經驗之談）。但是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思想的人。那樣的人應該是一塊石頭或一只野獸。”
德波爾特（Desportes）在《關於照看瘋人問題的報告》中描述了18世紀末比塞特爾的單人囚室：“這些不幸者的全部家具就是這個草墊。他躺下時，頭、腳和身子都貼著牆。石縫裡滴出的水浸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關於薩爾佩特利耶爾的單人囚室，他寫道：“冬天一到，這個地方更可怕，更經常地造成死亡。當塞納河水上漲時，這些與下水道處於同一水平的小囚室不僅更有損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們變成大批老鼠的避難所。每到夜晚，它們就襲擊在此禁閉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瘋女人的手、腳、臉都被咬破。這種傷害很嚴重，已有幾人因此而死亡。”不過，這些地牢和單人囚室長期以來都是為最危險、最狂暴的瘋子准備的。如果他們安靜下來，如果他們不使其他人感到恐懼，他們就被塞進大小不同的病室。圖克最活躍的追隨者之一希金斯（Godfrev Higgins）作為一個志願檢查員，花了二十鎊獲得參觀約克收容所的權利。在參觀時，他發現一個被精心遮蔽的門，在門後發現一個長寬均不足八英尺的房間。晚上這裡擠著13個婦女。白天她們在另一間並不大多少的房間活動。
特別危險的瘋子會受到某種方法的約束。這種方法不具有懲罰性質，而僅僅旨在將狂暴的瘋人固定在很小的活動范圍裡。這種人一般被鎖在牆邊或床上。在伯利恆醫院，狂暴的瘋女人被套上腳欽，固定在一個長廊的牆邊。她們只穿一件上市長袍。在貝斯納爾格林醫院，一個亂打亂鬧的女人被放在豬圈裡，手腳都被捆住。發作平息後，她被捆在床上，身上只蓋一條床單。當允許她稍微行動時，在她兩腿間放了一根鐵條，一頭連著腳鐐，一頭連著手銬。圖克在《關於窮苦瘋人狀況的報告》中詳細描述了伯利恆醫院發明的控制公認危險的瘋人的復雜方法：瘋人被鎖在一根從牆的另一側伸過來的長鏈上，這樣管理員就可以從外面指揮他的活動。他的脖頸也套上一個鐵環，這個鐵環由一根短鏈與另一個鐵環聯在一起，後一個鐵環套在一根垂直固定在地面和天花板的鐵棍上。當伯利恆醫院開始改革時，人們發現在這間囚室裡有一個人被這樣關了12年。
當實踐活動達到如此極端的程度時，事情就很清楚了：這些做法既不是懲罰的欲望所激發的，也不是改造的職責所導致的。“悔過自新”的觀念與這種制度毫不沾邊。但是，有某種背性形像困擾著這個時期的醫院。瘋癲借用了野獸的面孔。那些被鐵鏈掛在困室牆邊的人不再是精神錯亂的人，而是被某種狂暴本性捏住的野獸；似乎瘋癲發展到了極點便超出了包容其最脆弱形態的道德失常范圍，而借助於某種突發的力量與納粹的獸性發作結合在一起。這種獸性模式在收容院很流行，從而使收容院具有一種囚籠的形象，一種動物園的外觀。科蓋爾在描述18世紀末的薩爾佩特利耶爾時寫道：“狂暴發作的瘋女人像狗一樣拴各囚室門上。有一個鐵柵長席將其與管理員和參觀者隔開。通過鐵柵給她們送進食品和睡覺用的稻草。用扒子把她們周圍的污物清掃出來。”在南特的醫院裡，這種動物園是由一個個各籠組成的。埃斯基羅爾（ES－quirol）以前從未見過“用這麼多的鎖、門栓、鐵條來鎖囚定的門。…阿旁的一個小窗口也裝有鐵條和窗板。小窗口分有一根固定在牆上的鐵鏈。鐵飯的一端有一個木椎形狀的鐵容器。這是用於通過鐵窗遞送食品的。”1814年，福德雷（Franco。s－Emmanuel Fodere）在斯特拉堡醫院發現了一種精心制造的囚籠；“為了對付惹事生＊和污穢不湛的瘋人，在大病室的角落設置了一種只能容下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的囚籠，或者說是小木屋。”這種囚籠以木柵為底，底部與地面間隔十五厘米，木搬上鋪了一些革，“瘋人赤裸著或幾乎赤裸著躺在上面進食和大小便。”
