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婚姻與娼妓制度有著直接的聯系；有人曾說過，娼妓制度猶如籠罩家庭的陰影，從古到今伴隨著人類。男人出於謹慎，讓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貞節，但是他本人並不以強加於她的這種制度為滿足。蒙田以贊同的口吻告訴我們說：
波斯王們經常邀請他們的妻子一起參加盛宴；
但是當他們的酒興大發，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縱一下肉欲的時候，他們便會讓她們回到自己的私寓——因為他們不可能和她們一起共享淫逸之樂——
並讓別的女人來代替她們，對於這些女人，他們覺得沒有尊重的義務。
基督教的神父們認為，陰溝對於保證宮邸衛生是必要的。而且人們還往往認為，為了挽救其他人並預防發生更大的麻煩，有必要犧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國奴隸制的擁護者們，在支持這一制度時提出的論點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擺脫了對奴隸的義務，便能在他們中間維持一種最民主、最完美的關系；同樣道理，“無恥女人”這一等級，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騎士般的極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來發洩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後將她唾棄。
她無論合法受到警察監督，還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當做賤民對待。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樣的。馬羅在《成年人》中說：
“靠賣淫出賣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賣自己的女人，她們之間的唯一差別，是價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約時間長短的不同。”兩種性行為都是服務，前者是終身租給一個男人，後者則有按次數付酬的顧客。前者受一個男性的保護，不許其他男人侵犯；後者則受所有男人的保護，’不許任何一個男人進行排他性的專制。在任何情況下，她們用獻出身體換來的利益都要受到現存競爭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個妻子；履行“婚姻義務”並不是出於個人的偏愛，而是出於要履行的契約。在嫖娼時，男性的欲望不論在什麼樣的身體上都可以得到滿足，這種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體而言又不是個體化的。無論妻子還是高級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對他有個人優勢。她們之間的重大差別在於，合法妻子作為已婚女人是受壓迫的，作為一個人卻是受尊重的；這種尊重正在開始明顯地牽制著壓迫。而只要不給予妓女以個人權利，在她身上就會立刻集中表現出女性奴隸地位的所有形式。
對驅使女人行娼的動機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們不再接受龍蒲梭（Lombroso）
的理論，即不再把妓女與罪犯相提並論，認為兩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許如統計數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於一般人，有些人確實屬於弱智，因為智力遲鈍的女人很可能選擇不需要專門訓練的職業；但是她們當中多數人是正常的，有些人還十分聰明。沒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遺傳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們深感痛苦。實際上，在一個不幸和失業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們將會從事任何開放的職業。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會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這些職業比其他許多職業有更高報酬的情況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這種供應，對此感到驚訝是十足的虛偽，因為它只不過是一種基本的、普遍的經濟過程的活動。帕朗．杜夏特賴在他的1857年的報告中寫道：“在各種賣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業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貧困。”有正義感的道德學家冷笑地回答說，妓女的悲慘故事，只是為了迎合頭腦簡單的嫖客才被描寫得如此浪漫。實際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謀生。但如果她選擇的方式在她看來並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證明她天生就是墮落的；該譴責的毋寧說是社會，因為在社會上這種職業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職業之一。人們經常會問：“她為什麼會選擇這門職業？”其實倒是應該這樣問：她為什麼不會選擇這門職業？
