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再婚。「我有你們爸爸就夠了。」她說。她對我的小學老師孫小天再婚故事很是鄙薄。孫小天老伴去世之後，嫁給了媽媽醫院裡的一位老醫生。媽媽說，這位醫生是個活寶，當初他老伴去世，他哭天抹淚地寫了好幾百首悼亡詩，情深意切之至，結果，不出三個月就娶了孫小天。媽媽覺得這人無情無義而且虛偽。我沒說出口的話是，有人在喪偶之後很快再婚，往往是因為在前一次婚姻中有幸福的記憶。至於媽媽，她該說的也許是，「結過一次婚就夠了」。
或許是為了安慰媽媽，夏冰給她買了一條寶姿圍巾。媽媽圍起來，照了照鏡子，說，真好看，就摘下來了。就是通過這條圍巾，媽媽確認自己對夏冰的懷疑是對的。她對我說：「我早就覺得夏冰跟領導關係不正常。」看來是這樣的。有兩個晚上，已是深夜，行長開著車送她回家。她多了一些禮物，手機、包之類的，另外她常常出差，對於一個支行的普通員工來說明顯地次數太多。有一天晚上，媽媽和夏冰關在屋子裡談話，過了一會兒媽媽的聲音傳出來，夏沖，你進來。
我進了屋子，夏冰坐在床邊，滿臉淚痕。媽媽氣得直哆嗦。
「現在不都這樣嗎？」夏冰說。
「都這樣你就這樣？」媽媽申斥她說，又對我說，「我猜得一點兒錯沒有，她跟她們支行的行長??」又對夏冰說，「媽媽真失敗。媽媽怎麼教育你的，你變成現在這樣？一個四十五歲的男人，孩子都上初中了，你跟他？那人那麼老，也就頭髮還挺密。」像警察為案情而憤怒一般，她出去了。
我和夏冰都默默無語，過了會兒我摸摸她的頭，說：「別哭了。」
「其實，頭髮也不密，」她一下子哭得厲害了，「頭一次去賓館，我才知道那是假髮，只是做工好，像真的似的。那王八蛋還不好意思摘呢。」
我遞給她紙巾。
「現在這個時代，沒有錢，怎麼活啊？以前還有爸爸，可是爸爸也沒了。我有什麼依靠啊？我幹嘛要跟他，還不是因為他有權有勢。你知道我多委屈嗎？你知道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想想以後，多害怕啊。」
屋子外面靜悄悄的，我不知道媽媽聽到這些在想什麼。過了一會兒，夏冰問：「我該怎麼辦？」
「你想怎麼辦？」
「我想好了，讓他提拔我當科長，再把我調到別的分行去，然後我就跟他斷掉。」她說，「如果他不答應，我就舉報他。反正我手裡有證據。我不是好欺負的。然後我找個男朋友，找個愛我的人，嫁人。」
我並不意外她這麼說。她決斷明快，敏於行動，雖說夏冰是沒什麼品位的。夏冰做到了以上的每一條，包括威脅。二十五歲生日的前兩天，她當上了科長，成了我們家級別最高的幹部。她去了另外一家支行。第二年她結婚了。她生了一個女兒。她愛著女兒，那是她的新豆豆。
她保留著小時候與豆豆的合影，照片上，十歲的夏冰大笑著，豆豆則露出巴哥犬特有的警覺神色。照片背後寫著「夏冰，豆豆」，就像畢業紀念照的背後寫著每個人的名字以免將來忘記那樣。
時間雲朵一般無窮無盡，日子沉寂地流逝著。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突然在電視上看到紐約市一片混亂。這是電影還是紀錄片？媽媽走過來，正巧看到回放的飛機撞擊世貿大廈的畫面，她站住了，也問：「這是電影？」這時我注意到了「LIVE」標記和「CNN」圖標，說：「是現場直播。」媽媽坐下來，跟我一起看。我們聽著中文同步解說。媽媽說：「肯定是真的。」我隨口應了一聲。她又說：「怪不得外面放鞭炮。」果然，窗外的鞭炮正在響起來，最初還稀稀拉拉，後來就密集得像炒豆子一般，還夾雜著歡呼。
有人從窗子裡探出頭來，大喊大叫。
碎片、煙塵、救護車、從燃燒的大廈上跳下來的人和二十一世紀，呼嘯著湧進了這間屋子。
「要打仗了？」媽媽問。
「看來是。」
「這是個什麼世界啊。」媽媽說，轉身去廚房，繼續煮麵條。
我像被什麼神奇的東西吸引住了似的盯著電視畫面。那是頗為難忘的印象：世界又一次浮現出來了。重大歷史事件之類的，我並不在意，我只是從夢中驚醒一般再次意識到外部世界的存在。
喬雅又開始像我小時候那樣入迷地讀個不停起來。我的屋子裡有什麼書，她就隨手抄起一本讀什麼，居然成了一個西方現代文學讀者，對一些稀奇古怪的寫法也不覺得不適應。她生日那天，姥爺和姥姥來家裡待了一下午。他們倆在廚房裡做菜，我打打下手，也陪著說說話。姥爺說媽媽是壽星，什麼都不要做。她就在客廳裡讀《鐵皮鼓》。姥姥不時從廚房裡出去，遞給媽媽一個炸茄盒之類的吃，就像對待小孩。姥姥問她，這書寫的是啥？媽媽說，我剛看了一點兒，好像是個小孩不願意長大的故事。姥姥說，想得美，要真長不大就好了。過了一會兒，又進屋給媽媽一截兒黃瓜，說，菜燉上了，這書你給我念幾句。媽媽說，給你念你也聽不懂啊。姥姥說你唸唸唄。我聽見媽媽讀了一句：「馬路對面，我們永恆的星期日，畫家日復一日地給韋斯特公墓的樹木塗上越來越多的綠油油的顏料。」姥姥說，這是啥意思？媽媽笑著說，就是春天來了。姥姥甚是驚愕，說，這外國人說話可真費勁！我看還是中國話省事兒，春天來了，四個字，外國人說那麼一大堆。大家都笑。我們坐下來吃晚飯，媽媽給爸爸留了一個位置，擺好碗筷，放了一杯啤酒。姥爺舉杯對媽媽說，姑娘，生日快樂，咱們要往前看。
姥爺和姥姥蹣跚著離開了，屋子又冷清下來。