可以肯定，這是一種對付瘋子狂亂發作的安全制度。這種發作主要被看作一種對社會的威脅。但是，十分重要的是，這是從獸性發作的角度來考慮的。“不把瘋人當作人來對待”這一否定性事實卻有著肯定性內容：這種非人道的冷漠實際上包含著某種縈繞於懷的價值，它植根於傳統的恐懼。自古代以來，尤其自中世紀以來，這種恐懼就使動物界具有不可思議的日常特征、令人戰栗的怪異形象和無法傾吐的焦躁。但是，這種在想像中與瘋癲觀念形影不離的對獸性的恐懼，其含義已與兩三個世紀前大不相同。動物的變形形象不再是地獄權力的顯性標志，也不再是某種旁門左道的煉丹術的產物。人身上的獸性不再具有作為另一個世界標志的價值。它已變成人的瘋癲，人處於自然狀態的瘋癲，只與自己有關。這種以瘋癲形式發洩出來的獸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它並不把人轉交給其他力量，而只是使人完全處於自己的自然狀態（本性）。對於古典主義來說，最徹底的瘋癲乃是人與自己的獸性的直接關系，毫不涉及其他，也無藥可救。
從進化的遠景來看，表現為瘋癲的獸性總有一天會被視為疾病的征狀、甚至疾病的本質。但是在古典時期，它所表現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瘋人不是病人。實際上，獸性使瘋人免於人身上脆弱、不穩定、不健康因素的傷害。瘋癲時的那種頑強的獸性，以及從魯莽的野獸界借來的愚鈍，使瘋人能夠忍受饑餓、高溫、寒冷和疼痛。直至18世紀末，一般人都認為，瘋子能夠承受生活中不可想像的苦難。他們不需要保護，不需要保暖御寒。1811年，圖克參觀（英國）南部的一個勞動院時看到，單人囚室僅在門上有很小的柵窗讓陽光投射進來。囚室中的婦女均赤身裸體。當時“氣溫很低。頭天晚間溫度計的讀數是零下18度。其中有一名婦女躺在疏稀的麥草上，身上沒有蓋任何東西”。瘋人的這種野獸般的耐寒能力也是皮內爾所信奉的一個醫學定論。他經常稱贊“某些男女瘋子能夠持續地和泰然地承受長時間的嚴寒。共和三年雪月的若干天，溫度計的讀數是零下10度、11度，甚至零下16度。而比塞特爾醫院的一個瘋人竟然不願蓋毛毯，一直坐在結冰的囚室地面上。早上剛剛打開他的門，他就穿著襯衫跑到院子裡，抓起一大把冰雪壓在胸部，高興地看著冰雪融化。”當瘋癲發展到野獸般的狂暴時，它能使人免受疾病的傷害。它賦予人某種免疫力，就像大自然預先賦予野獸某種免疫力一樣。奇怪的是，瘋人的理智紊亂使之回歸獸性，但因此而受到大自然的直接恩惠。
這就是為什麼極端的瘋癲從來很少與醫學相聯系。它也不可能與改造教養領域有關聯。擺脫束縛的獸性只能用紀律和殘忍來駕馭。18世紀，獸性瘋人的觀念在個別人的嘗試中得到實際體現。這些人試圖對瘋子進行某種強制教育。皮內爾提到了“法國南部一所非常著名的修道院”的例子。在那裡，對狂躁的瘋人下達“改邪歸正的嚴格命令”。如果他拒不上床睡覺或花飯，他將“受到警告：他若堅持錯誤將在第二天受到鞭打十下的懲罰。”相反，如果他順從的話，他就被允許“在餐廳用餐，坐在實施紀律者身邊”，但是他老稍有不規矩之處，便會立刻受到警告，“會被用教鞭打手指”。這樣，由於使用了某種奇怪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可以解釋所有這些“不人道”的禁閉實踐——瘋癲的自由獸性只能被這樣的紀律來馴服，即不是把獸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純粹獸性。瘋癲洩露了獸性的秘密：獸性就是它的真相，在某種程度上，它只能再回到獸性中。將近18世紀中期，蘇格蘭北部的一個農夫曾名揚一時。據說他能醫治精神錯亂。皮內爾曾附帶說到，這位教皇式人物具有海格立斯（Hercules）的體魄-“他的方法是強迫瘋人從事最艱難的農業勞動，像使用牲畜、使用僕人一樣使用他們。他們稍有反抗便會遭到一頓毒打，從而迫使他們最終徹底屈服。”瘋癲在還原為背性的過程中既發現了自己的真相，又獲得了治療。當瘋人變成一只野獸時，人身上獸性的顯現——這種顯現構成瘋癲的丑聞—一被消滅了。不是獸性被壓制了，而是人本身被消滅了。在變成牲畜的人那裡，非理性聽從著理智及其命令，於是瘋癲被治愈了，因為它在某種東西中被異化了，這種東西就是它的真相。