首先應當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當過家庭傭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僕的地位，便可以解釋這一事實。由於受到盤剝和奴役，被當做物而不是被當做人對待，打雜女僕、室內女僕不能指望她的命運會有任何改善；有時她不得不接受家長所獻的殷勤。她從家庭奴隸地位和性的屈從，滑入了一種也許稍好一點的、她夢想會幸福一些的奴隸地位。而且，傭人們很可能離家很遠；據估計，巴黎的妓女有80％來自外省他鄉。一個女人若是離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譽，便不會從事一般來說聲名狼藉的職業；但如果她淪落於大城市並不再和社會結為一體，“道德”這一抽象觀念便根本不會構成障礙。
中產階級的人們用強有力的禁忌把性行為（特別是把處女貞操）罩上多久，這些禁忌在許多農民和工人階級的環境中就會受到漠視多久。大量調查認為，許多少女在被第一個人奪走處女貞操後，發覺委身於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調查了100名妓女並得到這樣的數據：l人在11歲時失去處女貞操，2人在12歲時，2人在13歲時，6人在14歲時，7人在15歲時，對人在16歲時，19人在17歲時，17人在18歲時，6人在19歲時；其余人在ZI歲以後。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躪。半數以上的人說她們為愛情而委身，因為她們需要這麼做；其他人委身則出於無知。第一個誘惑者往往是一個年輕人。通常是商店或辦公室裡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緊接著時常是士兵。工頭、男僕和大學生；比扎德的名單裡還包括兩名律師、一名建築師、一名醫生和一名藥劑師。雇主本人很少如盛傳的那樣扮演這種角色；但他的兒子或晚輩親戚或他的朋友卻往往在干這種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調查中也提到45個年齡在12歲到17歲之間的少女，她們的處女貞操是被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過的陌生人給奪走的；她們委身時態度冷漠，沒有快感。這些報告提供的個體實例的細節表明，由於對可能產生的後果的明顯無知或滿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輕女人是多麼頻繁地、情況多麼不同地委身於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識和年長的親屬。
我們可以肯定，這些被動委身的女孩子會一直受被奪走處女貞操的創傷的折磨；人們很想知道，這種野蠻的經歷對她們的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心理影響；但通常人們不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們不善於自我表述，往往用陳詞濫調支吾搪塞。在某些情況下，隨時准備委身於第一來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過的賣淫幻想來解釋，因為有許多很年輕的女孩子，由於怨恨她們的家庭，由於對她們所萌發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於渴望像成年人那樣行動，而模仿妓女。她們濃妝艷抹，和男孩子結交，舉止輕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個孩子、沒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則認為她們玩火不會燒身；總有一天某個男人會相信她們的話，於是她們從夢想滑到行動。
