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載了辯者公孫龍提出的命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就是把一根一尺長9的木棒，每天截取前一天所剩下的一半，如此下去，永遠也不會取完。這相當於數列，，，趨向於零而不等於零。這個著名的論斷，現在講授數列極限時仍然常常被引用。上述比較嚴格的定義，簡單的極限概念和其他數學命題，是在大量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總結和抽象出來的理性認識，雖然還比較粗糙，帶有一定的思辨性質，也沒有形成嚴密的邏輯體系，但無疑都是精彩寶貴的數學思想。可惜的是，墨家等學派這種建立定義和命題，重視抽象性和邏輯嚴密性的新思想和新嘗試，後來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中國數學沿著另外一條道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算法為核心的數學體系。
數學教育我國數學教育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西周時期，數學和數學教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並且建立了比較正規的數學教育制度。據《禮記》記載，周朝規定“六年（歲）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教師），居宿於外，學書計”。《漢書》記載，“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2，說明當時的貴族子弟接受初等教育，從六歲或八歲開始學習數（shǔ）數（shu）和辨認方向，九歲學習干支紀日法，十歲學習書計，其中的“計”是指一般計算能力的培養，“書計”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語文和算術。當時還設有稱為“保氏”的官員，專門負責對貴族子弟進行教育。數學是“六藝”（禮、樂、射、馭、書、數）之一，成為必須學習的一門課程，這門課程包括九項內容，稱為“九數”。在周朝，還沒有專門掌管天文歷法的官員“馮相氏”和“保章氏”，以及掌管財政統計的官員“司會”，軍隊中也有負責武器、糧餉等收支計算的官員“法算”，這些人當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數學知識。當時還把世代相傳專門負責天文歷法和通曉數學的人，稱為“疇人”也就是早期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周朝衰落以後，“疇人”子弟分散到各諸侯國，私家講學也逐漸興盛起來，對各地區的數學普及和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春秋戰國以後，數學常識為越來越廣泛的人所掌握，“能書會計”（能寫會算）成為介紹和鑒定官員才能的一項重要內容。
9《莊子·天下篇》。
《禮記·內則篇》。
2《漢書·食貨志》。
第二節天文學考古發掘和古文獻資料表明，我國是天文學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從原始社會開始，我們的祖先為了采集、狩獵和農牧業活動的需要，通過觀天象、定方向、定季節、告農時，逐漸積累天文知識，萌生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天文學。
早在六七千年前，屬於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遺址中，房屋的門、墓穴和人骨架的頭部都朝著南方，江蘇邳縣大墩子墓地積有五層墓葬，晚期的疊在早期之上，但方向仍大體一致。這種一致性表明他們已能辨認方向。對於原始時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來說，能夠賴以定方向的依據只有天象變化，特別是太陽。
太陽給大地以光明，給人們以溫暖，它在新石器時代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以太陽作為紋飾的器物。河南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中間為紅色圓心，四周有彩色光芒，顯系太陽的圖象；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出土的灰陶尊上，畫有日出於山崗之上和日出於山崗雲氣之上的圖案，恐系“旦”字的象形字。稍晚的文獻《詩經》中則有“既景乃崗，相其陰陽”的詩句2，表明在山崗上觀日影定方向，另一篇《邶風·定之方中》說“揆之以日，作於楚室”，這些觀太陽定方向的描述，正是古老習俗的遺留。
日出和日沒不僅指示了方向，而且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環，晝夜交替使人們產生了日的概念，晝夜與太陽都用“日”字表示，日顯然是同太陽聯系在一起的。為了計算日子的流逝，原始時代就出現了許多方法。我國解放前後尚處於原始社會的一些少數民族，有的在繩子上打結，有的在竹上刻劃，有的在竹筒裡放石子，這些記日方法顯然是很原始的。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干支記日法，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夏代末期帝王的名字就已采用了十干中某些字，如孔甲、履癸，說明它們可能產生得更早些，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字，用十干與十二支相配，得到甲子、乙丑、丙寅癸亥等六十個干支名稱，用來記日便是六十天一循環，這種記日方法一直延續到現在。有一塊武乙時期（約公元前十三世紀）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著六十干支，這可能是當時的日歷。在甲骨文中還有旬字，殷人稱十天為一旬，這一名稱也一直流傳到今天。
月有圓缺，這是夜晚可能看到的最明顯的天象變化，從月圓（望）到月圓，或從月初見（朏）到下一次見到，或從月不見（晦）到下一次不見都差不多是三十天，月的圓缺變化產生了“月”的概念。阿細人的跳月，藏歷的定望都是原始時期的遺留。望、朏、晦比朔更早被人們所認識，最早的“朔”字見於《詩經》。
季和年雖然比日和月的周期要長，但它的產生並不晚。因為，它比起日月來也許更重要，寒來暑往，草木枯榮，農業的收成，動物的繁衍都同它密切相關。農牧業生產的發展要求准確掌握時令季節，而天象的周期變化與物候之間有必然的相關性，通過觀察天象就能確定季和年的變遷。觀象授時既是生產之必需，也是最早的天文活動。文獻上記有古代傳說“少皞氏之衰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94年2期。2《詩經·大雅·公劉》。
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鹹廢所職，而閏余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這段記述說顓頊時代已有了“火正”的專門官職，負責觀察大火（即心宿二）這紅色亮星來判斷季節。後來由於氏族戰爭，觀測停止了，結果弄得季節掌握不住，造成很大混亂，到帝堯時代又恢復“火正”之官，讓他明時正度，造成了風調雨順、生活安寧的局面。《左傳》襄公九年的記載印證了這一傳說“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祀時焉！”陶唐氏即是帝堯。
堯不僅恢復了火正，還立羲和之官，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觀察日月星辰，以告農時。《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堯典》雖非堯時所作（學者們多認為作於戰國初或稍早），但可能記有較早時代的事情。這段文獻所指出的四仲中星，即不同的季節黃昏時有不同的星到達南方天空。按現代天文學來推算，鳥、火、虛、昴四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黃昏時到達南方天空的時代大約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與傳說中的堯時相當。所以，《堯典》的記述可能正是古代觀象授時的情形。
至於“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記述，更說明了歷法的萌芽。年、月、日概念的建立是歷法得以產生的基礎，一年有3天的識別，又設置閏月來協調季節和月分的關系，這是天文學的重大進步。殷商甲骨文已有十二個月的名稱，還有大量十三月的記載，這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證明。從甲骨文的片斷記載可以推論殷代歷法已有相當水平，它大體上是以干支記日，以月亮圓缺的周期記月，以冷暖循環來記年，一年有2個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閏年有3個月。這一陰陽合歷的傳統流傳至今，成為我國古歷的重要特點。
殷周至春秋戰國，各諸侯國行用不同的歷法，計有夏、殷、周、魯、黃帝、顓頊六種，通稱古六歷，這些歷的年長都是天，故又稱古四分歷。354它們的不同在於歲首，黃帝、周、魯三歷以十一月（子月）為歲首，稱建子，殷歷以十二月（丑月）為歲首，稱建丑，夏歷以正月（寅月）為歲首，稱建寅，這就是“三正”之說。此外還有顓頊歷以小月（亥月）為歲首，稱建亥，目前由於資料缺乏，對這些歷的詳情還不太清楚。
天文和歷法的發展基於天象觀測，我國古代天象觀測記錄是世界公認最悠久最系統的。《夏小正》一書中按月分記錄了天象和物候的關聯，如“正月，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該書雖然成書較晚，但這些天象記錄如實地反映了三四千年前的天象。《鶡冠子》也記載“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史記·歷書》。
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這是三四千年前的天象。
殷墟甲骨文中包含著更多的天象記錄，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紀的日月食記事，現在能大體定出時間的有四次日食，五次月食，無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記錄大火附近出現新星，它比古希臘伊巴谷hipparhas（前二世紀）記錄的第一個新星（公元前34年）要早一千多年。比甲骨文稍晚的金文中有大量的西周月相記錄，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等，雖然對它們的含義是指一個月中的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還有爭論，但其同月相變化有關是沒有疑問的。西周和春秋時代的天象記錄在《詩經》中也有不少反映，著名的《豳風·七月》詩記載了天象與物候的關系，以及當時的歷法知識；《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和月食記錄，引起了研究者的很大興趣，據中外學者考證，十月辛卯朔的日食和緊靠著的一次月食可能發生於公元前77年9月日和8月2日，但另一些人認為是公元前735年月30日和2月5日，因為前次日食通過北極圈之內，中國黃河流域不可能見到。《詩經》中關於恆星的記述已有28夜中十宿的名稱，還有牛郎、織女、銀河以及金星的不同名稱——啟明和長庚。
春秋時代的編年史中有37次日食記錄，絕大多數是可靠的，可用現代的計算來驗證，並給地球自轉研究提供參考。魯文公十四（前3年）年，“有星孛入於北斗”的記錄是關於哈雷彗星的最早記載，魯莊公七年（前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這是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記錄。戰國時代著名的天文學家甘德和石申（一作石申夫）辨認並觀測了大量恆星，測定了20多個星的位置，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978年在湖北隨縣出土的戰國（公元前444年）遺物上發現了完整的28宿名稱，並和北斗圖象相聯。這些天象觀測記錄和所達到的天文學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視。
