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土地上有一個學識淵博的漫畫家，他經常問自己，地滾球、猜字遊戲卡、小提琴、洗滌過的衣服以及門前的擦鞋墊子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然而，那些受命操控大型現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應如何是我想知道的。很多人在戰爭中從事各種各樣奇怪的工作，可哪一個比發射貝爾塔型巨炮還要荒誕呢？其他的士兵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幹什麼。從飛騰而起的紅光中飛行員能夠判斷煤氣工廠是否被擊中。潛艇指揮官能夠兩三小時後浮出水面，通過遺棄的殘骸判斷是否成功擊中目標。壕溝裡的可憐蟲只要堅持待在某個戰壕裡就能夠守住陣地，心裡也暗暗自得。就連野外的炮兵朝著看不見的目標射擊之後，也能拿起耳機，同藏在七英里之外某棵枯樹上的戰友詢問，目標物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跡象，需不需要變換個角度再打一次。可是，那些運用貝爾塔型巨炮的兄弟們卻生活在奇怪幻想的世界中。他們冒失地將炮彈射向天空，卻預見不了炮彈是何命運，就是博學的彈道學教授也無可奈何。可能炮彈真的將目標擊中了，或許落到了兵工廠或其他要塞中心。
可是它也有可能打中教堂或孤兒院，或悄悄地潛到河底或扎進墓穴，什麼傷害都沒有造成。依我看，在很多方面作家和攻城炮兵有雷同的地方。他們也在操縱一種重型火炮，說不定他們的文學炮彈會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發一場革命或動亂。可是通常發射的往往是可憐的啞彈，沒有生息地靜躺在周邊的田野裡，最後作為廢鐵，或是製成了雨傘架與花盆。確實，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耗費了那麼多紙漿，在歷史上這是非常罕見的，這個時代便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藝復興」。意大利半島上的每一個托馬索、裡卡多與恩裡格，條頓大平原上的所有托馬西醫生、裡卡都斯教授與多米尼·海因裡希，都匆匆忙忙地印製出自己的作品，用的紙張最小也是十二開，更別說效仿希臘人寫的美麗動人的十四行詩的托馬西諾與學著羅馬祖先的美文文體寫頌歌的裡卡蒂諾了。還有難以計數對古幣收藏、雕塑、塑像、圖畫、手稿以及古代盔甲熱衷的人們，差不多整整三十世紀廢寢忘食地將剛從前輩的廢墟裡挖出來的東西歸類、整理、繪表、登記、存檔以及編纂，用數不清的對開紙印出冊子，再配有精麗的銅版與特製的木刻。
印刷術的發明將谷登堡摧毀了，卻讓弗勞本、阿爾杜斯、愛琴尼和別的新印刷公司發了一筆橫財，從強烈的求知慾中他們大撈油水。然而，在當時的世界——作家們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的文學產品並未產生很大的功效。貢獻新思想的人不過是寥寥無幾的毛筆英雄，他們如那些開大炮的朋友一般，未能親眼目睹自己所取得怎樣大的成功，作品導致了多大的毀壞。不過，總的說來他們剷平了進步大道上的所有障礙。我們應多謝他們徹底地清除了成堆的垃圾，要是沒有他們，這些垃圾還會阻礙我們的思想的。可是嚴格來說，早期文藝復興並非「向前看」的運動。它對不久消失的過去持鄙視的態度，稱上一代人的書籍是「野蠻」之作（或者是「哥特式的野蠻」之作，原因在於哥特人一度曾與匈奴人一樣聲名狼藉）。文藝復興的主要志趣是在藝術品上，藝術品裡蘊涵著某種叫做「古典精神」的東西。確實文藝復興將良知的自由、寬容以及更加美好的世界大大振興了，可是運動的領袖們並不願意這樣做。
