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 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
    譯者:林青華

    素負盛名的"壁面藝術家"渡邊開打算在我住的那幢公寓的牆壁上繪製一隻巨大的蒸汽熨斗,這是去年9月底的事情。雖然我猜不出他為什麼要在公寓的白牆壁上畫一隻蒸汽熨斗,但他終於沒能完成。渡邊升及其助手山口在我房間的窗戶下方剛畫好蒸汽熨斗的把手,腳手架突然倒塌,兩人從四層高處跌落到地面,負了重傷,被送進醫院去了。這一事件自有許多內幕,於我來說,對渡邊升也好,山口也好,絲毫不抱同情心。雖屬不幸事件,我的感想是兩人的命運都是報應。不過,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一交代則過於冗長,詳情請參閱拙作《鋼鐵如何煉成——成為可惡的蒸汽熨斗的》。致歉——本文正是《鋼鐵……》的續篇,因出版方面的原因竟先與讀者見面了。《鋼鐵……》收入安西水丸的《明信片》一書中,四月初出版發行。前後顛倒,特此向讀者道歉——筆者言歸正傳,反正就是由於這樣的緣故,我房間窗戶的正下方便像司芬克斯之謎似的孤零零留下一幅只畫了把手的畫。身居有蒸汽熨斗把手的壁畫的公寓,以致歡喜涕零,這真是件好笑料。"不過嘛,至少可作為路標,"樂觀的公寓管理人自我安慰般說道,"來客沖這東西來準錯不了。"

    這當然羅。若有人看不見這繪有頭尾5米長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公寓,那才是奇跡呢。

    事過之後很久,我才從管理人那裡得知渡邊升和山口在那年的12月平安無事地出院了(好結實的傢伙),帶著理應完成舊作的勇氣重訪這幢公寓。但渡邊升深思之後,放棄了任何補筆的打算。

    "整整一天,他面壁而坐,凝視著『把手』呢!"管理人說道,"他聚精會神地看,可認真了。走時說了一句:沒有必要再加畫任何東西啦。"

    "沒有必要再加筆啦?"我吃了一驚,反問道,"那不是熨斗的把手嗎?熨斗只有粑手而不要其他,怎麼熨平襯衣的皺紋呢?"

    我一想起渡邊升和山口二人便覺得自己受了不可忍受的虐待。現在他們放棄了倒正好。不過說回來,渡邊升只畫了蒸汽熨斗的把手使丟下,倒叫人莫名其妙。

    "嗯,是想不透。"原先當過憲兵軍官的管理人一邊點煙卷一邊說道,"搞藝術的人說的話俺也不大懂呢,畢竟是老頭子啦。"

    "啊。"

    "對了,他說是『藝術性的必然』,還有什麼『這蒸汽熨斗由於是在把手的部分中斷』……『即非合理性的陳列』……"

    "非合理性的陳列?"

    "這意思你明白了嗎?"

    "不明白。"我實在摸不著頭腦。

    渡邊升的意思不久之後便明白了。他要表示"符號式地結束"。在《藝術新潮》2月號上,渡邊升頗為滿意地就《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暢述一番:"這對我說來是一個啟示,在我入院的近三個月時間裡,蒸汽熨斗獲得了其藝術上的公民權——通過它自身的力量取得了自我同一性。蒸汽熨斗的把手實際上作了符號式的、無限的結束。我在其中看到了藝術的自律力——宇宙的慣性。(中略)我打算在牆壁上繪製蒸汽熨斗,卻由於意外的事故而中斷。然而正如宇宙並非蒸汽熨斗一樣,蒸汽熨斗也並非宇宙。我由此懂得了一切因素都是等價的、平行的。"

    啊——!我想。確實只有"啊"可言了。不識渡邊升其人的讀者讀了這篇文章或許會覺得佩服,我知道這位渡邊升是個酒精中毒的無賴,因而絲毫沒有好感。第一遍讀罷目瞪口呆,第二遍讀罷大笑不止。什麼"符號式的結束"?"符號式的結束"是什麼玩藝兒?倒是"非合理性陳列"還有點意思,哈哈哈。