和天文學從原始社會萌生的同時，人們也產主了對天空和自然的原始宗教意識。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宗教思想和自然觀發生了很大變化，對自然神的崇拜為奴隸主階級利用，出現了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天神，人世間的君主也是授命於天的。人們對天空現象的迷惘，尤其是異常天象的出現，使星占術得以產生。這就是古代許多天象記錄同星占迷信糾纏在一起的原因。第三節氣象學氣象和天文學在我國古代統稱天文，其實兩者是有差別的，氣象現象是發生在地球大氣層內的，天文學的研究對象則在大氣層之外。氣象同人們的日常生活、生產活動有密切關系。為了生存，人們經歷了對自然氣候的適應過程，從穴居野處發展到營室居住，他們把屋門開向南方，又用獸皮樹葉縫制衣服，抵御風寒。人們雖不斷積累氣象知識，而對其成因卻一無所知，從而產生對自然神的崇拜。《山海經·大荒北經》提到，南方多雨是因為南方為雨師應龍所居，北方干旱是因為旱神女魃居於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古人認為風雲雷雹都各有神，各司其職，而傳說中的“後羿射日”則反映了人們戰勝干旱燥熱的美好願望。
殷商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天氣現象的記錄，出現了晴、雲、陰、霾、霧、虹、霓、霜、雪、雷、電、雨、風、雹等名稱。公元前十三世紀文丁時期的卜辭中有連續十天的氣象記錄，這是世界最早的氣象記錄之一，也是後來傳統氣象記錄的先聲。甲骨文中對風雨有不同的稱謂，雨有大雨、小雨、⼳（絲）雨（毛毛雨），風有小風、大風，風（驟風）、大颶（狂風），可說是風力、雨量分級概念的開始。
殷商時期有關天氣和物候現象的記錄大量出現，揭示了我國大陸上古今氣候的變化情況。二千多年前的物候現象比現今要早一周以上，黃河流域當時生長著很多竹子、桑樹，種植水稻，還有大象，表明那時期黃河流域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古代氣象史料可以用來為現代許多研究項目做參考，因而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在觀象授時階段，為了利用物候現象來判斷季節時令，經常注意觀察氣象變化，促進了對氣象規律的認識。《夏小正》中按月列出的物候現象，也附有氣象情況，如“正月魚陡負冰，時有後風，寒日滌凍塗”，“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時有霖雨”等等，在《詩經》、《月令》等著作中也有類似的物候描述。隨著觀察的深入，感性知識增多，形成了一些天氣預報的諺語。《詩經·鄘風·蝃■》曰“朝於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日出時看見西方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這個諺語至今還在我國民間流傳。《小雅·漸漸之石》還記有“月離於畢，卑滂沱矣！”說是看見滿月進入畢宿，就到了孟秋多雨的季節，秋雨綿綿，這是一種長期預報。《古微書》中記錄的“月離於箕風揚沙’，也是類似的意思，指滿月進入箕宿就進入多風的春季，塵土飛揚。《小雅·信南山》的“上天同（彤）雲，雨雪霧霧”，表示彤雲密布，大雪就要來臨。
對氣象規律的認識使人們對神的主宰產生懷疑，並進而思考風雲雷雨的成因和本質。《莊子·天運》對風由神的呼吸而產生之說發出疑問，“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指出風回旋不定，東西任吹，有誰閒著沒事去披拂它呢？宋玉《風賦》說“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關尹子·二柱》篇說“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簾得風，彼非搖時，非風之氣”，提出風即氣，氣流生風，不流無風，仍是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這裡借陰陽和相互轉化的概念辯證地敘述了董作賓《殷文丁時卜辭中一旬間之氣象記錄》，《氣象學報》7卷—4合期，943年2月。雨和雲的關系。從現象來看，雨從天降，雲從地升，而雨又是雲形成的，故實質上雨還是出自地。地下有輕陽之氣上升，天上有濁陰之氣下降，互相轉化而成雲雨。《莊子》認為“陰陽交爭為雷”，《春秋·元命苞》說“陰陽激為電”，都認為雷電是一種陰陽沖突所生成的現象。《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有一段總括性的話“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雹霰者，一氣之化也。”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中，這些記述力圖從自然界本身去說明天氣現象，具有唯物主義傾向。
第四節地學人們對地理環境的認識非常早。他們必須知道什麼地方有植物果實可采，什麼地方有動物可供狩獵，什麼地方有水，什麼地方有石頭可供制造石器。這種對環境的認識，就是處於萌芽狀態的地學知識。在70萬年前元謀人居住的地方，不僅有石器、炭屑，而且還有許多動物骨頭化石，常見的動物有雲南馬，劍齒虎、象、犀牛等，說明當時氣候溫暖濕潤，植物群落以草原——灌木叢林為主。元謀人在這種地理環境中，用木棒和石器獵取食物。同時也經常去湖濱、草叢地帶采集植物果實，捕捉龜、蚌，以求得生存。他們在生產、生活中，逐漸熟悉了周圍環境，對地理現象有了認識，從而獲得了最原始的資源分布知識，方位概念，動、植物知識和礦物巖石知識等。特別是北京猿人，他們在周口店地區生活了數十萬年2，一代一代地積累了對當地環境的知識。
從考古發掘材料知道，舊石器時代，中國的遠古居民主要用石英巖、玄武巖、硅質灰巖等十一種巖石和礦物制造石器，並用赤鐵礦作隨葬品，用石墨制裝飾品。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利用礦物巖石的品種顯著增多，有花崗巖、瑪瑙、變質頁巖、流紋巖、滑石、泥質灰巖、碧玉、片麻巖、綠松石、蛋白石、硬玉、自然銅、瓷土、高嶺土等37種，加上舊石器時代的3種，總共是50種。這就是說，在石器時代，我國人民就初步認識了2種礦物，32種巖石，種土。他們在利用這些礦物和巖石時，對它們的硬度、顏色、透明性、手感粗細程度、比重等物理特征也有所認識，並用這些知識去辨別或尋找這些礦物和巖石。
新石器時代農業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的人對植物與環境，特別是植物與土壤的關系已有某些認識。浙江省余姚縣河姆渡遺址，發現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古文獻也記載，禹“盡力乎溝洫”2，禹“卑宮室，致費於溝淢”，“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3。這些說明，當時的人已認識到哪些地方可以種植水稻，並積累了開溝引水種稻的知識。從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房屋建築遺址來看，門多向南，那時已有方向的概念，知道門向南開，進光量多，冬季陽光可射進屋內，使房屋更暖和，《尚書·堯典》中已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記載。
自有文字以後，地學知識得到更迅速的積累和傳播。甲骨文中有土方征我東鄙，鬼方牧我西鄙的記載4，說明商朝四周有許多方國，已有國境線的觀念。有的甲骨文記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5。《尚書·禹貢》和《周易》則記載了八個方位。這說明，從夏朝到周朝方位觀念的發展。
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第7頁，文物出版社，983年。
2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第3頁，文物出版社，983年。
李仲鈞、王概之《我國史前人類對於礦物巖石認識的歷史》，《科學通報》975年第五期。周仁等《我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和殷周時代制陶工藝的科學總結》，《考古學報》94年第期。2《論語·泰伯》。
3《史記·夏本紀》。
4原文為“土方征於我東鄙𣶸二邑，■方亦■我西鄙田”，見《殷虛書契菁華》。5見《綴口》二四○。
見《周易正義》卷九，“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禹貢》“東原底平”，“至現存古籍中，最早提到地圖的是《尚書·洛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這裡所說的“伻來以圖”的“圖”，是為選建洛陽城址而特別繪制的地圖。它說明，周初不僅有地圖，而且已經在生產建設中應用地圖了。
由於政治、軍事、生產的需要，地圖的發展非常迅速。根據《周禮》的記載，周朝已有數種專用地圖。如行政區劃圖，從圖上能“辨其邦國、都鄙、四夷之人民與其財用、九谷、六畜之數”。農業地圖，由土訓官掌管，“以詔地事”。地形圖，從圖上能“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濕之名物”。礦產圖，由礦人掌管，對“金、玉、錫石之地”礦人要“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交通圖，從圖上能“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還有用地圖打官司的，“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可見地圖的應用范圍已相當廣泛。在《管子》一書中，還有專門論述地圖的重要性，地圖的內容，地圖在軍事上的作用的《地圖篇》，寫道“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徑川陵陵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裡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可見春秋戰國時的地圖，已是畫著符號的山川城郭圖，從圖上可以看出山川險阻，各種地物地形，從草木到城郭大小，從道路遠近到名邑廢邑，都有數理的概念，可以審知地域大小，地圖的繪制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戰國策·趙策》講述蘇秦以合縱說趙王“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這意味著戰國時的地圖有了分率（即比例尺），從圖上可以量測地域面積大小。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天下之圖。而各國亦自備詳細而保密的本國地圖，所以荊軻刺秦王，“獻督亢地圖於秦”，以此誘見秦王。獻地圖就等於把江山獻出去。這種觀念，在韓非的著作中表現很明顯。他說“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單；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早期描述區域地理的專著有《山經》和《禹貢》。
《山經》是現存《山海經》裡寫作時間最早、地理價值最大的部分2。它以山為綱領，對黃河和長江流域以及兩大流域之外的廣大地區進行綜合性的記述。
《山經》的作者以今河南省西部作為“中山經”的主要部分，自此以南為“南山經”，以西為“西山經”，以北為“北山經”，以東為“東山經”。這五個部分就是五個地區，每個地區之內，作者以山嶺為綱，分列次第，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道裡依次描述各個山的地形、水文、氣候、天然動、植物以及礦產資源等。
《山經》一共描述了四百五十一座山，三百條水，二十七個湖澤，一百於南河”，“弱水既西”，“東北會於■”。
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第三頁，科學出版社，9非·五蠹》。
2《山海經》是由山經，海經和大荒經組成，海經和大荒經是後人增補的，現存這種形式的《山海經》，可能是漢代形成的。
六十種植物，二百七十多種動物，八十九種巖石和礦物。
《山經》對山的描述包括山的形態，高度，寬度，坡度，積雪情況，分水嶺等。比如太華山（今華山），它說是“削成而四方，高千仞，廣十裡，鳥獸莫居”。今天由渭河平原南望華山，正是如此。
《山經》對水的描述，力求講明河流的來龍去脈，水的季節變化，地表徑流和地下水，河床地貌等。
《山經》對巖石礦物的描述是很出色的，是我國第一部比較詳細地記載巖石礦物的著作。所記巖石礦物種數達89種，產地三百多處。描述的礦物性狀有硬度，顏色，光澤，透明度，磁性，感覺性質（粗糙或滑膩），敲擊聲音，醫藥性能，集合體的狀態——土狀、塊狀、卵狀、米粒狀，共生關系，可熔性等。礦物的名稱體現了礦物的特征，如磁石，采石，瓀石，丹粟，茈石，白玉，青■等。礦物的共生現象有赤銅—礪石，鐵—文石，銀一砥礪，鐵—美玉—青堊，黃金—銀，白金—鐵，金—銀—鐵，金玉—赭石等2。以前曾有人把希臘學者喬菲司蒂斯（公元前37—前28，theophrastus）的著作《石頭志》（書中記載了十六種礦物，分成金、石、土三類）說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物學文獻，其實，在《石頭志》問世前二百年，《山經》已問世了，而且內容比它豐富得多。
《山經》記載了一百六十多種植物，對某些植物的形態作了簡要的描述。其中有四十九種是藥用植物，這是後世本草著作的肇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記載反映了地區差異。比如熱帶、亞熱帶地區多桂、橘、柚、楠木等，而溫帶干旱區多松、柏、白果樹等。
