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經樓309教室門後的歌聲，酒，雪，擁擠的足球場，松鼠魚的氣味，週末舞會，新年期間的通宵電影。這就是大學頭三年的記憶。我可以安靜地面對一切，什麼都不需要，什麼都不希求。我正當一個好年紀，而學校圖書館的藏書雖不豐富卻一百年也看不完，一切再好沒有。有個下午，我在水房裡洗衣服，窗外傳來了歌聲。水房裡是陰涼的，而外界的陽光那麼耀眼，生命的氣息撲面而來，那感覺就像置身於愛德華·霍柏的畫中，明淨，安詳，空泛。如果在這三年裡挑選一個典型瞬間，那麼就是這一刻了。無論外在還是內心世界，幾乎都沒有事情發生。
哲經樓由法律系和歷史系共用，是蘇共中央黨校的複製品。僅此一端，匆匆過客亦可斷定這學校成立於中共建國之後，中蘇反目之前。進而，本校的趣味也不難想見。若問它有何傳統，那麼除了共產主義中國的傳統之外別無傳統。決非好學校，但我並不挑剔。我對一切都沒什麼意見。除了學生們熱衷於武俠小說和階梯教室裡的香港錄像片之外，對這學校我挑不出什麼毛病。
當時這學校的法學院還沒有成立，只有法律系，全國排名二十名以外。課程與別處一般無二，公共課之外，由法律基礎開始，先講「法律是什麼」，共有五條答案要背，最後一條是「法律是一面盾牌」，然後是刑法民法國際私法等等，漸進至模擬訴訟、速錄技術一類的實務課程，按部就班，如木匠施以斧斤一般，用四年時間把學生們加工完畢。大三之前頗多思想類課程，思想道德修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革命史綱要，等等，教師多半頭髮花白，老佛誦經一般喃喃自語。年輕老師們則精力充沛，不時脫離主題自由發揮一番，用今天的話說，便是「吐槽」，比如「如今在講台上說句真話，容易嗎？」如此，便可博得掌聲和笑聲。這時候，玩世不恭也是一種良心。
法律神聖，何嘗有人相信。校園生活只有三個主題：喝酒、打牌、談戀愛。至於學術氣氛，就只有一干男生頗為狂熱地在宿舍裡探討判定強姦的三種學說數得上了。有人在法院實習，偷偷帶回強姦案的卷宗，男生們便競相傳閱。對審訊員來說，詢問強姦案的受害者似乎是種樂趣，問得極為詳細，做筆錄的書記員也頗為勤奮，筆走龍蛇，一字不漏。色情之外，也有湊趣的成分。總的來說，概括本系乃至本校的特色，便是把這世間的一切都當作屁一般的存在，尊重任何東西都會被視為迂腐低能。對於學業，差不多就成，乃是共識。
反正所有待遇優厚的工作崗位都屬於公家，要找到一個，關鍵在於關係，成績則如太陽每到傍晚便會西沉一般不可置疑地毫無作用。一切現實被當作天經地義的事實接受。青年才俊們最叛逆的舉動，便是聚眾抗議食堂漲價，或者失戀之後把走廊裡的燈泡逐一打碎。畢業時節，他們又對這生活甚是留戀，喝得吐出膽汁，哭得涕泗橫流，與好友深情話別，與仇家言歸於好，又約暗戀已久的女孩到某個黑暗的牆角，一不做二不休地大肆猥褻一番。隨後，便帶著「禽獸我也做過了」的罪惡感和滿足感，以及「民法什麼的我不是很懂，倒要看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的豪氣，按系裡的格言來說，「明法尚德，精益求精」去也。
如今我二十一歲，讀大四。度過不為人知、未入青史的歲月，或如置身於陽光照射不透的沉默之海，或如走過地圖上尚未勘明的部分，大抵說來，普通生活莫不如是。幾年中，無數的事情發生過了，慢慢說也不遲，甚至不說也罷，畢竟，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兩件而已：冷戰結束了，夏沖睡著了。
我的確在睡覺，像個幼兒一般，每天飽睡九個小時。除此之外，大概沒有任何引人注意之處。沒有逃很多課，沒有不跟別人講話，沒有論文得獎，也沒有拿著斧子半夜爬上誰家的窗子。陡然間，內心的衝突平息了。年歲增長，心智成熟，性格也變得堅韌。好像一夜北風，動人心魄，我守得天明，走出門外，只見青春期的雲翳已然散去，成年時代就像晴朗、透徹的冬天似的降臨了。好一個空氣凍得凝住了，連麻雀的叫聲都像在固體中傳遞而格外清晰的冬天。