將來總有一天會從這種瘋癲的獸性中推導出一種機械心理學的思想以及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瘋癲的種種形態可以歸因於動物生命的偉大結構。但是在廠和18世紀，將自己的面孔借給瘋癲的獸性絲毫沒有使自己的表現形態具有一種決定論性質。相反，它將瘋癲置於一個可以無所限制地狂亂的不可預知的自由領域。如果說決定論能對它有所影響的話，那麼這種影響是在限制、懲罰和紀律的形態裡。瘋癲通過獸性不是與偉大的自然法、生命法結合起來，而是與千姿百態的寓言動物結合起來。但是，與中世紀流行的那種禽畜動物不同。後者用很多象征形象來圖解邪惡的各種形態，而前者是一群抽象的寓言動物。在這裡，邪惡不再有奇異的身軀，我們能領悟到的只是它的最極端形式，即野獸的真相。這是一種沒有內容的真理。邪惡擺脫了它的豐富肖像，目的在於只保存一種普遍的威懾力，這是一種獸性的隱秘威脅。它潛伏著，在某個時刻突然釋放出狂暴的理由、瘋癲狂亂的真相。盡管當時有人試圖建構一種實證的動物學，但是這種認為獸性是瘋癲的自然巢穴的頑固念頭始終盤踞著古典時期的那個陰森角落。正是這種念頭造成了一種意象，從而導致所有的禁閉實踐及其種種最奇特的野蠻性。
毫無疑問，將瘋癲觀念，同肖像式的人與獸的關系聯系起來，對於西方文化一直是極其重要的。從一開始。，西方文化就不認為動物參與了全部自然、參與了它的理智和秩序。那種觀念是後來才有的，而且長佩以來只存留在西方文化的表面。或許它從未滲透進深層的想像領域。實際上，經過認真的研究就會發現，動物屬於一種反自然，一種威脅著自然秩序、以其狂亂威脅著啟然的積極理智的消極否定方面。勞特列阿蒙的著作就證明了這一點。按照西方人的定義，西方人兩千多年來作為一種理性動物生活著。為什麼這個事實就應該必然意味著他們承認理性和獸性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秩序？為什麼按照這個定義他們應該必然把自己放在自然的肯定方面？如果拋開亞裡士多德的本意，難道我們不能認為，對於西方來說，這神“理性動物”長期以來一直是一種尺度，用以衡量理性的自由在非理性的巢穴運作的方式——那種非理性偏離理性直至構成理性的反題？從這時起哲學變成了人類學，人們力求在一種完整的自然中確認自己，動物也失去了其否定力量，從而成為自然的決定論和人的理性之間的一種積極的進化形式。“理性動物”的公式現在已經完全改變了其含義。它所暗示的作為全部理性根源的非理性完全消失了。從此，瘋癲必須服從人的決定論，人則被視為其獸性的自然存在。在古典時期，如果說使科學和醫學分析確如下文將談到的那樣力求使瘋癲立足於這種自然機制中，那麼，對待瘋人的實際做法則足以證明，瘋癲依然被包容在反自然的狂暴獸性中。
總之，禁閉加以來大的正是這種瘋癲的獸性，同時它又力求避免無理智者的非道德所必然帶來的恥辱。這就揭示了古典時期在瘋癲和其他非理性形態之間所規定的距離，雖然從某種觀點看，它們以前是被視為同一的或相通的。如果整個非理性領域都被壓制得沉默不語，唯有瘋癲可以自由表達其丑聞，那麼非理性的整體所不能表達的而它能告訴人們的是什麼呢？瘋人的各種狂亂的意義——不可能在其他被收容者的、或許更明智的言談中找的意義——是什麼呢？也就是說，在哪個方面瘋癲具有更獨特的意義呢？
從17世紀起，最一般意義的非理性就不再具有更多的教訓價值。文藝復興時期仍很常見的理性的那種危險的可轉換性正在被遺忘，它的丑聞正在消失。屬於文藝復興時期基督教經驗的十字架的瘋癲的重大主題，在17世紀開始消失，盡管還有詹森主義和帕斯卡的著作。更確切地說，它繼續存在著，但是改變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顛倒了自己的含義。它不再要求人類理性放棄驕傲和自信以沉湎於犧牲的偉大非理性之中。當古典時期的基督教談到十字架上的瘋癲時，僅僅是為了羞辱虛假的理性，給永恆的真理之光增添光輝。肉身顯靈的上帝的瘋癲只不過是塵世間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認的一種智慧。