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經濟天然地對其生存的環境最為敏感，他們勢單力薄卑微無助，大多來自底層無業、失業貧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積極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場環境，才能真正生存下來。
可現實的情況怎樣呢？
在很多地方，個體經濟連賴以謀生的最低要求都難以實現。他們沒有更好的工作選擇，只是為了「活下去」而已。
然而，「活下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是發生在任何一個城市街頭的真實一幕：幾名城管正忙活著將剛罰沒的一輛賣烤紅薯用的三輪車往汽車上抬，一個頭戴紅色圍巾、瑟瑟索索的中年婦女跪在地上哀求：「求求你們還給俺吧！俺以後不在這兒擺了。」
「哪都不能擺！我看你還是滾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掙不著錢哪！」
2005年北京，深冬的一個早晨，發生在小街橋城河沿至東土城路之間一幕城管群毆路邊擺攤賣菜小商販的事件頗為觸目驚心：十幾名城管隊員手持膠棒，圍追堵截毆打著小商販，甚至連婦女都沒有放過。有一個被打的商販，他的妻子為了保護丈夫，被城管隊員揮棒打倒在地。兩名城管隊員拽著頭髮在地上拖，頭髮被抓掉了一大片，鮮血順著頭、臉、脖子流淌，由於天冷，鮮血流到脖頸處就凝住了，慘不忍睹。實在是打破了一個還有血性的人所能忍受的道德和心理底線。
無獨有偶，前不久北京又發生了城管追繳小商販三輪車被刺的命案。河北小販崔英傑與城管隊員發生爭執，用小刀刺進海澱區城管分隊副隊長李志強咽喉部位，經搶救不治身亡。再一次暴露出弱勢群體謀生權與城市管理之間的突出矛盾。
在老百姓的眼裡，城管和攤販之間的關係頗為微妙，猶如貓和老鼠，互相視對方為敵。攤販因其弱勢地位，被寄予了道義支持，而城管則多受道德譴責，甚至有「群起而攻之」的潛在危險。
以攤販為例，他們之所以擺攤設點，不外乎是為養家口。這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現實。攤販們由於缺乏工業社會的基本勞動技能，擺攤設點這種最簡單、最初級的體力活成了他們的生存手段。人類社會，生存第一，攤販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再以城管為例，他們對攤販進行管理是職務行為，扮演的是「執法者」的角色。他們並不是天生驕橫霸道，也並非天生冷酷無情，他們的暴戾來自執法權的不公正。
究其實，這些人最大的「罪過」，也不過是占道無證經營、弄髒了街道衛生罷了，這麼大點事果真值得如此大動干戈、逼得他們無立身之處嗎？攤販為何不能在城市裡遊走和謀生？誰賦予了城管對攤販的驅逐權力？
既然城管執法本身缺乏合法性，那一定是為了政績或是為了某些官員的面子工程。
試問，有誰的政績或面子工程比處於弱勢群體的小商販的謀生權大？你們為他們謀生存的艱難想過嗎？
城市禁止擺攤設點對於殷富人家當然無關緊要，對於官員來說，可以彰顯「齊抓共管」的政績，可對於這些底層老百姓來說，卻無疑是剝奪生計的棒殺。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賣菜人以及許許多多和他一樣命運的人們，傾其所有，騎著三輪車、開著絲毫沒有安全感的摩托車充當著流動小商販。斗轉星移、花開花落、一年又一年，他們於黑暗中尋求希望，山高風冷唯心戰慄；天當被，車當床，與天斗、與山鬥，與飢餓寒冷斗、與人鬥，真是苦不堪言！為了多賺一點錢，他們丟開做人的安逸與幸福，一邊挖空心思與身邊的一切障礙周旋，一邊卑躬屈膝東求西拜、東躲西藏、含辛茹苦，連做人的一點點本性都給抹殺了。
……
據透露，北京每年有大量創業基金和項目基金，但由於基層執行力度不夠，往往到不了真正想創業的人手中。而由國家提供的創業無抵押小額貸款，在北京一個區，5年來只發放了不到10筆。
據瞭解，在美國和在西方的一些國家，對於賣烤紅薯這樣一個層面的自食其力的人也不發放各種證件，不徵收各種費用，允許他們在指定的地點擺攤設點。他們認為這是尊重最底層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權。
在中國，「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這些底層的小人物們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們，他們都沒有去幹那些諸如偷盜、搶劫、殺人放火的勾當，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這難道不算是為平安社會、和諧社會作出貢獻了嗎？
相比之下，不能不說中國的創業服務嚴重缺失，中國的創業服務制度太冷漠！中國的最底層老百姓創業太難、太艱苦了！我國政府簽訂並批准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應有機會獲得自由選擇和接受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了人人都有勞動和享受勞動成果的權利。