馬羅所援引的一個14歲的年輕妓女說：“門一旦撞開，就很難關上。”然而，少女在處女貞操被奪去以後，很少會立即決定去過娼妓生活。有時她仍然依戀第一個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當情人拋棄她時，她再找個情人來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屬於一個男人，便覺得她可以委身於所有的男人；有時是她的情人——第一個或第二個，建議她用這個行當來賺錢。也有許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讓她們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國朱克人家庭，幾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從事這門行業。女流浪者當中有許多被親屬遺棄的小女孩；她們先是乞討為生，後來落入娼門。在前面所提到的調查中，帕朗-杜夏特賴發現，在5000名妓女當中，有1141人是因受貧困的影響，1425人是因誘奸後被拋棄，1225人是因被父母遺棄後無謀生手段。這是1857年的情況，但當代的調查使人聯想到同樣的結論。疾病往往驅使無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賣淫；它打亂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盡快發現新的財源。
件上私生子也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在聖拉扎爾監獄，半數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個孩子。許多人撫養3至6個孩子，有的人則更多。極少有人把她們的孩子遺棄；的確，有些未婚母親賣淫是為了贍養她們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戰時和戰後的社會混亂期間，娼妓的人數在增加。
有一個妓女用瑪麗-泰麗莎這個筆名，在《現代》雜志上這樣敘述她的身世：
我16歲時和一個比我大13歲的男人結了婚。我這樣做是為了離開家。我的丈夫只想讓我懷孕，他說，“這樣我就會呆在家裡。”他反對我化妝和看電影，我婆婆也總是在旁邊對我說，他是對的。我兩年有了兩個孩子……我無聊得很，便去上護理課，這是我喜歡的……醫院裡有個厚臉皮的護士，她對我說了一些我沒有聽說過的事，但6個月來我未和男人干過任何事。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他很粗魯也很英俊，走進我的房間，勸我改變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個月來，我和他在一起確實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帶來一個打扮得很時髦的女人，他說她能很好地照料自己。起初我沒有走下去。
我甚至在當地診所有了工作，讓他知道我不願意到街上去。但我沒有堅持多久。他說我不愛他，否則我會為他工作。我哭了，在診所裡一直很傷心。我終於讓他帶我去一家美容院……我開始做“短工”。朱勞特一直跟在我後面，看我能否當心自己，在警察來到時給我報警。
這個故事和被老鴇置於街頭的女孩子的傳統故事有點相像。有時是丈夫在充當這一角色，有時則是一個女人。在一份對510名妓女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284人過著單身生活，132人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另有94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她們和她通常有著同性戀關系。這些女孩子當中有些人說，她們是被其他女人帶壞的，還有一些人對女性賣淫。
一個女人可能把賣淫僅僅當做增加收人的權宜之計，但人們常聽說她後來不能自拔了。
如果說“脅迫行娼”（wihte slav-ery——即用暴力、假話言、假裝給她找工作以及諸如此類的手段讓她掉進陷阱——的情況比較少見，那麼讓她違心從事這門行當倒是司空見慣的。老鴇或拉皮條者提供開業所需要的費用，她對他們負有義務，賺的錢絕大部分被他們拿走，她根本不可能擺脫他們的控制。瑪麗-泰麗莎在成功地逃走以前，其實斗爭了好幾年：
我終於認識到事實真相，原來朱勞特只想要我的錢，我想要是我能在我們之間保持一．點距離，也許我會攢下一點錢……最初我膽很小，一個認識朱勞特的女人在監視我，她甚至數我“接客”的次數。朱勞特給我寫信，讓我和那位女士一起把我的錢存起來，“以防被搶走”……我想買件衣服，她說朱勞特對她講不許給我一分錢。我決心盡快逃出這所妓院。但我上了當，被送到了慈善收養院。我只好拐回那所妓院，去賺我的旅費……可我只來了一個月……我在另一個地方工作，但我太恨朱勞特了，不能呆在巴黎：
他虐待我，有一次幾乎把我扔到窗戶外面……我和一個代理人商定離開這個城市，但我聽說朱勞特認識他，就沒有到約定的地方去……我逃走了，但六個星期後我就回到那所妓院討飯吃……朱勞特在路上碰到我，把我給揍了一頓。對朱勞特我實在是夠膩味的了，終於同意回到德國去。