“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是這個世界的恥辱，在當時人們的眼中他是愚昧和瘋癲的體現。”但是，這個世界後來被基督教征服了，上帝的意旨通過這種歷史的曲折和人們的瘋癲顯示出來。現在完全可以說：“基督已成為我們智慧的頂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謙卑的這一恥辱——其啟示的力量和價值仍為帕斯卡斯維護——很快將不再對基督教思想有更多的意義。它可能將只有一種意義，即在這些因這一恥辱而群情激憤的良。動中揭示出眾多盲目的靈魂：“不要讓你的十字架——它已為你征服了世界——依然成為傲慢者的瘋癲和恥辱。”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邊緣，因為理性已被等同於肉身顯靈的上帝的智慧。自波爾羅亞爾女隱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兩個世紀裡，人們將不得不等待著基督重新獲得對其瘋癲的贊美，等待著恥辱恢復其啟示的力量，等待著非理性不再僅僅是理性的公開羞辱對象。
但是，在這個時候，基督教的理性擺脫了長期以來作為自身組成部分的瘋癲，病人則因摒棄理性，在其獸性發作中，獲得了獨一無二的證明力量。從與上帝相聯系的、上帝肉身顯靈的超人領域中被驅逐出來的恥辱似乎重新出現了。它以巨大的力量和新的教訓出現在人與自然、與自身的獸性相聯系的領域裡。教訓的適用范圍轉向較低的瘋癲領域。十字架不再具有恥辱的意義；但是不應忘記，基督在塵世生活時始終贊美瘋癲，使之變得聖潔，正如他治愈疾病，寬恕罪孽，用永恆的富有安慰貧困，從而使疾病、罪孽和貧困變得聖潔。聖文森提醒那些受命照看禁閉所中病人的人，說：“在這裡主宰他們的是我們的主，他決定讓精神錯亂者、魔鬼附體老、瘋人、受引誘者和迷狂者圍在他身邊。”這些受非人力量支配的人在那些代表了永恆智慧的人周圍，在這個體現了永恆智慧的人周圍，組成一個永恆的禮贊場面；他們用簇擁來贊美他們所拒絕的智慧，同時又給智慧一個羞辱自身的口實，承認智慧只能得自於上帝恩惠。進一步說，基督並不僅僅讓精神錯亂者聚在自己周圍，而且他決定讓自己在他們眼中成為一個瘋人，通過自己的化身來體驗人類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瘋癲因此而成為在被釘上十字架和從十字架上抬下來之前上帝人形的最終形態：“噢，我的主，你喜歡成為猶太人眼中的一個恥辱，異教徒眼中的瘋癲。你喜歡看上去像是失去了理智，正像聖經中所說的，人們以為我們的主精神錯亂了。Dicebantuuoniaminhroremversus est．（他們說他瘋了）。他的使徒有時仰望著他，好像仰望著一個雷霆震怒的人，他讓他們有這種印象，是為了讓他們證明，他曾承受了我們的全部疾病和痛苦，是為了教誨他們和我們對那些陷於這些不幸的人應報以同情。”基督來到人世時應允要在自己身上打上人類狀況的一切記號和墮落本性的各種污點。從貧困到死亡，他走完受難的漫長歷程。這也是情欲的歷程，被遺忘的理智的歷程和瘋癲的歷程。因為瘋癲是受難的一種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是臨終前的最後形式，所以它現在對於那些正承受它的人來說，就將成為一個受尊敬和同情的對象。
尊敬瘋癲並不是要把它解釋成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突發疾病，而是承認這個人類真相的最低界限。這個界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類生命在時間領域的界限，瘋癲是人類生命在獸性領域的界限。正如基督的死使死亡變得聖潔，最充分體現獸性的瘋癲也同樣因此而變得聖潔。1654年3月29日，聖文森通知一個教及巴羅（JeanBarreao），他的兄弟因精神錯亂被收容進至拉扎爾：“我們應該榮耀我們的主。那些想捆綁他的人說他是瘋子’。這是主的榮耀，他想以此來使他給那些人安排的同樣狀況變得聖潔。”’川’瘋癲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此表明在人身上沒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贖的；這個墮落的極點固基督的存在而受到贊美。這就是瘋癲在17世紀依然傳授的教訓D。
