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在做母親時，實現她的生理命運的；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為她的整個機體結構，都是為了適應物種永存。但我們已經看到，人類社會絕不會完全聽任自然的擺布。近百年來，生殖功能尤其不再完全受生物學機遇的支配，而是開始處於人類主觀意志的控制之下。某些國家已正式采用了科學的避孕法；受天主教影響的國家則是在私下實行：或由男人采用coitus interruptus〔中斷性交]，或由女人於性交後把精子清除出身體。這些避孕形式往往是情人們或已婚夫婦之間產生沖突與怨恨的根本原因；男人不喜歡在那歡娛的片刻還非要提防著不可，而女人也討厭那麻煩的沖洗任務；他抱怨女人的身體生育力太強，而她則害怕男人冒險將生命的種子置入她的體內。當她盡管采取了種種預防措施，結果還是發現自己“被捉住了”時，他們倆都會大驚失色。這種情況在避孕方法尚屬原始的國家時有發生。於是只好訴諸於一種特別絕望的補救方法：人工流產。
墮胎即使在允許避孕的國家也是不合法的，所以遠非被經常采用。但在法國，做這種手術卻為許多女人不得已而為之，並且經常干擾著她們大多數人的愛情生活。
資產階級社會可以用來大做虛偽文章的題引B少；墮胎被認為是叛逆罪，甚至連提提都是下流的。作家去描寫女人分娩時的快活與痛苦是對而又對的，但若是他描寫了墮胎時的情形，便會被指責為熱衷於污穢，以卑鄙的眼光表現人性。目前法國每年的墮胎人數和出生人數一樣多，因而這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以至實際上必須把它看做是經常潛伏於女人處境的危險之一。然而法律堅持認為這是不正當行為，因而要求這種細致的手術只能秘密進行。
沒有比反對墮胎合法化的論點更荒謬的了。有人堅持認為，這樣的手術很危險。但誠實的醫生卻和馬格努斯·希爾施費爾德一起承認，“墮胎如在醫院由稱職的專家來進行，且有適當的預防措施，就不會有刑法所斷言的那種嚴重危險”。另一方面，目前實際采取的那種墮胎方式，卻給女人帶來了嚴重的危險。由於做墮胎手術的醫生缺乏熟練的技術以及手術條件惡劣，造成了許多意外事故，有些甚至致人以死命。
被迫做母親只會把不幸的嬰兒帶到這個世界上來，他們的父母將無法撫養他們，他們將會變成靠接受社會救濟為生的人，或“兒童殉道者”。必須指出，我們的社會雖然十分注意保護胎兒的權利，但孩子一旦出世，就會對他們漠不關心；我們的社會寧肯對墮胎者進行徹底調查，也不去改造聲名狼藉的所謂“社會救濟”制度；那些應對孩子受百般折磨負責的人可以逍遙法外；社會對孤兒院和私人收養者的令人發指的野蠻暴行視而不見。如果說社會並不承認胎兒屬於懷孕的女人，那麼另一方面它卻同意孩子是屬於父母的一種物品，他們可以任意加以擺布。前不久，就在同一個星期裡，一個外科醫生由於被指控犯有墮胎罪而自殺身亡，而另一個幾乎把自己的兒子打死的父親，卻只被判了三個月監禁，且是緩期執行。最近，有一個父親不照顧他的兒子，任其死於喉炎；還有一個母親拒絕請醫生為女兒看病，因為她要完全服從上帝的意志：在舉行葬禮時孩子們向她扔石頭；然而在記者表達他們的義憤時，一些有身份的人卻抗議說，孩子是屬於父母的，外人不得進行干預。公開的報道表明，這種態度所導致的結象是，法國有上百萬兒童的身心處於危險狀態。北非的阿拉伯女人無法采用墮胎方法，她們生的孩子十有七八都夭折了。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由於這種可憐而荒唐的多育扼殺了她們作為母親的情感而感到不安。如果這一切有利於道德，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道德觀念？此外還應當說明，那些對胎兒生命表示極鄭重尊重的人，也正是那些極熱衷於把成年人送到戰場上去送死的人。
反對墮胎的實際理由沒有任何考慮的必要；至於道德上的理由，歸根結底是天主教的論點：未出世的孩子具有靈魂，如果未經洗禮就中斷他的生命，這個靈魂就絕無升入天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會雖然時常允許殺死成年人，例如在戰爭和執行死刑時，卻以毫不妥協的人道主義來對待尚處在胎兒期的人。在這裡，未經洗禮固然不可以獲得贖罪，但聖戰時代的異教徒也同樣未經過洗禮，可是殺死他們卻受到熱情的鼓勵。毫無疑問，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們，要比今天被送上斷頭台的犯人和死在戰場上的士兵，更並非是全都能蒙受天恩。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教會都會把問題推到上帝思典上面；它承認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拯救靈魂要在人和上帝之間加以解決。那麼為什麼不許上帝接受胎兒的靈魂升入天堂？只要得到教會會議批准，上帝就不會對此表示異議，就像在輝煌時代以宗教名義屠殺異教徒時，他並沒有表示異議一樣。
事實上這種障礙是一種古老而頑固的傳統，與道德毫無關系。此外我們也必須認真考慮我在前面有機會提到的那種男性虐待狂。魯瓦博士1943年獻給貝當的那本書是個十分明顯的例子，它是不誠實的不朽范例。作者以慈父般的憂慮堅持認為墮胎是危險的，然而又認為剖腹產最有益於健康。他贊成把墮胎視為犯罪而不是過失；甚至在需要采取醫療措施時——即懷孕給母親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脅時，他也不許墮胎。他聲稱，在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命之間進行抉擇是不道德的，基於這種論點，他奉勸母親作出犧牲。他斷言胎兒不屬於母親，而是一個獨立的人。然而這些“有正義感的”醫生們在為母親大唱贊歌的同時，卻又認為胎兒是母體的一部分，並不是對母體有害的寄生蟲。從某些人極力拒絕接受一切有利於婦女解放的事物可以判斷出，反女權主義現在仍很猖狂。
此外，使許多年輕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病弱的法律，完全無法保證生育率的增長。贊成和反對墮胎合法的人都認為，強制性法規已經徹底失敗。在法國，據權威人士認為，近幾年每年的墮胎人數平均約為100萬，而且其中2／3是已婚女人。因手術秘密和不當而造成的傷亡人數，雖然還不知道，但肯定很大。
有時墮胎被稱為“階級犯罪”（class crime），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避孕知識在中產階級當中已得到廣泛普及，浴室的存在使得這種知識，比在連自來水都沒有的工農家庭，更容易得到實際應用；中產階級的年輕女人比要其他階層的婦女謹慎；而且對於生活在舒適環境裡的人來說，嬰兒也不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負擔。貧困、住房擁擠以及女人對家外工作的需要，是一些最常見的墮胎原因。看來夫婦有了兩個孩子一般就會決定節育；所以可惡的墮胎女人，同時也是抱著兩個金發天使的偉大母親：她是同一個人。但在低收入的群體當中，無論有著多麼迫切的需要，流產和墮胎對所有相關的女人也還都意味著絕望、聽天由命和巨大的痛苦。
這種折磨的嚴重程度，因環境不同而有著很大的不同。正式結婚或身為情婦過著舒適生活的女人，肯定會得到男人的資助，她有錢，有親戚，因而條件會十分優越。首先，她會比別人更容易得到忠告去做“醫療性的墮胎”，必要時，她還可以到瑞士去旅行，因為瑞士對墮胎持自由和寬容的態度。在目前的婦科知識水平下，這種手術若是在各種消毒技術皆很優越的條件下由專家進行，必要時若使用麻醉劑，便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她就是得不到正式的合作，也會得到私下的幫助，而這對她同樣是安全的：
她很有門路，有足夠的錢去換取精。動的照顧，而且她不必等到懷孕很久才去墮胎；她會得到認真地護理。某些特權者斷言，小小的意外反而會對健康有好處，可以使氣色變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極少有那種悲慘的處境，能比處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讓人可憐的了。為了消除周圍人們認為的那不可饒恕的“錯誤”，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動。這正是每年法國約30萬女雇員、女秘書、女大學生、女工和農婦身上發生的事情。做非法母親，甚至在今天，也還是一種極大的罪過，許多人寧肯去自殺，或者去做殺嬰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親，而這意味著，任何一種刑罰，都無法阻止她們“打掉”尚未出世的嬰兒。誘奸是個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點無知的女孩子，被一個不負責任的情人引誘，直到發生那種幾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隨之而來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隱瞞實情，再後來就是墮胎。
墮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後果的手段。
說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誘奸者本人。情況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發覺自己懷孕時，他可能已經把她拋棄，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對他隱瞞這件丟臉的事，或者她可能發現他無法幫助她。有時她會拒絕生下這個孩子，可是並非沒有遺憾；由於某種原因——也許是由於她未能當機立斷打掉胎兒，也許是由於她沒有門路，或者是由於她沒有現款，服用無用的藥物而失去了時間，她可能要在懷孕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後才去打胎；這時墮胎要比前幾個月危險、痛苦和將就得多。女人對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試圖解脫時會感到極度痛苦和絕望。在農村，幾乎沒有人懂得使用探針；
“失足”的農婦讓自己從谷倉梯上或者從樓梯上摔下來，結果往往摔傷而又白費功夫；有時人們也可能會在籬笆下或陰溝裡發現被勒死的嬰兒的屍體。
城市婦女倒是相互幫忙的，但要找一個非專業的墮胎者也並非總是那麼容易，更何況還要湊夠足夠的錢。所以孕婦經常求助於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來動手術。這些非專業的墮胎者往往是不稱職的，在使用探針或織針時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醫生告訴我，有個廚師很無知，她本想往子宮裡注射醋液，卻注射到膀光裡面去了，結果疼得死去活來。這種墮胎手術，開始得很粗魯，進行得漫不經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為痛苦，也許還會伴隨著瀕於癲癇發作的神經紊亂，可能引起嚴重的內部失調，也可能造成致人於死命的大出血。
