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現，誤導了大部分人的思想。雖然籌安會掛出「學理討論」。但楊度作為一個政府官員（高級監察官），他的特殊身份讓人以為這是政府默許的。
楊度也是沒有辦法，搞這種政治投機，可不是輕鬆的事情。一旦搞砸了，那可就是遺臭萬年，就算是搞好了，也不過是一個勸進的功勞。不過楊度也顧不上了，如果趙剛不搞帝制，那他的帝王學就一點也施展不開，從這種角度上來說，楊度不過是一個學術上的太監而已。
隨著楊度的一番提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自治區內，恢復帝制的人紛紛著文或寫信聲援籌安會，對其理論進行補充完善。開始這些言論大致可以分為二類，
一類既討好籌安會，順便討好趙剛。他們認為籌安會不過是趙剛帝制自為的輿論工具。這些人大都是前朝的遺老遺少，如上海的帝制盟發起組織「帝制維持會」，發表「維持帝制國體宣言」；等等。
另一類則僅僅趙剛，不涉及籌安會，而且有不少函電是直接給趙剛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籌安會。這些人大都是進步黨人或比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雖然同意趙剛稱帝，但是以為趙剛應該與籌安會分開，大部分人則是從策略考慮的，在朝野一片贊同聲中，他們認為趙剛只需靜觀其變，等到水到渠成之時就行，籌安會這種行為。有點過於直白，讓天下人笑。
把而把矛頭僅對準籌安會。一般來說。他們的主要論點是：新約法規定開明專制，趙剛已握有極大地權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強，與皇帝無異。如果只是改換名字，必然要「動搖國本」。
當時報刊上這類言論頗多，尤以汪鳳瀛的《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和嚴復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兩文著名，皆傳誦一時。理論上籌安會的成員。嚴復是被楊度蒙在鼓裡的。因為楊度忌憚嚴復名聲太大，作為旗幟可以，作為主帥則不行。
所以，嚴復的這篇文章就寫的異常犀利，一方面是給出態度，籌安會與嚴某無關，另一方面是給趙剛一個台階，順便斷了籌安會的後援。
嚴復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於9月3日發表在《京報》中文版上。次日。《國民公報》轉載。接著上海《時報》、《申報》、《神州日報》也相繼於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報》轉錄。101日，昆明《覺報》全文轉載。
這樣，此文便很快傳遍全國各大城市。該文共萬餘言。一開始嚴氏就表示，作為立憲黨之政論家，他反對在共和國體之下鼓吹他種政體。他說：
「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乎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為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他指出，所謂「國體一更，政制即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闊之論耳！」
對於所謂「選舉總統時易生變亂」地說法，他認為「此誠有然」，但按照現在的制度，趙剛事實上已成為終身總統，無論傳賢傳子，純屬其自由。他說：「代代總統能如是，雖行之數百年不敝可也。」
嚴復在自己的文章中徵引中外歷史上的許多事例來說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則君主制在事實上很難恢復。他說，共和制在中國曾醞釀近十年，實行已五六年，「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之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改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恆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牏之日久矣。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為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最後，他向帝制派呼籲：「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
嚴復作為國學大師，學界泰斗，自然不會把話說絕了，還是立足於勸說的立場，對籌安會謬論的批判不徹底，對趙剛也十分客氣，但他堅持共和制度，反對恢復帝制的態度是鮮明的。
由於嚴復的社會地位和他敢於公開講出官場上一些人想說而又不敢說地話，因此文章發表後，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據當時報載：9月3日的「英文《京報》漢文部之報紙即日售罄無餘。
而凡茶館、旅館因無可買得，只可向人輾轉抄讀。又有多人接踵至該報請求再版。後因物色為難，竟售至三角，而購者仍以不能普及為憾。及次日《國民公報》轉錄，始少見鬆動。
然《國民公報》因限於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兩日每至一機關一社會集合場所，則見彼此見面即問：『君有三號之《京報》否？今昨日之《國民公報》亦可。』
於是，此兩日《國民公報》之銷場比之三號之《京報》又加多，蓋傳播紹介之力速於置郵。如此直至六日，購者仍接踵而至，而該報實已無餘，乃宣言准於今日（七日）將嚴氏之文單印發售。此兩三日間，《國民公報》銷路暢旺，為向來北京報紙所未有」。
不過，這些評論並沒有流傳到趙剛的耳朵裡面，在他地周圍，一群夢想依靠帝制飛黃騰達的人遮住了一切反對的意見。也許過幾個月後，趙剛可以通過其它渠道瞭解到這些信息，但現在，趙剛瞭解到的就是-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