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在嗎？……贛州來電。」
昏黃的燈光下，趴在桌子邊，皺著眉頭的楊滬生正看著攤在面前的各種情報，心神不寧時，史秉譽拿了封電報，輕輕推開門走了進來。
「秉譽啊，進來、進來……怎麼說？贛州那邊又發生什麼事了？」
無事不登三寶殿。如果史秉譽覺得自己好處理的事情，他才沒那麼好心找楊滬生徵詢意見的。既然來了，事情肯定很棘手。楊滬生現在軍事方面事情都忙不過來，又要抓地方事務，這讓楊滬生苦惱萬分。
鐵腕人物並不是那麼好當的，除非你根本不想將國家治理好。
「是這樣的，贛州那邊來電，說是大批工人要求離開工廠，領了工資回家種地去。那邊來電詢問我們應該如何答覆工人。」
「啊？」楊滬生腦子裡亂成一團，不知這世界到底是怎麼了。「不是有工人最底工資保障嘛？每個月那麼多錢，總比他們在家種田，收入要可觀多了。他們怎麼又想著回家種地？」
解放區之所以能將英法打敗，現在正以雷霆萬鈞之勢，讓清朝退出歷史舞台，完全是因為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基礎造成的。而這些都因為解放區幾個工業基地有欣欣向榮的氣象。
原來工商企業主要集中在溫州和福州，這兩個城市*近大海，分別有甌江、閩江流經城市，與大海相通，千噸商輪可以直接溯流抵達兩城，對外貿易極為方便。良好的地理位置加之福建歷來不富，人們渴望富裕之心極為迫切，而溫州人又敢為天下先，富有闖勁，在鄉下保守勢力還很濃厚，城市周圍工業卻如同核聚變一樣，在封建殘餘思想還很濃厚之時，已經如雨後春筍一般遍地開花了。一個成功的工廠，可以帶動周邊冒出相似企業無數家，這方面溫州尤其厲害。
當時唯一讓楊滬生和史秉譽在欣慰之餘還有點遺憾的就是，福州人善於小鬧，他們總害怕政府突然提高稅率或者再回到傳統，給他們來個抄家沒產，把辦的好好的工廠沒收了。為此福州企業主寧可將利潤換成白銀埋在地下，也不願意用來擴大再生產。至於溫州，溫州這裡的工商業者小聰明實在太多了點，善於模仿也許是溫州人的天性，但模仿過頭了卻不是什麼好事情。溫州商人看到茶葉生意好，嘩啦啦一下，遍地都是茶場，看看絲綢生意不錯，於是從樂清到平陽，到處都是絲綢廠，真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此亂哄哄局面，自由競爭下，壓價競爭也就是難免的了，這讓解放區損失了不少稅收。溫州人的小聰明還體現在他們的狡詐上面，為了能賺取最大利潤，剋扣工資、加班加點、招收童工這都是常事，生產的商品假冒偽劣砸解放區牌子這樣事情，溫州人也毫不在乎——只要自己有錢賺就可以，至於國家如何，這好像跟他們沒什麼關係。
走了極端的溫州商人，讓楊滬生常常又是喜歡，又是痛恨。
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兩個港口城市，讓楊滬生他們在看似沙灘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城堡。不過正因為兩個港口城市距離大海實在太近，在預料到英法要干涉解放區時，為了避免自己的工業基地讓人家一下子給搗毀了，溫州和福州的工廠只能朝解放區腹地搬遷，於是才出現了南昌、長沙、贛州、衡州等幾個基地。尤其是贛州，作為解放區中心，又有贛江將贛州與長江連接起來，翻越大庾嶺，經東江進入北江，又能抵達廣州，進入南海，加上東有武夷山脈，西有羅霄山脈，南有南嶺，三座山脈從了贛州天然屏障。雖然英法聯軍在海軍方面佔有絕對優勢，但贛江的水深卻讓絕大多數戰艦無法進入贛江，南下贛州。贛州自然成了解放區在英法聯軍入侵中國時，最好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大批工廠從溫州、福州搬遷到這裡來。
上次福州工人因為工資問題起來罷工，贛州工人也有蠢蠢欲動之勢，幸好福州事件很快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同時參議院雖然爭執不休，卻也比較快通過了工人最底生活保障法，贛州這裡也就沒有為了同樣事情發生罷工。如贛州發生大罷工，對解放區的衝擊遠不是福州罷工所能比擬的。
現在英法聯軍趕回歐洲了，一統中國也是一兩年內之事，這時候卻發生了贛州工人要求離開工廠回家種地，楊滬生自然覺得不可理解。要知道，贛州的工人大多數都是從軍隊裡復員安排過去的，守紀律服從命令，這樣的人自然特別適應大工業生產。而且贛州還有健全的工會組織，按理說這裡不應該出現勞資方矛盾激化情況。