柯萊特在《格裡比奇》裡，描寫了一位音樂廳裡的舞蹈演員，在她母親的無知操縱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親說，標准療法是先喝濃濃的肥皂液，再跑上個15分鍾。此類療法在試圖打掉胎兒時常常要了母親的命。我聽說一個速記員，因不敢求人幫忙，泡在血水裡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間裡呆了四天。
很難想像哪種遺棄，能比夾雜著死亡、犯罪和羞恥的威脅的遺棄更可怕的了。對於貧困但已結婚的女人來說，只要她們的墮胎行動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沒有經受無用的良心譴責的折磨，這種痛苦就不會那麼強烈。關於這最後一點，一個社會工作者告訴我說，她那個地區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換意見，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協助，仿佛墮胎和割雞眼一樣簡單。但是她們不得木忍受嚴重的肉體痛苦；醫院不能不去接受一個開始流產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時和最後給她做刮宮術時，卻不給她使用任何止痛劑，以便對她進行殘酷的懲罰。似乎這種迫害並未激起女人的義憤，因為她們只是太習慣於受苦了；但她們對於自己日益蒙受的恥辱是很敏感的。她們要接受的手術須秘密進行並且是犯罪這個事實，增加了這種手術的危險性，使它有一種令人感到卑賤和痛苦的性質。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懲罰的表象：我們都知道，在受苦與折磨、意外與懲罰之間有著多麼重大的差別；這種種危險，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應得，而這種對痛苦和越軌的解釋，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對這出戲劇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強度，要依環境而定。對於高度“解放”的女人來說，這幾乎不會構成什麼問題，因為她們有辦法，有社會地位，有她們自己的開明社交圈子；就是對於那些飽受窮困潦倒之苦的女人來說，這也幾乎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她們蔑視資產階級的道德。這只不過是在經歷一個令人感到有點不快的時刻，這個時刻是必須經歷的，如此而已。但是許多女人仍在受著一種道德的威脅，對於她們來說，這種道德盡管無法成為她們的行為規范，可仍有很高的地位；她們在心裡還是尊重她們所違犯的法律的，所以她們為這種違法行為深感痛苦，她們的痛苦因不得不找一個同謀者而加深。
首先，她們要蒙受乞求和卑躬屈膝之辱：她們要為找門路去求人，她們要去求醫生和助產士照顧自己；她們要冒被傲慢拒絕之險，或者她們要在下流的同謀者面前把自己的身體暴露無遺。蓄意請別人從事非法行動，是大多數人所不熟悉的經歷，也是令女人處在又羞又怕的困窘中的經歷。說心裡話，她往往不願意中止妊娠，盡管她又千方百計地這樣做。她在自相矛盾。她的本意可能完全是想要個孩子，可她又去阻止孩子的出世；即使她沒有一點做母親的主動欲望，她仍然會對她的這種可疑行為感到不安。因為盡管墮胎事實上不等於謀殺，但基於同一觀點，也還是不應當把它看做純粹的避孕方法；已經發生的事情無疑正在發展，而這個過程的的確確被終止了。
有些女人會永遠無法忘掉這個尚未出世的孩子。海倫·多伊奇舉了一個已婚女人的實例，換個角度看，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由於身體方面的原因，被迫兩次失去已懷三個月的胎兒，於是覺得自己有義務給每個胎兒立個小墓碑。後來她生了幾個孩子，然而她仍然虔誠地去照看這些墓碑。如果流產是有意引起的，女人會更有理由產生一種有罪感。童年的那種在出於嫉妒而希望剛出生的弟弟死去之後而產生的自責感，現在會重新出現，女人會對殺死一個嬰兒感到有罪。病態的憂郁可能是這種有罪感的表現。其他女人則可能會由於墮胎而產生自殘的感覺，對同意或要求進行這種摧殘的男人怨恨不已。在多伊奇夫人援引的另一個實例，有一個女孩子深深地墜入情網，由於擔心影響情人的前途而堅持墮胎；但後來她拒絕再見到他，她覺得自己犧牲得太多了。如果說像這樣明確斷絕關系是十分少見的話，那麼在另一方面女人會變得性冷淡，不論是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還是和使她懷孕的那個男人在一起。
男人對待墮胎的態度往往是輕率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凶殘的大自然降給女人的一種災難，因此，並沒有意識到所涉及到的價值。求助於墮胎的女人要和女性價值分道揚鎮，就同時也需要完全徹底地和男人所確立的倫理觀念決裂；倘若如此，她的整個精神世界都會崩潰的。從孩提時代起，女人就被反復告知說，她僅僅是為了生育才被造出來的，對偉大母親的歌頌不絕於耳。她的處境所存在的種種缺陷（如月經、疾病之類等等）和煩瑣家務所帶來的種種煩惱，都會由於她具有能夠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神秘特權，而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今，男人卻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為了不妨礙自己的未來，為了自己的職業，就要她放棄她身為女性所取得的偉大勝利！
孩子不再是無價之寶，生育也不再是神聖的職能；這種細胞增殖變成了偶發的討厭事件；
這是女性的又一缺陷。相比之下，每月來一次的麻煩反倒似乎是件幸事：現在月經再度來臨被翹首以待，而這月經曾使少女感到恐怖，後來她又為此感到安慰，因為她有可能享受到做母親的歡樂。即使女人同意墮胎，甚至急欲墮胎，她也會覺得這是她女性氣質的一種犧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別裡看到一種禍根，一種虛弱，一種危險。有些女人把這種否定推向極端，在經歷墮胎的精神創傷之後，變成了同性戀者。
此外，如果男人為更成功地實現他的男人命運而要求女人犧牲生殖潛能，那麼他就會暴露出男性道德規范的虛偽性。男人普遍阻止墮胎，但一旦涉及到個人，他們又會把墮胎作為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予以接受；他們可能會采取一種無所顧忌的玩世不恭態度，自己反對自己。但女人通過自己受傷的肉體，可以感受到這種矛盾；就公開反抗男性的不誠實來說，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認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這種不公正使她違背自己的意願成為罪人，同時她覺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體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體，體現了男人的錯誤，但他卻總是擺脫錯誤，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過是用乞求、威脅、通情達理或憤怒的口吻說上幾句，但很快就會把這些話忘得一干二淨；而她卻要用痛苦和血淚來理解這些話。有時他什麼話也不說，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顯地違反了男性所確立的全部道德規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討厭女人的人最熱衷談論的題目，但這個題目並沒有什麼玄妙之處；
對於男人公開加以頌揚而私下卻加以蔑視的專橫原則，她們心裡怎麼能不懷疑呢？她們學會了不再相信男人說的話，無論是贊揚女人的，還是贊揚男人的：她們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奪的流著血的子宮，撕成碎片的深紅色的生命，就是這個已不復存在的孩子。正是第一次墮胎，讓女人開始“懂得了”這一切。對許多女人來說，世界將絕不會和以前一樣。然而，由於沒有普遍實行有效的避孕，墮胎在今天的法國，仍是那些不願意讓注定面臨悲慘和死亡命運的孩子出世的女人，所能夠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斯特克爾十分公正指出的：“不准許墮胎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因為每時每刻都必然有人違犯它。”
避孕與合法墮胎，使女人有可能自由地承擔做母親的義務。就目前而言，女人受孕部分取決於自願，部分取決於偶然。鑒於目前人工授精尚未普遍采用，想做母親的女人——因為缺乏同男人的接觸，或因為她的丈夫無生育能力，或因為她本人無法懷孕，可能不會如願以償。另一方面，女人又往往發覺自己是被迫生育的，違背了她自己的意願。對懷孕和做母親的體驗，依女人實際態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這種態度可以是反抗的、聽天由命的、心滿意足的或是熱情的。應當看到，年輕母親的公開決定和聲明並不總是與她內心的欲望相一致。
年輕的未婚母親也許會被突如其來的、不得不承受的物質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從而萬念俱灰；不過她也可能通過自己的孩子，去實現深藏於內心的夢想。另一方面，對懷孕采取歡迎態度並感到快活和驕傲的年輕已婚女人，也可能會由於受她不願意公開承認的幼年魔念、幻想和回憶的影響，而在內心深處對懷孕感到恐懼和厭惡。這就是女人為什麼保守這方面秘密的原因之一。她們之所以保持沉默，部分是由於她們喜歡讓自己為神秘所籠罩，喜歡那種唯獨她們才有的體驗；然而她們也為她們所感受到的矛盾和沖突所困擾。如南希·黑爾所說：
“對懷孕的成見是夢，它和臨產痛苦之夢一樣會被完全忘卻。”這些復雜的真相，當時她們都很清楚，後來又被忘得一干二淨。
如我們看到的，從童年到青春期，女人對母性的態度經歷了幾個階段。對於小女孩，做母親是奇跡和游戲，布娃娃代表未來的孩子，她可以占有它，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它；對於少女，做母親則似乎威脅了她所珍視的完整人身，有時會遭到蠻橫的拒絕。有時她懷著對懷孕的幻覺和種種焦慮，既害怕又渴望做母親。有些女孩子喜歡對她們所照料的孩子行使母親的權威，卻無意承擔其各種責任。也有些女人一輩子都持這種態度，她們害怕自己懷孕，卻去當助產主、護土、保姆和忠實的阿姨。還有些人並非討厭做母親，而是由於對愛情生活或事業的過分專注才沒有去做母親。或者她們擔心孩子會成為她們本人或她們丈夫的一種負擔。
女人常常有意努力不讓自己懷孕，不論是通過回避一切性交，還是通過采取避孕措施；
但也有些不承認自己害怕生育以及心理的防御反應確實在阻止懷孕的實例；通過醫學檢查，經常可以發現源於神經系統的機能紊亂情況。是接受懷孕，還是回避懷孕，取決於和對懷孕的一般態度相同的因素。在懷孕期間，女人的生育夢想和青春期焦慮又開始出現了；其感受方式，依女人與她母親、她丈夫及她本人的關系而極其多種多樣。