文學已讓“朱勞特”成為眾所周知的人物。他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了保護人的角色。他出錢買衣服，後來他保護她不受其他女人競爭的干擾，並且不受嫖客的干擾；而所有的嫖客簡直是大樂意即使用她，又不付分文了，有些嫖客還想在她身上滿足他們的虐待欲望。在幾年前的馬德裡，法西斯分子的紈褲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裡，借以取樂；在法國，出去尋歡作樂的大學生們有時把女孩子帶到農村，夜裡讓她們赤身裸體地留在那裡。為了得到錢，並避免受到粗魯的對待，妓女需要一個男人。他也給予她精神上的支持：“別一個人那麼賣命地干，別對這工作那麼操心，否則你會吃不消的，”有人說。她往往和他相愛；由於愛情，她才投身於這種工作，或者才為它辯護。在她的環境裡，男人極其優越於女人，這給某種愛情宗教帶來了好處，這種宗教解釋了某些妓女熱情地放棄自己的權利的原因。在她的男人的力量與暴力中，這樣一個女孩子找到了證明他有男性氣質的證據，愈發心甘情願地服從他。和他在一起，她懂得了嫉妒和折磨，但也懂得了女人陷入情網時的快活。
然而，妓女對她的男人有時只感到敵意和怨恨；但她由於恐懼而仍處在他的淫威之下，因為，如我們在上面援引的故事中所看到的，他始終在控制著她的心理。於是，她很可能在顧客當中選一個情人來自慰。瑪麗．泰麗莎寫道：
所有的女孩子都有除她們的“朱勞特”之外的情人，我也在其列。他是個水手，一個十分英俊的小伙子。雖然他實際上是個稱職的情人，但我仍不能和他結合在一起，不過我們是好朋友。他常和我一起上樓，不是為了做愛而是為了交談；他說我應當離開那裡，那不是我呆的地方。
她們也轉向女人。許多妓女都是同性戀者。我們已經特別提到，在女孩子的經歷伊始常有同性戀的體驗，而且許多人一直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安娜-魯林認為，德國有20％左右的妓女，似乎是同性戀者。法伊弗爾報告說，監獄裡同室的年輕女性常交換情書，信中的口吻十分親熱，末尾署著“始終居於你的”。這些書館和中學生“如癡如狂”寫的書信如出一轍。
後者閱歷尚淺，比較膽怯；前者則感情放蕩，無論在言辭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如此。
在瑪麗-泰麗莎（她是被一個女人引上道的）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與令人討厭的嫖客和專橫跋扈的老鴇相比，這個女朋友起著多麼特殊的作用：
朱勞特帶來了一個女孩子，是個連雙鞋都沒有的窮傭人。她需要的東西全都要到寄賣店去買，後來她和我一起工作。她非常討人喜歡，而且她愛女人，所以我們在一起相處得十分融洽。她使我想起了我向那個護士學到的一切。我們常喜歡去看電影，而不是去工作。我很樂意讓她和我們呆在一起。
顯然，這位妓女的女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和生活在女人當中的“正派”女人的男情人的角色十分相似：她是尋歡作樂的伙伴，同時也是這樣一種人——與她的關系是自由的，無利害沖突的，因而完全是自願的。妓女，或由於被男人們弄得疲憊不堪，或由於對他們十分討厭，或僅僅是由於想尋求轉移，往往會到另一個女人的懷抱中去尋求放松和快感。不論哪一種情況，我提到的共謀關系（它直接讓她們聯合起來）在這裡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為有力。
由於她們同人類一半的關系有著商業性質，由於社會總的來說把她們當成賤民對待，妓女之間保持著緊密的團結；她們也許彼此是對手，因而彼此感到嫉妒，惡言惡語，打來斗去，但為了形成一個相反的世界，能夠獲得做人的尊嚴，她們深深地感到相互需要。女伴是深受偏愛的知己和見證人；是她將要去鑒賞為勾引男人而准備的服裝和發型，但這些東西所引起的後果，本來就是招致別的女人的嫉妒和羨慕。
至於妓女和嫖客的關系，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而且無疑實例也各不相同。人們往往強調，作為自發感情的一種表示，妓女為情人保留了嘴上的吻，並且強調，她認為愛情擁抱和職業擁抱完全不是一回事。男人提供的這種證據是可疑的，因為他們的虛榮心使得他們容易受到女孩子裝出來的快感的愚弄。應當說，當這是一個快速而疲憊地接待一個又一個嫖客的問題時，或者當這是一個同熟悉的嫖客反復發生關系的問題時，情況是十分不同的。瑪麗．泰麗莎做交易時通常表現得冷漠，但她也確實記得某些快活的夜晚。人們並非不知道當得到快感時，女孩子會拒絕接受嫖客付給的報酬，有時，他若處於困境，她還會提出幫助他。
然而，一般說來，這類女人在從事職業性工作時是“冷淡的”。她們有些人，對成群的嫖客除了路帶輕蔑的冷漠外一無所感。瑪麗-泰麗莎寫道：“哦，男人是多麼笨啊！女人要用她們喜歡的任何東西充實他們的頭腦是多麼容易啊！”但是許多妓女對男人深感怨恨；她們對男人變態的愛好和“惡行”尤其深惡痛絕。不論因為他們到妓院是為了縱情享受不敢對妻子或情婦承認的愛好，還是因為呆在妓院裡這一事實使他們一時興起，想到了種種惡行，反正實際上許多男人都要求那些女人加入各種邪惡行動。瑪麗．泰麗莎抱怨說，法國男人尤其有無法滿足的想像力。妓女會告訴富有同情心的醫生說：“在某種程度上，男人都是邪惡的。”
在博戎慈善收養院，我的一個朋友和一個年輕妓女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她非常聰明，起初是傭人，和一個拉皮條者住在一起，她很崇拜他。她說：“男人都是邪惡的，除了我那位。