早在這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就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羅馬主教有何權力強行命令波希米亞農民與英格蘭自由民一定要用哪國語言來禱告，一定要以怎樣的精神學習耶穌的教誨，一定要為自己的放縱付出怎樣大的代價，一定要讀哪些方面的書以及如何教育子女。他們對這個超級王國的力量公然蔑視，卻因它被打得粉身碎骨。甚至他們還宣揚或代表過一場民族運動，但還是以失敗而告終。偉大的簡·胡斯余火未滅的骨灰被殘酷地擲入萊茵河，這是對全世界的宣告：教皇體制依舊是至高無上的統治。官方執刑人將威克利夫的屍體焚燒了，它向列斯特夏的下層平民告知，樞密院和教皇還可以將手伸入墳墓中。顯而易見，正面的攻擊沒有可能。「傳統」這座堅不可催的堡壘是在十五個世紀裡憑借巨大的權威慢慢地一點點建成的，依賴外力攻擊休想將它佔領。在這些高牆堡壘之中也是醜聞不斷。
三個教皇間大動干戈，都說自己是合法的，是聖彼得的唯一繼承者；羅馬與阿維尼翁教廷非常腐敗，制定法律不過是為了讓人通過花錢來疏通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君主的生活道德腐敗；好多貪財謀利之人以人們與日俱增的煉獄恐怖做幌子，威逼可憐的父母給死去的孩子繳納錢財以求平安，全部的這些都是為人所共知的，但對教會的安全卻構成不了任何威脅。不過，有些人對基督教事務漠不關心，不感興趣，對教皇與主教也不是特別的痛恨，胡亂放了幾炮，便讓這座陳舊的大廈倒塌了。布拉格的「蒼白瘦小的人」對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充滿嚮往，可是他沒有做到的事情卻讓一群雜混的老百姓實現了，這些人沒有別的野心，只想做世界一般善事的贊助者，活著與死去（最好是老死），做聖母教會的虔誠的教徒。他們來自歐洲的四面八方，代表各個行業，假如當時的歷史學家把他們所作所為的原本用意點破，他們還會發火。拿馬可·波羅來說吧。眾所周知他是個非凡的旅行家，看過很多奇光異景，也難怪生活在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們把他稱為是「百萬美元的馬可」。
他是這樣向人們描述的，他看到的黃金御座足有寶塔那樣高，大理石石牆的長度就像從巴爾幹至黑海的距離，逗得大家大笑不已。這個小傢伙毫無辦法了，可是在進步的歷史中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善文辭。對文學也有著同時代同階層的人的偏見。一個紳士要做的應是揮舞寶劍而不是揮著鵝毛筆，所以馬可先生不想當做家。可是，戰爭讓他進了熱那亞的某個監獄。為了消磨枯燥的鐵窗生活，他將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講述給同牢的一個可憐作家聽，依靠這種間接的途徑，許多對過去一無所知的事情，歐洲人終於瞭解了。馬可·波羅頭腦非常簡單，他偏執地認為在小亞細亞他見過一座山被某個虔誠的聖人挪動了兩英里，那是因為聖人想告知異教徒「真正的信仰可以做到什麼」；他也很容易相信好多廣為流傳的故事，有關沒有腦袋的人與三隻腳的雞，然而他講述的事情戰勝了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因而把教會的地理學理論推翻了。馬可·波羅的一生都是教會虔誠的信徒，誰要是將他同差不多是同時代聞名的羅吉爾·培根相提並論，他還會很不高興。培根是個真正的科學家，為了追求知識，整整十年他都沒有寫作，還因此被囚禁在監獄裡十四年。然而這兩個人中波羅還是要危險一些。