女人在輪到自己做母親時，在某種程度上，她便會取代她自己的母親：這意味著她的徹底解放。她若真誠地希望做一個母親，就會為自己懷孕感到喜悅，鼓起勇氣獨自走完懷孕的全過程；但她若仍在受著母親的支配，並且很願意接受這種支配，那麼她就會相反，把自己置於母親的掌握之中；這時她就會覺得自己剛出生的孩子，和兄弟姐妹沒有什麼兩樣，並不是她自己的後代。她若是既希望又不敢解放她自己，就會唯恐孩子不會解救她自己，重新把她自己給禁錮起來，這種焦慮甚至會引起流產。而那種對童年所仇恨的母親的有罪感，也可能或多或少地給懷孕帶來不利影響。
女人同孩子父親的關系也同樣重要。一個業已成熟並且獨立的女人，可能想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孩子。我就知道一個人，她一見到英俊的男人，眼睛裡就會放出快活的光輝，這並非出於性的欲望，而是因為她斷定他是個好父親；這類人是熱衷做母親的女英雄，她們對人工授精的奇妙前景十分熱心；如果這種類型的女人嫁給孩子的父親，她會拒絕讓他擁有對他們後代的任何權利；她會極力像勞倫斯《耳子與情人》中的保爾的母親那樣，在她本人和他們共同後代之間，建立一種排他性的聯系。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女人接受新責任時，需要得到男性的支持；只有男人對她專心致志，她才會願意對剛出生的孩子專心致志。
妻子越是幼稚怯懦，這種需要就越是強烈。有時，十分年輕的妻子在有了一兩個孩子之後，便會變得驚恐不安，她對丈夫的要求也會變得過分。她會一直處於焦慮狀態，想讓他經常呆在家裡；她會干擾丈夫的工作，把偶爾發生的小事當成多麼不得了的大事；她還會經常讓他幫她做這做那，以至使他無法在家裡呆下去。
如果妻子愛她的丈夫，她就會想丈夫之所想：她是否會愉快地接受懷孕和做母親的義務，這要看丈夫對此是感到驕傲，還是感到煩惱。有時，想要孩子是為了加強私通或婚姻關系，而母親依戀孩子的程度，則取決於她的計劃是成功，還是失敗。即使她對丈夫懷有敵意，其處境將仍然可以是不同的；她可能會給孩子以強烈的專注，不許丈夫插手孩子的事，或者相反，她會對孩子表示憎惡，認為他是她極其討厭的男人的後代。新婚之夜的粗魯行為，可能會讓此時懷上的孩子在出生前後都受到憎惡。托爾斯泰的妻子在日記中寫道，她第一次懷孕使她在身心上都處於病態，這反映了她對自己丈夫的矛盾情感。
但懷孕首先是女人本人身體裡演出的一場戲劇。她覺得這既是一種豐富又是一種傷害；
胎兒是她身體的一部分，又是靠她的身體喂養的寄生物；她既占有它，又為它所占有；它象征未來，當懷上它時，她覺得自己和世界一樣浩瀚；然而也正是這種富足消滅了她，她覺得自己現在什麼也不是了。新的生命即將出現，並將證明它自己有權獨立存在，她為此而自豪；
但她也覺得自已被拋來拋去，是被動的，成為黑暗力量的玩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孕婦身體處於超越狀態時，她又感到這個身體是內在的：它嘔吐、不適，對自身進行攻擊；它不再為自己而存在，所以它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大。工匠和行動者的超越性含有主觀性因素；但做母親時主體客體的對立卻不再存在；她和消耗她的孩子構成一體，形成為生命所摧垮的一對兒。孕婦成了大自然的俘虜，她是植物和動物，是儲備著的膠質，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為自己有年輕平直的身體而驕傲的兒童嚇破了膽，也引起年輕人的輕蔑嘲笑，因為她雖是一個人，是一個有意識的自由人，卻變成了生命的被動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生存的一個條件；它在妊娠期仿佛是有創造性的；但那是一種奇怪的創造，因為它以偶然和被動的方式完成。有些女人會從懷孕和哺乳當中享受到極大快感，以至希望它們能夠無限地重重下去；一旦嬰兒斷乳，這些母親便會有一種受挫感。這種女人與其說是母親，不如說是受孕體，和高產的家禽沒有什麼兩樣。為了發揮她們的肉體功能，她們迫切要求犧牲自己的行動自由：她們覺得，她們生存的正當性，通過自己身體的被動生育力，得到了穩固證明。如果肉體完全是被動的、惰性的，它便不能體現超越，哪怕是以退化的形式；
它將會是遲鈍的、無生氣的；但當生殖過程開始時，這個肉體就會變成根莖、源泉和盛開的花朵，顯現出超越性，呈現出一種面向未來的騷動，盡管同時它仍是一種粗俗的和現在的現實。女人以前在幼年斷乳時所經歷的分離，現在得到了補償；她重新投身於生命的主流，再度同事物的整體，同無限的世代之鏈中的一環，同借助於另一個肉體並為這個肉體而存在的肉體，結合起來。當母親感到自己在懷著沉甸甸的孩子時，或者當她把他緊摟向自己隆起的乳房時，她實現了在男性懷抱中所追求的（又很快得而復失的）融合。她不再是一個屈從於主體的客體，也不再是一個受與自由相伴的焦慮折磨的主體，她與那種曖昧的現實（生命）
聯為一體。她的身體終於屬於她自己，因為它是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屬於她的。社會承認她擁有占有權，而且賦予這種權利以神聖的性質。她的胸脯，以前只有性愛的特征，現在成為生命之源，可以自由地袒露；就是宗教圖畫，也在向我們展示聖母瑪麗亞坦胸露乳地哀求她的兒子拯救人類。隨著母親對自我的放棄，被她的身體和她的社會尊嚴所異化，她產生了愉快的幻覺，覺得就地本身而言，就某種價值而言，她是一個人。
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個幻覺。因為她沒有真的創造嬰兒，他在她的身體裡自己創造自己；
她的肉體所產生的僅僅是一個肉體，她根本不能夠確立一種生存，這種生存只能自己確立自己。源於自由的創造行動，把客體確立為價值，賦予它以主要者的特性；而母體中孩子的生存正當性，卻未得到這樣的證明；他始終只不過是細胞的一種自然增殖，是自然的一種殘酷事實，和死亡一樣是依環境而偶發的，並且在哲學上與死亡是對應的。母親有自己想要孩子的種種理由，但她不可能給這個獨立存在的人（他明天即將存在）以他自己的生存理由，給他以生存正當性的證明；她是把他作為她的一般化身體的產物，而不是作為她的個體化生存的產物，將他生出來的。柯萊特·奧德裡的女主人公就很懂得這一點，她說：
我從不認為他會給我的生活帶來意義……他的生命是在我的身體裡發生的，所以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必須讓他發育到一定的期限，絕不能倉促行事，哪怕這意味著我死。後來他出世了，是我把他生出來的；於是他好像是我生活中的可能做完的一件工作……但他畢竟不是那麼回事。
在某種意義上，化身之謎在每個母親身上都重復著；每個出世的孩子都是被造成人的神：
除非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他不可能將自我實現為一個有意識的自由人；母親參與制造了這種神秘，但她未能控制它；這個發育於她的子宮的人，最後將會有怎樣的真正本性，是她所不能影響的。她用兩種相互矛盾的幻想表現了這種不確定性：每個母親都認為她的孩子會成為英雄，因而一想到生出一個有意識的自由人，就會感到不可思議；但她也害怕生出一個有缺陷的人或怪物，因為她十分清楚地意識到，這個肉體是否幸福要取決於環境，因而是偶然的——而且這個在她身體裡住著的胎兒，只不過是一個肉體。有時這種那種神話令她感到困惑；
但女人屢屢在這兩種矛盾的幻想之間搖擺不定。此外她也感到另一種含糊性。由於卷入了物種的大循環，她不顧時間和死亡去肯定生命：她由此看到了不朽；但她通過自己的肉體也感到了黑格爾的話的真實性：“孩子的出生就是父母的死亡。”黑格爾還說，孩子正是“那種外在於他們的愛情之物”，反之，孩子將“在同自身根源的分離過程中”獲得他自己的存在，“而在這分離過程中，那根源將找到它的終點”。對於女人來說，她自己的這種投射，也是她死亡的預兆。每當想到分娩，她就會產生一種恐懼感，她在這時表現了這種真實性：她擔心這會意味著她自己生命的喪失。
懷孕的含義是如此曖昧，當然女人會對它采取一種矛盾態度；而且她的態度會隨著胎兒發育的不同階段而變化。首先應當強調，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嬰兒並不存在；他還只不過是一個想像中的存在；即將做母親的女人，可以默默地想著這個幾個月後就要出世的小家伙，可以忙個不停，為嬰兒准備搖籃和其他一切用品；她所具體感受到的只是，發生在她身體裡的紊亂的機體現象。某些主管生命和生育力的高級祭司神秘地宣稱，女人通過她所感受到的某種快感可以得知，男人剛才已經讓她受孕：這種神話應當予以拋棄。她在這種事發生時根本沒有什麼可靠的直覺，後來只能從多少是無法確定的某些跡象來進行推測。她的月經停止了，她變胖了，她的乳房變得又大又嬌嫩，她頭暈和嘔吐；有時她只是以為自己生了病，醫生則向她講明了她的實際情況。然後她才知道她的身體注定要超越它本身；源於她的肉體但又和她的肉體不相干的那個生長物，在她的身體裡回復一日地變大；她成了把本身的神秘法則強加於她的物種的獵物，通常這種對陌生的外在力量的屈從使她感到恐懼，這種恐懼表現在清晨的不適和嘔吐。這部分是由於此時胃分泌液的變化引起的；但若是這一反應不曾為其他哺乳動物所經歷，因而對女人是一種重要的反應，那麼其產生的原因便是心理性的；它表明了人類女性中的物種與個體沖突的激烈程度。即使女人非常想有一個孩子，她的身體在被迫經歷生殖過程時，也會進行激烈的反抗。斯特克爾說，“在神經性焦慮的情況下”，孕婦的嘔吐總是表明對嬰兒的某種拒絕態度；如果女人基於往往是難以言狀的理由，采取敵視態度，消化系統的毛病就會被誇大。
海倫·多伊奇說：“精神分析學告訴我們，嘔吐作為懷孕的口部征兆，其在心理上的加劇，只有在口部的排他傾向伴隨著對懷孕或胎兒的敵視情緒時才會出現”；她還說：“懷孕時嘔吐的真正含義，往往和少女歇斯底裡嘔吐的真正含義完全相同，少女的這種嘔吐是因無意識的懷孕幻想引起的。”這兩種情況都是古代口中受孕觀念的再現，孩子們常常接受這樣的觀念。
幼稚的女人尤其和過去一樣認為，懷孕是一種消化器官的疾病。海倫·多伊奇舉了一個病人的例子，這個病人小心地檢查自己是否吐出了胎兒的碎片，雖然她也知道這種無法驅逐的想法是荒唐的。病態的饑餓，沒有食欲，以及厭惡的感覺，都同樣表明了想保留胎兒和想摧殘胎兒兩種希望之間的猶豫不決。我曾認識一個年輕女人，她同時患了過度嘔吐和嚴重便秘症；
她主動和我說，她有一種模糊的念頭，又想打掉胎兒，又想逼迫自己保留胎兒，這和她的自覺願望相吻合。
阿瑟博士（Dr，AIthuS）在他的《婚姻》一書中描述了一種情況，簡述如下：
T夫人出現了嚴重的懷孕紊亂，並伴有失控性嘔吐……她的情況十分緊急，必須建議她進行治療性墮胎……病人對這種想法十分不安……所做的簡要分析表明，T夫人下意識地把自己認同於以前的一個校友，這個校友曾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因為第一次懷孕而離開了人世。一旦把這一背景引入意識，症狀便消失了；兩個星期後她仍在嘔吐，但不再有危險。
便秘、腹瀉以及排他性努力，始終是欲望和焦慮的同一種混合體；有時它的結果是流產：
幾乎所有的自然流產都有心理上的根源。上面提到的種種紊亂越是受到強調，女人就越是會認為它們是重要的，就越是會以自我為中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孕婦的眾所周知的特殊欲望，是一些無知的、被隨心所欲保持著的魔念；在受孕與營養相關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它們總是涉及到要吃的東西；孕婦一感到身體不舒服，就會產生時常是無法擺脫的欲望，就會表現出這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情形在心理紊亂時也常常發生。這種欲望的滋生是一個傳統問題，正如歇斯底裡的滋生也是一個傳統問題；孕婦希望有這種欲望，她始終留心著這種欲望，她虛構著這種欲望。我聽說一個年輕的未婚孕婦，她想吃菠菜想得發瘋，便跑到市場上買了一些，在等著菠菜做熟時急得直跺腳。她用這種方式表現了她對孤獨的焦慮；由於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她迫不及待地忙於滿足自己的欲望。阿伯蘭特公爵夫人在回憶錄中饒有風趣地描述了這種情況，孕婦的這種欲望顯然是由周圍人的暗示引起的。她抱怨說，她懷孕時，周圍的人對她關心得太過分了：
