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爆發的那場新文化運動，北大是風暴的中心。「五四」運動的一批主將如陳獨秀、胡適等，都來自北大。高舉《新青年》這面文化革命大旗的，也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北大的教授們。這場文化革命既充滿了激情，又是充分務實的。它生發於現實的疼痛感，即由於中國的積弱，而尋求富國強民的道路。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喚醒民眾。重鑄民魂的目標，使這些先行者傾全力於改革舊文學。這種以文學改革來開發民智的思路，直接繼承了清末那些維新變革者的思想遺產。舊文學的營壘中，詩是最頑強的堡壘，這些人意識到，只要詩的變革取得了成功，整個文學變革的勝利亦當在望。新詩的變革就這樣被推到了前台。
新詩的創立是中國漫長詩史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它改變了自古而今中國詩的流向。中國詩從此成為新思維和新情感的載體，而進入自古典向著現代的歷史性轉移。這個大轉移的構思及實現，都浸透了並體現著北大人的智慧和勇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認定北大不僅是中國新文學的發祥地而且是新詩的搖籃，認定她是中國新詩「搖籃旁的心」，是恰當的和適宜的。
北大的歷史從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到今年，是整整一百年。這一百年的歷史如彎曲而湍急的河道，伴隨著歷史的憂患和現實的焦慮，給這些莘莘學子留下了沉重的記憶。北大無疑集中了中國的悲歡與哀樂。但北大是一座學府，它通過自有的方式展示它對中國的關切並作出承諾。北大人的言行總體現著中國知識者的良知。
作為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北大以知識的探求和積累，以及學理的發明為己任。從這個角度看，它崇尚科學精神，且發出了理性的光輝。在歷史的行進中，從這裡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北大是理性的，但北大又是情感的。在它的不乏沉重感的理性思考中，充溢著激情的輝煌。
由於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人開天闢地的工作，他們造出了新詩草創期的第一個花季。隨後，有把抒情詩寫得相當精緻的馮至，以及當年還是北大學生的「漢園三詩人」，應當說，他們是從北大吸取了靈感，而化為了他們筆下的麗句華章。北大就這樣以它的才氣和靈智啟悟著、也滋潤著詩性的光輝。不論是《斷章》還是《預言》，還是後來的《十四行集》，它們都登上了中國新詩一個時代的高度。時序推移，即使是在極艱難的年代，在草木深深的春城，環繞在聞一多、朱自清、馮至、卞之琳等前輩詩人的周圍，在中國西南的上空，那些炫目的新星的光芒，透過簡陋的街巷和茅草的屋頂，也閃射著驚人的光焰。
在北大這個搖籃裡，新詩誕生了並成長著。北大人以自己的心血創造並滋榮了詩，詩又反過來傳達並彰顯了北大博大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它的沉思和吶喊。即使是在禁錮和貧乏的年代，北大也沒有斷了它的動地的歌吟。從紅樓和民主廣場，從漢花園和西齋，從三角地和大、小膳廳，北大的綿綿詩心總在跳動著。在那難忘的百花時節，北大也有「是時候了」的召喚，也有《人之歌》的思考。即使是那個乍暖還寒的清明時節，當周圍瀰漫著恐怖的無言，一位年輕的北大女性，在廣場放上了一籃潔白的馬蹄蓮——在那無法表達抗議的年代，它是一首無言之詩！思想解放的新時代，北大的詩人們以熱誠之心擁抱了新詩潮。兩卷本《新詩潮詩集》記載著北大人的銳敏與熱情。
這是一個充滿思想智慧的地方，這又是一個充滿詩性激情的地方。北大人在歷史行進中，總時不時地爆裂出讓世人震驚的奇思異想，也正是那種詩心跳動的外現。社會開放給人們提供了傳示詩情更為廣闊、也更為自由的空間。但隨著滾滾商潮而來的，卻有著更為濃郁的世俗情調的包裹。新時代的北大詩人就站立在這樣的時空之中。它們帶著某種與世不諧的高雅，唱著他們超凡脫俗的歌吟。這裡有清澈而神秘的海子，有芬香而痛苦的麥地，在海子與麥地之間飄然而起的女子，也有著那種超凡脫俗的千種風情。從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後期，北大孕育著、並輸送出一批又一批的詩人。這些詩人以自由的心靈、創造的精神，豐富著中國新詩。這詩心雖已百歲，而百歲依然年青！
1998年4月4日於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