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鐵路的車站附近有幾家大旅館。一八五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其中一家旅館的茶房們陷入了莫名的困惑之中甚至有幾分驚恐不安。頭天晚上八點多鐘，有一位手提皮箱的先生來旅館開了個房間，接著交出身份證登記，還要了茶和肉餅，然後吩咐說晚上別驚動他，因為他太累了，要睡覺；可是明早務必在八點鐘叫醒他因為他有急事。他鎖上了房門，只聽見刀叉的響動，茶具的響動，過一會兒就悄然無聲了——大概是睡著了。早晨八點鐘，茶房敲昨天那位來客的房門，客人不吭聲；茶房敲得越發使勁，使出了很大的勁——客人還不答話。看來他是太疲勞了。茶房稍等了會兒，過了一刻鐘又去叫，仍舊叫不醒。於是他跟別的茶房和餐飲櫃檯的領班商量起來。「他不會出什麼事吧？」——「應當把門砸開。」「別砸，這樣做不合適，砸門得有警察在場。」大家決定再使勁地叫他一次試試。如果他這回還不醒，那就去找警察。他們做了最後一次努力，仍然叫不醒，於是才派人去找警察了。現在等著警察來，跟他一起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上午將近十點鐘的時候，來了個警官，他先親自敲門，又命令茶房敲——結果跟原先一樣。「沒別的辦法了。砸門吧，夥計們！」房門給砸開了，屋子裡空無一人。「看看床底下，」床下也找不到那客人。警官走到桌旁，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的字又粗又大，這樣寫著：
我於晚間十一點鐘離去，不再返回，午夜兩點到三點之間
在利堅橋上能聽到我的動靜，千萬不要懷疑任何別人。
「原來是這麼回事，現在事情才算清楚了。不然，怎麼也搞不明白。」警官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伊凡-阿方納希耶維奇？」餐飲櫃檯的領班問。
「端茶來，我再講。」
警官的故事被人們興奮地轉述著，議論著，成了長時間以來旅館裡的一個熱門話題。事情原來是這樣的。
午夜兩點半，那是一個多雲的漆黑的夜晚，在利堅橋中央突然有火光一閃，並傳來了手槍聲。護橋的值班人員都聞聲奔去，幾個行人也聚攏了過去。在那傳來槍聲的地方，竟沒見一個人，也沒看到任何的東西。可見這不是他殺，而是自殺。有幾個自願下去潛水的人，沒過多大會兒就拖來了幾根釣竿，連漁網也拿過來一副。他們鑽到水下摸找，打撈，結果只撈上來了五十來塊大木片，卻沒能把屍體找到，撈上來。怎麼能找得到呢？夜裡黑極了，況且已經過了兩個多小時，恐怕屍體早已漂到了人海口。要找，到海裡去找吧。這時又出現了一批激進分子，推翻了原來的假設：「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屍體，或許是個醉鬼，或許乾脆是個搗蛋鬼，為了開開心，放一槍就溜了，也說不定這位當時正站在忙亂的人群裡邊，觀賞著自己一手製造的這場虛驚，暗暗地竊笑呢！」
然而大多數人在慎重地做判斷時，總是保守的，他們堅持原來的看法。「開什麼心，朝自己的腦門開槍，這就是全部的事實。」激進分子被擊敗了，然而獲勝的一派照例在得勝後，馬上又出現了意見分歧。自殺，是自殺，但為了什麼呢？「是醉鬼唄，」一些保守分子這樣認為：「因為敗光了家產，」另一些保守分子斷言：「不過是個傻瓜而已，」有人如是說。「不過是個傻瓜而已，」在這點上大家的看法一致了，連那些否定他是自殺的人也同意。的確，是醉鬼自殺呢，還是敗家子自殺，或者這搗蛋鬼根本就沒自殺，而只是耍了個小把戲，不管是什麼情況，反正是個極其愚蠢的，只有傻瓜才會幹的勾當。
夜裡橋上發生的事到此就中止了。第二天清晨，在通往莫斯科的鐵路附近的旅館中才發現，傻瓜不是逗樂子，而是自殺。但是事情的結局中有一點共識，就連失敗者也能接受的，那就是：即使他不是鬧著玩，而是自殺，他也還是個傻瓜。這個大家都滿意的結論，正因為獲勝的是保守分子，便更能站得住腳。假如他只是在橋上放槍開開心，那麼實際上還是不能確定，他是個傻瓜呢，或者不過是個搗蛋鬼。但是他卻在橋上自殺了。誰會在橋上自殺呢？怎麼能在橋上自殺？幹嗎要在橋上呢？在橋上自殺太蠢了！可見他毫無疑問是個傻瓜。
一些人又產生了疑問，他在橋上自殺，而人們都不在橋上自殺，可見他並沒自殺。但到傍晚時，旅館的茶房們被傳到警察分局驗看一頂從水裡撈上來的被子彈打穿孔的制帽，大家都認出來了，正是客人戴過的那頂。這麼說，他無疑是自殺了。否定分子和激進分子一下子全都洩了氣。
大家一致同意那是個『傻瓜』，可突然大家又議論起來：在橋上自殺可真是個絕妙的好主意！這麼一來，即使一下子沒能擊中要害，也不會長時間的痛苦下去。無論傷勢如何，他都得掉到水裡去。不等清醒過來，人就憋得透不過氣了。是的，在橋上……聰明。
現在簡直使人全糊塗了：又是傻瓜，又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