“這些照顧和善意的關心加劇了不適、嘔吐、神經質以及其他許多幾乎總是隨著初次懷孕而來的痛苦，我就是這樣認為的……有一天，我和母親一起吃晚飯，是她開的頭……‘天哪！’她突然大叫道，‘天哪！我忘了問你特別想吃什麼東西。”’“可是我沒有什麼特別想吃的，”我回答。“你沒有什麼特別想吃的？！”我母親吃驚地叫道，“什麼都不想吃？！但這種事還沒有聽說過。你肯定是搞錯了。
你還沒有注意過。我要對你婆婆說說這件事。”
於是我的兩位母親在一起商量。朱諾也擔心我會給他生下一個長著野豬腦袋的孩子……他每天早上問我：“勞拉，你想吃什麼？”我丈夫的姐姐也在旁邊附合著……她說，她見過數不清的人都是因為吃不到想吃的東西才變丑的……我終於嚇壞了……我挖空心思地想我到底最想吃什麼，可競一樣也想不出來。有一天我正在吃菠蘿餅時，終於想到菠蘿是我最想吃的東西。我一深信我想吃菠蘿，便首先感到一種強烈的欲望，這種欲望由於我發現它們還不到季節而增強。
啊，當時我覺得，那種瘋狂欲望使你感到，如果得不到滿足你會死掉。〔菠蘿總算搞到了，並且端到了我的面前。我推開了盤子。“我不知道我出了什麼毛病，反正不能吃菠蘿。”……他們只好把盤子端走，還把窗戶打開，在我的房間撒了香水，以便把那種突然令我十分厭惡的氣味除得一干二淨。最讓人奇怪的是，此後若不是實際上在強迫自己的話，我再也不能夠吃菠蘿了。
最受人關心或最自我關注的女人，是那些最大量地顯示病態征兆的人。那種最容易度過懷孕磨難的人，一方面是些完全獻身於生殖功能的主婦，另一方面是些有男人味兒的女人，她們對自己的身體冒險並不感到特別恐懼，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心甘情願地度過去，覺得這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德·史達爾夫人在度過懷孕期時就像在經歷談話似的輕松自如。
隨著懷孕的進展，母親與胎兒的關系也在變化。胎兒被牢牢地固定在母親的子宮；兩個機體相互適應；發生在兩者之間的生物學交換，使女人能夠重新獲得平衡；她不再覺得自己是被物種占有，而是她占有了她身體的果實。在最初幾個月，她仍是個普通女人，盡管她體內的那種神秘活動一直在持續；後來大家公認她是一個要做母親的人，她的虛弱只不過是她的榮耀的另一方面。當她的虛弱變得日益明顯時，一切都得到了諒解。許多女人發現，懷孕後期她們的心情平靜得出奇：她們覺得自己的生存正當性得到了證明。她們以前總是感到有一種想觀察自己、想檢查自己的欲望；但出於社會禮儀，她們總是不太敢自由地放縱這種好奇心。現在這則成為她們的權利；她們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孩子做的。人們不再要求她們工作或作出努力；她們也不再非得去考慮別人的事情不可；她們對未來的夢想，使此時此刻有了意義；她們只須讓自己活著；她們在度假。
孕婦的——〔存在理由〕就在那裡，在她的子宮裡，並賦予她以豐富多彩的完美意義。
海倫·多伊奇的一個病人說：“它猶如冬天一直在燃燒著的爐子，呆在那裡只是為了你，完全服從你的意志。它也像夏天不停噴出冷水的淋浴，令人感到清爽。它就在那裡。”於是，隨著自我實現，孕婦也產生了一種滿足感，她覺得自己是“令人感興趣的”，是從少女時就強烈希望成為的某個要人；作為妻子，她因依附於男人而每況愈下；現在她不再作為性的客體進行服務，但她仍然是物種的化身，她象征著生命的希望，永生的希望。周圍的人尊重她；她的任性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如我們所見，這是鼓勵她發明“欲望”的原因。海倫·多伊奇說，“懷孕使女人有可能讓在其他場合似乎是荒謬的行為變得合理。”由於她子宮裡另一個人的存在，證明了她生存的正當性，她終於有了特權，使她完全是她自己。
柯萊特在《晚星》中描述了她自己的懷孕過程：
不知不覺地，慢慢地，女人對懷孕的幸福感傳遍了我的全身。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適，任何痛苦。幸福感，滿足的愉快呻吟——我該用怎樣的科學的或普通的字眼來稱呼這種庇護感呢？這種情感肯定是絕對勢不可擋的，因為我至今沒有忘卻。我討厭隱瞞我過去未曾注意到過的這種感覺——這就是自豪感，庸俗的崇高感。當我的果實日漸成熟時，我享受到了這些感覺……每天晚上我都向我生活的一個美好時光道個小別。我十分清楚，我回顧這段時光時會感到遺憾。但興奮、滿足和幸福淹沒了一切，駕馭我的是溫柔的動物性，因體重增加而產生的惰性，在我身體裡發育的小東西發出的無聲要求。
第六個月，第七個月……第一顆草莓，第一朵玫瑰。除了漫長的假日，我又能把我的懷孕稱作什麼呢？分娩的陣痛已被忘卻，但漫長、美好至極的假日卻沒有被忘卻：這一切我全都記得。我尤其記得閒暇時我昏昏欲睡的情景，我覺得我又回到了童年，特別想在地上、草坪上、溫暖的大地上睡上一覺。這是我唯一的“渴望”，而這種渴望是有益健康的。快分娩時，我就像是一只偷了雞蛋想溜走的老鼠。我感到不便，變得非常疲倦，連床都上不去了……雖然我覺得笨重和疲倦，我的假日仍在繼續。我得到了不少特權和關心的保護。
柯萊特告訴我們，她的一個朋友稱這種愉快的懷孕，是“男人懷孕”。事實上，她似乎是這種女人的典型：她們能夠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狀況，因為她們對這種狀況並不全神貫注。同時她作為作家，也在繼續從事自己的工作。“嬰兒發出指示，他才是最重要的，於是我把筆帽套在了鋼筆上。”
其他女人的心情則比較沉重；她們不斷思索著她們新的重要地位。哪怕受到點極小的鼓勵，她們也會在自己身上復活男性神話：她們用生命繁殖的黑暗，去對抗精神之光；用神秘的內在性，去對抗清晰的意識；用不遂人意日益膨大的沉重腹部，去對抗含義豐富的自由。
要做母親的女人，覺得自己和土壤與草地。根與莖是一體的；她睡著時，她的睡眼就像騷動世界的蒼茫渾沌的睡眠。有些人比較能忘卻自我，她們尤其喜愛長在她們身體裡的那個有生命的小寶貝。在塞西爾·索瓦熱的詩歌《芽之靈》中表現了這種喜悅：
你屬於我猶如黎明屬於平原，我的生命包圍著你，猶如溫暖的羊毛，你嬌嫩的肢體在這兒悄悄地長大。接著是：
萌發的小生命連著我的精華，我用自己的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她在給丈夫的信中寫道：
真奇怪，我覺得我好像在參與形成一顆極小的行星，在塑造這脆弱的天體。我離生命從來沒有這樣近過。我從未如此清楚地感到，我是大地的姐姐，與它的草木和旺盛生命力聯為一體。我的雙腳踏在大地上時，仿佛它是個有生命的東西。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夢見長笛、蘇醒的蜜蜂，還有露水，因為他在我腹中踢騰和騷動。你怎麼會知道這個萌動的生命，是怎樣用春季的清新和青春的活力充實了我的心！想一想吧，這就是皮埃羅的，J、生命，在我腹內的黑暗中，這個小生命正在讓和他一樣的無限深沉的兩個大眼睛完美起來。
另一方面，那些本來就樂於討好男人的女人，那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做性的客體的女人，那些熱愛自己形體美的女人，當她們看到自己的身體在變形、變丑，不再能引起男人的欲望時，便會深深地感到苦惱。她們會覺得懷孕根本不是度假，不是豐富，而寧可說是自我萎縮。
伊莎多拉·鄧肯就這樣寫道：
孩子現在越來越表現自己了。看到我大理石般美麗的身體變軟了，變弱了，變橫了，變形了，真讓人感到吃驚……我在海邊漫步時，有時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力量感和威武感，我覺得這個小東西將是屬於我的，唯一屬於我的，但也有的時候……我覺得我落入可怕的陷阱，是個非常可憐的動物……我有時充滿希望，有時又十分絕望，常想起我這一生的經歷——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時代，我在遙遠國度的遨游，我的藝術發現，這些作為遙遠的膝跪的序幕，把我漸漸地引到了這一天——孩子出生之前。一個農婦能有什麼呢？……各種痛苦和恐懼開始向我襲來。我徒勞地告訴自己，每個女人都會有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中這就是一切，等等。不過，我還是感到害怕。怕什麼呢？當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一種我聞所未聞的莫名的害怕……我驚異地注視著我可愛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膨大了……我那可愛的年輕身材哪裡去了？我的報負哪裡去了？我的名氣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哀和沮喪。這種同巨大生命的比賽進行得太過分了。但當時我也想到隨著孩子即將出世，所有這類痛苦都會消失的……我在那天晚上小心地等待著那不堪忍受的時刻……為了母親的光榮，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啊！
在懷孕的最後階段，母子有了分裂的跡象。對孩子的第一個動作，對世界人口發生的朝著子宮壁（它使他與世隔絕）的踢騰，女人有著各種各樣的感受。對這種預告一個獨立的生命即將出現的信號，有的女人感到無限的驚奇，有的女人則可能對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厭惡。
胎兒與母體的結合又一次受到干擾：子宮下垂，孕婦有一種受壓迫、緊張和呼吸困難的感覺。
這時，她並不是為一般物種所占有，而是為即將出世的嬰兒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個心理形象，一種希望；現在，他變成了一種眼前的堅固現實，而這種現實造成了新問題。
每一種轉變都會帶來極大的焦慮，分娩尤其令人驚恐不已。每當孕婦臨產時，她童年的各種恐怖都會重現；如果有罪感使她認為母親在詛咒她，她會確信她將死去或者孩子將死去。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就把年輕的麗絲描寫成這類幼稚的女人：她們把分娩看成死刑判決；而事實上她也確實是在這時死去的。
分娩在不同情況含義大不相同：母親既希望能保存這個作為她自我的一部分的可愛而又可貴的肉體，又希望能擺脫這個入侵者；她希望夢想終於能在她身上成為現實，但又害怕實現母性會帶來新的責任。兩種欲望都占支配地位，但她常在兩者之間煩惱不已。在臨近這種令人不安的災難時，她往往也會表現出三心二意：她想向自己和周圍的人——她的母親，她的丈夫證明，她能夠獨自闖過難關；但她同時也會由於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由於極其不滿意自己仍然是被動的，對這個世界，對生活，對她的家庭恨恨不已。有獨立性格的女人——主婦或男人氣的女人，在快要分娩乃至分娩時，會願意扮演主動角色；性格很幼稚的那些女人，由於被托付給助產士或母親，將會是被動的；有些人會對沒有大哭大嚎感到驕傲；也有些人會拒絕服從任何指揮。
總之，我們可以說，女人通過這種危機表明了她們對一般世界，對她們變成母親的根本態度：她們也許是能吃苦的，聽天由命的，苛求的，專橫的，反抗的，被動的，或緊張的。
