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金銀器是已知遼代金銀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該墓共出土金器3件、銀器47件3。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鏤雕金荷包、鏨花金針筒、雙龍紋金鐲、纏枝花紋金鐲、金戒指、金球飾、鎏金銀冠、高翅鎏金銀冠、金花銀枕、金花銀靴、金花銀盒、金花銀缽、銀長盤、銀唾盂、銀托盞、銀壺、小銀罐、銀粉盒、銀器蓋、銀刀、銀錐、銀勺、銀絲網絡、銀馬具和金銀帶等。所有金銀器共用金約700餘克，用銀約萬餘克。金器經鑒定，含金量達95—98％。
這批金銀器種類繁多，製作精美，是遼代金銀器中罕見的發現。器物的內容十分豐富，金面具兩件、銀絲網絡兩套，是完整的殯葬服飾，體現了契丹大貴族的喪葬習俗和等級制度。金銀帶飾保留了原狀也極為難得，銀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區比較少見。
赤峰大營子遼駙馬墓中出土的銀高足杯、鎏金龍紋銀碗、銀壺、銀托盞、銀筷子、銀匙、銀鎖、銀馬具、金帶飾和各種金銀飾件，皆出自當地工匠之手，器物按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設計，為遼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
葉茂台7號墓所出銀鎏金鏤花捍腰，錘鏨五個塔式建築，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鏨鸞鳳紋。這種多層鏨刻技術是唐代金銀細工的發展。
西夏金銀器寧夏靈武石壩出土一批包括碗、盒、髮飾等的西夏銀器，有的碗在內底以淺線鏨刻臥牛圖案，有的器物墨書意為「三兩」、「三兩半」的西夏文字，是有關西夏衡制的重要發現2。位於銀川以西賀蘭山東麓的西夏4巴右文、成順《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發現遼代銀器窖藏》，《文物》980年第5期。敖漢旗文化館《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金銀器》，《考古》978年第春松《赤峰發現的契丹鎏金銀器》，《文物》985年第2期。
3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993年版。遼寧省博物館等《法庫葉茂台遼墓記略》，《文物》975年第居安《寧夏石壩發現墨書西夏文銀器》，《文物》978年第2期。八號帝陵，出土有金帶飾、花瓣形鏤空金飾、金扣邊、金鞍飾、鑲嵌綠松石鎏金銀飾、鎏金獸面形銀飾、銀片飾、圓形帶釘銀片飾等。金帶飾正面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紋；鎏金銀飾作花朵形，花蕊鑲嵌綠松石。內蒙古臨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盞托和大量飾件外，甚至還有一件純金坐佛像2。金代金銀器實物發現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藝與遼、宋金銀工藝有密切的關係，但製造較為簡潔粗糙。黑龍江阿城金齊國王墓出土的各種金、銀飾件多達20件（套），其中的金絲瑪瑙管項飾用2件金絲管和件瑪瑙管分為3組交錯相串而成。該地還曾出土過「翟家記」銀錠等金代遺物3。北京通縣金墓出土有銀簪、鑲寶石金墜飾、金箔片等4。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數量、品種上較前增加，形制多樣，工藝技術全面，用途更廣泛。中國自產玻璃器已成為主流產品，輸入的主要為伊斯蘭玻璃器。發現與分佈出土地點幾乎遍佈全國各地，保存完好的多發現於寺院的塔基中。說明玻璃器仍作為珍寶供奉於佛教寺院中，或是為佛教寺院特製的器物。保存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蘆瓶等0件，北宋淨眾院塔基出土的四聯瓶、細頸瓶、碗、葫蘆瓶等30餘件，江蘇連雲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蘆瓶3件，甘肅靈台北宋舍利石函內出土的葫蘆瓶3件，浙江寧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寧寺凌霄塔北宋地宮出土瓶2件，河南鄧州福勝寺地宮出土的北宋瓶、紫紅色葫蘆瓶、葫蘆瓶4件，以及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50餘件等。遼代玻璃器出土數量不多，絕大部分是伊斯蘭生產的外來玻璃器皿。
靜志寺塔基和淨眾院塔基出土兩批玻璃器共達70餘件，是這一時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發現。經部分測試可分兩類一類是中國自產的高鉛玻璃，另一類為產於伊斯蘭的鈉鈣玻璃。其中數量最多的葫蘆瓶經x螢光分析者均為自產高鉛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玻璃製造業的發展狀況。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50餘件玻璃器，從造型和個別測試標本看，多是中國自產的玻璃製品2，數量多，形制多樣，展現了當時玻璃製造業的發展水平。
