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拉下電門總閘，關掉自來水總開關、煤氣總閥，插緊所有窗戶的插銷，鎖了門，把一個熱咕隆咚的家鎖在身後，回老家過年的征程就從樓梯裡開始了。
樓梯裡冷颼颼的，因為是早上，被驅逐在門外的隆冬的涼意一遇了人，就像一個長期流落街頭的棄兒突然遇到親人，冰冷的小手迅速撫擦過來，臉頰和鼻尖頓時冰涼一片。臉頰和鼻尖涼，渾身上下卻一點都不涼，因為在此之前，我、丈夫、兒子、侄子，我們在樓道裡已經上上下下搬運好幾個來回了。我們不知道這棟樓裡誰還是鄉下人，誰還會和我們一樣，要這麼民工似的大包小裹地回老家過年，在這一趟又一趟的搬運中，我們沒有碰到一個人。那清冷的感覺，好像年只屬於我們，好像回家過年，只是我和丈夫、兒子我們三個人的事。
年貨把麵包車的後備箱擠得滿滿，白酒、果酒、啤酒、飲料、火腿、各種熟食品，這些東西小鎮上都有，可小鎮上東西終歸沒有大城市質量可靠、上檔次，你是城裡人，總得上點檔次。
當然重要的是有專車，侄子開麵包車專程從鄉下來，你總不能讓車空著。蓋後備箱蓋時，侄子一邊呼呼喘著一邊開玩笑說：「還有沒有，要有還能裝下。」侄子只小我三歲，大嫂生他時那一頭黑糊糊濕漉漉的頭髮曾嚇得我趴在母親懷裡號啕大哭。我們一起長大，卻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因為酷愛機械修理，一直留在大哥開在小鎮的修配廠裡，最終也就成了關鍵時刻聯繫我和鄉下家族的使者；我因為酷愛讀書，一程程從鄉村走出，如今成了媒體記者定居大連，最終也就成了每逢過年都需隆重對待的城裡人。
說隆重，是說侄子頭天晚上就得趕到。從老家到大連不足三百里，並不算遠，可因為我們返回的日子是年三十的前一天，這一天家家戶戶都忙著貼對聯掛宗譜，侄子必須在有陽光的正午趕回家裡。提前上門等待出發，這等待的時光，不由得就有些隆重了。因為這個晚上，大哥會一遍遍打來電話，一會兒叮囑侄子夜裡早點睡，不能在路上打瞌睡，一會兒又叮囑侄子再檢一遍車，說上了高速發現隱患可就麻煩了，把侄子折騰得反而睡不著坐起來抽煙。點燃的煙頭透過客廳的玻璃一星一星閃爍時，我彷彿看到大哥正熱盼盼等待的目光，彷彿看到遠在三百里外整個一個家族都在熱盼盼等待的目光。
大哥大我二十多歲，他一直扮演父親角色，父親去世後更是如此。十年前的冬天，他承包的汽車修配廠經營紅火，買了麵包車，提車的當天晚上就打來電話，「貞子，這回好了，來家過年有專車了。」那堅決而自豪的口氣，彷彿他買車就為了過年時專程接我。
為了這隆重的專車，我和丈夫大慶一邁進臘月就開始了隆重的置辦，給母親、大嫂、公公、婆婆買衣服，為娘家和婆家辦年貨，為大哥、二哥、三哥、公公、大姑姐夫買拜年酒。我們先是列個單子，寫上要買物品的名字，算好要買物品的數量，定好要買物品的價格。娘家和婆家同在一個鄉鎮，辦年貨一式兩份，列單子並不難，難就難在衣服和拜年酒上。大嫂的腰圍一年一變，去年還是二尺九今年就變成了三尺一，公公的喜好很難把握，本來還說喜歡灰色，可你買了灰色他又說太舊，常常要提前打好幾個電話。
自從婚後第一年拜年，每家四瓶白酒兩瓶果酒就成了鐵定的規矩，每每想到改革．最終又因為種種不可言說的原因恢復照舊。按著記憶中的親戚依次寫來，往往寫著寫著就亂了套，因為親戚有遠有近，同是六瓶酒，價格檔次總不能一樣。調整、更改，毀了幾次才寫好單子，終於捏在手裡，雄赳赳湧入鬧哄哄的人流，可臨了才發現，一切全不管用。因為你寫的價格和貨架上的價格大不一樣，去年還是四十六塊錢一瓶的老牌子酒，今年一下子就長到了七十六，巨大的價差映在眼前，握在手裡的單子一下子就被汗洇濕了，要是此時再有人把你擠來搡去，不是踩了腳尖就是撞了肩膀，你的心突然就煩了，你不但心煩了，還忍不住一遍遍發問，年，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年，實在不是個什麼東西，對於我們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過是一張網的綱繩，綱舉目張，它輕輕一拽，一張巨大的親情之網立即就浮出水面。