這是1我愛他的原因。只要什麼時候他顯出一點兒邪惡的跡象，我就會離開他。第一次來妓院的嫖客並不總是很膽大，他是正常的；但當他再來時，就會想做某些事……你說你的丈夫沒有惡行，但是你就會看到的，所有的惡行他都有。”由於這些惡行，她十分討厭她的嫖客。
我的另一位朋友，在l943年和弗雷斯內的一個妓女關系密切。這個女孩子堅持說，她的嫖客90％有惡行，50％是可恥的雞奸者。他們若是富有想像力，就會令她心涼肉跳。個德國公務員想讓她捧著鮮花，光著身子在屋裡走來走去，供他欣賞，他本人則學鳥飛的樣子；盡管他很慷慨且斯文，她一看到他進來，還是會逃之夭夭的。瑪麗-泰麗莎討厭所有行為這樣怪誕的人，不過向他們要的價要比簡單性交高得多，而且他們往往不會給這個女孩子帶來什麼麻煩。
這三個女人都很聰明敏感。毫無疑問，她們會覺得，當她們不再嚴格遵守生意常規時，當男人不只是嫖客還表現出個性時，她們就會變成一個任性者的獵物，就會成為一個有意識的自由人——這不再是一樁單純的交易。然而，由於有較高的報酬，某些妓女專門搞“惡行”。
在這些女人對嫖客的敵意當中，常有一種階級憤恨的成分。海倫-多伊奇相當詳細地敘述了迷人的安娜的經歷。她平常很文靜，但也有發怒的時候，尤其是對當官的，因此她曾被送到精神病診所去治療。簡而言之，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她從不想結婚，盡管有過好機會。她對自己的妓女生活十分適應，但由於患肺結核被送醫院。她恨醫生，因為對所有“體面的”男人她全都根。“怎麼能不恨？”她說，“難道我們不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種男人會輕易撕去他們斯文、自制和自大的假面具，行為如禽獸一般嗎？”除了這種態度，她的精神十分正常。另一個年輕妓女朱麗婭，從15歲就開始進行淫亂活動，她長得苗條甜蜜，只肯幫助她認為是文弱、貧窮和需要幫助的男人；“她認為別的男人全都是邪惡的禽獸，只該受到苛刻的對待。”
絕大多數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適應她們的生活。這並非是因為她們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為她們認為有理由同需要她們服務的社會結為一體。她們十分清楚，警官為她們注冊時的訓話完全是在打官腔，嫖客在妓院外所唱的高調也幾乎不會把她們給嚇住。瑪麗-泰麗莎解釋說，不管收不收報酬，人們都叫她妓女，但若是收了報酬，就叫她過分精明的妓女；當她想得到她那份錢的時候，男人就會假裝沒有想到她會是那種女孩子，等等。收不收報酬，對她全都一樣。
並非是道德的和心理的處境，使妓女的命運變得如此令人難以忍受。她們的物質境通往往是可悲的。由於受到拉皮條者和鴇母的盤剝，她們的生活沒有保障，3／4的人身無分文。
根據檢查過幾千名妓女的一個醫生的看法，過這種生活5年後，約有75％的人染有梅毒。
例如無生活經驗的小妓女，就極易受到病毒的感染；25％的人因淋病並發症需要手術治療。
在20個人當中就有1人患有肺結核；60％的人酗酒或吸毒；40%的人死於40歲以前。此外還必須看到，雖有預防措施，但她們還是時常懷孕，而且她們通常在很差的條件下自行手術。
普通娼妓是一種很悲慘的職業，女人不但在性和經濟上受到剝削，還要受到警察的專橫對待，蒙受醫生檢查的恥辱，接受嫖客的任意擺布，而且注定要染上細菌和疾病，注定要饑寒交迫，所以她其實被降到一個物的水平上。
在普通妓女和高級妓女之間有許多等級。其主要差別是，前者是以她的純粹一般性（作為女人）進行交易，結果競爭使她處於可悲的生存層面上；而後者則竭力得到對她本人（作為一個個人）的承認，若能做到，她會有很高的報負。美、勉力或性欲在這裡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這些還不夠：作為一個人，這種女人在公眾心目中必須有點與眾不同。當然，她的品質往往要通過男人的某種欲望才能顯示出來；但是可以說，只有在男人讓她的價值變得舉世矚目時，她才能夠“功成名就”，才會開始發跡。上個世紀，是豪華住宅、四輪馬車、珍珠寶器，證明了“情婦”對保護人的影響，並把她升到交際花的地位；只要男人繼續為她而毀掉自己，她的價值就會得到進一步的證實。社會和經濟的變遷，已廢除了這一浮華艷麗的類型，交際花也不再能夠為自己贏得名譽。有野心的女人現在努力通過其他方式奪得名望。高級妓女的最新化身是電影明星。盡管有丈夫——這是好萊塢所嚴格要求的，或有可靠男友的陪伴，她仍然屬於菲裡尼和伊姆帕麗亞那一類人物。她所扮演的女人形象超過了男人的夢想，所以他回贈給她以財產和名聲。
在妓女和藝術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模糊聯系，因為實際上美和性快感是含糊地聯系在一起的。實際上，當然不是美喚起了欲望，但柏拉圖式的愛情論對好色所作的辯解，仍然是虛偽的。當菲裡尼坦胸露乳地站在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們的面前並被宣告無罪時，她對他們的注視只有觀念上的意義。展露一絲不掛的身體已成為一種藝術表演；美國的滑稽劇已將脫衣變成一種劇目。那些以欣賞“裸體藝術”為名收集淫穢照片的老紳士們，宣稱“裸體是高雅的”。在妓院裡挑選妓女的場景，從一開始就在成群結隊地展覽人體。若是更復雜點的話，這些表演則變成了為嫖客提供的“活動照片”或“藝術姿勢”。
