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遠從此不再在街上閒逛，下了班就回家，可是喬雅又找茬兒發脾氣。他明白了，喬雅其實討厭看見他，要他早回家，只不過是因為她不舒服也不想讓他舒服罷了。喬雅自己反倒沒能意識到這一點。時值理查德·尼克松和田中角榮訪華那一年的早春，每當夜色早早降臨圓石城，她就坐在床邊無聲地哭泣。她幾乎討厭每一樣食物。怎麼總吃土豆？她抱怨說。這倒怪不得夏明遠，家裡只有酸菜、蘿蔔，而小九路的菜市場上除了土豆別無他物。初夏時候，他在蔬菜合作社裡托了關係，買來了甘藍和菜花，結果費力不討好。這兩樣蔬菜價錢之昂貴，簡直讓人震驚，可是喬雅並沒有因此滿意過哪怕片刻。當她想吃魚時，夏明遠忍無可忍，只買了一點兒便宜的泥鰍，騙她說，買不到魚。這一次喬雅反倒欣然接受了，因為她相信泥鰍含有更多的蛋白質。家人完全被她弄糊塗了，私下評論說，沒見過這麼無理取鬧的媳婦。這個說法倒是距真相不遠。我奶奶終於皺著眉頭說，也不能太嬌氣了。喬雅怔住了，突然憤怒到自己不曾預料的程度：又不是我要生的！聽了這話，在她的子宮裡，夏沖不滿地翻了個身。
上學時，喬雅把兩句話銘記在心，一句是「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另一句「一清華，二北大……」是關於大學排名的順口溜兒。這兩句話閃耀光澤，促使她刻苦攻讀，不曾懈怠。像多數女孩一樣，她「只專不紅」，對政治缺乏興趣，卻因此頗討那些老教師們的歡心。她偷偷讀過一些流行的蘇聯小說，也頗多浪漫的念頭，可是做過的最離經叛道的事也只不過是寫紙條與男生探討課業而已，除此之外，便是在讀《反杜林論》時對壞傢伙杜林的想法頗感興趣了。
她最親密的一個朋友，於藍，在評劇團當演員，早早就結了婚。喬雅的母親索玉琴阻止她們繼續密切來往，「你一個姑娘，跟人家結婚的勾打連環幹什麼？」「勾打連環」就是「勾搭」的意思。喬雅陽奉陰違，繼續偷偷跑到於藍家去。索玉琴的擔心不無道理。於藍果然懷著新鮮的興致大講男女之間的秘密，喬雅也極有興趣。在不同的週末，這種閨中密談持續了一年有餘，卻絲毫沒有擾亂喬雅的步調。她堅信，自己的未來在首都。即便她的腦子充滿了對男性的幻想，也是堅定地指向著「一清華」和「二北大」的男生——繫著白圍巾。其他人不予考慮。
就在她讀到高三，完全調試好了自己這台考試機器之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高考被廢除了。
喬雅繼續留在學校一年，幻想著高考很快就會恢復。她隨著鬥志昂揚的男生們去了中共中央東北局。他們砸爛了東北局的幾間辦公室，批鬥了抓到的六個走資派，命令他們面壁。下一周，他們殺了個回馬槍，襲擊了同一個地方，在會場上掛起了巨大的標語，「炮轟東北局，直搗閻王殿，活捉宋任窮」，他們一遍又一遍對著宋任窮本人高呼著這幾句口號，就好像它是一個尚待實現的目標似的。她參加了各種學習大會，有一次聽了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盲人積極分子的發言，那個年輕人兩鬢剃得精光，頭頂的頭髮又過分硬挺，看上去就像一隻瞎眼的板刷，站在四支金屬麥克風後，尖利和不安地喊叫著，在一次蹦跳之後暈倒了。這情形讓喬雅倒了胃口。大字報遮天蔽日，從牆角處一直貼到了煉鋼廠的高爐頂端。城市完全被白紙包裹了。高音喇叭永遠在喧嚷。有時候，人們用木槍、皮帶和自來水管打人，有時候用鋼絲鉗打，還有的時候用步槍打。她發現這一切不是浪漫，而是枯燥。這枯燥甚至淹沒了驚恐。她變得焦躁起來。當於藍的性興趣也轉換為對國慶大辯論的狂熱之後，十八歲的喬雅就更加孤獨了。
鴨綠江街上也有小型的批鬥會。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個竊賊和一個破鞋，被戴上了紙糊的尖帽遊街示眾。再一年，附近工廠的工人們慶祝「九大」召開，列成方隊走過街道，每個女工都捧著一個壓力鍋那麼大的毛主席像。夏天，硅酸鹽廠附屬醫院需要又紅又專的學生去做預備醫士，喬雅得到了機會，可是她不情願就此上班，和她的同學們一起從窗口爬進火車，去了北京。