器類與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樣，種類繁多，每類器物還有不同的樣式。以玻璃瓶數量最多，式樣最繁複。瓶的尺寸較小，有葫蘆瓶、長頸瓶、四聯瓶、膽形瓶等多種造型，而尤以葫蘆瓶的數量最多，如靜志寺塔基出土8件，淨眾院塔基則多達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蘆瓶為主。由於這種瓶中有不少內裝小沙粒狀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專門用來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開蓋後散發出香氣，原為裝香料之用。除碗、壺、玻璃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八號陵發掘簡報》，《文物》978年第思賢、鄭隆《內蒙古臨河縣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987年第期。3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從出土文物看黑龍江地區的金代社會》、《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文物》977年第4期、989年第0期。
4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977年第期。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972年第戈《密縣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972年第0期。珠、蛋形器等外，還新出現玻璃簪、壺形鼎、鳥形器等。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與戰國、西漢、東漢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時期的玻璃果，但製作更為精緻，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質感和色彩變幻的特性，使珠飾光彩奪目，晶瑩可愛。
製作工藝大都是無模吹制而成，器壁較薄。經x螢光分析、化學定量分析者，都屬鉛玻璃，為中國自己生產。密縣塔基出土的鼎形壺，先吹製出短頸圓球形的器體，再拉出玻璃條加熱粘貼於器腹下部為足。鳥形器的製法與鼎形壺相同，但工藝更為複雜，包括吹制、拉玻璃條、粘貼等多種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藝中難得的精品。宋代文獻中有許多關於玻璃及其製造工藝的描述，出土實物使我們對當時的玻璃工藝有了形象的瞭解。新疆若羌瓦石峽遺址發現的大量玻璃殘片，經拼對多為長頸瓶，種類較單一，還有一些似為玻璃廢料，顯然是一處玻璃作坊，屬於宋元時期，為中國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遺址。
紡織品宋代是我國紡織技術發展的重要時期，紡織業已發展到全國的43個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紡織品遺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黃昇墓的紡織品和衣物300餘件、江蘇金壇周瑀墓衣物50餘件、江蘇武進宋墓衣物殘片、湖南衡陽宋墓和寧夏西夏陵區08號墓絲麻織品、浙江蘭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絲織衣裙等。以羅居多，尤以花羅最有特色，此外還有綾、緞、印花及彩繪絲織品等。
絲麻織品湖南衡陽縣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絲麻織物，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飾殘片200餘件（塊），有袍、襖、衣、裙、鞋、帽、被子等，質地有綾、羅、絹、紗、麻等。紋樣豐富，在花紗、花羅、花綾的紋樣裝飾上，有大、小兩種提花織物，小提花織物紋樣主要由回紋、菱形紋、鋸齒紋、連錢紋、幾何紋組成，花紋單位較小，還遺留著漢唐提花織物以細小規矩紋為圖案的裝飾風格。大提花織物紋樣構圖複雜，生動流暢，多以動、植物（獅子、仙鶴、菊花、牡丹）為主題，用纏枝籐花、童子為陪襯，並點綴吉祥文字，與宋代建築、瓷器和銅鏡上的裝飾作風極為相似，在紗、羅衣襟殘片上，還發現圓扣和麻花形扣眼。這豐富了對北宋時期裝飾工藝的認識，為研究北宋時期紡織技術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黃昇墓中的遺物多達480件2，有長袍短衣4件，褲23件，裙子20件，鞋雙，襪雙，被衾5條等，還有大量的絲織品衣物，另有成幅織物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紡織工業水平和優秀的傳統紡織技藝，有平紋組織的紗、縐紗、絹，平紋地起斜紋花的綺，絞經組織的花羅，異向斜紋或變化斜紋組織的花綾和六枚花緞等7個品種，以羅居多，近200件。絹和綾次之，紗和縐紗數量較少。羅和綾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黃小江《若羌縣文物調查簡況》，《新疆文物》985年第期。