在十萬個人中最多僅有一人會跟上培根的思維，研究娓娓動聽的進化理論用來顛撲當時的神聖觀點，但只學過ABC的平民們卻都能夠從馬可·波羅那兒知道世界上還有著《舊約》作者沒有想到過的東西。我並不是想說在世界還沒有得到一絲的自由之前，單單靠出版一本書就可以引發對《聖經》權威性的反叛。一般的啟蒙教育是幾個世紀艱苦準備的結果。可是，探險家、航海家以及旅行家質樸的宣言卻獲得了大家的理解，對懷疑論精神的興起來說，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懷疑論是文藝復興後期的顯著特點，它准許人們去說去寫那些不過是在幾年前還能讓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的言論。拿薄迦丘《十日談》的奇特的故事為例，他的朋友們經佛羅倫薩出發，進行饒有趣味的長途旅行，第一天就聽到了這樣的故事。故事裡說一切宗教體制都可能或對或錯。不過倘若這個說法成立，一切宗教體制都對錯相當，則好多觀點就沒法證實或否定，既然這樣，為什麼持各種觀點的人還要被送上絞刑台呢？著名學者洛倫佐·瓦拉的探險更為奇特。他死的時候是羅馬教會政權中受人崇敬的政府官員。
不過他在研究拉丁文的時候卻無懈可擊地證明說，傳說中有關康斯坦丁大帝曾經將「羅馬、意大利以及西方全部省份」贈予西爾敏斯特教皇的說法（此後的歷代教皇都以這為依據，在整個歐洲欺壓百姓）不過是個荒唐的騙局，是在皇帝死去幾百年之後教皇法庭裡的某個無名的小官編造而成的。也可回到更加實際的問題，看看那些一直都受聖奧古斯丁思想影響的虔誠基督教徒。曾經聖奧古斯丁教導他們說，地球另一端的人所具有的信仰是褻瀆與異端的，那些可憐蟲們不會見到第二次的基督降臨，所以完全沒有理由在這個世上活著。可是，當一四九九年達·伽馬的首航從印度回來，把他在地球另一邊看到的人口密集的王國描繪一番的時候，這些虔誠的基督徒該怎樣看待聖奧古斯丁的教義呢？這些頭腦過於簡單的人總是被告知說，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平面的圓圈，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
可是在「維托利亞」號環球航行後平安歸來，這說明了《舊約》中的地理有諸多嚴重錯誤，這些人到底應該相信誰呢？我把剛才所說的重複一遍。文藝復興並非一個自覺鑽研科學的年代，讓人遺憾的是，在精神領域中缺少真正的志趣。這三百年的所有事物中作為主導地位的是對美與享樂的渴望。即便教皇暴跳如雷反對某些臣子的異端邪說，然而這些反叛者只要健談、懂些印刷與建築學，他卻也非常樂於邀他們共進晚餐。對美德的熱情鼓吹的人，比方說撒沃那羅拉，與不可知論者都具有一樣大的危險，青年不可知論者相當聰明，在散文和詩歌裡抨擊基督信仰的觀念，並且言辭激勵，如狂風激浪般。人們將對生活的新嚮往表露無疑，不過裡面卻暗藏著某種潛在的不滿，對現今社會與擁有著至高權力的教會給人類理性發展的束縛充滿反感。薄迦丘與伊拉斯謨隔著近兩百年的間隔。
在這兩世紀中，抄寫匠與印刷商一刻也未消停過。除教會自己出版的書籍之外，一切重要的書籍基本上都間接地暗示著，因野蠻入侵者導致的混亂局面將希臘與古羅馬文明取而代之了，西方社會落入了愚昧的僧人統治之下，世界就陷入了相當淒慘的災難。對倫理學，馬基雅維裡與羅倫佐·美第奇的同代人並不十分感興趣。他們追求實際，對現實世界很會加以利用。他們表示要同教會和平相處，因為它是一個強大的組織，魔爪很長，會給人帶來非常大的害處，因而從未參加改革的嘗試，或是對管轄自己的制度提出質疑。不過對過去的事的探求之心他們總也不能得到滿足，他們從不間斷地追求新的刺激，活躍的思想相當不安定。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從小就豎信「我們知道」的觀念，可是從這時開始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真的知道嗎？」相較於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詩集與拉斐爾的畫集來說，這更值得後世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