史秉譽氣惱地說道：「還不是南昌前段時間貧農鬧事鬧的？那些工人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說我們這裡並沒有滿足窮人兄弟的要求，用這種方式給我們施加壓力，這是決不允許的！」
說著史秉譽重重敲擊楊滬生面前的桌子。都火燒眉毛了，史秉譽也無法在楊滬生面前掩飾自己對他的不滿。
史秉譽總覺得南昌事件是楊滬生在暗地裡給自己捅簍子，既然楊滬生可以煽動農民給政府施加壓力，那麼他又為什麼不能煽動工人加劇給政府的壓力？
楊滬生將史秉譽手中的電報接了過去，粗略掃了兩眼，微微搖著頭淡然一笑道：「從上到下我都沒看到上面寫了工人要求和農民站在一起，你又怎麼知道是南昌這邊事情引起來的？妄自猜測可不行啊！」
史秉譽冷哼一聲：「哼，難道非要上面寫了才證明這兩個事情有關聯嗎？兩個事件時間如此之近，而且都跟農村有關係，早不早，晚不晚的，這事只要有點腦子的，哪怕是豬腦子，稍微推測一下也能想出來！」
給史秉譽罵成豬腦子，楊滬生也沒覺得很氣憤。
「難道不可能是巧合嗎？這世間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何況就是有關聯也沒什麼嘛！我們農村土改一直左右搖擺，底層百姓早已不滿，這跟火藥桶沒什麼區別，只要有個引子，一點就炸，我看要解決，主要還是政策方面要向底層傾斜，不然你我總有一天要被炸上天的。」
「炸上天的應該是我才對，你是人家代言人，他們怎麼可能炮轟你？」
「別那麼生氣嘛！」看史秉譽臉色一直不善，楊滬生站起來笑著拍拍史秉譽肩膀。「你我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放心，我是肯定永遠跟你站在一起的。不過某些時候你也應該做些讓步才是，別忘了，這世界永遠是窮人最多，要是不讓窮人過上好日子，他們不起來造反才怪！」
「你會跟我站一起？鬼才信你。」史秉譽自然不會相信楊滬生與自己想的一樣。「窮人最多自然沒錯，但怎麼窮的，這可很有講究。有些是因為沒有生產資源窮困潦倒，還有的人根本是因為懶惰才貧窮，那些懶人給他分配了田地，他也伺候不好莊稼，工廠收入高，讓他進工廠工作，他又覺得工作太累，一點不清閒，幹不了兩天就想走人。這世界哪有又輕鬆又來錢容易的事情？對沒有生產資源的，我們可以供給他們，讓他們投入生產，可那些懶惰的呢？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如果他們不肯幹活，難道我們還養著這些懶漢不成？」
「懶漢畢竟是少數。」
「少數？錯了，大錯特錯，並不是少數，而是很多人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說，大多數人都是如此。偷懶，畢竟是人的天性。誰不想工作舒服，鈔票多多？紅眼病也是人的天性，自己不勤勞不說，看到人家因為勤勞取得眾多家產，就妒忌了，就想分他一筆，這是中國人的天性。」
「怎麼能這樣說呢？難道你認為我們中國人不是勤勞勇敢的民族，而是如同蝗蟲這樣民族不成？」楊滬生臉上笑容漸漸收了起來。
「別告訴我你在農村沒有看到那些游手好閒說東說西讓人討厭的傢伙。這些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家徒四壁，家裡連一粒米都沒有，可他們又是讓人生厭的流氓無產者。他們什麼也不害怕，反正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腦袋掉了也不過碗大的疤，我們軍隊中，這樣人佔了很大比例，幸好政治工作能將不少軍隊這樣人教育好，可地方不同於軍隊……土改，首先得益的就是這些人，起來斗地主最積極的是他們，地主逃到城裡了，分給這些積極分子的田地物資沒用上兩天，他們又一一變賣用來果腹，等賣完了，坐吃山空，生活照樣難以為繼。」
楊滬生默然了，這樣的人他自然看到不少——可以說，只要在農村，不管哪個村莊，他都能看到這種寧波話叫「橋頭老三」的人。
這些人因為窮，他們的革命積極性是最高的（為了錢當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麼都沒有，打勝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敗仗，大不了十八年後重新再在這個世界走上一遭，他們又有什麼事情好害怕？軍隊中最勇敢的就是這些人。