《山經》中記載的動物名稱約二百六十多種，也體現了地區差異。比如熱帶地區多象、蛇；寒冷干旱區多馬、駱駝、旄牛等。其中藥用動物六十四種。
《山經》又是一部藥物書，一共記載了一百一十七種藥物。除動、植物外，用無機物作藥的四種。這7種藥物中，給人治病的03種，給牲畜治病的2種，毒鼠、毒魚的種。
上述事例表明，《山經》不僅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是我國最早的類書”2。
《禹貢》全書只有近一千二百字，由“九州”、“導山”、“導水”和“五服”四部分組成。“九州”主要依據河流、山脈、海洋等自然分界線來劃分，這種自然分區很富有地理意義，帶有自然區劃思想的萌芽。各州就山川、湖澤、土壤、植被、田賦、特產和運輸路線等特點進行了區域對比，是早期區域地理的傑出著作。“導山”部分，專列山岳20余座，並歸納成幾條自西向東的脈絡。“導水”部分專寫河流，共9條水系。這是我國地理學專就山岳和水系進行研究的開始。“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的大一統思想，把廣大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在當時諸侯割據的形勢下，這種大一統思想具有進步意義。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第43頁，科學出版社，98貽俠《山海經》——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產地質文獻，《光明日報》，92年8月28日。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史集刊》958年第期。2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載《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下冊，第頁，四川人民出版社，984年。
除了《山經》、《禹貢》之外，還有一些著作也含有豐富的地理知識內容。比如《周易》、《詩經》、《周禮》、《大戴禮》、《國語》、《管子》等。
《周易》謙卦象辭說“地道變盈而流謙”。唐代孔穎達解釋說“丘陵川谷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改變盈者，流布謙者也”。顯然這是對流水侵蝕作用和沉積作用的概括。所謂“地道”，就是指上述流水的侵蝕與沉積作用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地表一種有規律的活動。
據統計，《詩經》中記載了三十多條河流，主要是黃河、長江、淮河三大水系及其支流；記載了二十多座山，如泰山、嵩山、首陽山、終南山、蒙山、岐山等。敘述的地貌形態名稱至少有六十多個，如山、岡、丘，陵、原、隰、洲、渚等。河岸地貌又分岸、干、滸、涘、溽、鞫、將、湄、■、浦、濆、麋、頻等。對於山，還注意植被覆蓋情況，把有草木的稱為“屺”，沒有草木的稱為“岵”；土山戴石的稱“崔嵬”，石山戴土的稱“砠”。對於丘，又根據形狀不同而有多種名稱。如“宛丘”是四周高，中央低；“頓丘”是單獨的一個丘；“阿丘”是偏高的丘；“京”是高丘等。可見當時對於地形已有了比較細致的觀察。所記植物名稱多達37種；動物名稱0種；氣象名稱個，如風、雪、雨、霾、雷、霆、霜、冰、雲、霰、霢霂、蝃等。風又分終風、凱風、谷風、北風、飄風等。氣候方面，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稱，有不少物候記載。特別是《豳風·七月》，可以說是一首物候歌。如“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方位名稱六個，礦物三種。此外，還對一些地學現象進行了描述。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對地表發生劇烈變化的描述。
《大戴禮》中的《夏小正》，是我國現存最早記載物候的專著。它成書的年代雖然在奴隸社會後期，但其中的某些認識很可能是夏代流傳下來的。全書只有四百多字，但內容相當豐富。在植物物候方面，對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觀察記錄。如正月的物候是柳樹長出了花序，梅、杏、山桃相繼開花。七月的物候是蘆葦長出了蘆花。在動物物候方面，對鳥、獸、蟲、魚都有所注意。如正月的物候是大地回春，田鼠出來活動。野雞鳴叫，雌雄交配。魚兒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層的地方。農田害蟲螻蛄也叫了。《夏小正》采用的是夏歷，和現在民間常用的農歷月份相當。其中的正月即陽歷二月。書中記載梅、杏和山桃在正月開花，又提到淮、海和（揚子鱷）等，說明所觀察的可能是淮河至長江沿海一帶的物候。
《周禮·考工記》中有“橘逾淮而北為積，鵒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這是關於天然動植物的地理分布有某個界線的最早記錄。橘子多分布在長江以南，淮河以北橘子很難生長。鵒俗名八哥，多留居我國中部、南部各省平原和山林間。濟就是濟水，古四瀆之一，地理位置由濼口以下至海，與今小清河河道略同。“鵒不逾濟”，就是指鵒一般只能留居在濟水以南，而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獸。汶是汶水，今名大汶水，在山東西部，古汶水西流經東平縣南至梁山東南入濟水。貉如果越過汶河往南，就會由於不適應較暖的生活環境而死亡。二千四百多年前，《周禮·考工記》就提出天然動植物有地理分布界線的思想，是非常可貴的。
《管子·地員》是秦以前講土壤分類最詳細的著作。它將一般地區的土杜石然等六人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上冊，第74頁，科學出版社，982年。壤分作8個類型，90種。然後分別敘述它們的性狀和所宜生長的植物。又按上、中、下三等，順序評價它們的生產性能。它用來分類的依據是土壤的顏色、質地、結構、孔隙、有機質、酸鹼性和肥力，並密切結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條件。它的缺點是由於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土壤分類表現得很機械，每類都是五種，有的甚至還和角、商、宮、羽、徵五音配合，以合五行。這種作法脫離實際，不是客觀情況的真實反映。
在《管子·地數》中，還記載了通過礦苗找礦的經驗“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又說“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這裡所說的上下關系，有三種含義第一，一個垂直的礦體或一條礦脈，山上露頭中出現某種礦物，可能對下面賦存的另一種主要礦產起到指示作用，這種指示礦物在古代稱之為“苗”或“引”。又某些多金屬礦體（脈）的上部和下部富集的礦種有所不同，這種垂直分帶現象，在古代已有所認識。第二，山上出現的某種礦物和山下出現的另一種礦物，分別產於不同的地層或巖石中。既不同屬於一個礦體，成因上又沒有明顯的聯系，屬於這種情況的上下關系，僅僅是一種空間位置的相對關系。第三，山上賦存有某種原生礦床，而山下出現另一種砂礦，這種上下關系也不一定和礦床成因有聯系。所以，《管子·地數》講的找礦方法，只有一部分是通過金屬礦產的共生關系尋找，其余則是通過礦產之間空間位置的相對關系來尋找。
《管子·地員》還記載有植物生態方面的知識，指出在土質優劣、地勢高低和水泉深淺不同的土地上，所宜生長的植物也是不同的。特別是注意到了植物垂直分布的現象。在山地，由山頂到山麓，依次有“懸泉”、“■崣”、“泉英”、“山之■”“山之側”五個部分。“懸泉”上長的是落葉松純林；“■崣”上長的是山柳灌叢；“泉英”上長的是山楊；“山之■”上長的是檟楸一類雜木林；“山之側”上長的是刺榆。這些情況，與現在華北地區的山地植物分布並無差異。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第39頁，地質出版社，980年。夏緯瑛《管子地員篇校釋》第29頁，農業出版社，98年。
第十六章物理學物理學是研究物質運動一般規律和物質基本結構的科學，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實踐和觀察實驗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夏商周時期，人們已積累了大量的有關力、熱、聲、光、磁等方面的知識和對於運動、時空、物質結構等問題的認識，這些知識和認識構成了這一時期物理學的豐富內容。
第一節力學知識力學是最早發展起來的學科之一。遠古至春秋戰國時期已應用尖劈和槓桿原理，制造出某些器具，還利用斜面、輪軸等機械提舉重物。下面著重介紹這一時期對於彈力、浮力和摩擦力的利用及對力的本性的認識。
由於狩獵和戰爭的需要，人們很早就發明了弓箭。在山西峙峪舊石器晚期遺址中發現有石鏃，說明距今二萬八千年前就有弓箭的發明。至春秋戰國時期，弓箭的制造有了很大的發展。《考工記》詳細地記載了箭的桿、矢、羽三部分的構造和比例，特別是討論了箭的結構與飛行的關系，認為箭的結構直接影響到飛行狀況及射擊的准確性。若箭桿前部太軟，箭就會往下俯沖；若後部太軟，箭就會往上飄；中部太軟則飛行紆曲；中部太硬就會向上飛揚；羽毛太多則速度慢；羽毛太少較易偏斜。這些討論已涉及到初步的空氣動力學的內容。這個時期還發明了弩，可以把彈力積聚起來，以使發射力更強。對浮力的利用也相當早。除行舟外，對水的浮力還進行理論探討。墨家學派認為，可以浮在水中的物體，雖其形體較大，但在水中只沉浸較淺的一部分。這是因為物體中間有空隙（“形之大，其沉淺也，說在具”）2。《考工記》也提到利用水的浮力來檢驗車輪制造時各部分是否平衡（“水之，以視其平，沉之均也”）3。
春秋戰國時期，對慣性現象已有一定的認識，如《考工記》就提到“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4。物體的垂直下落必須是在沒有外力作用的條件下。墨家曾注意到這一點，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扳，旁弗劫，則下直”。5意思是說在物體下落時，如果上不提它，下不拉它，旁不影響它，那麼它就垂直下落。人們還利用重心的轉移制成“欹器”。《荀子·宥坐》載孔子參觀魯廟，見到一種可以灌水的容器，當它在空腹時是傾斜的；灌水適中就正立起來；若灌水過滿就會傾覆（“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這種欹器是統治者用來做座右銘的，因而叫“宥坐”。這個容器內部具有特殊構造，由水的灌入程度不同，使重心不斷轉移，從而出現三種不同狀態。
由於長期對各種自然力的開發與利用，人們對“力”的本性也進行探討。《墨經》對力作了定義“力，形之所以奮也”。這裡的“形”，即是形體，亦即物體。這句話的意思是力是使物體發生運動的原因。但力是什麼？《墨《考工記·矢人》。
2《墨子·經下》。
3《考工記·輪人》。
4《考工記·輈人》。
5《墨子·經說下》。
《墨子·經上》。
經》說力是“重之謂”2，即在靜止的時候，力就以“重”來表示。也就是把物體下落的屬性看作力。物體的下落或上舉，都是由於“重”在起作用（“下，舉，重奮也”）。
2《墨子·經說上》。
第二節熱學知識人類在長期對火控制與利用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熱學知識。傳說燧人氏“鑽木取火”，《莊子·外物篇》已有關於“木與木相摩則然（燃）”的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又發明以“陽燧”反射並聚焦太陽光來取火。陽燧是青銅制的凹面鏡，反射太陽光可使某些易燃物（如絨艾）發火。原始人早已認識火勢自然向上之性，因此在蒸煮食物或燒陶、冶金時，均是薪炭在下，被加熱物在上，並采取了通風措施，以便增加爐溫。
關於溫度的測量，古代雖未發明溫度計，但對於溫度的判斷還是有一定辦法的。《考工記》中精彩地描述了在冶煉金屬時如何判斷爐溫的高低“凡鑄金之狀，金（即銅）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這是根據不同物質的蒸汽顏色來判斷爐火的溫度由黑濁到黃白，再到清白；當最後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就可以澆鑄了。這種掌握火候的辦法，直到近代還在使用。《呂氏春秋》“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這是一種關於氣溫的判別法，據此可以制成原始的溫度計。《周禮》中還有關於古人在冬日鑿冰入窖，以便在天熱的時候用它來冷藏食物或保存屍體的記載。
《考工記·栗氏》。