這些心理傾向，會對整個懷孕過程以及對分娩的困難程度，產生巨大影響（當然分娩也受純機體因素的影響）。耐人尋味的是，女人和某些雌性家畜一樣，在履行大自然分給她的功能時，需要得到幫助；有些在艱苦環境裡生活的農婦和羞於見人的未婚母親，是獨自完成分娩的，但她們的這種行為，也經常導致嬰兒的死亡和母親的不治之症。女人就是在實現她的女性命運時也還是依附的：這再一次證明了，在人類當中，自然功能同人為作用根本不可能完全分離。在自然情況下，女性個體利益與物種利益的沖突十分激烈，它常引起母親或孩子的死亡：
正是由於人為的干預，藥物的或外科手術的，才減少了乃至近乎消除了以往屢屢發生的不幸。
麻醉技術使聖經的這句話大為失效：“你將在悲痛之中生下孩子”；采用這種技術，在美國已經很普遍，在法國也開始普及；由於1949年5月通過的法律，采用這種技術在英國已成為義務。還很難確定使用這種技術以後，女人的痛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脫。實際上，分娩時間從兩三小時到24個小時不等，不可一概而論。對於有些女人，分娩簡直就是一種殉難。
伊莎多拉·鄧肯的情況就是如此；她的整個孕期是在煩惱中度過的，她的分娩痛苦由於心理障礙而加劇。她這樣寫道：
就說西班牙的宗教審判吧！沒有一個生過孩子的女人會對此種審判感到恐懼。相比之下，這只不過是個溫和的游戲。無情而又殘酷，明知道無法擺脫卻又無人憐憫，這個可怕的無形的精靈緊緊把我抓住，在持續的抽搐中，把我的骨肉撕開。人們都說這痛苦很快就會淡忘。而我的全部回答卻只能是，只要我閉上眼睛，就又會聽到我當時發出的嚎叫聲和呻吟聲。
相反，有些女人認為這種折磨還是比較容易忍受的。少數人從中得到肉欲的快感。前面所提到的斯特克爾的那位病人，她就在自述中寫道，她是一個性欲十分強烈的人，以至分娩對她也是一種性行為。有一個十分有魅力的護士來為她洗澡和沖洗，她覺得高度興奮，一陣緊張。
也有些女人說，分娩讓她們感到有創造力；她們的確是自願完成這項富有成效的任務的。
與此完全相反，許多人則覺得自己是被動的——是受苦受難的工具。
母親與新生兒的最初關系，也同樣因人而異。有些女人因感到腹中空虛而痛苦：她們覺得她們的寶物被人偷走了。寨西爾·索瓦熱在詩中表達了這種感覺：“我是蜂巢，群蜂離我而去”；還有：“他出生了，我失去了我可愛的小家伙，現在他出生了，我卻感到孤單了。”
然而，所有的年輕母親同時也都會感到一種極大的好奇。能夠看見和抱著一個在自己身體裡長成並由自己生出的生命，這真是一個不曾見到過的奇跡。但是，在把新的存在帶到世界上的這一非同尋常的事件中，母親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她並不曉得。要是沒有她，新生兒就不會存在，可是他卻離開了她。眼看著他出世，和她斷絕了關系，她非常憂郁。而且她幾乎總是失望的。女人很想讓這個新出生的人確實屬於她，猶如她的雙手確實屬於她；但他的各種感受卻被他牢牢地封鎖起來，他是不透明的，不可入的，自成一體的；她甚至不承認他，因為她不了解他。她獨自經歷了懷孕的過程：她和這個陌生的小東西沒有共同的過去。她希望她能夠馬上熟悉他；但事實卻不然，他是個新出現的人，她對接受他時表現出的冷淡感到吃驚。在她懷孕時的幻想中，他是一個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的心理形象，母親在考慮著享受做母親的未來；現在他卻是一個有限的小個體，而且呆在那裡實際上是——依附的、嬌嫩的、苛求的。在他終於來臨給她帶來的由衷快活中，夾雜著一種遺憾：她發現他不過如此而已。
分娩以後，許多年輕的母親通過哺乳，同嬰兒重建了類似動物的親密關系；這比懷孕更累人，但使哺乳母親可以延長度假的狀態，可以享受到懷孕時所享受的平靜與充實。柯萊特·奧德裡談到她的女主人公們時說：
給孩子喂奶時，她當然不可能做別的事情，喂奶也許要持續一段時間；她甚至不去想以後該做些什麼。她只須等待，直到他像一個蜜蜂似的離開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在發現同嬰兒的明確的新聯系前，她們一直保持著最初那種令人吃驚的冷漠態度。柯萊特的情況便是如此，例如她不能給她剛出生的女兒喂奶，她在《晚星》中以慣有的真誠態度，描寫了她開始做母親時的感覺：
於是我開始仔細端詳闖進家來的這位不速之客……在我凝視的目光中會含有深深的愛嗎？恐怕還不能這麼說。我的確習慣於對什麼事都感到好奇——現在仍然如此。所以，我對這個集壯觀之大成的剛出世的孩子感到不勝驚奇：她的指甲，如粉紅河蝦凸殼一般透明，她的腳掌，還未落地就來到我們這兒。她的睫毛如羽毛般輕盈，垂落在她的雙頰上，她的眼睛仿佛在大地景物和淡藍色的夢之間。她的小小的性器官，猶如有淺淺溝紋的杏仁，兩瓣嘴唇閉合。但我卻無法為這種我常發出的贊歎起個名稱，我不認為這就是愛。我觀察著，等待著……從這我在生活中盼望已久的注視中，我並未產生一般入了魔的母親的那種警覺和競爭感。我不知道那個信號——它對於我來說，將預示著邁進生活的更為困難的第二階段——何時會出現？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通過多次叮囑、潛在的嫉妒騷動、錯誤的乃至正確的事先警告，通過洋洋得意地控制我低三下四地創造出來的生命，通過我想一本正經地教訓別人的多少有點虛偽的意識，我總有一天會變成一個平常的母親。到目前為止，只有當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話語時，只有當意識、頑皮乃至親情使一個與其他孩子無異的孩子變成一個女兒，而且由一個女兒變成我的女兒時，我才能恢復平靜！
也許許多母親都會對承擔新的責任感到惶惶不安。這樣的女人在懷孕時完全聽任肉體的擺布，不要求有任何主動精神。而今她面對著一個有權要求得到關心的人。有些女人依舊快快活活，無憂無慮，她們住院的時候，愉快地愛撫著自己的孩子，但回家後卻把孩子視為一種負擔。甚至連哺乳也不能給這種女人帶來任何快意；相反，她擔心這會毀掉她的胸脯；她怨恨地感到自己的乳頭給弄破了，乳腺給弄疼了，讓孩子吸吮傷害了她；她覺得孩子吸走了她的力量，她的生命，她的幸福。孩子讓她處於苛刻的奴隸地位，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他似乎是個暴君；她對這個陌生的小家伙，這個個人產生了敵意，因為他威脅了她的肉體，她的自由，她的整個自我。
這裡涉及到許多其他因素。女人與她母親的關系仍在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倫·多伊奇提到這樣一個實例，有個年輕的哺乳母親，每當她的母親來看她時，她便不來奶水；她緊張不安，就像學生上考場似的。年輕的母親常常要求得到幫助，但她對別人照料這孩子又感到嫉妒，因而顯得很不高興。她同孩子父親的關系，以及孩子父親對此的感覺，也有著重要的影響。綜合經濟和感情方面的復雜原因，孩子可能會成為負擔和障礙，也可能會被當做寶貝，成為獲得自由和保障的手段。有時敵意變成公開的仇恨，通過極端忽視和虐待表現出來。
通常，母親會念念不忘自己的責任，努力抗衡這種敵意；她的內疚感引起一種焦慮狀態，這是孕期憂慮的繼續。精神分析學家們認為，母親如果總也擺脫不掉想傷害孩子的念頭，如果臆想會發生可怕的意外，那麼她們就會把孩子當成敵人，強迫自己對他們進行壓制。
這個事實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引起注意，並使母子關系明顯有別於其他任何人際關系：
嬰兒最初並沒有積極參與這種關系——他的微笑，他的呀呀學語，除了母親所賦予的無任何其他含義；不論他是顯得迷人、無與倫比，還是顯得討厭、平庸和可恨，這都要取決於她，而不是取決於嬰兒。這就是為什麼冷漠。不滿和陰郁的女人，若是想通過孩子獲得一種伙伴關系、一種溫暖、一種刺激，借以擺脫自我，其結果總是大失所望的原因。和青春期、性發動和婚姻的變化一樣，做母親的變化，在希望以外部事件更新自己的生命。從而證明生命的正當性的那些人身上，也會引起深深的失望感。索菲婭·托爾斯泰寫道，那9個月在她的一生中是極其可怕的，至於第十個月，談得越少越好。她在日記中枉費心機地想表現出一種傳統的快活，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她的悲傷，她對新責任的憂慮，盡管她發誓說她有強烈的母愛，還說她愛自己的丈夫，因為孩子是屬於他的。但是很顯然，她如此炫耀她對丈夫的愛，僅僅是因為她其實並不愛他。這種厭惡實際上反映在她在不情願的擁抱中所懷上的孩子身上。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描述了一位年輕母親的含糊態度，她喜歡她的丈夫，但討厭和他擁抱。她對孩子很有感情，同時卻有一種空虛感，她憂心忡忡地把這種空虛感看成是徹頭徹尾的冷漠。琳達悠閒地躺在花園裡，旁邊緊靠著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斯坦利。
是啊，她嫁給了他。更重要的是她愛他。不是大家所見的那個斯坦利，不是平常的那個斯坦利，而是膽怯、敏感、無知、每天晚上都跪著祈禱的斯坦利……但麻煩的是……她很少見到她的斯坦利。倒是有過寧靜的目光，寧靜的片刻和瞬間，但其余一切時間，好像都是住在常常著火而又無法避免的房子裡，坐在天天遇難的船上。而大難當頭的總是斯坦利。她的整塊整塊的時間都花在讓他得救、恢復和安靜上面，花在傾聽他的故事上面。剩下來的時間則在生怕懷孕中度過……說生兒育女是女人的共同命運倒是滿動聽的。但並不對。例如她就能證明那是錯的。由於分娩，她被拖垮，變得衰弱，失去了勇氣。倍加難以忍受的是，她並不愛自己的孩子。假裝也沒有用……
不，每當她踏上那可怕的旅途，它就好像一股寒風，吹得她周身寒徹；她實在沒剩下什麼溫暖留給他們。
至於那個男孩子——啊，謝天謝地，母親總算要了他；他是屬於母親的，或是屬於貝裡爾的，或是誰想要他，他就屬於誰。她幾乎從未抱過他。她對他非常冷淡，讓他原封不動地躺在那裡……琳達朝下望了一眼……
那笑是多麼離奇，多麼出人意料，連琳達自己也笑了。不過她控制住自己，對孩子冷冷地說，“我不喜歡小孩子。”
“你不喜歡小孩子？”男孩子不能相信她。“不喜歡我？”他傻乎乎地朝著母親揮著胳膊。
琳達離開椅子，坐到草地上。
“你為什麼老是在笑？”她聲色俱厲地說，“要是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你就不會笑了。”……琳達對這個小家伙的自信十分驚訝……啊，不，還是真誠點好。這不是她的感覺；這是截然不同的某種感覺，十分新奇的某種感覺，十分……淚珠在她眼裡滾動；
她輕輕地對男孩子說，“喂，我的小滑頭！”
這些例子全都證明，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不管怎麼說，反正“本能”這個詞對人類不適用。母親的態度，取決於她的整體處境以及她對此的反應。如我們剛才所見，這有無窮的變化。
然而，事實依舊是，除非環境十分不利，否則母親會通過孩子豐富她的生活。在談到一個年輕母親時，柯萊特·奧德裡說，她的孩子猶如她自己的生存現實的證據，通過他，她控制了一般事物，而最重要的是，她控制了她自己。作者通過一個女人說道：
他在我的懷中沉甸甸的，好像是世界最重的東西，達到了我力量的極限。他把我埋在寂寞和黑暗之中。他突然把整個世界的重量壓在了我的肩上。那的確是我想要他的原因。我自己太輕了。
如果有些母親只想多育而不肯盡母親的義務，在孩子斷乳或出生後對他失去了興趣，只希望能重新懷孕，那麼她們當中的許多人反倒會覺得，正是分離才會給她們帶來孩子；孩子不再是她們本人的水乳交融的一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孩子也不再是隱隱糾纏她們的身體，而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在經歷了分娩的痛苦以後，塞西爾·索瓦熱用一首詩表達了她對母親占有的快活，她稱這個嬰兒是她的“小情人”，她的替身，她可以非常幸福和興奮地抱他，吻他，向他問好；他是她“用鮮血、歡樂和赤裸肉體做成的小雕像”。
