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節選2）（1979）
如同喜歡把民主自由平等等口號掛在嘴邊的政治家一樣，不少女權主義者同樣喜歡把平等和平權掛在嘴邊，而她們自己的標準往往是有問題的。總所周知，蘇共和中共的政府在自己的政治教科書裡面從來就宣傳說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都是虛偽的民主（民主這個詞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顯出超越其他詞語的重要性，因為它和政治的組織形式是緊緊相連的，平等還好，自由是越來越顯出和國家主義相對抗的表現了，這使得即使是西方國家，對於自由的定義也越來越固定化了）。而共產黨所說的虛偽包含的實際的意思是：標榜民主的政府往往實際上只是維護部分人，而且往往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少部分人往往是當前社會進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並且能夠藉著國家的權利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當然，如果這樣說的話，中共一定是把社會生產資料平均分配當作是社會的常態了）
對比研究共產黨政權，毋庸諱言，他們的政權才是真正地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所有行政計劃有力同時也有效，雖然西方的國家一在指責共產黨在民主和自由方面虐待他們的國民，同時禁錮國民的思想，但是也要看到，他們的政權的組織形式也是一種極為有效的形式，並且已經得到了五十年以上的檢驗證明這種組織形式是可行的。雖然一再有人發表言論主張說這樣的政權一定會走向內部的崩潰，聯繫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蘇聯已經成立了六十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成立了三十年了，一廂情願地指責說不符合某種原則的政權會在短時間內倒塌實在是不符合哲學家的態度。
之所以那政治上的事情作對比就是要闡明一個道理，那就是作為女權主義者一廂情願地只相信一種通向權利道路的可能性完全是一種過於輕率，或者說是懶惰的態度。
之前就已經講到說部分歐洲和亞洲的女權主義者走上了極端的道路，追求中性化，或者說是男性化，試圖抹去女性的特徵向男性靠攏，不少人穿著男性的工作服，剪著短髮，抽著香煙同時酗酒，伊裡安的國會的露琪亞議員試圖在國會上通過這麼一項建議——在全國的女廁所裡修建小便池，因為——這位議員這麼認為——在女廁所內不修建小便池是對於女性的侮辱——對於女性不能夠站著撒尿的侮辱。這個議題被批駁為試圖浪費國家財政撥款而駁回了，由此可見部分女權主義者已經對於自身權力的爭取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資本主義政權和共產主義或者說社會主義政權對抗的例子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發——要建立穩固的權利模式必然建立它的堅固的基礎——資本主義承認個體的私有和共產主義認為理所當然的集體的共有構成了他們各自的哲學的基礎，他們對於各自的指責毫無疑問都打擊到了對方最核心的地方——而他們各自核心的基礎又是不可改變的，一旦改變就意味性質的改變。
所以資本主義虛偽的民主意味著承認財團——公司——個人各自的所得，同時努力維持這種分配關係，並且在適當的時候能夠緩和種種因為基於這種基礎之上的不公和體系本來的問題造成的矛盾，在這點上，資本主義努力完善自己成為一個穩定地系統。
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專制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國家控制一切的集體主義的使然，它不僅僅要求國家承擔起一切生產和規劃的任務，同時為了維持國家的穩定（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人類部分本性的國家體制往往是造成不穩定的根源）——為它又要在思想上控制國家——因為一個崇高的理想得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國家社會形態在某些方面又過於脆弱——這使我們相信，要讓人保持永久的崇高實在是很難。
基於這兩種政體對抗的啟發使我多少有點闡發，那些激烈地女權主義者之所以急切地主張男性化無非是這樣一個原因——男性目前獲得完整的權力，所以要主張女權就要模仿男權的一切主張女權的要求——這就意味著女權主義的基礎實際上是男性（男權）的基礎。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真的要靠這種方式獲得權力的話——女性就不應該有乳房，也不應當具有生孩子的能力。
我們之前說過，我們必須重建女權主義的基礎——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完全否定說——夏娃，是亞當的肋骨。
雖然安平將軍建議說把女媧用泥土造人當作是女權主義的新《聖經》，雖然荒謬但是也不無啟發，從另一個角度上講——女媧造人這個中國的古老的神話傳說證明了上古時期母系氏族時期的某種關係的影射——因為女人從事植物採集的工作，而男人從事狩獵，所以往往女人的工作更能夠獲得穩定的食物來源——這就是氏族部落的首領是女人的原因。根據傳說，中國人的祖先黃帝的孫子顓頊還曾娶九黎族的一個分支部落的女首領九鳳為妻，從而合併了這個部落成為了新部落的首領，這讓我想起了獨立起來的西班牙來。由此可見，母系氏族部落的存在和在當時的影響力是無可質疑的。
聯繫人類社會的發展來看，即用實踐的觀點來看，正如要想達成社會主義革命就要製造大批的真正的無產階級一樣——想要達成真正的女權主義就要製造大批真正的女性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可以這樣認為。同時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面則可以認為，培養大批的女性官僚才是製造女性掌權者的基礎。那麼從這個觀點結合我們之前談到的種種觀點聯繫起來，女性要想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將自己的地位提高到和男性相等的地步，要做的就僅僅是在某種程度上把事業當作是自己的生活的重要部分。
那麼接下來談到的東西就會大大地無聊，同時衝擊目前女性們的世界觀——因為她們會發現——如果她們還單純地把構建一個幸福的家庭教養好自己的兒女，同時讓自己的丈夫去賺錢的話，那麼她們就會陷入自己的怪圈無法自拔。如果女性完全脫離社會的話，或者準確的說脫離社會實踐——工作的話，她們就根本爭取不到自己在社會上的控制權和發言權。即使某些專業的女權主義者能夠在議院上為女性的提案奔走呼號，但是總是在博取男性的同情，如果這些議案侵害了當前大多數的既得利益者的話，它往往不能夠通過（當然，我說的絕對不是在女廁所安小便池這種議案）。這種呼喊和努力缺乏一種深厚的基礎，所以婦女的喉舌們也就像露琪亞議員一樣變得偏激，或者說她們越來越脫離實際的把某種具有象徵意義的理念作為了判斷的依據，同時這裡面還摻雜著種種心理分析和意向派的理念在裡面，這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眼中也不免胡鬧的錯覺，更不用說普遍的民眾了，這也是為什麼女權主義者越來越容易受到男性同胞的挖苦的原因。
所以，如果女權主義者們如果認為單純地要求就可以獲得她們所要的那麼這完全是一種錯覺，就如同美國賜予菲律賓民主一樣（隨著伊裡安對於菲律賓政權的批判，他們的政權的本質也逐漸暴露出來），女性同胞們大約可以從父系氏族議會那裡得到類似的東西——表面上的光鮮作為裝飾物——但是毫無用處。
只有有力量的人才有說話和選擇的資格，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一方面指責男性對於女性的種種歧視和壓迫，另一方面去不選擇能夠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反而依靠向著男性靠攏，依靠男性的同情心來推動女性地位的提升，這就好像一條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的蛇，只能夠在原地兜著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