晚來欲雪，冬日天空一片蛋黃色，我站在陽台上，通過門上的窗子裡看到喬雅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低聲地唸唸有詞，那是因為天黑了，她忘記了開燈，只好用讀出來的辦法來集中精力看清每個字。窗外—我們永恆的星期日畫家日復一日地給思齊路的樹木塗上越來越多的灰撲撲的顏料。
我走進屋子，幫她打開檯燈。這一切就像二十多年前一樣。我好像回到了當年，看著喬雅、夏沖和夏冰待在屋子裡，喬雅在讀著什麼，而夏冰正在小聲地鼓動夏衝去找夏明遠回家來做飯吃。
另一天晚上，媽媽讀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她讀給我聽：
和我自己的意願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敗和野蠻在時代的編年史上取得最大勝利的見證人；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這一點，絕非出於自豪，而是含著羞恥。
她繼續讀：
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間，在我的扶援直上和節節敗落之間，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時彷彿感到我一生所度過的生活並不僅僅是一種，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幾種，因為我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當我無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時，我就會情不自禁地問自己：「我的哪一種生活？」
「寫得真好，」歷經了滄桑之後，喬雅說，「雖然不全吻合，但是就像在寫我的心聲一樣。」
昨日的世界消逝了。沒有訇然巨響，倒像糖在熱鍋裡無聲地融化。圓石城遇到了最強大的敵手：鉛筆。土地財政的鉛筆就像當年蔣可的筆記本上的軍隊一般無往而不勝，畫到哪裡，哪裡就冒起一股輕煙，夷為平地。中華第二共和國，那時蔣可在筆記本上寫道。騰空的土地被匆匆改造成住廉價宅區。到處都是腳手架，城市像個工地。道路被開腸破肚，又被草草填上，轉眼間再被挖開。另一種形式的赫魯曉夫樓，這一次由房地產商們主導，建成了。日子還過得去的工人們相互借錢—他們稱之為「串換」，一種救急如救火的金融手段—支付了回遷差價，搬入了新居。小賣店、饅頭店和鹹菜店在新小區裡陸續開張了。薄薄的水泥路很快就破碎了。
我們家也快拆遷了。附近的工地在開挖地基時發現了古跡，媽媽拉著我去看。「去看看嘛。」她說。我們站在原來是硅酸鹽廠廠部的地方，面對著一個大得像露天煤礦一般的土坑。那裡埋藏著遼代古城遺跡。誰曾料想，我們熟視無睹的土地下竟然層層疊疊地累積著往日的生命。
「要是我們能撿到點兒文物就好啦。」喬雅幼稚地說。玉？鎏金瓶？瓷器？剷平了，化為烏有。
馬遠哲如今獲得了銀行支持，通過資本置換的魔術成了私營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當我在第五醫院的院子裡碰到他的父親馬伯雄的時候，我衝動地走過去，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舉動來。馬伯雄扶著牆，彎下腰，咳嗽著，竭力地吐痰。他看著我走近，說：「夏衝啊？」我沒說話。他伸出一隻胳膊，說：「扶爺爺一把。」我攙扶著他走到了停車場，直到一個司機模樣的人帶著沒辦好事情的緊張神色跑過來，把他扶進了凱迪拉克汽車的後座。一個月後，他死於肺癌。
奶奶齊鳳珍死於一九九九年。至死她都不知道夏璐已經不在人世，家人一直騙她說夏璐留學去了。姥爺喬允升死於二零零三年，那是夏冰的女兒出生前的一個星期。我四歲時，他曾經問我：「有這麼三個人，一個坐著，一個站著，一個跪著，你做哪一個？」我說我要坐著，他告訴我，不對，你應該站著。他臨終的那個中午病房裡陽光耀眼，他卻說：「天黑了，我要睡了。」言畢，溘然長逝。窗外，一朵喬啟氏形狀的小烏雲，在天空一角浮現，迎接她的兒子。
在拆遷帶來的混亂中，孫大炮的妻子，「你師母」，一天傍晚沿著太平梯走到臨時租住的樓房的門口時被人割喉而亡。被搶去的皮包裡分文皆無。當時孫大炮正在屋子裡剪花枝。與城市的衰落同步，那是治安最為混亂的時期。小白，那個當初的鴨綠江街的小青年，下崗後成了出租車司機，一天下午在街邊吃完一份一塊五毛錢的麻辣燙，準備打開車門的時候被一顆自製炸彈炸成了幾截兒。炸彈裝在下水井蓋上，目標是前方三米處一輛剛剛駛離銀行的運鈔車。假如人生是個斷頭台，而小白是卡爾頓，那麼有一個真正的小裁縫陪著他，她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縫衣女工，拿個小馬扎坐在路邊，靠縫補褲子上的燒壞的洞之類的活計賺點兒小錢，也被炸死了。
這一切，正是我站在窗前，眺望著西山的一抹黛色時想到的。晚來，往事在安謐中汩汩浮現。在那之前，我去了川西旅行。在岷江岸邊，多年以前那個男孩的淚水又一次流淌在我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