第三節聲學知識原始人類已知某些物體在受到振動之時會發聲，例如敲擊厚薄不同的石塊、陶器會發出高低不同的聲音；拉動繃緊著的繩索或弓弦，以及用口吹某些空腔或管狀體，也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人們根據這些特點制造了石磬、陶塤等樂器；至周代，由於宮廷音樂的發展，已出現“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即“八音”。其中有板振動和膜振動的（如編鍾、編磬、鈴、鼓等），氣柱振動的（如蕭、管、笙、塤等），弦振動的（如琴、瑟）。春秋戰國以後這些樂器更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樂律方面，西周至春秋戰國，已出現五聲音階、七聲音階和十二律的完整理論體系。五聲音階、七聲音階用宮、商、角、徵、羽來表示，十二律用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來表示。關於各律的確定，最早可能是采用損益弦長的辦法。《管子》中介紹了一種“三分損益法”，就是把一根弦分為三段，取其三分之二，捨其三分之一，稱為“三分損一”；又增其三分之一，則為“三分益一”，這樣輾轉相生，就可以得到各律。《管子·地員篇》的原話是“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這種以弦長求各律的三分損益法。以數學語言來表述就是令黃鍾的宮音弦長為（×3）4=9×9=8則徵音弦長為×（）
商音弦長為×（）
羽音弦長為×（）
角音弦長為×（）
8+3=08083=7272+3=993=4——於是，按弦長大小其五音的排列為徵（08）羽（9）宮（8）商（72）角（4）
978年湖北隨縣發掘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樂器。其中編鍾一套4件，每鍾都有兩個發音部位，敲擊不同部位，能分別發出相隔三度的兩個音，整套編鍾共能發出28個音，音域寬廣，達五個半八度，只比現代鋼琴高低兩端各約少一組。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奏多種樂曲。這麼大規模的編鍾，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先民樂器制造的傑出水平。
《考工記》對於發聲體的形狀、厚薄、大小同發聲的關系，有過科學的記載。如鍾的厚、薄、侈、弇要適當。“已（太）厚則石（聲不易發），已薄則播（聲散），侈（鍾口太大）則柞，弇（鍾口太小）則郁。”並且指出“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也具有這種性質，也是“大而短，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其聲舒而遠聞”。《考《考工記·鳧氏》。
工記》還指出，可以適當改變發聲體的形狀、厚薄、大小來調音，例如磬的發聲太高，就摩去它的兩旁；如發聲太低，就摩去其兩端。
春秋戰國時期還知道某些共振知識。《墨子》曾提到用倒扣在地下的空甕來探聽敵方的軍事行動或確定敵方挖地道的方位；《莊子》記載調瑟時引起另一瑟的共鳴現象“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第四節光學知識光學知識起源甚早。日光或火光照射物體時所出現的陰影，平靜湖面反映山丘、樹木所成的倒影，對原始人類光學知識的積累都有一定的影響。商周時期已利用靜止的水面來照自己的影。《莊子·德充符篇》“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靜也”。金文中的“鑒”字，寫作“■”，表示一個人彎腰向水盆照自己的臉。由於商周青銅冶鑄技術的發展，人們鑄造了不少銅鏡。它的出現為光學的實驗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墨經》中記載了物體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成像的實驗結果，內容相當豐富。
墨家認為，影是由物體遮住了光而出現的，其大小同物體、光源、影屏三者之間的位置有關。並且指出，影是不會隨著物體運動而移動的（“景不徙”，景，即影）。當物體移動時，前影消失，後影產生。人們通常所看到的影的移動，其實只是前影不斷消失，後影不斷產生的連續過程。這是很科學的見解。《莊子·天下篇》也有“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的見解。
“光的直線前進”是幾何光學中的一條重要原理，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家學派就已知道了。墨家指出，光的照耀就跟射箭一樣（“煦若射”）。基於這樣的看法，對小孔成像實驗做了正確的解釋人體反射的光線經過小孔以後，“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2，這樣，所成的便是倒像。墨家還指出單個平面鏡所成的像只有一個，同物體的大小、形態完全一樣，而且總是跟物體以鏡面成對稱的。對於凸面鏡來說，所成的也只有一個正立的像，但較小。凹面鏡所成的像較復雜。墨家把凹面鏡的曲率中心至焦點的一段距離稱為“中”，當物體在“中”以外時，所成的是倒立的小像；當物體在靠近鏡面的“中”以內時，所成的是正立的放大的像。（“鏡窪，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說在中之外內”3）。墨家沒有區分焦點和圓心是其光學成就上的一個缺陷，但他們的實驗研究在世界幾何光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家關於幾何光學的理論比古希臘歐幾裡得（約公元前330—275年）所著《反射光學》約早了一百多年。
《墨子·經下》。
2《墨子·經說下》。
3《墨子·經下》。
第五節磁學知識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在采礦、冶金過程中，在與磁鐵礦的經常接觸中，發現了磁鐵礦的吸鐵性。這種吸鐵性就象母親吸引子女一樣，因而人們最初把這種礦石稱為“磁石”。如《管子·地數篇》就寫到“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磁石除了具有吸鐵性之外，還具有南北指向性，指向性與吸鐵性，實際上都是磁石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表現。當時人們已利用磁石指向性，制造出指向儀器——司南。《鬼谷子》說到山中采玉，一定要帶著司南以不迷失方向。《韓非子》也說“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古帝王用司南端正方向，以保障皇位的尊嚴。它實際上就是後世指南針的最早形式。
《韓非子·有度》。
第六節對運動及時空的認識運動是物質的基本屬性。遠古時代的人們對於運動已有一定的認識，特別是對機械運動更為熟悉。如日月的東升西落，江河的奔騰流逝，門扉的啟閉，矢石的飛行等等。先秦時期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曾對機械運動作了探討與研究，其中尤以墨家學派的研究較為深入，墨家給機械運動下的定義是“動，或從（徒）也”2。這裡的“或”，應借為“域”，即區域；徙即遷徙。“或徙”即指位置的移動。這種移動包括轉動（“偏際徙”），這就象門扉去掉門閂時，可以隨意開閉一樣（若戶樞免瑟）。至於圓球的滾動，墨家也進行了討論，認為圓球在平面上無論怎樣滾動，都能保持平衡（“丸，無所處而不中”）。
墨家對靜止的定義是“止，以久也”。就是說，靜止表現為物體在某一位置上停留了一段時間。如果物在這段時間內並不停在一個位置上，那就是“不止”了。不止也就是運動。快的運動，墨家稱為“無久之不止”，它就象飛矢過楹一樣快；較慢的運動，墨家稱為“有久之不止’，它就象人走過橋，要有一定的時間。這裡的“有久”、“無久”都是時間的量度。值得注意的是，墨家所謂的“無久”，並非指時間為零。墨家認為，“無久”就是剛開始的時候，或者是指“當時”（“始，無久也”，又“始，當時也”）。因此，墨家的“無久”，是指時間極短，就象剛開始的時刻。
春秋戰國時期對於時空問題已有較正確的認識。《管子·宙合篇》中提出了“宙合”的概念，認為天地十分之大，它囊括了世界萬物；而宙合比天地更大，它又囊括了天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這宙合就是後來所說的宇宙。《莊子·庚桑楚》說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即本梢）者，宙也。”因此，宇宙是無限空間，無限時間的總稱。墨家則把它稱為“宇”和“久”。他們定義“久”為“彌異時也”2即貫穿所有不同的時刻，包括“古、今、旦、暮”。定義“字”為“彌異所也”3，即遍及所有不同的場所，包蒙乎東西南北。
關於運動與時空的關系，墨家指出“宇域徙，說在長宇久”4，意思是物體的運動必須經過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在空間上要有一個距離，在時間上要有一個時間間隔），也就是說運動必須在時空中進行。
2《墨子·經上》。
《墨子·經上》。
2《墨子·經上》。
3《墨子·經上》。
4《墨子·經下》。
第七節物質結構假說在殷周之際，人們已從日常的生產生活實際中抽象出兩種有關宇宙生成的樸素唯物主義學說。一種是“八卦”說，認為天、地、山、澤、水、火、風、雷等八種自然物是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另一種是“五行”說，認為水、火、木、金、土五種自然物質構成了世界萬物。這兩種學說長期並行，對後世影響很大。
至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又進一步地對構成世界萬物的那些自然物的內部結構，作了思辯性的探索。墨家學派認為物質內都是由無數個“端”所組成的。端極細小，內部無間隙（“端，是無間也”），因此它不可能剖開（“非半，弗■”）。要是把一根木條（假如下考慮它的厚度）一半一半地砍斷，可有兩種砍法如果是從前頭砍起，先砍掉一半，後再砍掉一半的一半，這樣砍下去，砍到某一步必定會出現砍不下去的情況（“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那是因為在中間的位置上恰好有端的存在（“猶端也”）；如果是從前後同時砍，同樣砍到某一步也會遇到砍不下去的端（“前後取，則端中也”）。
公元前四世紀的名家惠施也持相同的見解，他說“至小無內，謂之小一。”2這個“小一”無內部可言，也和端一樣，可以看成是一種原子。但是某佚名辯者提出了相反的論點，即認為物質內部的結構是連續不斷的，他們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一種關於物質無限可分的思想。
也是公元前四世紀時期的宋鈃、尹文等人則提出了另一種學說——“元氣說”。他們認為“凡物之精，比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2。這“精”是什麼？“精也者，氣之精者也”。3“精”就是“氣”，“氣”流行於天地間，登於天，入於淵，在於海，在於山。也就是說，天地間一切東西都是由精氣產生的。宋鈃、尹文學說是從老子繼承來的。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4在這裡，老子把“道”看成是物質的始原，它是物質性的，也就是氣。
元氣學說是我國古代關於物質結構的最主要的學說，春秋戰國時期啟其端，漢唐時期對其作了充實與發展，至宋明時期出現了更大的發展。元氣學說的產生與發展，在我國物理學史和哲學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子·經說下》。
2《莊子·天下篇》。
《莊子·天下篇》。
2《管子·內業篇》。
3《管子·內業篇》。
4《老子》第四十二章。
第十七章醫學中國傳統醫學，由於近代傳入西洋醫學，人們習慣稱為中醫。中醫學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同疾病和不良的衛生環境作斗爭的經驗積累和理論概括，其內容十分豐富。近年來，中西醫結合研究，無論在療效總結和理論研究上都取得了有價值的成就，為國際上許多學者所關注。
第一節中國傳統醫學的起源對中國傳統醫學的起源問題，歷來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先秦秦漢時期的學者，對醫藥衛生的起源，已多所討論。《淮南子·修務訓》神農氏“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醫藥”。這反映出早在遠古時期，人們在日常尋覓食物以求溫飽的勞動中，不但對植物藥性功用積累著感性認識，而且對其適合於某些傷損、疾病之治療，也總結著經驗和教訓。《帝王世紀》“伏羲畫八卦，所以六氣六腑，五行五藏，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這反映出先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謀求健康，逐步認識人體、氣象同疾病之間的關系，以及總結醫學理論和創制醫療器械，用藥原則等的原始狀況。《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藥，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中，有山東膠縣三裡河遺址人頭骨變形和側門牙被拔除的情況。大汶口遺址、曲阜西夏侯，江蘇邳縣大墩子，福建閩侯石山以及台灣屏東鵝鑾鼻等等新石器時代墓葬都有相同的發現。這種拔除和變形，絕不全是外傷所成，而是出於美觀或其他需要而進行的手術所致。這就證明《史記》記述的上古外科治療技術是有史實根據的，並不是想象之辭。
中國傳統醫學源於伏羲、神農、黃帝以及上古時之俞跗、歧伯等說醫界傳奇sodu，雖有神話色彩，但反映了醫藥學萌芽時期的狀況。把這些傳說理解為始於一定時期的群體經驗，可能更符合歷史實際。