當然，因為他們流氓無產者的本性，破壞軍紀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但事情既然有兩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無完人嘛！戰爭年間，一個有缺點的勇士總是比一個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將領喜歡。這些流氓無產者在軍隊這麼些年，一些成了堅定的無產者戰士，有的成了高級將領，有這些例子，楊滬生自然不會覺得流氓無產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過楊滬生也明白軍隊是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強調極端服從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場輕者關禁閉，重者掉腦袋，這跟地方沒什麼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軍隊那個大熔爐管束下，可以將一個懦夫變成一個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環境使然罷了。
同樣的一個人，在軍隊，楊滬生覺得是個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譽就會覺得是個罪犯了。讓整個社會都變成軍隊？這好像太過分了。
「這個……」楊滬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說道：「你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真要絕大多數都是懶漢，社會還如何進步？……而且不管怎樣，既然是中國人，管他是地主還是懶漢，我們總要讓人家活下來不是？就算大多數人是懶漢，我們也要看到這是舊有的生產關係造成的，是舊有的社會制度造成了這樣畸形社會。我們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設法改變才對。」
見史秉譽要插嘴，楊滬生擺了擺手，繼續道：「關於這些人，強迫他們勞動顯然是不行的，你越強迫，人家越有牴觸情緒，就是在監督下幹活，他給你偷工減料，虛耗時間，到時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還是採用開展思想工作比較好。」
史秉譽正想譏諷楊滬生「政治工作萬能論」，楊滬生已經掰著手指頭，自顧自講起如何改造那些懶漢了。
按照楊滬生的說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懶漢和新生政權並沒有敵我矛盾，而且依照這些人的性格，他們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評、規勸，人家不當耳旁風才有鬼。要是強制勞動，這又是將政府和他們之間的矛盾擴大化，屬於得不償失。
對待這些人，只能採用跟他們算帳：算算他們一年要吃多少糧食，那些糧食都來自什麼地方，算算他們一年穿的衣服有幾件，一年中忍饑挨餓的日子有多少天，冬天到了少衣服穿挨凍的天數又有多少？
要算算大娘紡線能補貼他多少，現在機械化大生產了，這些補貼是否還能有以前那麼多（當然不能將矛頭對準機械化大生產，讓那些懶漢對工業化抱有敵視心理。要告訴他們只有工業發達了，大家才有更多錢過上更好的日子，碗裡才能天天都有肉。這種天天吃肉的日子對現在百姓而言，就如同蘇聯人所言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土豆加牛肉，或者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一樣顯得很是虛無縹緲。）？再算算體弱的大叔上山打獵，下海摸魚能救濟他多少？
這樣介紹當然不能將一個懶漢變成一個勤快之人，但這樣可以觸動一個人的靈魂，讓他對幫助他改變不至於那麼牴觸。
在幫懶漢分析日子是如何過後，應該再跟他討論一下，他能幹哪些農活，如果農活不成，他又有哪些活可以做。孤家寡人的，還要討論娶媳婦過日子，討個老婆需要多少錢，又如何賺這些錢。食、色，性也。懶漢又不是太監，總不能讓這些光棍成為社會隱患吧？
成了家的，要跟他討論生孩子開支，有孩子的要跟他說再窮不能讓孩子也跟著受罪，自己窮，總不能讓下一代也跟著受窮。而要改變窮的面貌，只能參加勞動。