想獲得個人價值的妓女，不只是被動地展示肉體；她還力求表現特殊的天賦。古希臘吹長笛的女孩子，用音樂和舞蹈迷住了男人。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女人跳著〔肚皮舞〕；西班牙的女孩子，則合著巴裡奧齊諾樂曲輕歌曼舞，讓人們精致細膩地欣賞自己。左拉筆下的娜娜出現在舞台上，是為了尋找“保護人”。某些音樂廳和以前的夜總會一樣，形同於妓院。所有展露女人的職業都可以用於淫蕩。毫無疑問，有些女孩子：舞女、舞星、馬路女郎、廣告女郎、模特兒、歌星和演員，把愛情和生意當成了兩回事；她們的生意越是涉及到技巧和創造力，就越是能把本身看成目的。但是，為謀生而拋頭露面的女人，卻時常想直接利用她本人的魅力做交易。相反，高級妓女則想利用職業掩蓋真正的交易。像柯萊特筆下的萊阿那種人物極為少見，她在被朋友在信中稱為“親愛的藝術家”之後，回答說：“藝術家？天啊，我的情人簡直是太輕率了！”我們已經提到，高級妓女的名望是一種能賦予她以市場價值的名望，而今天，在舞台或銀幕上可以制造出一種能變成生意資本的“名聲”。
灰姑娘並不總是在夢想迷人王子；不論是丈夫還是情人，她擔心他也許會變成暴君；她寧肯去夢想自己那笑容可掬的臉蛋，被張貼在電影院的大門上。但是，她幾乎總是要通過男性的“保護”來實現她的報負；酬勞她的勝利、讓她分享其金錢或名聲的，將是些男人——
丈夫、情人、求婚者。這種取悅於個人或一群人的必要性，使得“明星”和高級妓女有了聯系。她們在社會上扮演著相似的角色。
我用“高級妓女”這個詞，是想標識出所有那些不僅把她們的身體，而且還把她們的全部人格當做受雇資本的女人。她們的態度，和進行創造性勞動的工人的態度十分不同；工人通過所生產的產品超越了他們自己，於是超越了既定存在（the given），要求獲得別人所具有的自由，為此他打開了未來的通道。高級妓女並沒有揭示世界，也沒有開辟人的超越之路；
相反，她想為她自己的利益把世界給吸引住。由於她為得到崇拜者的贊美而表現自己，她並不拒絕接受她所奉獻給男人的被動女性氣質：她賦予這種氣質以魔力，因而她能夠以自己的風采將男人捕入羅網並把他們給放出來；她把他們連同她自己淹沒在內在性之中。
女人若是走上了這條路，的確會順利獲得某種獨立的地位。她把自己租給某些男人，也就是明確不屬於任何人；她積攢下來的錢，以及她像出賣商品似的出賣“名聲”，保障了她的經濟獨立。古希臘最自由的女人，不是主婦也不是普通妓女，而是高級妓女。文藝復興時代的高級妓女和日本的藝妓，遠比當時其他女人享有的自由多。一個可以享有我們覺得和男人的自由十分相似的獨立地位的法國女人，也許叫尼儂-德-朗克洛吧，她是17世紀的一位聰明美麗的女人。荒唐的是，那些把女性氣質利用到極點的女人，居然為自己創造出一種幾乎和男人相等的處境；她們以把自己作為客體交給男性的女性氣質為起點，逐漸達到了主體地位。她們不但像男人那樣謀生，而且出現在幾乎只屬於男性的圈子裡；她們的言談舉止是自由的，所以能夠獲得（如尼儂-德-朗克洛）極為罕見的智力知識。她們當中的最出色者常常被討厭“好”女人的藝術家和作家包圍著。
在高級妓女身上，男人的神話得到了極有誘惑力的實現；她超過了其他一切人，成為肉體與精神，成為偶像、靈感和詩；畫家和雕刻家想把她當成模特兒；她滿足了詩人的夢想；
他從她身上的智慧，將開發出女性“直發’的寶藏。她比主婦更容易變得聰明，因為她不那麼虛偽。那些天賦很高的人，將不會滿足於只扮演厄革裡亞的角色，不會滿足於只充當男人的忠實顧問；她們會覺得，必須單獨地去證實他人的贊美給她們帶來的價值；她們會渴望把被動的美德變成行動。她們作為主權的主體進人了這個世界，她們寫詩、作文、繪畫和譜曲。
伊姆帕麗亞就是因此在意大利的高級妓女當中取得名聲的。也許女人也可以把男人當做工具使用，並以他為中介發揮男性的那種作用；執政的男人所寵愛的情婦，總是通過她們的有權有勢的情人參與統治世界。
這種類型的女性解放，在性愛方面也同樣能夠有效。由於從男人那裡獲得了金錢和其他利益，女人的女性自卑情緒也許可以得到補償；金錢有一種淨化作用；它可以消除兩性之間的斗爭。如果許多無職業的女人堅持從情人那裡獲得支票和禮品，那麼這不僅僅是出於貪婪，因為讓男人付給報酬（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她也要付給他報酬），就等於把他變成了一種工具。
女人以這種方式避免和他成為一體。男人也許可以認為他“占有了”她，但這種性的占有是一種錯覺；在更為重要的經濟方面，是她占有了他，於是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她可以醉心於情人的擁抱，卻不會屈服於不屬於她的意志；她的快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是“強加於”她自己的；寧可說一種額外的好處。她不是被“占用的”，因為她得到了報酬。
然而一般認為高級妓女是性冷淡的。通常她能夠控制自己的心情與性感受，因為，如果多情善感或沉湎於肉欲，她便會有被男人支配的危險，他就會剝削她或壟斷她或給她造成痛苦。在她所接受的擁抱當中，有許多擁抱（特別是在她開始成名時）使她蒙受恥辱；她對男性傲慢的反抗，通過她的性冷淡表現出來。高級妓女和主婦一樣，也隨時要靠耍些“小花招”，這使得她們的舉止行為顯得虛偽狡詐。對男人的這種輕蔑，這種厭惡，清楚地表明了這些女人對在這場雇主和雇員的比賽中取勝，根本沒有把握。說實在的，對她們大多數人來說，依附仍然是她們的命運。