第二節中國傳統醫學與巫術之關系中醫學同世界各民族醫學發展的早期情況，基本上是一致的。最早期群體醫療經驗的積累，為隨著社會發展而逐漸興起的祖先崇拜、巫術和宗教觀念所利用，甚至早期的樸素經驗由巫術、巫醫取而代之。這種情況在中國以殷商時期最為突出。從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當時奴隸主階級的醫療活動，幾乎都是運用占卜祈禱祖先神鬼以求疾病傷痛的痊療，或卜問疾病的發展情況。例如貞病齒，告於丁，貞疾舌，桑於妣庚。
癸巳卜■，貞子漁病目，福告於父乙。
貞有病年，其死。
《山海經·海內西經》記載“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這正是醫藥學發展在商周時期的真實寫照，一則依賴巫師祈禱鬼神先祖以求痊療，一則在治病中雖然施行巫術，但仍仰賴不死之藥。此一時期的醫療也並非完全為巫師所掌握，民間樸素醫療經驗積累仍不斷進行著。例如甲骨文關於頭、耳、眼、鼻、口、齒、舌、喉、心、腸胃、手、臂、關節、足、止、骨等解剖部位之記述；關於瘤、跌傷、耳鳴、蛀齒、下痢、失明等疾病及症侯之論斷；關於疾病災禍之纏延不斷，斷氣、喪命、死亡等之形容和結論，都反映了殷商時期我國醫療經驗和認識水平。中國象形文字在其創造之初，如表示腹中有蟲的“蠱”字，表示牙齒被蟲蝕的“齲”字，以及醫字本身的從匸、矢、殳、酉等，表示運用酒類洗療箭矢，刃傷及撞擊、鈍傷。這些文字的形、聲含義，也提供了早期醫學水平的寶貴資料。《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禮記·月令》記有“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則民殃於疫；仲冬之月，地氣沮弛民必疾疫”。表明這一時期在探索疾病與季節、氣候異常變化的關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代表人物，當推秦名醫——醫和。《左傳》昭公元年記述醫和給晉侯診病時的醫理論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這段精辟的病因、病理論斷，將中國傳統醫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它標志著醫學與巫術的決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在論述秦越人一生的業績時，有“六不治”（即六種情況下不施治）的概括，其一即“信巫不信醫”。可見，巫醫在春秋時期已不再占有優勢的地位。《黃帝內經素問·五髒別論》“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這一結論同《內經》其他論述一樣，影響中醫學兩千年的發展，保證了中醫學的非鬼神觀念。
第三節早期的藥物知識和用藥劑型隨著醫療經驗的積累，人們對藥物的認識更為豐富。《周禮·天官》說“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可見用藥之知識已很豐富。在《詩經》和《山海經》等文獻中，也大量記錄有預防疾病、治療疾病的植物藥、動物藥、礦物藥。《詩經》記有藥用植物五十余種。《山海經》記有補藥、避孕藥、預防藥、解毒藥、殺蟲藥等禮》所謂五味，乃指藥物分屬於辛、甘、苦、酸的性味。所謂五藥，乃指草、木、蟲、石、谷的早期分類。藥物知識的積累，促進了用藥方法的進步，而服藥以何劑型最為方便有效，用藥途徑如何最好，就提到醫學家的研究課題上了。精通針灸的歷史學家——皇甫士安，在論述藥物劑型的歷史時說“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伊尹是商湯時之右相，出身於烹飪師，本是奴隸。他曾講過“陽樸之姜，招搖之桂”。姜和桂均系調味品，也是醫學家用以祛風除寒的常用藥。我國有“醫食同源”之說，現在習用之湯藥劑型可能即源出伊尹。酒也很早廣泛用於醫療，“醫”字從酉，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在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即用百草之香，釀而為酒，用作處理屍體以防腐敗和臭爛。《內經》強調“湯液醪醴”。《漢書》也有酒為“百藥之長”的論述。這些都反映了藥物學從單味藥過渡到數味藥的組合應用，以及用煎湯煮沸和酒浸泡制等劑型以求速效的歷史過程。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方書，據學者研究早於《內經》，反映了春秋戰國及以前人們戰勝金創、傷痙等外利疾病的豐富經驗。如用酒作為外傷止痛、洗傷消毒，指出配伍者占處方十分之一強；其豐富的外治法用藥浴、熏蒸等劑型也達到較高的水平。《五十二病方》所用藥物已有247種，所組處方280多個，絕大多數醫方系復方。由此可知，中國藥物學經驗的積累，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十分豐富，在運用藥物配伍原則，協調藥物作用，提高藥物療效等方面已有相當的理論水平，可以認為這是我國醫學史上方劑學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第四節醫學分科及醫療經驗積累隨著醫療經驗日益積累和醫學研究范圍擴大，必然出現各有專長的醫學家，形成按照性質任務或所治疾病的不同而分科。最早是醫術與巫術分立。《周禮》所記“巫祝”在春官大宗伯的官職之中，而“醫師”則已改屬天官塚宰，可見殷商醫巫不分或巫醫統治的局面，在《周禮》中已分立而屬不同領域了。醫師這一職業，當時也已分為若干科。比如《周禮·天官塚宰》記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四科，並詳述其業務范圍和職能。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即掌管統治者飲食與營養。“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即以診治廣大群眾內科疾病為職務。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即診治各種瘡瘍、刃傷和傷損骨折等外科疾病，並負責外用腐蝕消毒藥品制備。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這一分科和分工，可以證明這時期醫藥學已相當進步。
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活躍，產生了許多思想家、哲學家和科學技術人才，也出現了大批醫療技術專書和醫學理論名著。《漢書·藝文志》記《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髒六腑疝十二病方》三十卷，《五髒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髒六腑癉十二病》四十卷等。《五十二病方》一書，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原缺書名，以目錄“諸傷、傷痙、嬰兒索痙、嬰兒瘈凡五十二”為據命名。它基本上是一部外科專書，如首先論述諸傷，其次論各種外傷引致之破傷風，嬰兒斷臍所致之破傷風、狂犬咬傷、犬咬傷、肛門瘺管、痔瘡、潰爛、疣腫、蛇咬傷等等。因此，與《漢志》所載《金創疭瘈方》有相似之處。它在許多外科疾病的論述和醫療技術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例如，使用探針以探索肛門瘺管之深淺、方向，從而決定治療方案；用犬膀胱納入肛門，充氣後拉出，使內痔盡出以便手術切除；對疝氣之論述和鑒別，特別是使用疝氣帶、疝氣罩進行保守治療，還有甚似修補術的外科手術等等。早期醫學家探討人體奧秘，發病實質和治療原則，從而又出現許多理論名著。如《漢書·藝文志》記有《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扁鵲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白氏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七家，2卷。可惜僅《黃帝內經》尚存，其他均已散佚。
《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學發展的理論基礎。簡稱《內經》，最早見於《七略》和《漢書·藝文志》。其成書歸之於黃帝，自不可信。然以本書某些辭句為根據，認為成書於漢甚更晚，也是欠說服力的。林億《甲乙經序》說《內經》“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朱熹文集·古史余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書雲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間人，傳述舊聞，著之竹帛”。呂復認為“乃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這都是說，《內經》之成書，約在戰國時期，但並非一時一人之言，而是長時期眾多醫家共同的結集。
《內經》由兩部古典著作組成，即《素問》和《靈樞》，現傳本各九卷，共一百六十二篇。《針經》九卷，即《靈樞經》。《內經》綜合前代醫藥學成就和理論認識，對人體解剖、生理，病因、病理、症候、診斷、治療和預防，藥物的性味、功用，方劑、組成等，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如對人體五髒六腑，髒與髒，腑與腑，以及髒與腑之間的生理病理關系，均繩之以當時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說。所謂五髒，是心、肝、脾、肺、腎，屬陰。六腑，是胃、大腸、小腸、膽、膀胱、三焦，屬陽。書中運用金、木、水、火、土之間的相生相克關系，闡述髒腑之間的相生相克關系，如肝木克脾土，即肝有病克脾。在治療上除治肝外，還要防治脾被侵擾。至於疾病診斷和治療原則的確定，藥物功能作用的闡述，處方用藥的調遣和配伍等，也都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完成的。
《內經》還十分強調整體觀念。除上述人體內部的整體觀外，自然界寒暑燥濕，風雨季節、地勢方位以及其它環境因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都予以全面考察。這些相互關聯的理論，形成了一套相互為用的理論體系。在疾病診治過程中，很注意因人、因地、因時制宜的處治，即人們習稱的辨證論治原則。中醫學兩千多年來，正是在這一理論體系指導下，不斷積累、充實修整而發展起來的。
第五節預防醫學與養生預防疾病和增進人體健康的養生思想和技術，是很受古代學者重視的。
《淮南子》“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內經》更強調“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後藥之，不亦晚乎”。《史記》論述扁鵲診視齊桓侯未病之病後，感歎地說“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正是在這些先進思想指導下，中醫學不但重視預防疾病和早期治療，而且形成了一個養生的學科。養生，是以陶冶性情、增強身體健康為目的。《行氣玉佩銘》約系戰國初期的氣功文獻，其銘文是“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幾舂在上，地幾舂在下。順則生，逆則死”。四十五字的要領，與同時代或稍晚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卻谷食氣》，雖然文字不同，但其方法步驟基本一致。這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對養生養性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氣功是我國歷代用以增強體質、祛除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國有著廣泛的影響。由於其注重深呼吸、靜養，靜中有動，故又稱之為靜功。又一派主張動功，其早期如《淮南子·精神訓》所述“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躣、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莊子·刻意篇》也有類似記載。這種模仿動物的六種術式，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導引圖》中，得到了生動的圖像說明，而且明確指出何式治何疾苦。不難看出，這些正是後漢華佗創制五禽戲的依據。
第六節衛生與醫事管理先秦的衛生保健除養生、養形外，如《禮記》所說“五日則燂湯清浴，三日具沐”以及“雞初鳴，鹹盥漱”等，已形成講究個人衛生的准則。在飲食、飲水衛生方面，也有許多科學的衛生習慣和知識。此外，如環境衛生，據研究，夏代已鑿井而飲。隨著城市建立，生活污水處理也早有先進的辦法，如商都及戰國燕下都發現有下水道。甲骨文有牛欄、豬圈等，說明當時已是人畜分捨。《周禮》、《詩經》有抹牆、堵洞、藥熏、灑灰等記載，即用以除蟲滅鼠。《左傳》“國人逐瘈狗”，即捕殺狂犬以預防狂犬病。