有人再三堅持說，女人十分樂意通過孩子去得到陰莖的對等物，但這種說法絕對不准確。
實際上，成年男人不像童年那樣，把他的陰莖當做奇妙的玩物，對成年人來說，它的價值在於它能夠使他占有他想弄到手的客體。同樣，成年女人所嫉妒的是男性所占有的獵物，而不是他用來占有的工具。孩子滿足了在男性擁抱中所無法完全滿足的那種攻擊性的性愛：對女人來說，孩子相當於她可以讓丈夫去找的、她本人又無法替代的情婦角色。當然，這種對應說法並不准確；每一種關系都是suigeneris[獨特的〕，唯一的；但正如情夫從情婦身上所得到的那樣，母親從孩子身上也得到了肉體上的充實，這種充實不是在屈服中，而是在支配中得到的；通過孩子，她得到了男人想從女人身上想得到的東西：一個他者，他集自然和理智子一身，他是獵物又是替身。嬰兒是全部自然的體現。柯萊特·奧德裡的女主人公告訴我們說，她在孩子身上發現了“一種專為我的手指觸摸准備的皮膚，它實現了我對一切小貓、一切花朵的期望”。孩子的肉體所具有的柔軟而溫暖的彈性，是女人小時候極欲從母親身上、後來又極想在萬物之中得到的東西。嬰兒是植物和動物，他的眼睛是雨水和河流，是蔚藍色的大海和天空；他的指甲是珊瑚，他的毛發長得如絲一般；他是個有生命的布娃娃，一只小鳥，一只小貓；“我的花兒，我的小雞，我的羔羊”。母親嘟嚷的幾乎全是情人的語言，如情人似的急不可待地利用這種占有；她使用了同樣的占有舉止：撫摸和親吻；她把孩子緊緊地摟在胸前，她讓他在自己的懷抱中，在自己的床上得到溫暖。有時這種關系有明顯的性的性質。
在前面引自斯特克爾的那位母親的自述中，她說她感到羞愧，因為她給孩子喂奶時帶有性的色彩，孩子的觸摸令她快活得發抖；孩子兩歲時，他像個情人似的撫摸她，幾乎不可抗拒，她不得不拼命地擺脫想玩弄他的陰莖的誘惑。
孩子長大一點以後，母性有了新的表現；最初，他只不過是個嬰兒，與其他任何嬰兒無異，他只是一般地存在，只是這個年齡層的孩子的一個標本；後來他一點一點地表現出個性。
十分專橫的或肉欲十分強烈的女人，這時會對孩子逐漸冷淡；相反，其他一些女人（如柯萊特）這時會開始對她們的子女真正感興趣。母子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孩子是替身，是alterego〔第二自我]，有時母親很想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他身上，然而他又是獨立的主體，因而難以駕馭；他如今強烈表現出真實性，但在臆想中他又是未來的少年和成人。他是財富和寶藏，但也是她的負擔和暴君。母親從他那兒得到快活是一種慷慨；她必須通過服務、給予、和使他幸福，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活，如柯萊特·奧德裡筆下的母親那樣：
於是他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如人們從書本上讀到的那樣；但是，它之所以和書上所說的童年相像，是因為真正的玫瑰極像明信片上的玫瑰。而這種幸福是來自於我的，正如喂他的奶水也是來自於我的。
和墜入情網的女人一樣，母親也很樂意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存被她所滿足的需要證明是正當的；但是，使母愛變得困難和崇高的是，實際上它並不含有相互性的意味；
母親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不是男人、英雄或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是沉淪於脆弱、依附於身體的呀呀學語的小人兒。孩子未占有過任何價值，他什麼也不能給予，和他在一起，女人仍感到孤單；她不能期望她的給予能夠得到回報，她要自己去證明這種給予的正當性。這種慷慨值得贊美，男人也會不遺余力地對她大唱贊歌；但是，當母性宗教宣布所有的母親都是神聖的時，曲解便開始了。母親的奉獻有時可能是完全真誠的，不過這種情況十分罕見。母性通常是自戀、利他、懶散的白日夢、真誠、欺詐、奉獻和玩世不恭的奇特混合。
在我們的文化中，孩子所面臨的嚴重危險在於，受托養育完全沒有生活能力的孩子的母親，實際上幾乎總是心懷不滿的女人：她在性方面要麼冷淡，要麼未得到滿足；在社會上，她覺得自己不如男人；她從未獨立地把握過世界或未來。她想通過自己的孩子去彌補這一切挫折。人們要是清楚女人的目前處境使她的自我實現多麼困難，她的心裡孕育著多麼多的欲望、反抗情緒和正當要求，就會知道讓她去照料毫無自衛能力的孩子這種想法該有多麼可怕。
她對布娃娃時而溺愛、時而折磨時，她的行為是象征性的；但在她的孩子面前，這種象征變成了嚴酷的現實。母親打孩子並非僅僅在打她的孩子；在某種意義上，她根本沒有打他：她是在對男人，在對世界，或在對她自己進行報復。這樣的母親往往會後悔，孩子也許不會有怨恨，但他確實受到了打擊。
母性的殘忍一面一直為人所知，但以前總是虛偽地認為這一面是屬於殘酷繼母的形象，她在“好”母親死後懲罰她的子女。近來的文學作品時常描寫“壞”母親，如果說這種類型有點例外，那是因為大多數女人的道德和端莊可以抑制她們的本能沖動；盡管如此，這種沖動仍然時常會在盛怒、打罵和懲罰等諸如此類的情況下突然爆發出來。和公然進行虐待的母親一起出現的，還有許多特別任性和專橫的母親；她們把孩子時而當做布娃娃，時而當做順從的小奴隸；如果虛榮，她們就會拿孩子去炫耀；如果嫉妒，她們就會把他藏起來。她們往往過分地期望她們的照顧會得到感激。當科內麗她誇她的孩子說“這是我的寶貝”時，她為後代樹立了一個壞榜樣；數不勝數的母親希望重復這種驕傲姿態，毫不遲疑地把不能實現她們願望的普通小人兒犧牲掉。她們想讓他像或想讓他不像她們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夠像其他她們所崇敬的親屬；她們想讓他成為想像中的某個英雄。這種專制對孩子是有害的，而且總是令母親失望。這種前面提到的教育上的固執，同反復無常的虐待往往交織在一起；母親常借口“訓練”孩子，原諒自己的勃然大怒；而她在這件事上的不成功，更增加了她的敵意。
另一種對孩子同樣具有毀滅性的常見態度是受虐式的奉獻，母親心甘情願地做子女的奴隸，以彌補自己的內心空虛，懲罰自己的難以啟齒的敵意。這樣的母親焦慮得反常，不許孩子離開她的視線；她放棄了一切娛樂，一切個人生活，於是承擔了犧牲者的角色；由於這些犧牲，她認為自己有權不給孩子任何獨立地位。母親方面的這種自我犧牲，很容易引起專制的支配意志；〔悲哀的母親〕以她的苦難鍛造出了武器，用它瘋狂地進行虐待；她所表現出的聽天由命，使孩子產生了一種終身難以消除的有罪感：這一做法甚至比她表現出攻擊性更為有害。孩子被擲來擲去，感到不知所措，防不勝防：時而拳打腳踢，時而淚流滿面，使他形同於一個罪犯。
母親的主要借口是，孩子根本不可能提供她從小就希望得到的幸福的自我實現；她由於自己受騙、孩子又天真的揭穿這一騙局而指責他。她以前的舉止和拿布娃娃取樂無異；她幫助姐姐或朋友看孩子時無須負什麼責任。但現在，社會、她的丈夫、她的母親，還有她自己的自尊心，都堅持讓她為那個陌生的小生命負起責任，仿佛這完全是她的事情。尤其是她的丈夫，他因孩子的過失而大發脾氣時，簡直就和因妻子把飯做糟了，或她的行為不檢點面大發脾氣時一樣；他的無理要求常會對母子關系產生不利的影響。一個獨立的女人，由於她的孤獨地位，由於她無憂無慮，或由於她在家有權威，在思想上將會平靜得多；她不會像有的女人那樣，屈從於專橫的要求，不管自己願意不願意一律依從，而且還強迫孩子依從。
要把如動物生存一般神秘的、如自然力一般混亂無序的，然而又是人的生存，納入預先構想的模式，是極其困難的。因此，人們既不能夠像訓練狗那樣，無須交談就對孩子加以訓練，也不能夠用成人的語言讓他聽明白道理；而孩子則利用了這種處境，他要麼用動物般的抽泣或火氣來答話，要麼用傲慢的言辭去反抗約束。
這樣提出的問題無疑具有挑戰性，而有時間解決這個問題的母親，將會喜歡她的教育功能：當安靜地坐在公園時，她會發現孩子仍不失為偷閒的極好借口，就和懷孕時一樣；多少有點孩子氣的她，和孩子在一起時往往十分樂意顯出天真的模樣，重溫她早年的游戲和語言，興趣和快樂。但是當母親忙著洗涮、做飯。照料另一個嬰兒、上市場買東西、接待客人時，特別是當她為丈夫的事忙得不可開交時，孩子就只能是麻煩和累贅了。她無暇顧及去“訓練”他；主要是防止他闖禍；他總是打破、撕壞或弄髒東西，常常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總是忙個不停，哭哭鬧鬧，說這說那，吵得讓人心煩。他依自己的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他的這種生活又打亂了父母的生活。父母的興趣和他的興趣並非緊緊咬合，這樣便引起了各種麻煩。
他永遠是一個負擔。於是父母常常強迫他作出他不理解的犧牲：他要為他們的安寧平靜作出犧牲，也要為他自己的未來作出犧牲。他很自然地要進行反抗。他弄不明白母親試圖向他作出的種種解釋，因為她無法洞察他的意識；他的夢想，他的恐懼，他的擺脫不掉的念頭和他的欲望，形成了一個她無法看透的世界：母親只能從外部盲目地控制一個人，而這個人覺得她立下的規矩與他毫不相干，是一種荒謬的負擔。
孩子長得大一點時，這種不理解依然存在：他步入了一個有趣的和有價值的世界，然而把母親排除在外。特別是男孩子，他為自己的男性特權感到驕傲，蔑視女人的命令：她堅持讓他做完他該做的事，但是她不知道該怎樣做他的習題，或如何翻譯拉丁文——她落在了他的後面。為了完成這出力不討好的任務，有時母親累得精疲力竭，傷心落淚。丈夫極少認識到這種難度：這是在試圖控制一個你不能與他溝通、然而他又是一個人的人，在試圖強行干預一個獨立的陌生人的事，而這個陌生人又只能在反抗你時得到確定與肯定。
隨著孩子的性別不同，這種處境也有所不同；盡管涉及到男孩子時處境更為困難，但母親通常能夠較好地適應。由於所謂的應當屬於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實際具有的優勢，許多女人都更願意要兒子。“生一個男孩該有多好啊！”她們說；我們已經看到，她們夢想生一個“英雄”，這個英雄顯然應當屬於男性。兒子可以成為男人中的領袖，成為士兵和創造者；他會讓世界服從他的意志，而母親也將分享他不朽的英名；他將給她帶來她不曾建造過的房子，不曾開墾過的土地，不曾讀過的書籍。通過他，她將占有世界一一區只有在她占有兒子的條件下。由此引出了她態度的矛盾性。
弗洛伊德認為，母子關系的矛盾心理最少；但事實上，女人做母親時和結婚與戀愛時一樣，對男性超越來取了一種曖昧態度。如果她的婚姻或愛情經歷使她對男人懷有敵意，那麼專橫跋扈地對待還是一個孩子的男性，將會給她帶來滿足；她會用譏諷和無禮的態度去對待那個傲慢的性別。例如她有時會嚇唬孩子說，若他不聽話，就把他的男性標志割掉。即便是她比較謙卑和溫和，把她的兒子作為未來的英雄來尊重，她也會被迫把他還原為目前內在的現實的他，使他名副其實地屬於她：正如她把丈夫當做孩子對待，她也把她的孩子當做嬰兒對待。這也太合理了，太簡單了，以至無須再認為她想閹割自己的兒子；她的夢想是矛盾的：她想讓他有無限的權力，可又想讓他處在她的掌握之中；