任何男人都不絕對是她們的主人。但她們對男人的需要卻是極其迫切的。如果他對她不再產生欲望，高級妓女便會完全失去了謀生的手段。剛踏入娼門的人都懂得，她的整個未來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即使是明星，在失去男性支持時，也會發覺她的聲望日漸慘淡。就是最美麗的女人，對明天也會沒有把握，因為她的武器是有魔力的，而魔力是反復無常的。她就像“好”妻子受丈夫束縛似的，牢牢地受著她的保護人的束縛。她不但有義務作為床上伙伴為他服務，而且還不得不容忍他的存在、他的談話。他的朋友，尤其要容忍他的虛榮心的要求。在承擔她買高跟鞋或綢緞裙的費用時，女孩子的庇護人在進行一種贏利性的投資；實業家、制片商把珍珠、裘皮披戴在情婦身上時，是想以此來證實他的財富和力量；但不論女人成為賺錢的手段，還是成為花錢的借口，其奴役地位都是一樣的，揮霍在她身上的禮品都只能是枷鎖。她穿戴的這些長袍，這些珠寶，難道真是屬於她的嗎？有時，男人在關系破裂以後會要求歸還這些物品，盡管是以極不失紳士風度的方式提出的。
為了“控制”她的保護人而又不放棄她的快樂，這種女人會用類似敗壞婚姻生活的詭計、花招、謊言和虛偽；即使她只是在假裝有奴性，這種游戲本身也還是奴性的。只要她仍保持著她自己的美貌和名望，就能夠在臨時主人變得討厭時用另一個取而代之。但是美貌是個令人犯愁的東西，它是一種脆弱的寶藏；高級妓女對她的身體十分依賴，而她的身體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在毫不留情地貶值；在她身上，同衰老做斗爭表現出最富有戲劇性的形式。她要是有很高的名望，便能夠經得住衰老的容貌與形體帶來的影響。但是，保持已成為她最可靠財產的名望，又讓她處於最壞的專制——輿論的專制之下。好萊塢明星們的屈從是人所共知的。她們的身體不屬於她們自己；制片商在決定著她們的發色，她們的體重，她們的體型，她們的類型；為了改變面頰的曲線，也許要拔掉她們的牙齒。節食、健美操、試衣成了日常的負擔。赴宴和調情是為了刊登在“個人風貌”的標題之下；私生活只是公共生活的一面。
在法國雖然沒有成文的規定，但精明的女人知道她的“名聲”要求她什麼。拒絕順從這些要求的明星，將會殘忍地或慢慢地然而又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她的特權地位。只交出身體的妓女也許不那麼受奴役，但以取悅於大眾為職業的女人在受奴役卻是無疑的。一個女人如果“名成功就”，如果在某種真正的職業當中，如在戲劇、音樂、舞蹈當中被承認是一個天才，便會擺脫高級妓女的地位；她能夠懂得真正的獨立。但是大多數人一生都處於不安定的地位，她們永遠需要重新勾引大眾和男人。
這種情婦往往把她的依附性內在化了；她尊重公眾輿論，承認它的價值；她羨慕上流社會，沿襲它的生活；她希望根據資產階級的標准得到評價。她是一個寄生於富有的中產階級的人，因而她接受該階級的觀念；她有“正義感”；以前她很想把女兒送到修道院去受教育，而她本人則在年老體衰、應有的名望發生變化以後去做彌撒。她站在保守派一邊。她對自己能夠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十分自豪，以至不希望現狀有所改變。由於為“成名”而斗爭，她無意接受博愛和人類團結的概念；她為成功所付出的奴隸般的順從實在是太多了，以至不真心希望有普遍的自由。左拉通過《娜娜》的女主人公清楚地說明了這一特征：
娜娜對書本和劇本的主題，有著非常明確的意見：她喜歡風格柔和典雅的作品，喜歡使她的夢想和靈魂得到升華的那一類作品……她憤怒地反對共和黨人。他們要求什麼，這些沒有人味兒的豬玀？難道人民不幸福嗎？難道皇上對他們不仁至義盡嗎？豬玀的好運無非是變成這種人。她太了解他們了，能夠把他們的一切全盤托出……不，這是真的，這些豬玀想建立的共和國將把一切人都推進水深火熱之中。哦，願上帝全力保佑皇上！
在戰時，沒有誰能比水性楊花的女人表現得更愛國的了。通過裝出來的高貴情感，她們希望躋身於公爵夫人之列。她們的公開言論充滿了平庸、偏見和因循守！目的情感，而且往往完全失去了內心的真誠。她們的講話忽而謊話連篇，忽而誇誇其談，完全沒有意義。高級妓女的整個一生都在演戲；她的品頭評足，她的鸚鵡學舌，都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為了制造效應。和保護人在一起時，她喜歡表演愛情喜劇，有時甚至很認真。在公眾輿論面前，她表演尊嚴和威望的喜劇，她總是以相信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完人、神聖的偶像而告終。無法改變的不誠實，在支配著她的內心生活，這使得她有意把謊話說得跟真的似的；她的生活偶爾也會有某種自發的情感；她對愛並不完全陌生；有時她是“那樣地”呆在某人的身邊，有時她甚至對某個男人“愛得難以忍受”。但是，她若是過分沉迷於任性，沉迷於多愁善感和快感，不久便會失去自己的“地位”。在這些方面，她通常會表現出通奸妻子的全部謹慎；她必須向她的保護人和公眾輿論隱瞞還在發生的事情；因而她不可能完全委身於她的情人；他們對她來說只不過是一種轉移，一種喘息。況且，她通常會念念不忘自己的成功，不可能忘我地進行真正的戀愛。