醫藥衛生管理制度在先秦也已達到較高水平。如《周禮·天官塚宰》規定醫藥衛生最高管理官員為“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除醫師為眾醫之長設上士二人外，還有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各司掌管、考核等職責。
第七節醫學家先秦時期已產生許多著名的醫學家，如岐伯、雷公、醫和、醫緩等，尤以扁鵲最享盛名。扁鵲本姓秦，名越人，勃海鄚州（今河北任邱縣）人。約生活於公元前五世紀，以長桑君為師，盡得傳授，游醫民間，足跡遍冀、魯、豫、秦，隨風順俗，診治眾疾，每多佳效，在群眾中享有極高聲譽。他到趙國首都邯鄲，當地習俗尊重婦人，他即做“帶下醫”（婦產科）。到周都洛陽，當地習俗尊敬老人，他即為“耳、目、痺醫”（五官科及關節痺症）。到秦都鹹陽，當地習俗喜愛小兒，他即做小兒醫。扁鵲診療疾病，擅長望色、聞味、問疾和切脈，尤以切脈診斷最為精良。故有“今天下之言脈者由扁鵲也”之譽。他善於綜合運用藥物，針灸、按摩、導引以及熱熨等外治法治療疑難大症。他曾搶救虢太子“屍蹶”（假死）使之復活。人們盛贊他有“起死回生”之術。他謙虛地說“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診療疾病，每每給予巫醫或淫逸酒色之徒以砭斥。司馬遷論述扁鵲事跡和品質時有“六不治”的概括，其中尤以“信巫不信醫”不治，影響最為深遠。在巫醫較盛行的時代能有此思想，實在是難能可貴。扁鵲醫術超群，醫德高尚，為秦太醫令所嫉，竟遭殺害。《漢書·藝文志》有《扁鵲內經》、《扁鵲外經》書，不知是否秦越人聽撰。《黃帝八十一·難經》一書，相傳扁鵲所撰，但研究者多認為系依托之作。
以下，關於扁鵲的材料，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第十八章婦女人類的歷史，是婦女和男子共同創造的。種族的延續，社會生產的運行，文化活動的發展，都離不開婦女，有時婦女的勞動還占了更重要的地位。但由於記載的缺乏，我們對於有關婦女的歷史知道得太少。漢代劉向著《列女傳》，是一部最早的關於婦女的傳說。在作者濃厚的封建意識的支配下，這部書的內容雖保存了一些資料，可惜多不免陷於空疏。今取其所記有歷史意義者數事，並略有增益，匯為本篇。
第一節女媧，簡狄、姜嫄女媧是一位傳說中的創世女神。她曾摶土為人，煉石補天。
據說，女媧的時候，天的四極塌陷，大地分裂，到處是熊熊的烈火，到處是浩瀚的水流。女媧煉成五色石，把天補了起來；斬斷了巨鰲的四足，把四極撐了起來；平定了水土，使人們有了定居的條件。
女媧又在她開辟的土地上，造出人來。《風俗通義》引俗說“天地開辟，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借，乃引繩緪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緪人也。”關於女媧的一些說法，顯然是神話。但這些神話推崇女媧，把她說成是創世的女神，同時又尊為人類的始祖，這是婦女在遠古時代的社會地位在人們意識上的反映。
不知是在女媧神形成以前或以後，商族的老祖母簡狄和周族的老祖母姜嫄出現在傳說世界裡。簡狄生子契。姜嫄生子後稷。她們的兒子，分別成為商族和周族創建基業的人物。相傳，她們在生這兩個兒子的過程中，都有一段奇跡。
《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商頌·長發》“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楚辭·天問》“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這說的都是簡狄的故事。簡狄是有戎氏的女兒。上帝命玄鳥把卵帶給她，她吞了卵而有孕，後來生下契來，成為建立了商族和商朝的始祖。《詩》中的帝和天，都是上帝。上帝命玄鳥送卵，也就意味著上帝送子嗣給她，而這子嗣後來成為創建商族的偉大人物，而簡狄在商人的心目中也成為商族的偉大女性。
《詩·大雅·生民》是一篇詠贊姜嫄2和後稷的長詩。詩的開端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後稷。”這大意是說，當初有人的時候，只有姜嫄。她祈禱著，祈求有個兒子。後來她踩著上帝的腳印，停頓下來，感到肚子裡震動，就懷了孕，有了孩子，就是後稷。詩詞接著談到後稷在農業上的出色成就。他種的糧食，經過加工，上帝都聞到了它的香氣。女媧、簡《淮南子·覽冥訓》。
《太平御覽》七十八引。
2參看聞一多《姜嫄履大人跡考》，見《聞一多全集》第一冊第73—80頁，三聯書店983年版。狄和姜嫄，都可說是創世紀中的人或神，而姜嫄在周人的心目中當然也是周族的偉大女性。周人有詩稱頌她，說“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詩·魯頌·閟宮》。
第二節太任，太姒太任，是周先王王季的妃，周文王的母親。太姒，是周文王的妃，周武王的母親。宗周詩人歌頌周的功業，如《大雅·大明》，太任、太姒跟王季、文王並舉，雖沒有列舉多少具體事實、但顯然是因為太任、太姒在殷周興替的過程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大明》詩辭說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丕）
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於周於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從詩章看來，周之伐殷，是上順天意，下合民心的。太任之嫁王季，太姒之嫁文王，以及文王武王之出生，都是在這一歷史階段中之天意的安排。太任太姒被安排的歷史位置，是極有分量的。詩辭中指出“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指出“大邦有子，俔天之妹”，都在表明殷商姑娘的來嫁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從當時殷周兩國文化發展的水平來看，周比殷為後進，殷商姑娘之西來，是可能帶來一些較高的文化。詩辭又指出渭濱的親迎，是“造舟為梁”，可見迎親送親的隊伍之盛大，使詩人感到“丕顯其光”，也就是感到極大的光榮。《周易·歸妹》爻辭有“天乙歸妹”，即指“大邦有子，俔天之妹”的出嫁的故事。這個故事寫到爻辭裡，可見其流傳之廣，而為當時人所熟知。
第三節許穆夫人賦《載弛》《詩·國風》裡有不少歌詠婦女的詩，也可能有不少為婦女自己所作。
但一直到現在，可確認女作者姓名的詩，以許穆夫人所賦《載馳》為唯一的詩篇。如單以作詩的時間而論，許穆夫人的《載馳》要比屈原的《離騷》早三百幾十年。
許穆夫人出生在公元前七世紀春秋時期的衛國（今河南湛縣），是衛宣公的女兒，衛懿公的妹妹，出嫁於許。公元前0年，狄滅衛。《左傳》閔公二年記衛滅後的情況是“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餽）公乘馬，祭服五乘，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這說的是衛滅亡後，結集遺民，進行善後並得到齊國援助的情況，這正是許穆夫人賦《載馳》的歷史背景。
對《載馳》的解釋，頗有歧義，而主要由於對《載馳》首章之理解不同。《載馳》共五章，首章的詩辭是載弛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頭四句是作者自述她的想象她坐上馬車，急急忙忙地去吊唁衛侯，不知不覺地就到了漕（曹）。但“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事實上只能派遣許國大夫去辛苦一趟，自己只能把憂愁埋在心中。以下四章都說的是作者的愁苦和許人的漠不關心。《詩·小序》說“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復，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小序》所說，大體得作者之意，但作者對於許人更多責怨之辭，故有“許人尤之，眾稚且狂”的詩句。詩中為衛提出“控於大邦”的想法，這是衛國僅有的出路，而衛國實際上也是依著這條路線走過去的。末章稱“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這可見當時的許國上層議論紛紛，作者卻對他們說，請你們不要見怪吧，你們的種種想法都不如我的主張。許穆夫人不只是一個能作詩的婦女，也是一個臨亂不亂，有政治見識的人。
第四節齊姜勸導晉公子重耳晉公子重耳因晉國內亂，長期流亡在外。他到了齊國，齊桓公把女兒姜氏嫁給他，他在齊國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有馬二十乘，一乘四馬，就是說有馬八十匹。他過著舒適的日子，打算老死在齊國了。齊桓公死了，孝公即位，諸侯們不再聽齊國的話了。重耳的隨從們知道齊國幫不了他們多大的忙，而重耳卻有終老於齊的思想。他們想離開齊國，怕重耳不答應。他們在桑樹下面商量，卻被采桑的蠶妾聽到了，而他們沒有察覺。
蠶妾把聽到的話告訴了姜氏。姜氏怕走漏了消息，對重耳不利，就把蠶妾殺死了。姜氏對重耳說“從者要同你離開這裡。聽到這消息的人，我已把她殺了。你一定要同意大家的考慮，不可猶豫，猶豫是不成事的。你逃避晉國的內亂，到現在已經夠受的了。自從你離開晉國，晉國沒有安寧的日子，人民沒有一定的君主。天沒有亡晉，但是在你以外，沒有別的繼承人選。得有晉國的人，不是你，還是誰？你努力吧！上帝已與你同在。你猶豫不定是會有災難的。”
重耳對姜氏關於晉國政局的分析並不動心。他說我不再走動了，一定要死在這裡了。
姜氏征引了《詩·小雅》、《鄭風》、西方之書和管仲的遺訓，闡述“懷”與“安’的危害。所謂“懷”，是指個人的私欲；所謂“安”，是指貪圖安逸。姜氏說“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又說“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重耳面對姜氏這樣堅決而有遠見的勸導，還是不能接受。於是姜氏就與重耳的主要隨從，也是他的舅父狐偃，共同商議，將重耳灌醉，載在車上，離開齊國。重耳酒醒後，極怒，拿起武器來，要同狐偃拼命。但後來，重耳在秦國的幫助下最終回到晉國掌握國政，證明了姜氏之正確與遠見。
以下，見《國語·晉語一》。
《國語》韋昭注“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
第五節晉弓工妻諫平公春秋年間，晉國有個弓匠，接受了晉平公交給的做弓的任務。他做了三年，才把弓做成。晉平公拉滿弓試著射了一下，連鎧甲的一層葉片都沒有射透。平公怒，要殺弓匠。弓匠的妻子聽說，請見平公。她對平公說，“您聽說過公劉的事嗎？公劉看見牛羊踐踏蘆葦，心裡就很難過。他恩德及於草木，難道還要殺無辜的人嗎？秦穆公時，有盜賊偷吃了他的駿馬，他怕他們吃馬肉容易得病，反而送酒給他們喝。楚莊王宴群臣，有一個人趁著蠟燭滅的時候拉了一下莊王夫人的衣服。夫人揪斷了那個人的冠纓，要莊王點上蠟燭追查。莊王不答應，沒有去追查，反而要群臣把冠纓都取下，盡情飲酒。這三個君主，仁德著於天下，終於得到了他們所赦免的人的報答，美名傳於後世。帝堯治天下的時候，他住的房子，茅草屋頂不加修飾，柞木椽子連砍都不砍，門口只有三層土階。即使這樣，他還覺得蓋房的人太辛苦，住房的人太安逸了。現在我丈夫給您做弓，也夠勞苦的了。弓的主干生於泰山的山坡，於一日之間三見陽、三見陰，非常堅硬而有韌性；弓緣縛上燕國出產的牛角，弓身纏上楚國產的麋鹿的筋，再糊上河魚的膠。這四種材料，都是天下難得的好料。用這種材料做的弓，您射起箭來還不能穿過一層鎧甲葉片，說明您不會開弓。但您反倒要殺我的丈夫，這不太糊塗了嗎？我聽說，射箭的規矩，左手就象頂住千斤之力一樣牢牢穩住弓，右手象附在樹枝上一樣輕輕鉤住弦。右手發箭，左手沒有感覺，這才是射的道理。”
晉平公按著弓匠姜說的辦法拉滿弓，射穿了鎧甲的七層。弓匠立刻得到了釋放，並得到了平公的賜金。
第六節趙威後問齊使大約是在戰國晚期，齊王使使者問候趙威後。齊王的書還未打開，威後就問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高興地說臣奉使前來，您不先問王而先問歲，難道是要把賤者放在前面而把富貴者放在後面嗎？威後說，“不是這個意思。如果沒有歲，何以有民？如果沒有民，何以有君？所以我要這樣發問。難道要我捨本而問末嗎？”
緊接著，威後又提出了幾個問題。她說“鍾離子無恙耶？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她又說“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她又說“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她說“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她又提出於陵子仲，這大概是在當時享有一定聲譽的人，但威後有自己的看法。她說“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趙威後問齊使的話，見於《戰國策·齊四》。趙威後，疑即趙惠文後。