她想讓他支配世界，可又想讓他跪在她面前。她鼓勵他溫柔、貪婪。慷慨、膽怯、安靜，她不許他運動、結交伙伴，她讓他缺乏自信，因為她讓他為她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他同時不能成為一個冒險者、優勝者、她引以自豪的天才，她又會大失所望。她的影響無疑是常常有害的——如蒙特朗和其他作家所描述的那樣。所幸的是，男孩子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逃脫這個羅網：傳統和社會群體鼓勵他這麼做。母親本人對此則聽天由命，因為她十分清楚，同男人的斗爭是一場不平等的斗爭。讓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扮演了〔悲哀的母親〕的角色，或者，她感到十分驕傲，因為她無疑生了一個征服她的人。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給了母親，因而母親對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們之間的關系更有戲劇性。母親沒有為女兒歡呼，因為她不屬於那個優越等級的成員；她在她身上尋找一個替身。
她把她同自我關系的一切曖昧，全都投射到女兒身上；當這個alterego〔第二自我]的他性、相異性逐漸被證實時，母親便感到自已被出賣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沖突，正是在母女之間有了惡化的表現。
有些對生活十分滿意的女人，渴望女兒是自己的化身，或者至少在接受女兒時不感到遺憾；她們將會希望為孩子提供自己曾經有過的或曾經錯過的機會；她們將會使她有一個幸福的少女時代。柯萊特為我們描繪了一位屬於這種正常的、慷慨類型的母親——茜多。茜多非常愛自己的女兒，但並不侵犯她的自由；她使她的生活充滿了歡樂，但並不做任何苛求，因為她的幸福來自她的內心。有時也可能會碰到這樣的母親，她在把自己奉獻給這個她借以辨認和超越自己的替身的過程中，最終將完全把自己投射到女兒身上；她完全放棄了自我，孩子的幸福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她對待其余世界的態度，甚至可能是自私的、無情的。她所要冒的風險是，她可能讓她所崇拜的人感到討厭，如塞維涅夫人在女兒格裡尼安夫人面前就是如此；女兒將會感到異常氣憤，想擺脫這種實屬專制的奉獻；她這種努力很少會成功，她將一生處於未成年者的地位，而不敢正視自己的責任，因為她一直受到無微不至的監護。但是，首先是某種被虐狂型的母性，在威脅著要不顧一切壓在少女身上。有些女人認為她們的女性氣質是絕對禍根；這樣的女人以一種自我賞識的受苦快活，希望女兒也能成為受害者，或者作為這樣的受害者予以接受，同時又覺得讓她出生是一種罪過。她對她自己所感到的悔恨和憐憫，通過女兒表現為無窮的焦慮；她將很難離開孩子一步；她將和她同睡在一個房間，這種情況會持續15到20年；小女孩將在永不滿足的欲火中被毀掉。
大多數女人對她們的女性狀況既需要又憎惡；她們經歷這一狀況時始終是怨恨不已的。
她們對自己性別的厭惡，很可能導致她們讓自己的女兒接受男子教育，但她們極少有那樣廣闊的胸懷。為生了一個女人而煩惱的母親，會用這種含糊的咒語來迎接她的降生：“你將是一個女人。”她希望彌補自己的劣等性，用一個被她視為替身的人，造出一個優越的造物；她還很想讓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到的損失。有時，她把完全屬於她自己的命運，強加在孩子頭上：“對我很有用的，對你也會很有用；我就是這麼長大的，你應當分享我的命運。”另一方面，她有時卻根本不允許孩子與她相像；她希望她的經歷多少有點用，這是她得到第二次機會的一條門路。妓女把女兒送進修道院，無知的女人則讓女兒去受教育。在S·德·泰瓦提的《窒息》中，母親從女兒身上看到年輕人行為不規的可惡後果，她憤怒地警告說：
你可要聽明白，要是這種事發生在你身上，我可要同你一刀兩斷。至於我，我當年是不懂事的。罪過啊！稀裡糊塗的，罪過啊！要是有個男人和你打招呼，別理他。繼續走你的路，別回頭。你聽明白了嗎？你可是得到事先警告的；那種事不應當發生在你身上，要是發生了，我可不會憐憫你，我會把你扔到陰溝裡去的。
女孩子大一點時，出現了真正的沖突；如我們所見，她希望脫離母親，形成自己的獨立地位。在母親看來，這是忘恩負義的典型表現；她處心積慮地挫傷女兒的逃避意志；她不可能容忍她的替身變成一個地人。女人只有在涉及到孩子尤其是女兒時，才能夠享受到那種男人在女人面前所感到的絕對優越的快感；如果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特權和權威，她就會產生受挫感。不論母親是慈愛的還是有敵意的，她的希望都會被孩子的獨立地位所粉碎。她心懷雙重的嫉妒：對世界的嫉妒，因為它奪走了她的女兒，以及對女兒的嫉妒，因為她在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時，也奪走了她那一份兒。
這種嫉妒首先涉及到小女孩和父親的關系。有時母親利用孩子把丈夫束縛在家裡；如果不成功，她當然會感到煩惱，但如果她的謀算成功了，她會立刻以相反的形式恢復她的童年情結：就是說，她會像從前對母親發怒那樣，對自己的女兒發怒；她怒不可遏，覺得自已被遺棄了，被誤解了。有個法國女人，她嫁給了一個外國人，丈夫非常愛自己的女兒，於是有一天她怒氣沖沖地喊道：“整天和外國佬呆在一起，這種生活我可真受夠了！”
十分受父親寵愛的大女兒，時常成為母親迫害的特殊對象。她讓她承擔討厭的家務，要她保持超出她年齡限度的端莊和穩重：她是一個競爭對手，因而將被當做成人對待；她也將不得不牢記，“生活可不是小說，不是安樂窩；你不能隨心所欲，你活在世上可不能只圖痛快”，等等。母親還常常無緣無故地打她：“那是為了教訓你。”首先她想表明，她現在仍在占上風——因為母親最大的煩惱是，她無任何優勢去反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這種年齡的女孩子已經能夠把家務做得很好，是個“十足的小婦人”；她甚至很愉快，甚至有好奇心和洞察力，這使得她在許多方面超過了成年女人。母親喜歡單獨駕馭她的女性世界；她想成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物；而現在她卻發現自己的地位被這位小助手貶低了，她成了只能發揮一般作用的人們當中的一員。如果她兩天不在家，回來後發現屋裡亂七八糟，就會嚴厲責罵自己的女兒；但是如果她發現沒有自己時，家裡的一切仍是那樣地井井有條，她又會十分氣憤，十分害怕。她不能容忍女兒真的成了她的替身，對她取而代之。
然而，若是女兒勇敢地表明自己是一個他入，一個獨立的人，她就更加不能容忍。她一向討厭那些幫助女兒反抗家庭壓迫和“影響她的感情”的朋友；她對他們吹毛求疵，借口他們對她有“不良影響”，甚至不許她和他們在一起；任何影響，只要不是來自於她的，都是不良的，但是她對和她同齡的人——教師，小朋友的母親，尤其有一種特殊的仇恨，因為小女孩和她們感情甚篤；她說這種感情是荒謬的，或是病態的。有時，孩子的歡樂、冒失、游戲和笑聲都足以令她發火。這些若是男孩子所為，都很容易得到原諒，因為他們有男性特權，天生如此；況且她早就放棄了無望的斗爭。但是，她的女兒，這另一個女人，為什麼應當有她根本不具備的優勢呢？她本人陷入“嚴肅”事務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嫉妒使女孩子逃避家庭煩惱的所有職業和娛樂；這種逃避暴露了她為之犧牲的所有價值都是虛假的。
孩子的年齡越大，母親心中的積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見老，但那個年輕的身體卻在年年發育，蒸蒸日上；在母親看來，展現在女兒面前的未來，正是從她那兒奪走的。這就是某些女人對她們女兒的初潮感到氣憤的原因：她們嫉妒女兒今後會成為真正的女人。和大齡女人的周而復始、因循守舊的命運相比，這個新手還有無限的機會：正是這些機會引起了母親的嫉妒和仇恨；由於她本人無法獲得這些機會，她常試圖減少和取消它們。她讓女孩子一直呆在家裡，監視她，專橫地對待她；她故意讓她穿得像個逃犯，不讓她有任何閒暇時間。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妝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會頓時火冒三丈；她對生活的全部積怨，現在都轉向了這個朝著新的未來躍進的年輕生命。她極力羞辱這個少女，她嘲笑她的冒險，她不停地找岔子。她們之間常常公開宣戰。通常年輕的一方會取勝，因為時間對她有利；但她的勝利帶有虐待意味。母親的態度會使她又反抗又懊悔；只要母親一出現，她就會成為罪犯。
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有罪感，將會給她的未來帶來多麼沉重的負擔。不管是否願意，母親最後都要承認失敗；當她的女兒長大成人時，在她們之間會形成一種多少有點令雙方都不自在的友誼關系。但一方會永遠地失望和受挫，另一方則常常會認為她是該詛咒的。
後面我們將轉而討論老年母親同她年長孩子的關系。但是顯然，最初20年孩子在母親的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從上述對這種早期關系的論述中，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兩種流行偏見的危險性和虛偽性。
第一種偏見是，母性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使女人的生活得到報答。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回事。許多母親是不幸的，怨恨的，不滿的。托爾斯泰的妻子就是耐人尋味的一例；她被送上產床超過12次，然而她在日記中寫下的卻是天下萬物的空虛和無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過寧靜與幸福的時刻，不過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們少不了她的時候，而且她也說到他們是她反對丈夫優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這一切都不足以賦予她無聊的生存以意義。她時時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勝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無任何事可做；本來會帶來幸福的事，卻令她感到憂傷。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撫養成人，但同他們沒完沒了的斗爭，又讓她感到煩躁和氣憤。
母子關系是她整個生活的一部分，它取決於她同丈夫的關系，取決於她的過去，她的職業，以及她自己；把孩子當成普遍適用的靈丹妙藥，既是荒謬的，也是一種有害的誤解。這也是海倫·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結論。在這部著作中，她根據自己從事精神病學研究的經驗，考察了母性現象。她賦予這項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義，認為女人通過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實現——但條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擔的，被真誠需要的；年輕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質處境，必須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則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尤其是，把懷孕推薦為治療抑郁症或神經症的一種方法，這是在犯罪；這意味著母子兩人都將面臨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並意識到自己責任的女人，才可以勝任做一個“好”母親。