湖南省博物館、衡陽市博物館《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陳國安《淺談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紡織品》，《文物》984年第2期。
2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南宋黃昇墓》，文物出版社982年版。
丹或芙蓉為主體，伴以其他花卉組成繁簇花卉圖案。這種寫實題材的表現形式，富有生活氣息。絹和紗則為素織。出土的褐黃色梅花瓔珞綾，長04厘米，幅寬5厘米，匹端墨書「宗正紡染金絲絹官記」，可能是官營手工業作坊的產品。該墓還首次出土了六枚紋緯松竹梅提花緞。
江南地區南宋墓中，絲織品多成批出土，江蘇金壇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絲織品，質料包括紗、羅、絹、綢、綺、綾等種，反映出宋代鎮江織造業的發展水平，還出土一軸絹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絲織品多達00多件。江西德安發現的南宋鹹淳十年（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絲織衣裙百餘件2。
印染品宋代已發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貼金、加敷彩等多種印花支柱。黃昇墓中出土的印花與彩繪絲織品，花色品種十分齊全。如服飾的對襟和緣邊，多鑲上一條有印花與彩繪相結合或彩繪的花邊。印出的花紋底紋或金色輪廓再描繪敷彩，最後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葉緣。紋飾變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鸞鳳、鹿壽、獅球、蝶戀芍葯、飛鶴彩雲等動物紋，有印花人物花邊。在敷彩的大葉子上，工筆繪就人物、樓閣、鸞鳥、花卉等圖案。葉的晶格燃文間隙還繪有手執折枝花或荷葉的童子，站立於几凳上。出土時為灰綠、灰藍、褐、桔紅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紋的花邊，紋飾除常見的花卉外，還有香串流蘇、綬珠飄帶、魚藻、獅子戲球等。貼金印花者，有的在貼金的紋廓內再敷彩而成貼金印花敷彩的紋飾。花紋上的金箔連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顯出金光燦爛的裝飾效果。印花絲織品採用了鏤空版印花的四種工藝，即植物染料印花、塗料印花、膠印描金和灑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藝，前者是將鏤空版紋飾塗上色膠，在織物上印出花紋，配以描金勾邊，印花效果更佳；後者則是將鏤空花版上塗上有色彩的膠粘劑印到織物上，待色膠未干時在紋樣上灑以金粉，干後抖去多餘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紋相比，花紋線條較粗獷，色彩較濃，有較強的立體感。宋代的緙絲以朱克柔的《蓮壙乳鴨圖》最為精美，是聞名中外的傳世珍品。
棉織品宋代的棉織業得到迅速發展，已取代麻織品而成為大眾衣料。
浙江蘭溪南宋墓內除絲織的單衣裌衣外，還出土一條完整的白色棉毯。棉毯兩面拉毛，細密厚暖。毯長2.5米經鑒定由木棉紗織成。棉毯是獨幅的，從而證明歷史上曾存在「廣幅布」和闊幅織機。
遼代絲織品近年來遼墓中出土有大量絲織品。遼寧法庫葉茂台7號墓出土的絲織品包括絹、紗、羅、綾、錦和緙絲共六類90多個品種規格。其中有首次發現的遼、宋時期絲織品用金的標本多件，有片金緙絲、描金、捻金等數種。該墓出土的一件長約2米的緙絲袷被，以金為主色，織出升龍、火珠、山、水、海怪組成的複雜圖案，是早期緙絲的典型標本。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一批織錦、綾、羅、刺繡中，有用「夾纈」和「蠟纈」法印染的各種花紋。這兩批織物，一部分屬於契丹人特有的服飾樣式，可確認為遼地產品。內蒙古烏盟察右前旗豪欠營第號墓女屍面具下襯墊的絲綿、棉紙、中絮絲綿的粗羅、花色絹；網絡內穿的絲綿長袍、短襖、短衫、裙、背心、手套等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江蘇金壇南宋周瑀墓發掘簡報》，《文物》977年第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簡報》，《文物》990年第9期。汪濟英《蘭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多層絲織品葬服，以及裹屍用的深褐色粗羅，是研究契丹絲織業的重要資料。
西夏絲織品史籍記載西夏每年從宋朝得到大量的絲織品，自己也有織絹院織作絲綢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織物中，有素羅、紋羅，纖細輕柔，透明飄逸；工字綾、異向綾，工字套疊合榫，富有民族風格，是在傳統的唐綾織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穎別緻緯線顯花法，其表面還殘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跡，可見原來應有斑斕絢麗的色彩；特別是茂花閃色錦，色調層次豐富，閃色效果好，又是我國首次出土，尤為珍貴2。