趙惠文王死後，嗣王年幼，後用事。威後問齊使，或即這時候的事。威後在初見齊使的問話，可以說是對於她的政治思想的概括。在很長時期裡，中國政治思想家不斷稱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這種思想跟威後問齊使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威後緊接著又提出來的問題，是有關社會風氣的問題，是應該表揚什麼和打擊什麼的問題。威後所問的這些問題，都是政治上帶根本性的問題，反映了威後的政治見解，這在戰國時期的統治階層中是很難得的。可惜，關於威後的事跡，別無可考。
第七節孟母教子孟母是孟子的母親。孟子早年喪父。他是在母親的教養下成長起來的。
孟母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賢良母親，兩千多年來，被認為是母親的典范。相傳孟子幼年時候，住家在墓地附近。他做游戲、學埋死人。孟母怕這樣下去會對孟子產生不好的影響，便將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在這裡，又學商販叫賣。孟母覺得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好環境，又將家遷徙到學宮附近。這樣一來，孟子在游戲的時候，就學揖讓進退等禮節。孟母認為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來。這是有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
又相傳，孟子開始上學的時候，讀書不肯用功。有一次孟子放學回家，孟母正緝麻線，問他學習的進展情況。孟子回答說還不是那麼回事。孟母聽了很生氣，用刀把機上正在織著的麻布割斷。孟子驚恐地問為什麼這樣做？孟母說“你不好好學習，就象我把織著的布割斷一樣。你不好好學習，是什麼也干不成的。”這是有名的“孟母斷織”的故事。
這兩個故事，一個是關於選擇教育環境的，一個是關於教子成材的，反映了孟母對於幼兒教育極大的重視。她不只是對問題看得准，而且執行得堅決。孟子後來成為孔子以及儒家大師，不應簡單地歸功於母教，但不可否認，母教對於孟子的成長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九章雜傳伯夷、叔齊、柳下惠、西門豹、荊軻，他們的行事不必可取，舊史關於他們的記載或亦不無塗飾。但這些事跡有近於獨立特行，久為人們所樂道，因輯為本篇，以備觀覽。
第一節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伯夷和叔齊，是殷商末期孤竹國（在今河北盧龍縣南）君的兒子。孤竹君想在他死後立叔齊為君。他死後，叔齊讓位給哥哥伯夷。伯夷不肯，說，“這是父親的意思。”隨後伯夷就出走了。叔齊不肯繼位，就也出走了。國人立了孤竹君的中子為君。
兄弟二人出走後，聽說西伯昌（周文王）有德行，尊重老人，便決定到周去。
他們到周後，西伯昌已死，武王繼位。武王帥師伐紂。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說“父親死了不埋葬，卻帶著隊伍去打仗，能說是孝嗎？周為商臣，以臣代君，能說是仁嗎？”武王的手下想殺了他們，姜太公說，“這是講義氣的人。”叫人把他們攙扶走了。
武王滅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齊以武王的做法可恥，義不食周粟。他們隱居於首陽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采食野菜山果，饑餓而死。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孟子對伯夷叔齊都加推重而又有所不同。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稱贊他們“不念舊惡，怨是用希”2，“不降其志，不辱其身”3。又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4。孟子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5但又說“伯益隘，君子不由也。”司馬遷為伯夷叔齊立傳，特別重視孔子對他們的推崇，說“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事見載於《史記·伯夷列傳》。
《論語·述而》。
2《論語·公冶長》。
3《論語·微子》。
4《論語·季氏》。
5《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公孫丑上》。
第二節柳下惠不辭小官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又字季。柳下，是封邑或所居地。他是魯大夫展無駭的後裔，魯僖公時人。
柳下惠，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典禮，嫻於辭令。魯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34年），齊伐魯，僖公使展喜犒齊師，並使展喜於事先在柳下惠那裡准備好辭令。齊孝公見到展喜，就問魯人害怕嗎？展喜說，“小人害怕，君子不害怕。”孝公說“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你們依仗什麼而不害怕？”展喜對答“我們依仗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慰勞他們，而賜之盟，說“世世子孫，無相害也。”盟書藏在盟府，為太師所職掌。桓公也就是根據這個，得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道救其災，這是執行固有的職責。現在您嗣位了，諸侯都希望您繼承桓公的事業，因而我們也沒有聚眾設防。我們認為，您嗣位不過九年，如果棄先王之命而廢應盡的職責，怎樣向您的先君交待呢？你一定不會這樣作，所以我們不害怕。”齊孝公聽了這番話，只得答應撤兵2。
大約也還是在僖公年間，有海鳥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當時在魯執政的臧文仲使國人致祭。柳下惠認為，祀典是國的大節，臧文仲的決定沒有依據。他詳細地論述了祀典共有噘、郊、祖、宗、報五種，另外還有社稷山川等有利於民的神。在這些范圍以外的就沒有祀典。他推測海鳥之至，是由於氣候的變異。果然，這年，海多大風，冬暖。臧文仲聽到柳下惠的議論，承認了自己的過錯，使人把他的話記在簡策上3。
柳下惠在典禮和辭令方面的修養，並沒有得到人們的足夠重視。受重視的倒是他那種雖是確然自立，卻時而表現出的不拘小節，滿不在乎的風度。《論語·微子》“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予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說“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違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又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2這大略勾劃出了柳下惠的為人。“不辭小官”一語，有一定的概括性。
相傳，魯有一個獨居一室的男子。鄰有寡婦，亦獨居一室。夜暴風雨至，壞寡婦室。寡婦請求避風雨，魯男子不納。寡婦說，你為什麼這樣狠心！魯男子說，你年輕，我也年輕，所以不敢納你。寡婦說，你何不學學柳下惠，他不避這種嫌疑，也沒有人說他。魯男子說，柳下惠可以這樣辦，我卻不可以這樣辦3。這個故事，也說明柳下惠在群眾間得到的信賴。
《國語·魯語上》，“齊孝公來伐魯”條，“海鳥曰爰居”條及韋昭注。2《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3《國語·魯語上》。
《孟子·萬章下》。
2《孟子·公孫丑上》。
3《孔子家語》。
第三節西門豹為河伯娶婦西門豹是戰國初年人。魏文侯時，他為鄴（在今河北漳西南）令，名聲很好。
鄴臨漳河，漳水時常泛濫成災。當地流傳著這樣的話說“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西門豹到鄴後，得知百姓苦於為河伯娶婦。他聽說，鄴的地方官，常年賦斂民財數百萬，借口為河伯娶婦，取其二三十萬，與巫祝私分。巫祝看中誰家的女子，就說應嫁給河伯。他們把這女子梳洗打扮，坐在嫁床上，投入水中。這樣一來，有女子的人家，唯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河伯，便紛紛逃離鄴地。這種情況已經存在好久了。西門豹說，“河伯娶婦時，請告訴我，我也去。”
到了為河伯娶婦的那一天，西門豹來到河邊。地方官吏、豪富、裡父老都來了。河岸上聚集著遠近聞訊前來觀看的，約二三千人。大巫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婦人，身後跟著十名女弟子。
西門豹看過河伯婦後，說“這女子不漂亮，還是麻煩大巫婆去告訴河伯，等找到更好的女子後再給他送去吧。”隨即命人抱起老婦人，投入河中。隔了一會兒，西門豹說“巫婆怎麼去這麼久，弟子去催催。”接著，便把一女巫投入河中。又過了一些時候，西門豹又說“弟子為何也這樣久？再派一個女巫去催。”這樣，連投三個女巫後，西門豹說“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能辦事，麻煩三老走一趟吧”。隨即將三老投入水中。
西門豹向著河面鞠躬禮拜，十分恭敬地站立。良久，他向左右看了看說，巫婆、三老都不回來，還是請廷掾或豪長入河催催吧！大家聽了，都很驚恐，廷掾、豪長嚇得面如死灰，不住叩頭，額血流地。西門豹說“行了，再等一會兒吧。”又過了片刻，西門豹說“你們都起來吧！大概河伯要留客人多待一些時候。你們都回去吧。”從此以後，鄴地再也沒有人敢提為河伯娶婦的事了。
西門豹征發了民吏，開鑿了十二渠，是謂橫渠，引漳水灌民田，初步治理了水患，使鄴民人得水利之便。西門豹說，“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後來，魏襄王時，鄴令史起又續鑿水渠，引漳溉鄴。
4以下，見《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補。
第四節荊軻刺秦王（附高漸離）
荊軻，衛國人，齊國貴族慶氏的後代，衛人稱為慶卿。後至燕，燕人稱之為荊卿。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227年。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荊軻到燕國後，與狗屠及善擊築者高漸離為好友。荊軻嗜酒。酒喝得很暢快的時候，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大家都歡樂，過了一會又相互哭泣，旁若無人。荊軻雖好飲酒，但為人沈深好讀書。他游蹤所至，與賢豪長者結交。他到了燕國，燕國處士田光先生待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庸俗的人。燕太子丹過去曾為質於趙。秦王政生於趙，少年時與丹交好。政立為秦王後，丹質於秦，而秦王對他不友善，故丹怨而亡歸燕，謀求報復。燕國小，力不能。後來秦不斷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蠶食諸侯。將要輪到燕國了，燕君臣都恐怕大禍臨頭。太子丹為這事很憂愁，他的師傅鞠武推薦田光2，說他為人智深而勇沈，可去與他商量。
太子丹謙恭地接待田光。太子說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這件事。
田光說我的精力已經不行了，我不敢圖謀國事，我的好友荊卿可用。
荊軻見到太子丹。丹說“秦有貪利之心，欲望不能滿足。不盡有天下之地，臣服海內的王者，他的欲念不會滿足。現在秦已虜韓王，盡吞納其土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稱臣，稱臣則禍至燕國。燕國小弱，數困於兵，那怕舉全國也不能夠抵當秦。諸侯服秦，不敢聯合。丹的個人打算，以為誠能得天下的勇士使於秦，誘以重利。秦王貪，勢必得所願。如能劫持秦王，使他全部歸還諸侯的侵地，這是最好的。假如作不到，便將秦王刺了。他們秦國大將擅兵在外，而因內有亂，就會君臣相疑。乘這機會，諸侯得以合縱，將一定能破秦國。這是丹的最大願望。但不知依托誰來辦。只有請荊卿留意，答應我的請求。荊軻說這等國家大事，我愚鈍無能，恐怕擔當不了這樣的使命。太子向前叩頭，固執請求荊軻不要辭讓，這才答應。於是太子尊荊卿為上卿，安排上等住房。太子天天來看他，供太牢異物，有時還有車騎美女，資荊軻所欲。
過了很久，荊軻還沒有出發的表示。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趙地全部歸秦，又進兵北略地至燕國南界。太子丹恐懼，便請求荊軻說“秦兵早晚渡易水。我就是想長久侍奉你，哪能辦得到！”荊軻說“太子不說，我也就要去秦了。但沒有信物，秦王就不可靠近。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金，邑萬家，如得樊將軍頭與燕國督亢（在今河北涿縣東，跨涿縣、國安、新城等縣界）的地圖，奉獻給秦王，秦王一定喜悅見我，我乃得有以報。”荊軻所說樊將軍，是秦將樊於期，自秦逃至燕，為太子丹所收留。督元是燕的肥沃地區。太子說“樊將軍窮困來歸附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害長者之意，願你再考慮考慮。”