我們看到了當其他形式的非理性被精心掩蓋起來時，瘋腐的丑聞卻能受到贊揚的原因。非理性的丑聞只能產生具有傳染性的離經叛道的榜樣，而瘋癲的丑聞則向人們展示，人類的墮落如何使他們接近獸性，上帝拯救人類的仁慈能遠及何處。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基督教來說，非理性及其恥辱的全部教益都體現在上帝化身的瘋癲中。對於古典主義來說，這種化身不再是瘋癲，而瘋癲是人的野獸化身，是人類墮落的極點，是人的罪惡的最明顯記號，是上帝仁慈的最遠對象，是重新獲得普遍寬恕和清白的象征。因此，瘋癲的全部教益及其力量必須在這個模糊不清的領域，這個人性的低級范圍中尋找。在這個領域中人聽命於自然，既是徹底的墮落又是絕對的無辜。聖文森及其道使會、慈善兄弟會以及所有留意瘋癲並將其向世界展示的教團，不正是突出體現了古典時期教會對瘋人的關注嗎？不正表明教會在瘋癲中發現了一種難以理解卻十分重要的啟示——人的獸性是無辜的罪孽？這種啟示需要在瘋癲的公開展示中解讀。在那種展示中瘋人所體現的人的獸性發作受到頌揚。似乎很矛盾的是，基督教的獸性意識為後來把瘋癲視為一種自然現象做了准備；而到了那個時候，這種“自然”在古典主義思想中的含義則會很快被遺忘。那種含義是，這種“自然”並不是一個隨時能夠接近的客觀分析領域，而是一個對人來說時時可能出現某種瘋癲的丑聞的領域——那種瘋癲既是人的終極真相，又是廢除人的形式。
所有這些現象，這些圍繞著瘋癲進行的奇異活動，這些對瘋癲既贊美又懲治、將其歸結為獸性、使其成為贖罪的教訓的做法，把瘋癲置於一個有別於整個非理性的奇怪地位。在禁閉所裡，瘋癲與各種非理性共居一室。後者包圍著它，確定它的最一般的真理。但是瘋癲又遭到孤立，受到特殊對待，而顯示其獨特性，似乎它雖然屬於非理性，但是它以一種特有的運動穿越了這個領域，不停地將自己與最乖謬的非理性極端聯系起來。
我們現在已習慣於認為，瘋癲中有某種決定關系，在那種決定關系中，一切自由都逐漸受到壓制；瘋癲向我們展示的不過是某種決定論的自然常數，這種決定論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及有關其各種形式的推論（話語）運動；因為瘋癲用於威脅現代人的僅僅是使其回到野獸和非生物的淒涼世界，回到自由受束縛的狀態。在17和18世紀，人們不是從這種自然觀而以非理性為背景來認識瘋癲；瘋癲不是暴露了某種生理機制，而是揭示了某種以獸性的可怕形態肆意橫行的自由。今天我們已經不能理解什麼是非理性，只能理解用形容詞表示的形態：無理智的。這是一個修飾行為或言語的符號。它向一般人顯示了瘋癲的存在及其各種病理症狀。對於我們來說，“無理智的”只是瘋癲的表現形式中的一種。但是，對於古典主義來說，非理性具有一種名義價值；它構成某種實質性功能。瘋癲只有相對於非理性才能被理解。非理性是它的支柱，或者說，非理性規定了瘋癲的可能范圍。對於古典時代的人來說，瘋癲不是自然狀態，不是“非理性”的人性和心理根源。它僅僅是“非理性”的經驗形式。瘋人復現了人墮落到獸性狂亂的極點的歷程，暴露了潛在的非理性領域。這個領域威脅著人，在極大的范圍內包圍著人的各種自然生存形式。這不是一個是否傾向某種決定論的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是否正在被某種黑暗所吞噬的問題。與其他類型的理性主義和今天的實證主義相比，古典理性主義能夠更有效地防范非理性的隱秘危險，後者正威脅著絕對自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