我常去圖書館，讀的書大約是週遭學生的五十七倍之多。書齋生活卻談不上。讓我成為飽學之士，我萬般不願。讀喜歡的書，而非為考取功名一般面對面目可憎的教科書，固然極有樂趣，可是讀書一旦達到某種頻次，便可以說是甘苦參半的自願的苦刑。讀書又確實會損傷其他平常的樂趣，比如說蠢話自得其樂的樂趣等等—既然浮生若夢，這就不能說不是損失。我向來嚴厲地喝令自己不可以做出蠢行，讀書更加劇了這一趨勢。因此，我雖說得上手不釋卷，卻漫無目的，讀不出什麼名堂來。只是優哉游哉度日而已。與人交往我也依照同樣的態度，在少數朋友之外，對大多數人，自如地保持距離。我練成了又一種笑聲，鼻腔共鳴，盡量不疾不徐，不矜不迎。這固然是裝腔作勢，可是運用自如的話，似乎並不令人生厭，相反給人以胸有成竹、凡事都不在意的印象。如此，也就可以自然地了結一段談話，與人保持淡遠的距離。
這大約便是「不事王侯」的雛形，在二十一、二十二歲的年紀，這態度宛如底片浸入藥水，漸漸顯影了。
這三年中我沒有女孩陪伴，也沒覺得有何不妥。正式的女友從沒有過，元旦舞會之夜偶爾調情，乃至在游泳池裡揩過幾下油的，也一概沒有。並非身體有什麼毛病之故。不過，曾經折磨過少年夏沖的那種情慾似乎煙消雲散，只留下清明的天空一角。我從沒那麼純潔過，過去不曾有過，將來也決不再有。性對我來說如清風一縷，簡直無可無不可。命運之手翻雲覆雨。如今我茫然地睜著雙眼，被顛簸著，忽然衝破了灰霾。陽光仁慈、溫柔地普照著。無所依托，不可名狀，升起了，我如一隻水母迎向光明。
對於西塞羅的《為弗拉庫斯辯護》，讀過法律系的人都耳熟能詳。弗拉庫斯在小亞細亞做過三年總督，公元前五十九年，被控告在亞細亞行省犯有強奪和鎮壓等罪行，西塞羅為他辯護說：
在審理刑事案件時，睿智勇敢的陪審員們，總是會考慮國家的利益、總體的安全以及共和國的當前需要。噢，陪審員們，當給你們投票板的時候，你們的判決不僅僅關係到弗拉庫斯一個人；它也將關係到將領們以及城市中的所有首領；關係到所有好人；關係到你們自己。
恰好因為《為弗拉庫斯辯護》，大二時，我和張大衛成了好友，友誼持續至今。我們碰巧相識，隨口閒聊，意外地發現對方蠻有意思。我在法律系，卻讀過克勞德·西蒙的小說《農事詩》，雖然不解其意；他在中文系，卻知道《為弗拉庫斯辯護》，雖然也一知半解。「你太牛逼了！」此人讚美我說，「我們倆組合在一起，就是這學校的雙子星座啊！」後來我才知道，此人的語言風格向來如此，任何事情經他一講便會充滿戲劇性。一來二去，我們混熟了。我曾陪他去聽了一次中文系的課，聽了半晌，才明白原來是訓詁。中文系的學生都覺得這門課相當乏味，我倒覺得有趣—這就是在文字裡破案。說起來，還是跟我們法律系的研究領域更接近些。
張大衛是劇社的社長，我問他劇社都排過什麼戲，他說，誰還真排戲啊，多累啊，我們只在意念中排戲。我說，什麼意思？他說，社團嘛，你不懂？社團就是泡妞用的，每年新生入校，我們就去招新社員，同學們好，我們是劇社的，最近我們要排戲，《哈姆雷特》、《禿頭歌女》、《等待戈多》，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差一個女主角了，大家有沒有興趣？大一的小女孩就來了。來了就行了，大家一起玩唄，今天爬山，明天坐在草坪上彈吉他，排什麼戲啊？完全不排？我問。張大衛說，不至於完全不排，排過一個，還在本校的大學生藝術節上演了一次，是個極簡戲劇。圖書館前邊的廣場上不是有個旗桿嗎？在那旗桿底下辟出一個場子，耍把勢似的把人吆喝過來，然後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另一個人拿條繩子把前一個人連人帶椅子捆在旗桿上。我問，光捆？張大衛說，對，捆完拉倒。我說，這不是行為藝術嗎？張大衛說你這麼說也可以，反正劇社排過這麼一齣戲。我又問效果如何，張大衛遺憾地說，挺好的戲，讓一個本校畢業的老師給毀了，那老師騎輛自行車，去買菜，路過，你說你買菜就買菜唄，多嘴多舌，說，還捆人吶？早在八五年我上學的時候就有人捆過了，也是在這旗桿底下！
就這麼著，這劇社的唯一一次演出落下了笑柄。張大衛卻毫不介意，繼續以藝術家的姿態四處招搖。《哈姆雷特》自然從沒排過，奧菲莉婭們卻被他潛規則了不少。當然只是適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