荊軻知太子不忍，便私自見樊於期說“秦對將軍可以說夠狠的了，殺戮了您的父母宗族，又聞以金千斤，邑萬家，購將軍頭。將怎麼辦？”於期仰天歎息，流淚說“於期每想到這事，常痛恨到骨髓，只是計不知怎麼辦！”荊軻說“有一件事可以解除燕國的憂患，報將軍的仇，你看怎麼樣？”於此下，見《戰國策·燕三》。
2此下記有關荊軻事，見《戰國策·燕三》。
期說“怎麼辦？”荊軻說“願得將軍的頭而獻給秦王，秦王必喜而見我，我左手把其袖，右手刺其胸，這樣將軍的仇報及燕被欺凌的羞愧可以除了。將軍能夠做到嗎？”樊於期偏袒，以左手扼右腕而進前說“這是我日夜切齒腐心的事。現在才聽到您的教導！”遂自剄。太子丹聽說，奔馳而來，伏屍而哭，極為哀痛。但已無可奈何，便把樊於期的頭函封起來。這時，太子已預求天下之利刃，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以百金購取之，並使工匠用毒藥焠劍。以劍試人，血沾濕絲縷，便立即死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很畏懼，不敢逆視。於是便令秦舞陽為副手。荊柯還等待一個人，想讓他一起去。那人住的遠，一時還沒有來到，因而他延遲了出發。太子丹懷疑他改悔，便請求說“天數已經完了，荊卿還有意去嗎？丹請先派遣秦舞陽去。”荊軻怒，叱太子說“為什麼派秦舞陽去！我所以停留的原因，是等待我的客人一起去。現在太子以為遲了，我告辭了！”便出發。
太子及賓客知道這事的人，都著白衣帽來送行。到易水邊上，祭了道路之神，上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人們都掉了眼淚。又前進而為歌說風蕭蕭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唱完這曲淒涼、悲慘的歌，復為慷慨的羽聲。人們都瞪著眼，發皆上指冠。於是，荊軻就上車而去，不再回頭。到了秦國，荊軻持著千金的禮物，厚賂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先對秦王說“燕王實在害怕大王的威風，不敢舉兵而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於諸侯的序列，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的宗廟。他恐懼不敢自陳，斬了樊於期的頭，並獻燕國督亢的地圖，函封，拜送於庭，遣使以聞大王，聽從大王的命令。”秦王大喜，穿上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於鹹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依次進。至陛下，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奇怪。荊軻看著秦舞陽笑，向前解釋說“北番蠻夷的鄙人，未曾見過天子，所以振慴。願大王稍寬容他，使得畢使於前。”秦王對荊軻說把舞陽所持地圖獻上。荊軻便取地圖給秦王。秦王展圖，圖窮而匕首現。荊軻左手把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之。未及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一不子拔不出。荊軻追逐秦王。秦王繞著柱子奔跑。群臣皆驚駭，因事起突然，全都失掉常態。秦法，群侍殿上的人不得持尺寸的兵器，而諸侍衛執兵器都在殿下，沒有詔召不得上殿。正危急時，來不及召殿下侍衛，所以荊軻才得以逐秦王。倉卒緊急中，沒有東西擊軻，而以手搏之。這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投擲荊軻。秦王倉卒惶恐危急，不知怎麼辦，左右的人說王推劍於背！秦王推劍到背，才拔出劍而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便引其匕首向秦王投擲，不中，只擊中銅柱。秦王又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成，倚柱而笑，說“事所以不成功，因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回報太子。”於是左右向前殺死軻。已而論功，秦王賞群臣及當坐的人，各有差。賞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說“無且愛我，用藥囊投擲荊軻”。
於是，秦王益發兵至趙，詔王翦軍伐燕。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寫信給燕王喜說“秦所以特別追燕急的原因，是因為太子丹的緣故。王如果殺丹獻給秦王，秦王一定能諒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後來李信追丹，丹匿衍水（遼東水名）中。燕王遣使斬太子丹。但過了五年，秦還是滅燕，虜燕王喜。
秦並六國，秦王政立號為皇帝。於是太子丹、荊軻的門客，都逃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地方。過了很久，工作很苦。他聽到主人家堂上有客擊築，每每評論說，那些好，那些不好。主人家左右的人，告訴了他的主人，說那個庸客是個知音的，竊言是非。主人叫他擊築，一坐皆稱說好，賜他酒。高漸離思忖如久隱，貧賤儉約沒有盡頭，便拿出他裝匣中的築和好衣服，更容貌而前。舉坐皆驚，下與他行禮，以為上客，使擊築而歌。客沒有不流淚而離開的。秦始皇聽說了，召見他。有人認出他來說這就是高漸離。秦皇帝惜他善擊築，赦免了他，用馬屎熏瞎他的眼睛。他擊築，沒有一次不受稱贊。他慢慢地接近了始皇帝。高漸離以鉛置築中，在距離更近的時候，他舉築擊秦皇帝，不中，遂被殺。
附錄一關於中國古代社會分期問題徐喜辰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是國內外史學界都很關心和重視的一個問題。從927年開始的中國社會問題論戰算起，這個問題的討論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建國以來，這個問題雖然仍在繼續討論，這方面的文章也不斷地刊載於全國各種刊物上，但是，迄至今日止，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意見分歧還是很大的。
關於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國史學界目前主要的有三種不同意見。
西周封建說主張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於西周的史學家，以范文瀾、呂振羽等同志為代表。
范文瀾認為，區別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主要關鍵是“剝削方法的變換”，是“所有制的不同”；“至於生產工具制作的變化，在奴隸制向封建社會的轉化上，不一定是決定性的。”根據這一分期標准，他認為周國在古公亶父時，已經出現了新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因為周先公從經驗中知道鼓舞農夫們的生產興趣是增強生產力的一個重要條件，所以他們對待農夫的態度，不象一般奴隸主對待奴隸那樣殘暴這個經驗的發展，就有可能把奴隸拋棄而寧願利用農奴”。周之所以能滅商，正是因為新制度社會必然戰勝舊制度社會。
范文瀾以及和他同派的學者們認為西周是封建社會的主要根據是（一）在西周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估計上，范文瀾雖然承認當時還沒有使用鐵制工具，但他卻說《周頌》所載錢、鎛、銍等字形，可以推想為金屬工具。《載芟》說“有略其耜”，《良耜》說“畟畟良耜”，略與畟畟都訓為鋒利，耜刃鋒利，當然是用金屬。金屬工具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產生封建社會2。和他同一學派的王玉哲更認為，《詩經》裡凡是提到“金”或從“金”偏旁的字，大半是指銅器而言的。銅耕具在黃土地帶使用所產生的效力，決以下高漸離事，據《史記·刺客列傳》。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第27頁。
2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緒言》。
不會低於其他地區用鐵工具所產生的效果。因此，具體到西周的土壤的條件上，銅耕具完全具有產生封建制度的力量3。
（二）在土地所有制上，范文瀾認為周天子作為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不僅王畿內保有大塊的公田，同時在王畿內分封許多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外分封許多侯國。諸侯在國內，也同天子一樣，分封卿大夫采邑。庶民無權獲得土地所有權，但可以通過受田的形式，獲得實際上屬於他們的土地。以土地為樞紐，凡授予土地者有權向受土地者征收貢賦；反之，受土地者有義務向授予土地者納貢服役。經授土授民之後，土地臣民名義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權割讓或交換，等於私有。但是，范文瀾不承認井田制度，他說西周領主們的土地疆界縱橫交錯，象無數的井字，但並沒有一井九百畝的那種區別，與邑密切相關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說的井田。2（三）關於“庶人”、“民”的身分問題，在西周封建論者中間有如下三種看法。范文瀾認為，西周時期的直接生產者和殷代的奴隸不同。對他們不能隨便屠殺，這可以從考古工作者發掘的一百五六十個西周東周的墓葬，僅發現三個墓葬裡共有六個殉葬人，即從商代有大批人殉而周代祭祀不用人得到證明。這種不同於奴隸的直接生產者是些什麼人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說，奴隸是用別人所有的生產條件來勞動的，而農奴則擁有實際上或法律上屬於他所有的勞動工具和實際上屬於他們的土地。斯大林也說農奴的特征是“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范文瀾根據《詩經》中的材料，認為西周的“庶人”或“民”完全符合經典作家所指示的關於封建社會農奴的特征。例如，《周頌·臣工》“命我眾人，庤乃錢鎛”，說明西周的農夫有屬於他的工具。《小雅·大田》“雨及公田，遂及我私”和《孟子·滕文公》“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都說明西周的農夫有“實際上屬於他們的土地”，即所謂“私田”，而“公田”則是農民無償地為領主耕種的土地。《周頌·載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周頌·良耜》“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都是描寫農夫有自己的經濟。而奴隸吃主人的飯，是沒有自己的經濟的。另一說認為，西周的直接生產者主要是還沒有脫離家族公社或農村公社的公社農民。楊向奎說《周禮》中農業生產的主要負擔者叫“甿”，他們的地位高出於奴隸。《周禮》中又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夫”和“夫家”，也全是指農民。《地官·遂人》有夫家授田的記載。又《地官·縣師》把“夫家”放在“人民”（奴隸）之上，也說明夫家的地位比奴隸高，他們包括了自由農民與被役使的農民。《左傳》中的“庶人”是一個沒有勞動對象而有著生產工具的階級，亦即是農奴。“民”也具有同樣的身分，“民必有主”就是說他們必須依傍於領主2。持這種觀點的還有徐中舒、童書業等人3。除此之外，還有嵇文甫的古代東方各國的文明3王玉哲《有關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957年第5期。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緒言》。
2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緒言》。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緒言》。
2楊向奎《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文史哲》953年第期。
3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四川大學學報》955年第2期；童書業《從“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規律”說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957年第期。“早熟”說。他說，在早熟的東方各國，由於“貢納制”的關系，被征服的諸部落，除了一小部分被俘的嚴格意義的奴隸外，其余大部分氏族成員仍得以半農奴狀態“繼爾居，宅爾宅，田爾田”存在著。同時征服者氏族亦起了分化，普通的氏族成員地位日漸降落，漸漸和被征服的部落大眾混合起來，形成一個被統治的“庶民”階層。這種半農奴狀態的“庶民”階層，實際上乃是一種“尚未徹底奴化或不成熟的變種的奴隸制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