    然而,即使是我這樣對渡邊升持偏見的人,當翻到這篇採訪記的後一頁、刊登《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彩頁時,仍不免大吃一驚。重新細看,確實這畫——超越了渡邊升那毀壞了的人格——是棒。熨斗的把手像被暴力揪掉的物體的尾巴一樣在空中飄浮著,細部技法的粗拙和未完成的部分反而生動地顯示出一種粗獷的效果。畫與其上方的窗戶(即我房間的窗戶)取得的平衡效果也奇佳。我不莫禁長吁一口氣,差不多有10秒鐘時間。回想一下,自己住在這壁畫的上方,這才是第一次正眼看它。為什麼那樣骯髒卑劣的人——經常放屁、用手擤鼻涕糊在我的窗戶上、在窗台上小便、大聲哼下流歌——竟能畫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我一連灌下幾杯酒,然後睡去。

    騷動是在大約一周之後發生的。《焦點》、《週刊朝日》和《布爾達斯》刊登了《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的大幅照片,幾個著名的萬能評論家賣弄地發表了不知所云的評論,吹捧渡邊升。《朝日新聞》的晚刊也刊出大幅的《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並給予"近年的收穫、真正的創造"的評價。美術愛好者和業餘攝影愛好者每天都跑到公寓跟前,把照相機鏡頭對著我的窗戶辟辟啪啪地按快門。這麼一來,我連工作也幹不成了。寫詩可是一件極細緻的作業。可是,我登在《鴿子喲!》上的連載詩卻快到交稿截止日期了。等我像抱緊一塊大石頭那樣把神經都集中到詩作上時,電話鈴響了。"我是《斯哥拉》雜誌編輯部,我們計劃在《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的上方拍人體攝影,可以讓我們借用一下您的窗戶嗎?"一個男子的聲音。我鄭重地回絕了他,然後掛斷電話。開玩笑!弄什麼人體攝影,我不在後天以前寫出詩來,飯碗都保不住。

    30分鐘之後,朝日電視台打來電話,問我是否肯在他們的新聞節目中與觀眾見面。

    "我?"我嚇了一跳,"我為什麼非得出現在新聞節目裡呢?"

    "是這樣的,我們希望您能給全國的觀眾說一說您住在這幅偉大的藝術品上方的感受……"

    沒有感受!我啪地扣上電話。全國的觀眾!我竟生起無名火來了。為什麼渡邊升那莫名其妙的事情總要沒完沒了地來煩我?為什麼就不能讓我一個人待著?我並沒有請求渡邊升"在這窗戶下面畫個熨斗"!渡邊升(那個混帳酒精中毒者)是在走過這所公寓前面時決定畫一幅蒸汽熨斗的。這與我毫無關係。我只想一邊聽亨德爾的小提琴協奏曲,一邊安靜地寫詩,而渡邊升卻將這破壞殆盡。之後,《月刊書角》和《瑪麗克萊》也打來電話,都是打算拍一張我站在窗邊的照片,然後再接受他們的簡單採訪。我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傍晚,《星期五》雜誌打來電話,希望拍一張我穿著皺巴巴的衫衣、手攀窗沿、身子吊在外面的照片。"這是幽默攝影。幽默。"對方說道,"也就是說,光有把手可熨不成衣服……"

    "想耍弄我?混帳東西!"我大聲吼道,掛斷電話。我怒氣難消,把手裡的鉛筆折成兩半,咖啡杯摔到地板上,順手抄起手邊的《唱片藝術》一撕兩半。為什麼我要在隆冬裡穿一件衫衣在四樓的窗戶外懸著?簡直是神經錯亂。

    然而,對《星期五》大發雷霆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在第二周的《星期五》雜誌上,醒目地刊出了一幅一名年輕女於正推門進入我房間的照片。雖然該女子是出版社派來取校樣的打工的學生,讀者卻是不知道的。"不出所料——如此利用確是不失時機"——照片的旁注文字——"因為住在有名的『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的上方,竟悄俏地帶女孩子到房間裡了,令人艷羨不已。這名M青年是『正在成名的詩人』,這次卻以住在渡邊升的名畫上方而出名了……"

