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費佳沒有誣賴他。洛普霍夫確實是個滿腦子儘是書本和解剖學標本的大學生。是什麼書呢？從瑪麗婭-阿列克謝夫娜對他的藏書目錄的調查中，我們就會看到的。至於解剖學標本，如果還沒佔有這方面的足夠的知識，就不能當教授，而洛普霍夫正期望著當教授。因為我們看到洛普霍夫聽了費桂介紹的關於韋羅奇卡的情況以後並沒有真正地瞭解她，由此推論，要真正瞭解洛普霍夫，還必須對費佳介紹的關於教師的情況加以補充才行。
就經濟狀況而言，洛普霍夫是醫學院中極少數不靠官費維持生活的旁聽生，他們還能維持溫飽。而大多數學生何以為生，生活得怎樣，那當然只有天曉得，人們是無從瞭解的。但我們的小說不想來描寫那些無法餬口的人們。因此，關於洛普霍夫所處的這種不體面的境況也就一筆帶過了。
況且他的困難時期不長，三年左右，甚至更短些。進醫學院以前，他過得還是挺寬裕的。父親是梁讚的小市民，照小市民階層來看，生活是富足的，就是說，他一家人不光是星期日能喝上肉湯，甚至天天都有茶喝。他還能勉強供兒子進中學，兒子從十五歲起就自己在外面教點課，減輕了他的窘況。要供兒子上彼得堡唸書，父親的財力是不夠的，可是在彼得堡的頭兩年洛普霍夫每年還能從家裡收到三十五盧布左右，同時他在維堡區警察分局一個派出所作為臨時僱員抄寫公文，從那兒幾乎也能拿到同樣多的一筆錢。只是在這個時期他還較為窮苦。而巨那也是他自己的失誤：他本來考取了官費，但是由於他吵了一次架，結果只好自立謀生，勉強餬口。當他上到三年級時，情況開始好轉。派出所的副所長請他去教家館，後來他又找到一些別的家館教，所以近兩年來他的生活不再拮据，這一年多他住上了一套房子，而且不是一間一套，而是兩間一套的，這表明他並不窮。跟他同住的也是這樣的一個幸運兒基爾薩諾夫，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倆在沒有任何支持的情況下，早已習慣於憑自己的力量去開拓道路。總之他們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如果你只是分別碰到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看做是性格相同的人。可是當你看到他們在一塊的時候，你會發現，雖然他倆都很莊重，很坦率，但是洛普霍夫比較拘謹，他的同學較為外向。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洛普霍夫，基爾薩諾夫要晚得多才能出場。而如果不提基爾薩諾夫，只寫洛普霍夫，你看到的只能是寫到基爾薩諾夫時必然要重複的雷同的東西。例如，現在洛普霍夫最關心的是畢業以後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跟基爾薩諾夫一樣，離畢業只有幾個月工夫了。他倆未來的計劃也相同。
洛普霍夫確實知道，他將擔任彼得堡一家軍醫院的醫師——這被認為是很幸運的事——而且很快能在醫學院任教，當教授。他不願開業行醫。這是一個新奇的特點。最近十來年，在醫學院中出現了一些決心在畢業之後不去開業的高材生，雖然學醫的只有開業才能有錢過富裕的生活。而且他們一遇到機會就把醫學放下，去研究醫學的某些輔助性學科如生理學、化學之類。他們本來人人都知道，開了業，他在三十歲上便能名聲顯赫，到三十五歲，一輩子生活都有了保障，到四十五，就能發財致富了。但是他們另有一番道理：您看到了嗎，現在醫學還處於蒙昧時期，現在該做的還不是治病，而只是給未來的醫生學會治病積累資料。他們非常熱衷於嘲罵醫學，卻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獻給醫學。為了他們所心愛的醫學，他們捨棄錢財、連溫飽的生活也不要，待在醫院裡進行有益於科學的觀察，解剖青蛙，每年還要解剖幾百具屍體，只要有機會就建立化學實驗室。他們為實現這崇高的決心能奉獻到什麼程度，當然還要看他們的家庭生活境況如何。假如無需供養親屬，他們決不開業，就是說，寧肯自己近於赤貧。但如果由於家庭的生計所迫，他們就根據家庭的需要，酌量開業，就是說限制在很小的範圍內，只醫治那些真正有病而憑今天可憐的科學水平的確還能夠醫治的人，也就是對他們來說根本無利可圖的病人。洛普霍夫和基爾薩諾夫就是這樣的學生。他們應該在那一年畢業，他們宣佈要直接參加（或者像醫學院的人說的：報考）醫學博士學位考試。目前他倆都在寫博士論文，已經消滅了大批青蛙。他倆選定的專業都是神經系統，他們實際上是在一起幹的。但是就論文的形式而言，他們有所分工。一個人把兩人共同在這一問題上發現的事實作為資料寫進論文；另一個就在自己的論文中利用在另一問題上兩人共同發現的事實作為資料。
現在，可該單獨說說洛普霍夫了。他曾一度好喝酒，那是他喝不上茶或者穿不上靴子的時候。這種時候沒有比喝酒更好了，不光是想喝酒，並且也有承受能力，喝酒比吃穿都便宜。他也不過就是窮得難熬時，喝口酒解解心煩罷了。現在早就沒有人過著比他更為嚴格的生活了，這不單是就喝酒來說的。早先洛普霍夫有過許多風流韻事。例如有一次發生這樣一樁事：他迷上了一個外地來的舞蹈演員。那該怎麼辦呢？他想來想去，就上她的住所找她去了。「您有何貴幹？」——「一位伯爵派我送來了一封信。」僕人根據他的大學生制服，毫不猶豫地把他當作了一名文書或者什麼特殊的勤務兵。「信交給我。要等回信嗎？」——「伯爵吩咐要等的。」僕人滿臉驚訝的神色轉回來了。「她吩咐了叫您進去。」——「原來是他，是他呀！他總是給我大聲叫好，我就是在化妝室也能聽出是他的聲音。您那樣發瘋似的給我叫好，讓警察帶走過好多次吧？」——「才兩次。」「太少了。呃，您到這兒來幹嗎？」——「來看看您。」——「太好了。還有別的事嗎？」——「不知道。看您想幹嗎了。」——「哦，我知道我想幹嗎。我想吃早飯。您看餐具都擺好了。您也請坐吧。」僕人又送上一份餐具。她笑話他，他也笑話自己。他年輕，長得不錯，人也不笨。真妙，為什麼不跟他一起快活快活呢？她跟他快活了兩個來星期，然後說：「滾開吧！」「我自己也早就想撤了，可是不好意思！」「那麼咱們就友好地分手吧？」他們又擁抱了一次，於是圓滿收場。不過這是很早以前，大約三年以前的事了，最近這兩年他已經再也沒有胡來了。
除了同學們和預言他會成為優秀科學家的兩三位教授以外，他常見面的只有教課的幾家人。但是他跟這幾家人也不過見見面而已，他怕跟人隨隨便便、親密無間，就像怕火似的。除了他的那些年幼的男女學生之外，他對他們所有的人都持以冷漠無情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