當然，在一個自給自足經濟走向崩潰，社會正在向大工業轉化的中國，單家獨戶是很難再過「你耕田來我織布」這種理想模式過上幸福日子了。不光是懶人，對普通想正常過日子的農村百姓而言，水源、農具、技術、資金、種子、肥料、運輸、市場……這些都是橫在他們面前的難關。以前地主擁有這些資源，現在地主都逃進城裡，這些資源分下去後，又不可能讓大家都全部擁有，*自己的力量想生活好，這基本不現實。
要想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只能走合作化道路——將大家組織起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為了生活各盡所能。毛澤東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並不是腦門子一熱就拍板的，在文化極度落後，交通十分閉塞，又因為戰亂，水利設施完全破壞情況下，將徹底無序而低效的農村，*人民公社這種形式讓他形成一種簡單有序的生產秩序。通過分工、調配，農忙時種田，農閒時建設渠道、購置農具，這樣才能讓大家都吃上飯。
當然，畝產萬斤糧這種笑話，楊滬生是肯定不會相信的。而且楊滬生認為就是搞合作化，也應該按照多勞多得來分配。
史秉譽對人民公社沒有楊滬生那麼多好感，對史秉譽而言，人民公社真要是萬能的，也不會有後來的包產到戶了。不過越聽史秉譽越覺得楊滬生並沒有信口開河，他在城市待的時間是很多，但農村也經常去，很明白現在農村現狀，那可真是一窮二白。要是不組織起來，並且政府給予扶持，農村不管進行了土改，還是不進行土改，最後都要走上破產這條道路。
聽楊滬生介紹合作化好處，史秉譽也砰然心動。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農民還在享受包產到戶前，人民公社在農田水利建設上打下的基礎，這事情史秉譽是無法否認的。水庫、機耕路在包產到戶後造了多少？真要像人民公社時期那樣年年造，那費用和精力遠非政府所能承擔。可以說，包產到戶享了人民公社之福（人民公社壞話當然是要說的，不說又如何體現出進行包產到戶的英明之所在？）。
現在根本不存在包產到戶這一說，土地原本就是農民的，還包什麼產到什麼戶？史秉譽不是一葉蔽目的瘋子，有了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集體化的好處和壞處他多少還是瞭解一點的。集體化弊端雖多，但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讓農村生產的糧食能夠滿足全國人口需要，如何能更好的抵禦自然災害，並且還能有大批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工廠當工人。獨家獨戶和集體化哪一個更好？將這兩種方式放在天平上秤秤，史秉譽很自然就秤出孰輕孰重。
楊滬生說完，端起茶碗低頭喝茶，史秉譽點了點頭：「關於農村問題我會再多跑跑下面，好好調查研究一下，不過大哥您說的這些，我想，還是很有用的。也許我們可以先在幾個省，分別找幾個有代表的縣搞搞試點，要是可行，就這麼做。」
楊滬生見史秉譽從「右傾」道路上再次轉彎，回到正確路上。他覺得這才是自己兄弟，與自己保持一致，全心全意為中華之崛起做事，而不是為了那些滿身銅臭的商人做事。自己的敲打還有用，這讓楊滬生很是欣慰點了點頭。
「不過現在火燒眉毛的是贛州工人罷工如何解決？電報你看了，那些工人要求將工資付給他們，完後他們就要走人，而工廠又不肯放他們領錢走人，現在那些工人佔據廠房，在裡面靜坐示威呢！工人是不能得罪的，可將資本家推到反面去，顯然也是錯誤的，老大你給我拿個主意吧。」
楊滬生一聽，臉色難看起來。
史秉譽將這個燙手山芋遞給他，一時間楊滬生也搞不清楚到底應該如何是好。
和史秉譽一樣，楊滬生以前並沒有在工廠當過工人，對工廠的事情，他知道的實在有限。他只知道工人是最有組織性、戰鬥力的階級了。要建立工會保障工人切身利益，依托工人實現社會改造。可現在工人挑戰他所建立政權的權威性，這事情如何解決可實在麻煩。
雖然楊滬生並沒有慫恿別人跑到工廠拖拖參議院的後腿，但楊滬生也不敢保證別人在聽了自己暗示後，將事情做大一些。
既然不清楚這事情到底有什麼內幕，楊滬生只能衝著史秉譽耍無賴了。
「我們不是有分工合作嘛，我管軍事，你管地方。既然是工人問題，我看這還是你自己解決比較好，用不著我瞎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