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書》(四六)中說："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田千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薦引。白果又善興風作浪，他曾在女師大做過職員，你該知道的罷，現在是玉堂的襄理，還兼別的事，對於較小的職員，氣焰不可當，嘴裡都是油滑話。我因為親聞他密語玉堂，'誰怎樣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他昨天借題報復，我便又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而自己則辭去國學院兼職。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
《兩地書》(五八)中說："'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裡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與北大一樣。"
《兩地書》(六六)中說："山根仍舊專門薦人，圖書館有一缺，又在計劃薦人了，是胡適之的書記，但這回好像不大順手似的。"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經歷，以往研究者只是較多使用《兩地書》中的史料，這是一個單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斷歷史事實是不夠的。魯迅對廈門大學的評價，如果與顧頡剛、台靜農給胡適的幾封信對讀，研究者大體可以看出當時較為真實的歷史。
顧頡剛對當時廈門大學的評價也不高，但他對當時魯迅生活處境和廈門大學教授間的矛盾和糾紛的評價，顯然比魯迅公允，就是對魯迅本人，顧頡剛也出語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終以"魯迅先生"稱之，而且是正面評價。他對胡適說："魯迅先生受了廣東中山大學之聘，向廈大辭職。他是很得學生信仰的，大家覺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鍾於劉楚春(劉樹杞)，說他的走是劉氏奪權的結果。"
《兩地書》出版時，魯迅曾對原信作過刪節、修改甚至個別信件重寫過。而顧頡剛、台靜農給胡適的信是保存在胡適檔案中的史料，是後來研究者公開的，與歷史當事人無涉。從史源角度觀察，公開出版的《兩地書》和《兩地書》手稿不是一個類型的史料，而凡經修改的史料，其史料價值是降低的。
《兩地書》公開出版時，把一些真人姓名隱去，用化名代之。魯迅說："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裡，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極見魯迅風格，他使用了一些訓詁、諧音及對仗的思維，但基本是貶損的方法。如顧頡剛稱"朱山根"，陳萬里稱"田千頃"，黃堅稱"白果"，陳乃乾稱"田難干"，黎錦明稱"烏文光"，陳衡粹稱"田平粹"，潘家洵稱"辛家本"，等等。據川島說，魯迅在《故事新編》的《理水》中，也對當時廈門大學的生活有所影射。聯想到魯迅在同一本書中對高長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魯迅有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事寫入小說的習慣，或者說，魯迅有借小說來嘲諷同行、同事的愛好。
國學院裡面的"窩裡鬥"，使魯迅對廈大"毫無留戀"，他要決心離開廈大。平心而論，林語堂是對得起廈大的。他為廈大引薦了一批中國第一流的人才，其功不可沒。對朋友也是真誠的，無論是魯迅，還是胡適的朋友，他都熱心為之奔走，無怪乎魯迅在自己的文字裡，也如實地記錄了他和林語堂的友誼。如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談起"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為我們的生活操心"等等。與林語堂的友誼歸友誼，魯迅決定離開廈大，並勸林語堂最好也離開。
1926年12月3日，魯迅正式向廈門大學校方遞交了辭職書。12月19日，林語堂寫下了《塚國絮語解題》，表現了與魯迅的心靈相通。12月31日，魯迅"下午同矛塵訪玉堂"，遞交了正式辭呈。1927年元旦，林語堂又寫出了《譯尼采〈走過去〉——魯迅先生離廈門大學》一文，用尼采筆下的薩拉土斯脫拉的"走過去"，來比喻魯迅離開廈大的執著與決心，也說出了他的悲傷和期冀：
薩拉土斯脫拉，這邊是大城：這邊於你是無益而有損的。
為什麼你要來踏踐這污泥？也須憐惜你的腳！還是啐這城門兒——回去為是！
這邊是遁世思想的地獄：這邊偉大的思想要活活的熬死，烹小。
這邊偉大的感情都要枯萎：這邊只有僵瘦骷髏似的感觸鑣鑣的磷響！
你豈不已經聞到魂靈的屠場及肉鋪的膻味？這城裡豈不是充塞著屠宰的魂靈的腥氣？
這邊的魂靈不是已經頹喪如沒漿骯髒的破布？——他們倒用這些破布來做新聞紙！
1927年1月1日，林語堂參加了廈大學生團體泱泱社為魯迅舉辦的餞行活動。2日，林語堂與魯迅一起來到了南普陀寺的小山崗上，同幾個學生合影留念。在這次合影裡，可以看出，南普陀寺的小山崗上叢生著閩南特有的亞熱帶植物龍舌蘭，周圍點綴著像饅頭似的洋灰墳墓，林語堂、魯迅和泱泱社的崔真吾、朱雯等六人就以墳為背景。後來，魯迅的第一部雜文集《墳》，就是他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編好的，《題記》和《寫在〈墳〉後面》兩文寫於廈門。此雜文集與林語堂的《塚國絮語解題》的文章都跟墳有關，"塚國"，即墳國也。可見，兩人的心有靈犀的。1927年1月15日，魯迅致信林文慶，算是告別，"聘書兩通並還"。午後，魯迅離開了廈門。
其實，林語堂在廈門大學的處境，要比魯迅困難得多。朋友們是自己聘請來的，朋友受到委屈，自己也不好受；朋友要走，自己卻不能不站在學校的立場上來考慮，做妥當的處理；朋友之間出現不和，自己夾在中間，更是左右為難。林語堂再三挽留，已盡了自己的責任，而魯迅堅決要走，也是各種原因和他自己的個性所為。
林語堂在廈門大學立志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可廈大的暗流和洶湧澎湃的浪頭，幾乎把他吞沒。在後來的一生中，當遇到自己再干教育時，廈大的教訓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腦海中。
五、短暫的仕途生活