    真是太過分了。自兩個月前與女朋友不歡而別之後,我一次也沒有帶過女孩子進房間。那名取校樣的女學生因趕著送回去,茶也沒喝,只待了五分鐘。我立即打電話到《星期五》編輯部,要求對方更正並道歉,對方卻不屑理睬。同住這一幢公寓的人對此自然就冷眼相待了。一向熱絡的魚店老闆娘也不再打招呼了。小學生不肯和我同乘電梯。時不時有騷擾電話打來,連郵件也被塗上狗屎。

    "你呀,還年輕,在所難免,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話……"公寓的管理人來到我房間裡說道。

    "控制!"我火冒三丈,"我要控制什麼?!"

    "哎、哎,你別衝動。這也不算指責什麼。我年輕時不也是這樣玩過來的嗎?那時候在上海……"

    "我管你在上海還是在哪裡!"我"砰"地關上門。真要被逼瘋了,還扯上上海!一名自稱是照片上的女學生的哥哥的人打來了電話,告訴我說,他的妹妹也不去打工了,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哭,還問是怎麼一回事兒。這種問題問我也是毫無用處。

    "這事很抱歉,不過我沒有辦法。"我答道。

    "『沒有辦法』?喂,她可是沒結婚的姑娘啊,你知道什麼叫『責任』嗎?"

    "那你想怎麼辦?"

    "我不是不知道怎麼辦才打電話給你嗎?!"對方說道。

    這個電話磨了一個小時,以對罵告終。我照照洗手間的鏡子,瘦得雙頰下陷,這樣子更寫不出詩來了。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個混蛋渡邊升。他要是不冒出來的話,這些倒霉事根本就不會有。我給《鴿子喲!》編輯部掛電話,說明推遲交稿的原因。

    "啊……是嘛,"責任編輯打著呵欠說道,"那可是件大事情啊。你那兒確實不是寫詩的環境。"

    "你肯定會這麼看的。"我趕緊說道。

    "不過不要緊嘛,包在我們身上啦。這事情一定幹得漂漂亮亮的,本社幹這種事最拿手啦。"

    "怎麼回事?"

    "你讀讀明天的晨報就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6時不到我就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翻開報紙。我要找的新聞出現在社會頭條:渡邊升負重傷製作壁畫時手架倒塌以壁畫藝術而聞名的渡邊升(43歲)於12日下午1時15分左右,在稚內市某酒店的壁面上製作壁畫時,腳手架倒塌,從17米高處摔下,右腳和肋骨骨折,由於傷勢嚴重,估計需臥床四個月。他的助手山口昌弘(31歲)頭部撞傷,現住院接受檢查。渡邊和山口於去年9月也曾發生同樣的事故,到去年年底剛出院不久。主治醫師說道:"幸好是跌落在道邊堆積的積雪之中了。"(中略)事故前渡邊升剛好畫完15米長的焊鉗的柄部。

    "不出所料!"我想。這樣一來,新作《中斷的焊鉗柄》就完成了。還得在醫院裡待上好一陣子的渡邊升和山口雖然很可憐,但原因是出在他們自己身上,只好忍著點兒了。此外,如果這期間內,繪製中的畫出現"符號性收斂"的話,渡邊升還不能說是費力不討好吧。由於有轟動性的新作完成,人們的注意力便轉向稚內市的《中斷的焊鉗柄》,我窗下的《中斷的萎汽熨斗把手》一下子冷清起來了。窗下幾乎再難找到脖子上上吊著照相機的人,雜誌要求採訪的電話也絕跡了。平靜的生活又回到了我的身邊。我一邊聽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一邊伏在桌上寫詩。沒有誰再來妨礙我了。

    僅僅三個星期之後,人們已徹底忘掉《星期五》上刊登的照片,魚店老闆娘又跟我打招呼了。只有公寓的管理人像腺病體質的大象似的,總是抓住這段記憶,有時在走廊相遇,還絮絮叨叨地搭話:"不過,年輕總是一件好事呀。"我對此概不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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