金代絲織品黑龍江阿城市金齊國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絲織品服飾和棺蓋板上的團龍卷草紋織金絲織品，是金代服飾的重大發現。絲織物主要是男女服飾，分為綿、夾、單類共計30餘件，有袍、衫、裙、腰帶、鞋、襪、冠帽等。服飾原料有絹、綢、羅、錦、綾、紗等，經緯線排列細密，彈性、韌性良好。織工精湛，大量採用挖梭技術，織金品佔有相當數量，有織金綢（綾）、織金絹、織金錦等。此外還採用印、繪、繡等技法，特別是繡法，針法靈巧多變，可分為辮繡、打籽繡、貼補繡、盤香繡、平針、接針、套針、釘線、鋪線、圈金等0餘種。顏色有駝、絳、棕、煙、醬、綠、青等色。花紋圖案有團龍、夔龍、雲鶴、飛鳥、鴛鴦、朵梅、團花、卷草、璧桃、蝴蝶、卷雲等紋。袍、衫多為盤領、開裾，具有濃厚的北方民族特點。為研究宋、金時期的繅絲技術、紡織技法、印染工藝、織機種類等方面的課題提供了珍貴資料。
漆器兩宋時期小商品生產很發達，其中制漆業是發展較早的重要行業之一，當時的制漆作坊多設在城市，產品往往帶有產地等商標銘記。考古發現的宋代漆器絕大部分在江南地區，它們主要是溫州、四明、杭州（臨安）、蘇州、江寧、襄州等地製造的，其中溫州漆器最負盛名。
江蘇淮安北宋楊氏墓群中發現的75件漆器，大部分為木胎，以黑漆為主，也有醬紅色和外黑內紅的，都屬飲食用器，其中數件題有銘記，如「戊申溫州孔三叔上牢」、「江寧府燒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吳□上牢」。在無錫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發現帶銘記的漆器2，都標明了製造者的姓氏或商舖的字號。武進南宋墓中出土的溫州漆器最為精美，有溫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戧金花卉人物奩、五馬鍾念二郎造戧金長方盒、丁字橋巷廨七叔造戧金細鉤填漆長方盒，以及滿雕雲紋的剔犀牛鏡盒等。戧金朱漆蓮瓣式奩蓋面戧劃園林仕女，奩壁為折枝花卉；朱漆地長方盒戧劃沽酒老人；黑地長方盒蓋面戧劃池塘水景，花紋之外，密佈用鑽眼做成的斑紋地，在一幅畫面上有兩種髹飾技法，說明有紋飾的漆器在宋代佔有重要地位，為研究宋代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營第六號遼墓清理簡報》，《文物》983年第海市紡織科學研究院紡織史組《西夏陵區08號墓出土的絲織品》，《文物》978年第8期。羅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93年第5期。
2朱江《無錫宋墓清理紀要》、蔣贊初《談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參考資料》95年第4期、957年第7期。
溫州的制漆工藝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浙江杭州北大橋發現的單磚室宋墓，棺內出土碗、盒、唾壺等漆器0餘件，其中曲木圈疊胎製作的唾壺，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書銘文，可知它們也是溫州產品2。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發展，是這個時期民營手工業的特色。
無錫北宋墓中發現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長度與鞏縣、石家莊宋墓出土的鐵尺相同。以往宋尺實物較少，僅見木尺、鐵尺兩種質地，此漆尺為宋尺增添了新品類。常州宋墓出土的蘇州產金銀胎漆器夾羅漆片等，證實了蘇州與杭州、溫州等地一樣是當時漆器的重要產地3。武進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漢市郊十里鋪北宋墓出土漆器9件，全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為內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書文字，分別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駘馬巷謝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樣4。根據同出遺物，上述干支紀年當是北宋崇寧五年到大觀三年，可見襄陽為漆器生產中心之一。
蘇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層塔心窖穴中瘞埋著北宋大中祥符六年（03）的珍珠舍利寶幢，幢全高22.厘米，分別以木胎和夾苧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寶相花、供養人則是用稠漆堆塑的。福州南宋末年（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貴2。