這張網其實從來都沒消失過，它們潛在日子深處，藏在神經最敏感的區域，一有風吹草動，哪怕一個電話，都會讓你驚慌失措。如果有誰身體不適懷疑得了重病，進城檢查住到家裡，你更是亂了方寸。只是很多時候，你努力忽視它忘掉它，你有太多屬於自己的事情，職稱晉級，孩子升學，房子搬遷，或者，你因為有太多屬於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覺就忽視了它忘掉了它。可只要進了臘月，這張網就網進了大魚似的，立即活躍起來鼓漲起來，一根根網繩在神經裡繃緊抻直時，你不知不覺就成了撐網人。你成了撐網人，收穫的卻不是魚，你沒有魚收穫，自己卻變成一條魚被年收穫，因為你必須為年準備巨大的開支。
說到底，真正的綱繩不是年，而是身後的根系，是奶奶父親母親以及由他們延伸出來的血脈。你是血脈上的一個支流，回鄉祭祖拜親，不過是你的本分，可是這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本分之事，每做起來，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煩亂和苦惱，都覺得自己活得太累太委屈。你煩亂，是說你奮鬥掙扎了二十多年，雙鬢已經有了明顯的白髮，卻也沒有把自己變成富翁，還要為幾瓶酒錢算計；你委屈，是說你奮鬥掙扎了二十多年，都由一個鄉下人變成城裡人了，餐桌上都有了蔬菜沙拉這簡單的西餐了，最終還要為這繁瑣的鄉俗禮節費心勞神。
侄子永遠不會知道我們的感受，他一上了車就打開音響，播放新版鄧麗君的歌曲，《歡歡喜喜過大年》。侄子當然是歡喜的，他一年到頭起早貪黑從來撈不著休息，只有過年才可以喝酒打牌睡大覺。實際上，只要坐上侄子的專車，我也一點點有了歡喜的心情，這似乎和歌曲無關，而和車的速度有關。只要接了我們，侄子對這個城市就了無牽掛，出了小區直奔立交橋，密密麻麻的樓房在橋下傾斜時，你覺得有什麼東西被你拋棄了，你覺得你對這個城市也了無牽掛了。
這條路一年之中總要走上幾回，平均兩個月不到，就要回家看一回母親，可平時走和現在走，感覺是不一樣的，平時走，大多都是我一個人。丈夫在廣告公司工作，很少節假日，兒子剛從初中進入高中，節假日都在外面上課，我借採訪的機會獨自坐上大客，跟許多不相識的人行在路上，心是散漫的，要麼把注意力放到某個有趣的旅客身上，要麼就靜靜地看著窗外，看車如何一程程告別城市駛入開闊的原野。但不管怎樣，你都不用說話。現在不行，一個小小的車體把四個人裝到一起，四個人的世界於是就有了一個場，一個不說話就顯得不對了的場。兒子建建自然不會說話，他只要離開課本，耳朵立即就塞進MP3，進入一個虛妄的和公式方程完全無關的世界。大慶自來話少，跟我這邊的親人，尤其如此。他好像從沒加入過我這個家族，當我以我們家族待人接物嚴格的禮教要求他的時候，他越發放縱自己在我們家族面前的無禮無教，比如上了車，絕不跟侄子有半句客套。好在侄子早已習慣，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他往往會說「姑最近又跑哪啦」？而不是「姑夫最近忙什麼啦」？
一路不停地和侄子說話，就像拜年酒必須每家六瓶一樣已經成了鐵定的規矩。我們一同在大家庭裡生活了近二十年，小時為了逃避地裡的活路，一個站崗放哨一個和蛐蛐斗架有過多年默契的配合，雖然各自已經結婚多年，雖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見面，但只要見面，一個眼神，就可把你帶到親切又熟悉的往事之中。於是每年從城裡往老家行進的道路，都是通向我和侄子童年的歡暢之旅，我們把一個個藏在草垛空裡、莊稼地裡、河套邊上的故事翻找出來，之後長時間笑個不停。偶爾地，在某個地方，也會翻出憂傷，比如有一個黃昏，我和侄子、奶奶（侄子的老奶奶）去村裡看電影，侄子走著走著突然不見了，我正慌張尋找，八十多歲的奶奶撲通一聲跪到井沿，沒一會，一隻鴨爪一樣的小手拽在奶奶手中。