如我們所見，婚姻不幸的原因在於，兩個人結合了他們的弱點，而不是結合了他們的強點——每一方都在向對方要求而不是在給予中獲得快感。夢想通過孩子得到充實、溫暖和價值，這更屬欺騙，因為一個人無法為自己創造出它們；孩子只會給這樣的女人帶來快活：她能夠做到大公無私，渴望別人幸福，她不專注於自我，在追求對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確，孩子是人們可以有根有據地為之獻身的一項事業；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業一樣，並非是對生存之正當性的現成證明；人們渴求它，必須是為了它本身的緣故，而不是為了虛假的利益。
斯特克爾說得好：
孩子不能替代人們失意的愛情，不能替代人們在生活中破滅的理想，他們不只是填補空虛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種責任，一種機會。孩子是自由之愛樹上長出的最高貴的花朵……他們不是玩物，也不是滿足父母需要的或實現他們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義務；他們應當被撫養成人，成為幸福的人。
這種義務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種道德選擇；這意味著一種約定，一種要兌現的承諾。懷孕是在履行一項莊嚴的義務；如果母親後來逃避了這個義務，她就是在對一種生存。一個獨立的人犯罪；但是任何人都沒有把這種約定強加於她。和夫妻關系一樣，父母同子女的關系也應當是自願的。說懷孕對女人是一項特殊成就，居其他一切成就之首，這也不對；人們在談到女人時常說，她之所以輕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戀者，是“因為她沒有孩子”；照此看來，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標，以及她追求的價值，都是為了替代孩子。實際上，這個問題本來就是含糊和無法確定的：人們同樣也可以說，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為她缺少愛情，缺少職業，缺少滿足同性戀傾向的機會。在這種偽自然主義之下，隱藏著一種社會的和人為的道德觀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標”這句話只有廣告價值。
第二個錯誤偏見直接隱含於第一個，它認為，孩子在母親的懷抱中肯定是幸福的。的確，既然有關母愛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也就無所謂“非自然的母親”；但是，正因為如此，才有壞母親存在。精神分析學宣布的一個事實是，孩子面臨的危險，可能在於本身屬於“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緒、魔念和神經症，皆源於他們早年的家庭生活；本身固經常爭吵和悲劇性場面而處於沖突之中的父母，對於孩子來說是個壞朋友。由於早年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很深的精神創傷，他們接近自己的孩子是通過情結和受挫形式表現出來的；而這種不幸的鏈條會無限延伸下去。尤其是，母親的施虐一受虐狂心理給女兒造成了有罪感，這種有罪感又將表現為女兒對自己孩子的施虐一受虐行為，這種情況會如此反復，代代相傳。
把輕視女人的普遍態度同給予母親尊重輕易地協調起來的做法，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不許女人參加任何公務活動，把她排除在男性職業之外，斷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領域都是無能的，然後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務——塑造人，托付給她，這實在是荒謬絕倫。有許多女人，習俗和傳統不允許她們受教育，不允許她們有文化，不允許她們有責任，不允許她們從事屬於男人特權的活動，盡管如此，卻又毫不遲疑地把嬰兒放在她們懷中，就和在生活伊始，為了補償她們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給她們一樣。她們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為了抵御濫用特權的誘惑，女人非得要麼幸福之極，要麼做個聖人。孟德斯鳩的說法也許是對的，他說，最好把國務而不是家務交給女人；因為只要有機會，女人就會和男人一樣有理性。有效率；通過抽象思維，通過計劃行動，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別。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脫她身為女人的過去，取得對她的處境毫無用途的感情平衡，這是非常困難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在工作中比在家中表現得更平衡，更有理性；他以數學的精確性認真籌劃自己的業務，但是當他在家和妻子呆在一起時，當他“放松”時，他就會變得沒有邏輯性、說謊和任性。她和孩子在一起時同樣是“放松”的。而她的放松更加危險，因為她可以保護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孩子卻不可以這樣保護自己不受她的侵害。從孩子角度來看，假如母親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是一個通過自己的工作，通過自己與社會的關系，而不是專橫地通過子女去實現自我的女人，那麼這將是十分理想的；讓孩子呆在父母身邊的機會比現在少得多，讓孩子在別的孩子中間，在同他有著非個人的單純關系的那些成年人的指導下，完成自己的學習和娛樂，這同樣是十分理想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當成寶貝，他也不可能代表母親的視野極限。
他不可能使她擺脫她的內在性；她塑造了他的肉體，她哺育了他，她照顧了他。但是她只可能創造出一種只有身為獨立者的孩子本人才可以超越的處境；即使她把賭注押在他的未來上，她在空間和時間的超越也仍要依靠代理人，這就是說，她仍注定是依附的。不但她的兒子會忘思負義，而且他的失敗將證明她的所有希望都是不真實的：這就如同在婚姻或愛情當中，當唯一靠得住的做法是自由地承擔她本人的義務時，她卻要讓別人去證明她生存的正當性。
我們已經看到，女人的劣等性源於她從一開始就受重復性生活的局限，而男人為了過一種他認為比非本意地沿襲純粹生存更為重要的生活，則炮制出種種理由；讓女人受母性的束縛，將會使這種處境永遠地維持下去。她今天要求參與很時興的活動，而在這種活動中，人類想不斷地通過超越，通過向新的目標、新的成就的運動，找到對自身生存正當性的證明；
除非生命有意義，否則她不可能同意生出生命；如果沒有在當代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努力發揮作用，她就不會成為母親。生產炮灰、奴隸、犧牲品，還是相反，生出自由人，這完全是兩回事。在一個組織得當的社會，孩子將基本上由社會機構來管理，母親將得到照顧和幫助，母性對女人將不完全是與職業不相容的。相反，有工作的女人——農民，化學家，或作家，將會輕而易舉地度過孕期，因為她對自己並不十分在意；個人生活最豐富的女人，給予孩子的將最多，向孩子索取的將最少；她若在努力和斗爭中掌握了人的真正價值的意義，將最能恰如其分地把孩子撫養成人。如果說今天女人基本上無法把讓她離開家幾小時並讓她精疲力竭的職業，同孩子的最佳利益協調起來，那麼這一方面是因為，女性的職業至今仍基本上是奴隸性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沒有人作出努力為在家外的孩子提供照料、保護和教育。就社會方面來說，這是失職問題；但是，借口某種自然法則、上帝或者人類需要母子相互獨占來為此辯護，則是虛偽的；這種束縛，實際上只會造成雙重的毀滅性的壓迫。
那種認為女人通過母性可以具體實現和男人平等的看法純屬欺騙。精神分析學家們曾煞費苦心地證明，孩子會給女人提供陰莖的對等物；但是，這個男子漢的標志雖然值得嫉妒，卻沒有人會自欺說，僅僅占有陰莖就可以證明自己生存的正當性，或者達到生存的頂點。關於母親神聖權利的談論也不乏存在；但並非是由於做了母親，女人才贏得了選舉權，未婚母親至今仍是聲名狼藉的；只有結婚，母親才能獲得榮耀——這就是說，只有從屬於丈夫，她才能獲得榮耀。只要丈夫仍是家庭的經濟首腦，孩子十分依賴的就是他而不是她，盡管她花在他們身上的時間比他要多得多。如我們所見，這就是母子關系完全受她與夫文關系的影響的原因。
因此，夫妻關系、家務勞動和母性形成了一個各種因素相互影響的整體。若妻子能和丈夫親密地結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愉快地承受家務負擔；若能對有孩子感到幸福，她就可以容忍她的丈夫。但這種和諧不是輕易就能夠達到的，因為分派給女人的各種職能彼此不協調。
婦女雜志充滿了給主婦的忠告，它們教給主婦洗碗時如何保持性魅力的藝術，懷孕時仍穿著入時的藝術，以及把撒嬌、母性和經濟協調起來的藝術。但是，甚至連一絲不苟地照這類忠告辦事的妻子，不久以後也會被她的操勞弄得頭昏腦脹，未老先衰；有一雙因洗碗而變粗的手和一個因懷孕而變形的身體，而又依然想吸引人，這真是比登天還難。因此色情型女人開始怨恨起孩子，因為他們毀了她勾引人的能力，使她失去了丈夫對她的注意。另一方面，若她屬於十分有母性的類型，她就會對丈夫宣稱孩子及其他一切都歸他個人所有感到嫉妒。
如我們所見，結果又是“好”主婦在反對生命活動：孩子成了打蠟地板的敵人。在伴隨對干淨整齊的家甚是留意而出現的氣憤的責罵聲中，母愛常常消失了。毫不奇怪，在這些矛盾中掙扎的女人，往往在一種神經質和刻毒的狀態下度日；她總是在遭受這樣那樣的損失，而她所得到的又靠不住，從不在肯定會得到之列。她不可能通過工作本身得到解救，因為她對自己生存正當性的證明，要取決於和她自己的人格相異的自由人格。女人被關在家裡不可能形成她自己的生存；她缺乏把自我肯定為個人所需要的手段；因而她的個性不會得到承認。
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許多農民當中，女人只不過是個雌性家畜，她受尊重的程度依她所干的活兒而定，如果她消失了，會被毫不遺憾地替換。在現代文明中，她丈夫認為她或多或少被個性化了；但除非她徹底放棄自我，如《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那樣，在對家庭的熱情而專制的奉獻中淹沒自我，否則她將因被貶為純粹的一般存在而痛苦。她是那（the）主婦，那（the）妻子，那（the）母親，她是唯一的而又無法辨認的；娜塔莎以這種最高的自我貶低為樂，並且拒絕做任何比較，以此來否定其他人的存在。但與此相應，現代西方女人卻希望感到，人們能辨認出她是這個（this)主婦，這個（this）妻子，這個（this）母親，這個（this）女人。這是她在社交生活中所要尋求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