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國傾城之攝政王福晉 前言及作品相關 論多爾袞的「弊政」和其悲劇根源
    引用網友發言:「在冷兵器時代,文化的先進並不定能充分轉化為先進的軍事力和組織力。落後和野蠻的遊牧民族毀滅安逸的農耕文明社會從來不少見。簡單有效的組織複雜龐大的官僚系統,騎馬射箭如家常便飯的職業掠奪搶劫者老實安分整日背鋤頭鐮刀的農民,事實上在冷兵器時代,絕大部分的民族絕大多數時候面對遊牧民族都是被動挨打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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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這個看法。不論是五胡亂華,遼,金,蒙,清,基本都是屬於落後的遊牧遊獵民族打敗和取代了北方或者全國的農耕政權,並不是因為其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而是拳頭戰勝筆桿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

    這些落後的民族,強出漢民族的就是彪悍的民風和尚武的特質,以及悍不懼死[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適應環境能力強[比如可以不帶軍糧照樣縱橫於大漠之間]以殺戮、破壞、劫掠為目的進行侵略行為。

    譬如土匪搶劫,甚至可以血洗村莊,然而他們有的不過是打破一個舊制度的能力,而沒有建立和完善一個新制度的能力。野心膨脹之後,他們在繁華和文明的中原也迷失了方向,逐漸被漢化,也就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戰鬥力和悍勇的精神,於是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忽然想起,滿清的屠城行為確實和土匪的血洗村莊行為差不多。以少數人奴役和統治多數人,必須先要從兩個方面征服,一個是武力上的,打到他們不敢反抗為止;一個是精神上的,比如殺雞給猴看,讓倖存者意識到不合作就是死的下場。這樣,才具備了初步的統治基礎。

    滿清的統治者們當初的手段顯然要比蒙元等朝高明許多。他們在實行這兩條手段,統治中國之後,又不斷地培養或者扶植大批漢奸或者說是「識時務」的「俊傑」,實現以漢治漢的政策,同時大力推行科舉制度,尊崇儒家,借此收買知識分子的心。

    當然,圈地政策弊病不少,卻不過是限制於河北一帶,其他地方,都仍然是大地主階級來繼續zhan有和控制土地,以及大批佃戶。滿清政權支持土地兼併,同時利用地主階級們來控制普通從事農耕的百姓,將他們有效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避免他們因為流離失所而被反叛者利用或者揭竿造反。

    引用網友評論:「2.1拿明朝的嘉靖皇帝說事,只盯著皇帝一人而忽略所有的知識分子不能不說你受到了清宮劇的毒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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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子們有自己的獨立思想,敢於說話,勇於說話,能夠放手辦事,當然是好的,也是明朝能夠在皇帝普遍水平不是很高的情況下維持將近300年的重要因素。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到了一個政權實在腐朽了的時候,這些弊端就一下子都暴露出來了。崇禎皇帝並非昏君,他為什麼那麼勤政,那麼費盡心思,都沒有保住明朝?如果他當時的臣子們都絕對聽他指揮,而不是欺上瞞下,各自為政,明朝能那麼快就被李自成的農民軍給滅了?

    多爾袞所說「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又說,「予在東邊時,每見此中朝報,下以此蒙上,上得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後來越看不得了,所以徑不看了。」恰恰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明朝後來的覆滅,於官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清朝之所以將君主的中央集權弄到空前強大,以至於臣子們都做了「奴才」,一來是滿清政權在建立之初就有著奴隸制度殘餘的因素,二來是滿清初期〔康熙朝之前〕,參與打天下的滿洲貴族們勢力過於強大的因素。

    主要說第二條,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時,大汗的權利還不是絕對的,比如他建立了「八固山議政」制度,也是符合少數民族的一種類似於族長當家的原始性制度,具體名詞我說不來。

    因為汗王的權利不是絕對的,所以努爾哈赤自己也必須控制兩個旗的兵力,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時,他晚年時將自己手中的兩黃旗分配給多爾袞三兄弟,也是出於這方面的打算,哪裡會像康熙朝之後,皇帝掌握全國的軍權那麼強勢?