當我以為奶奶拽了一隻鴨子時，侄子已被水淋淋拖上井台。誰也想不到，從深井裡出來的侄子剛吐出一口水，就大張著嘴哭咧咧說：「俺還能不能看電影呵？」侄子的又一次生命是奶奶給的，這井裡的故事於是就有了憂傷的意味，奶奶一九八五年去世時九十六歲，侄媳當時懷孕五個月，只差一點就看到第五代了。憂傷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這會使我們循著奶奶這個根須，翻到更多枝蔓上的故事，二大爺家的，四叔家的，二哥家的，三哥家的。其實一些年來，我們路上談論最多的，還是身邊這些親人的現狀。比如四叔家的征安移民加拿大，二哥家的遠程正在鬧離婚。我們因為輩分不同，動不動就叫錯了稱呼，有時我叫二大爺他也跟著叫二大爺，有時他叫三叔我也跟著叫三叔，彷彿我們是兩個頑皮的一遇了好事就你追我搶的孩子．但恰因為如此，心會貼得更近，會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姑侄同車回家過年的旅程。
有一種感覺，沒有跟任何人說過，我一年一年和丈夫、兒子生活在一起，就在昨天、前天，還和丈夫為辦年貨同進同出，還臭是一窩爛是一塊地為民工一樣的忙碌煩亂委屈，可是只要上了侄子的專車，只要和侄子在申家的枝蔓上有了一次古往今來歡暢的翻找，我的感情立即向侄子傾斜。說傾斜，是說某個瞬間，我會不知不覺把自己從丈夫和兒子那裡分離出來，會覺得我壓根不是程家人，而是申家人。我會突然驚訝地發現，原來我已經嫁給了程家，我一個申家人，為什麼要嫁給程家？
可以說，每年，都會有這樣一種東西在我心裡慢慢浮出，就像年使親情的網絡慢慢從水下浮出一樣。它浮出來，卻並不像網繩那樣越繃越緊越抻越直，而是在經歷了瞬間的警覺之後，某根繩索突然繃斷，拽我的，或者我拽的，只剩下一根，申家的這一根。那一時刻，我覺得我和身後的丈夫、兒子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好像只是一個搭車者，互不相識的路人，因為在我們翻找攀爬的故事裡，看不到他們任何蹤影。可奇怪的是，我和丈夫、兒子成了路人，卻一點都不傷感，不但不傷感，反而有一種掙脫了某種枷鎖的輕鬆，彷彿又回到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
冬日的陽光在高速路兩旁靜靜地鋪撒，一座拱橋下面，兩道隆起的河岸上，枯乾的蒿草搖曳著瘦弱的身姿，它們和身邊河床冰層裡幾塊突起的沙丘遙遙相望時，為我平添了幾許夢幻般的感覺。曾幾何時，河床是我們冬天裡最好的去處，我們掠奪蒿草，將它們攔腰斬斷，之後編織厚厚的冰車在冰層上滑翔，在那樣的時候，我們的目標在很遠的海裡，侄子往往會說，咱一直滑到海。
幻覺自然沒有多久就消失了，那時我們下了大連至莊河的高速路，上了莊河至歇馬鎮的鄉級公路，再有二十幾分鐘就要到家了，侄子說：「姑，中午上哪？是一起上俺媽那兒，還是直接給你們送到姑夫家？」我突然驚醒，是呵，在這裡，我有兩個家，娘家和婆家，我該去哪一家？
我驚醒，好長時間做不出回答，依我的心願，自然是回到母親身邊，我有一個多月沒有看到母親了。可是這時，一路上一直沒有說話的大慶突然說話：「把這邊的東西卸下來，先把我們送回家。」大慶說的這邊，是指我的娘家，而他說的我們，包括了我，他希望把屬於娘家的東西卸下後，我跟他一同回到婆家。大慶的語氣是霸道的，不容置疑的，瞭解我心情的侄子在後視鏡裡看了看我，沒有說話。
只要你結了婚，你就是婆家人，你和丈夫孩子就牢牢地捆在了一起，這是不可抗拒的現實。也正是瞭解這一現實，侄子才要這麼問一句。被這樣的現實壓迫，車轉了彎，下了路，一點點駛進大哥的修配廠時，我的心像塞了麻團，一種每年都要溫習的鬱悶使我大喘一口粗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