我們充分理解中國現實社會的基本狀況，由於城鎮化的「超速」發展，引發了就業的困難。因為城鎮化進程需要和產業結構及其轉型的進程相適應，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近年來，城鎮化發展和就業人口的增加越來越依賴第三產業的發展。由於人口基數特別大，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增長，就要求增加就業崗位800萬個至1000萬個。而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無法持續提供這個就業規模的大部分，超出了它的支撐能力。城鎮化「超速」發展，使城鎮存在大量民工現象，已經出現虛假化和貧困化的徵兆。我國現階段人口流動以進城務工的農民佔整個流動人口的85%以上，約為1.3億。這些人是計算在城鎮人口裡面的，是作為城鎮化率的分子。但是，他們並不像城鎮人那樣享受政府為當地居民所提供的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不能算做真正的市民或者是城鎮人口，更不用說他們的家屬了。在享受勞動成果方面，農民工的工資最低、工作條件最差、無醫療保險、就業不穩定……這就使得許多人在失去工作的時候面臨吃飯生存的問題。
而在另一個層面，那些利用政策投機、利用賄賂手段一夜暴富的「創業者」卻擁有大量的資源和謀取暴利的政策空間。官員成了他們的座上賓和股東、官員手中的權力成了他們任意支配的工具、大把大把的鈔票流進他們的腰包裡！這些人大量地消耗或浪費著各種社會資源、經濟資源以及自然資源，底層勞動者在街上擺個攤都如此艱難，這還能談得上社會的公平、公正、理性嗎？
我們不能不產生疑問：我們常說的天綱地常——社會的公平和理性究竟到哪裡去了？我們的分配製度到底是怎麼了？憑啥你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可以消耗那麼多的資源、佔有那麼多政策空間，底層百姓擺個攤位修個鞋補個鍋賣個菜也不允許？
聖雄甘地有一句名言被大家傳誦著：「地球上提供給我們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貪慾。」
聖雄甘地說：「我將為這樣的印度而奮鬥；在這裡，窮苦人將她當成自己的祖國，在事關她的發展問題上能有效發表意見；在這裡，沒有階級地位的高低；在這裡，所有的社會群體都將和睦相處；在這裡，女性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這就是我夢中的印度。」
西方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什麼地方出現了問題呢？
這種發展模式的原動力來自攀比和競爭，就是這種發展模式激活並放大了人性中的貪婪與嫉妒，這些貪婪和嫉妒摧毀著人類的智慧、平靜和幸福。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無論物質財富如何快速地增長，都不可能帶來持續的和平，也不可能給人類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在這種發展模式中，「發展的衡量標準只是GDP的增加，但它僅是統計學中的統計數據，而非人民的真實感受；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基層人民備受日益增加的挫折感、疏離感以及不安全感的壓抑。」（美·舒馬赫）如果只注重物質財富的增加，只在物質世界中進行物質的搬運、化合、分解及不斷地組合，甚至什麼也沒有變化，致使擁有的權利變化了，這不可能解決人類精神的問題，促進人類精神的進步。以擁有物質財富的多少去衡量人的幸福程度也是隔靴搔癢，更不可能觸及到人性的本身，因為這完全是兩個世界的問題。在美國發生的災難性的「9·11」事件，是西方工業化發展帶來的仇恨與城市建設中追求高大、標誌性兩條道路相交帶來的結果。
再回過頭來看看，中國民生發展的出路究竟何在？
我想應該回歸於人性。
在藏地，藏族同胞可能在物質生活上很艱苦，甚至有些人家窮得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是，宗教信仰卻是老百姓賴以愉快地生活的精神支柱。這很能說明物質與精神的辯證關係問題。宗教信仰所提倡的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正是一個正常社會所應該提倡和遵守的公共準則嗎？
一個正常的社會，對於權利人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是忠實的。在這個社會中充當公務員的人們，對於自己的義務，應當竭盡全力，做到問心無愧，決不允許侵犯他人的基本生存權利。而且，社會不僅表現為忠實於百姓的權利和義務，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質的權利，還包含著允許權利人表露不同意見、主張、喜怒哀樂以及互相尊重的內容。畢竟，現實社會經濟的環境已經非常不同，地球人都知道，那種對人性複雜性的寬容和認識，以及那種文化越來越民主寬鬆的經濟環境。相信，只要地球上有春天，每朵花就都有開放的權利。
可是，現實生活並沒有讓最底層的老百姓和弱勢群體如願以償，很多事情讓人欲笑不能欲哭無淚，想忘忘不掉。
想到這裡，我感覺自己的心在收縮，縮成一個核桃樣的東西，上面佈滿了皺紋。語言像雪片一樣飄零，我的所有思維都已被塵封。我只想說——還給弱勢者自食其力的空間吧！
好半晌，我才從空白了良久的晨風裡解脫出來，一連串的反問在我腦海裡跳躍出來：賣菜人到底是個弱者、還是強者？他到底是川藏線上默默無聞的賣菜人，還是一位樸素的哲學家？因為一些連哲學家都未必能夠回答出來的生存問題，答案在他的意識裡竟如此的簡單明瞭！
一個歷經滄桑的賣菜人能夠如此坦白地說出他的遭遇，在這個夏天，算得上是件感人的事。無論他是賣菜的還是別的什麼人。
事實的確如此。一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然烏街上的寧靜罩住了我，我陷入沉思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