    正因為這種制度,才導致了皇太極借助另外幾大貝勒的支持而搶奪汗位成功。皇太極藉著這個制度受益,卻也清楚地看出來這個制度對於自己君權的極大威脅。他上位之後,漸漸收買其他小貝勒們歸心,也借助他們的勢力來給自己打擊和剷除其他強硬的政敵。

    政敵剷除得差不多了,皇太極也借助範文程寧完我等漢臣們的能力來著手給後金以及後來的滿清逐漸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制度,也就是學習和模仿明朝的官僚體制和政治制度,同時適當地改善了對漢人的政策,以緩和努爾哈赤時期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正因為這種種舉措,才使清朝具備了一個完整的封建政權的統治基礎和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皇太極一步一步地收走其他貝勒們手裡的政治權利和兵權,逐漸削弱他們的影響力,到了他臨死之時,已經基本取得了成效。

    而多爾袞在政治上,應該是學習和接受了皇太極的思想和作為,在消滅和打擊政敵的同時,他也在為集中君主權利而努力。而他的繼任者順治也基本上繼承和延續了他的做法和政策,蕭規曹隨。

    因此,經過這三代統治者的改革和不斷洗牌,到了康熙朝之後,君主的權利逐漸走向高峰,以至於在雍正朝達到巔峰。

    所以說,清朝的君主高度集權政策,也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在當時統治階級的角度看來,還是非常合理的一項制度。當然,這項制度對皇帝個人素質的要求相當之高。

    多爾袞的很多現在看來的所謂「弊政」的實施,恰恰說明了他當時所受制約甚多,為了穩定起見,他必須以獎賞來安撫當時參與打天下的滿洲貴族。注意,我說的是貴族,而不是普通大臣。明朝為什麼可以不必被功臣制約?因為他們不是貴族,在封建道德約束下,宗室搶奪皇位無可厚非,然而異姓人若想奪皇位,就於道義不合。

    正因為如此,多爾袞才必須要花本錢來籠絡和安撫這些掌握著兵權和政治上一定發言權,甚至有可能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的滿洲貴族們。於是也就出台了「圈地,投充,逃人」等為他們服務的政策。

    當時清朝得天下並非靠得民心,而是靠武力和地主階級的支持。所以即使這些政策相當程度地損害了百姓的利益,百姓卻沒有能力顛覆正在崛起中的清朝。

    人們只會記住多爾袞是個屠夫,是個摧殘漢民族精神的劊子手,卻很少會去追究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責任,其實這些政策,始作俑者正是這兩位。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多爾袞不是皇帝,也是個人在政治上的最終失敗者〔我指得是他身後倒霉〕,於是他就具備了最佳替罪羊的潛質。並且,他不是順治的直系父祖,抹黑他不等於抹黑清朝皇帝的祖宗。而順治的聰明之處是先將他定性為大逆不道,意圖謀反的逆臣,將他削爵,黜宗室,不承認他是愛新覺羅家族的成員,也就算是撇清了和他的關係,劃清界線,這樣就方便之後的徹底清算了。

    一般來說,開國之後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改革和清洗,很多人因此而人頭落地,等到後來的統治者們徹底穩定政權之後,為了安撫和收攏民心和或者其他勢力的支持,就必須要拉出若干個替罪羊來,將大部分罪名和血政的罪孽都推到他們身上,一來大快人心,二來可以替自己和自己的直繫上代統治者撇清,轉移因此而受害的人民的注意力。

    這就譬如本朝的例子,當然,由於政治敏感問題,我這裡就不明確地分析了。

    順治清算多爾袞,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也沒有什麼不對的,起碼當時來說甚至是正確而聰明的做法。畢竟當時民族矛盾很尖銳,直到多爾袞臨死,也沒有徹底平定中國的叛亂武裝、肅清敵對勢力和徹底統一中國。

    為了完成這個目的,順治就有必要適當地緩和民族矛盾,爭取人心,以及或者其他政治派別的支持。於是,多爾袞這個重量級和國寶級的替罪羊就被拋出來了。反正死人不會說話,也不會出來和他們對質,更不能為自己辯解,正所謂死豬不怕開水燙,什麼髒水污水,盡量潑,你多爾袞犧牲個人名譽,給後人造福,有什麼好委屈的?做個雷鋒就不行嗎?

    所以說,多爾袞沒有當皇帝而產生的悲劇就具備了必然性。吃力不討好,為他人做嫁衣。在給滿清留下一份豐厚的家業和充足的可釋放政治資源之後,也一力扛起了所有罵名,不論是來自漢人的罵還是來自滿洲人的誣蔑詆毀,他這個替罪羊當得極其合格。

    對於清政權來說,多爾袞的功勞無疑是卓著的,他也是一個盡職而合格的掘井人和栽樹人。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飲水思源,雖然他背負了無數罵名,不過值得欣慰的是,起碼乾隆還給他平了反,承認了他開國定制,掃合天下的功勳,洗刷了他「謀逆」的罪名。比起本朝某些到現在都毫無平反希望的人,他也不算是倒霉到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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