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文物》979年第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橋宋墓》，《文物》988年第期。3陳晶《常州北環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984年第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武漢市十里鋪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9年第5期。蘇州市文管會等《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979年第期。2福建省博物館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穫》，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三節陵墓這一時期的陵墓，規模、氣勢都不如前代；各種類型的墓葬，等級制度比較鬆弛，隨葬品較少，但墓室結構比較複雜，更多地模仿了當時的地面建築。遼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濃厚的民族和區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漢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過程。
「十國」、宋代帝王陵「十國」帝王陵五代時期五代十國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後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漢劉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欽陵、順陵等，以及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墓等，都經發掘清理。孟知祥夫婦合葬的墓室構造頗為別緻，為三個並列穹窿頂圓形墓室，中間主室較大，兩側耳室較小，全部用青石疊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門旁有彩繪人像，已脫落殘缺。錢元瓘墓的石刻星圖，其二十八宿星圖繪製的正確性，是對世界天文史的傑出貢獻2。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為宣祖的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陵墓，位於今河南鞏縣境內嵩山、洛河間丘陵上。陵區以滎田鎮（宋永安縣治）為中心，南北約5公里，東西約0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區，依次為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結構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齊備。20世紀0年代初曾進行過全面調查3。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勢南高北低，置陵台於地勢最低處。其地點的選定嚴格按勘輿術的要求，而與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並無長幼次序，依同一制度營造，佈局基本一致，沿襲了唐代積土為陵的制度，只是陵園的規模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宮和下宮。兆域四周植棘枳為標記。兆域內除皇陵外，還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孫和當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宮即陵丘四面所築陵垣以內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築成覆斗形，邊長約230米。陵垣四面各設一門，四隅有角闕。東、北、西3門之外，各置石雕蹲獅一對。南門系正門，門道內置石雕宮人一對，門外置石雕武士、奔獅各一對。南為神道石刻，夾神道建鵲台、乳台各一對。乳台以北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馬及控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0件。陵丘前南神門內為南殿，即所謂「上宮」。「下宮」乃日常奉饗之所，建於皇陵西北，後陵之前，與唐陵下宮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後陵在帝陵之北，佈局與帝陵相同，但規模縮小一倍，地面建築已蕩然無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諸後陵北面，永熙後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獅一對，是僅存的下宮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