廖翠鳳曾對林語堂說過：有一次算命的說她是吉人天相，能逢凶化吉，她聽了很高興，她想，多年來林語堂沒出事，也許就是因為她的關係。儘管是一種迷信的說法，但林語堂事實上卻有巧合。在北京最危險的時候，有朋友幫助，他來到了廈門，化險為夷；在廈門身陷困境，無路可走的時候，又有了朋友來幫助，又一次使他脫離了險境。此人就是林語堂在北京認識的陳友仁，此時陳友仁是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他正需要林語堂這樣的志同道合、又能精通英語的人才來協助他的工作。於是，他再三來函邀請林語堂到武漢任職。林語堂在北京任《國民新報》的英文編輯時，陳友仁是《國民新報》的記者，所以，兩人早就成了莫逆之交。陳友仁(1875-1944)，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出生於西印度洋群島的特立尼達，西名尤金·陳，精通英文。1912年，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施肇基的法律顧問。1914年，創辦英文報紙《京報》，自任總編。1924年，任孫中山秘書。1927年，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林語堂抵達漢口後，擔任了國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書，後來還兼任當時《中央日報》的英文副刊主編。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林語堂革命熱情非常高，並對國民政府抱有熱烈的期望。他當時住在鮑羅廷的對門，可他從來未見過鮑羅廷和汪精衛，但他認識了宋慶齡。當年在參加孫中山遺體告別的長隊伍裡，林語堂只是老遠看見了穿著孝服的宋慶齡，並且因為距離太遠也未能看清，而現在親自見到了她的容貌，也領略了她的為人和做事風格，能當面討教革命工作的一些問題，進一步產生了敬佩之情。宋慶齡不僅長得漂亮，而且在她身上充滿了智慧、信念、知識和教養，充滿了正義感和英雄氣概，在柔和的外表下，有著一顆堅強勇敢的心。當武漢政府決定"分共"之時，宋慶齡於1927年7月14日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表現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非凡的鬥爭精神。由於林語堂親眼看到了宋慶齡的這一壯舉，所以對宋慶齡推崇備至。他曾讚美宋慶齡說："她是我所奉為中國女界第一人，無論從她是革命者，抑或是受現代教育的婦女，抑或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論從中國的或外國的標準來看。"
客觀地說，林語堂當時並不明白陳友仁處在鬥爭中的夾縫裡，也不明白國共兩黨的是是非非。他本來對革命抱有希望和幻想，沒想到政治裡的問題瞬息萬變和不可捉摸，並且還充滿了血腥和殘酷。林語堂開始產生了對革命的厭倦和新的看法，政治工作並非想像的那樣單純，他從同事身上發現干革命工作有另一種訣竅，跟搞學術完全不一樣。搞學術可以自由發言，自由發表自己的主張，只要言之有理，論之有據即可。可是政治，卻成了一個魔術彈，或魔方。林語堂後來寫《八十自敘》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外交部的短暫時期中，我發現這位同事已學會閉嘴，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文雅而態度自然。他在辦公室，把時間都花在喝茶及看報紙上。我對自己說，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省的省長，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徹底地知道這種不說話的神秘，與閉嘴魔術和陞官主義的關係。而我所得的結論是一個兵把他的血貢獻給國家，但永不放棄他的榮譽；一個真正成功的官吏為他的國家放棄他的榮譽，但永不奉獻他的血。一個兵的責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談及它。他所做的只是愛他的國家。
經過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多次交涉，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針對胡適在日本東京發表"蔣介石與張作霖，他們倆都是與同一敵人作戰——即共產黨，並且贊助同一的主義——即最後的中國之自由"荒謬的談話(上海《大陸報》5月7日)，林語堂於5月8日寫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歟——自捧歟？》，對胡適的政見作了抨擊。5月27日，林語堂寫了《談北京》，回顧了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等，雖然在上海已經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他仍然對國民革命抱著希望能夠成功的熱烈願望。6月13日，林語堂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薩天師語錄》(一)，批評舊思想舊文化。林語堂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於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後者屬於肉食者，如鷹虎及行動的人是我常常欽羨我的同事們有行政和執行的奇才，他們會管別人的事，而以管別人的事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總不感到那有什麼趣味也許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確信上，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或道家。"林語堂認為自己是吃草的，而非是吃肉的，對政治視為畏途，從此再也不願過政界生活了。
1927年7月，寧漢合流，當陳友仁離開武漢後，林語堂也辭去了外交部秘書和《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主編職務，離開了武漢，赴上海專事於寫作。一般傳記都說，林語堂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時間是六個月，據董大中考證：林語堂上任是在4月20日前後，最早是中上旬，離開武漢是在9月上中旬，最多是四個多月，不到五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