至於對其他的女人，高級妓女則十分經常地和她們保持肉欲的愛情關系；由於對專橫地對待她的男人懷有敵意，她常常會在女性的懷抱中，找到終止色情生活和進行報復的方式：
娜娜和她的好友薩坦的情況就是如此。正如她希望在世界上能扮演主動角色，以便積極地運用她的自由，她也很想占有其他的人：年輕的男人——她甚至樂於讓他成為“受她保護的人”；
或者年輕的女人——她也很高興對她進行資助。在這些人面前，她任何時候都會是一個具有支配欲的、男性化的人。無論屬不屬於同性戀，她和一般女人都會有我所描述過的那種復雜關系；她需要她們成為評判的法官和旁觀者，成為知己和同謀，以便創造一個所有受男人壓迫的女人都很需要的相反的世界。但是，女性競爭在這裡卻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以她的女人一般性做交易的妓女，有她自己的競爭對手；但是，只要有足夠的工作可以忙乎，她們即使發生了爭執，也會有一種團結意識。追求個人名聲的高級妓女，卻會對任何和她一樣覬覦特權地位的女人a priori（先驗地)懷有敵意。關於女人對女人施展丑行這一熟悉的主題，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范例。
高級妓女的最大不幸，不僅在於她的獨立性，實際上是她極度依附的欺騙性反映，還在於這種自由本身就是消極的。像瑞棋（Rachel）那樣的演員，像伊莎多拉-鄧肯那樣的舞蹈家，即便接受了男人的幫助，也還是有一個需要她們的能力並能證明她們生存正當性的職業。
她們在所選擇的愛和工作中，獲得了具體的積極的自由。但是對於大多數女人來說，一門藝術，一種職業，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在其他的時候，她們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設計。尤其是在電影界，明星往往是導演的附屬品，這使得她不可能在創造性的活動中有所發明，有所提高。
別人在決定她要扮演的角色；她什麼新東西也沒有創造。可是女人變成明星的情況仍然相當少見。在這個風流的領域裡，由於有嚴格的規定，無論什麼道路都不可能通往超越。這裡無聊仍然在伴隨著女人，把她限制在內在性當中。左拉對娜娜的描寫，把這一點說得很明白：
娜娜雖然過著這麼奢侈的生活，又有這麼一大堆求愛者，卻依然煩惱得要死。她日日夜夜都有男人陪伴，她的錢連梳妝台的抽屜裡都是滿滿的。但是，這一切已經不能使她滿足了；她總覺得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點空虛，這個空虛的地方，總是在驅動她去渴望。她的生活，永遠是無所事事地拖下去，一天又一天地，接連著所做過的永遠是與以往同樣單調的日子……這種飲食無虞，使得她終日毫不費力地偃臥著，像個修女那樣懶散而服貼地入睡，就仿佛變成妓女這一行當的犯人似的。等待男人感到孤獨時，她就用低級娛樂來消磨時光。
美國的文學有許多對這種籠罩著好萊塢並在傳染著初來乍到的游客的極度無聊的描寫。
男演員和臨時演員，與處境相同的女人一樣感到厭煩。和在法國一樣，正式宴會往往帶有令人厭倦的義務性質。掌管小明星生活的保護人，是一個較年長的男人，他有不少同齡的朋友；
他們所關心的事和那個年輕女人無關，他們的談話是死板的；在20歲的小明星和45歲的銀行家之間，雖然他們一起過夜，卻有著一道比平常的婚姻更深的鴻溝。
高級妓女為之犧牲了快樂、愛情和自由的莫洛克神（theMoloch），就是她的事業。主婦的理想是在她與丈夫、孩子的關系中形成一種穩定健康的氣氛。事業雖在通過時間擴展，但它仍只是一種內在的目標，它集中於名聲。在社會等級的階梯上攀登得越高，在廣告牌上和人們口碑中的名聲也就會越大。攀登者在推進自己的事業時是謹慎還是魯莽，這要依她的習性而定。有的女人在她的事業中，將會產生一種猶如在房間裡迭漂亮衣服的主婦的滿足；有的女人則會陶醉於冒險。有些女人只會限於讓不斷受到威脅的、有時會崩潰的處境不斷地保持平衡；有些女人則會永無止境地建立她們的名望，就像通天塔徒勞地指向天空似的。有些女人將風流韻事結合於她們的其他活動，她們似乎是真正的冒險家：這些人是間諜（如馬塔-哈裡），或是隱藏著的好細。一般她們並不負責提出她們的計劃，寧可說她們是男性手中的工具。
但是整個來說，高級妓女的態度和冒險家的態度有點相似；准確地說，她和他一樣，也常常介乎於認真和冒險之間；她的目標是指向一些體面的現成價值的，諸如金錢和名聲；但她對它們的實現十分看重，就像十分看重對它們的占有；並且，歸根結底對她來說，最高價值就是她的主觀成功。她同樣以虛無主義來為這種個人主義辯護，這種虛無主義或多或少是推論出來的，但實行時卻更使人堅信她對男人是懷有敵意的，對其他女人是視為敵人的。此外，如果她十分聰明地感到需要得到道德上的辯護，她就會或多或少求助於徹底同化了的尼采主義：她將去維護高於普通人的優越者的權利，維護高於平民百姓的精英的權利。她覺得她的人身是一種財富，這種財富的純粹存在是奉獻給人類的禮物，以至她在把它奉獻給她自己時，聲稱是為社會服務。為男人獻身的女人，注定要受到愛情的困擾；但利用男性的她，卻在自我崇拜中迷惘了。她注重自己的名望，並不純粹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她在名聲中尋求的是對她的自戀的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