在享受了免費而又糟糕至極的食宿之後，她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見到了毛主席。數萬名學生在廣場上等待的時間長達九個小時，無處大小便，女生們只好圍成密不透風的環狀人牆，依次入內紓困。當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車迂緩地駛出金水橋，歡呼聲響徹雲霄，孩子們痛哭流涕。
喬雅在北京停留了一個月。她登上了景山，跳過石稜和雨後短暫出現的山澗，俯瞰下去，看到北京城就像平鋪的群山，層巒疊嶂的青灰中侵入了嚴厲的蘇式建築。喬雅悵然若失。她並未看到什麼光輝。與其說這是北京，倒不如說它是對於北京的理想。離開首都時，喬雅留下了她的驕傲的少女心氣、排泄物和眼淚，還有一張在頤和園拍攝的黑白相片——把它作為友誼的見證送給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北京女孩——帶回了幾個黯淡的印象，其中之一是高考再也不會恢復了。
喬雅成為了一名女醫士。兩個月之後，她才意識到這是再幸運不過的事。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又一次去了火車站，目的是上山下鄉。她沒有任何理由不接受命運。硅酸鹽廠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組織之間鬥個不停，你死我活。一撥人殘酷地拷打對手，逼迫得別人自殺，然後被打倒，第二撥人奪了權，做同樣的事。好人壞人的界限模糊了。生活就像下雨下雪又下雹子的天氣。一切都失去了準則。喬雅終於感到了恐懼，她為此能做的唯一的事只是給受傷的人打破傷風針。
當喬雅在金水橋邊含羞小便時，夏明遠正在硅酸鹽廠的調試車間裡歡呼著，踮起腳尖，伸長脖子，瞻仰巴基斯坦朋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又轉送給人民的芒果。他是個相貌英俊、生氣勃勃、沒有什麼主見的調試員。一個介紹人安排了他與喬雅的相親，他缺乏城府，當場表示了滿意，僅此一點便引起了喬雅的反感。他當著她的面讚歎說，這姑娘多好，這姑娘多白！這是確實的，喬雅雖談不上姿色出眾，皮膚卻像瓷娃娃一般又白又細。她本來就對這個長她兩歲的高考落榜生心懷鄙夷，如今又被他的冒失惹惱了，立刻翻了臉，說這人太黑，我不同意！
他們展開了一場顏色戰爭。這是一場艱苦的拉鋸戰。用當時的話說，夏明遠想跟她結合，因為她白，而她拒絕跟他結合，因為他黑。他們都缺乏戀愛經驗，既沒有發現彼此言不由衷，也沒發現這是一種性別攻守遊戲。罕見的厚臉皮再加上某種過分天真的遲鈍，令夏明遠不曾感到自尊受挫，竟在喬雅的冷言冷語中堅持了下來。兩個月後，喬雅的父親喬允升發起了脾氣，表面上聽來是對「姓夏的小子」的遭遇抱不平，實質則是感到女兒的不出嫁會增加家庭的負擔。喬雅痛哭了一場，像哪吒數落父親一般，歷數自己參加工作幾個月以來給家裡上交了多少工資，然後妥協了。這是一九七0年的九月，時日倥傯，喬雅已經二十一歲，不得不冷靜地結了婚。婚禮是嘈雜的，與她少女時期的設想完全不同，既沒有詩朗誦，也沒有歡快的歌聲，每個人的臉上都由於冷雨和疲勞而缺乏笑容。大家舉杯共祝一對新人相親相愛，共同進步，又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送客時喬雅勉強擠出一個笑容，跟不適合系白圍巾的新郎並肩站在一起。
婚後的生活不能說是幸福的但是一切順利。他們與夏家父母共用一套位於一樓的有兩個房間的小房子，在公用走廊裡做飯，在院子中央的自動壓力井邊取水。喬雅展示了她的嫻雅、溫柔、大方的一面，隱藏了其他面目，在鴨綠江街上的這個敝舊的院子裡贏得了交口稱讚。唯一的問題是，她時常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態。跟別的新婦不同，她甚至不是很喜歡回娘家。她喜歡去的是於藍家。
只有對於藍，喬雅才能一述衷曲：生活怎麼這麼沒意思啊。我不想在他們家待著。
於藍家與「他們家」在同一條街上。她家在鴨綠江街一百二十號院子，「他們家」則在八號院子。這裡是工人居住區，房子表面遍佈著黧黑的紋路，像被煙熏火燎過。街道比沙漠還要孤寂。白天是灰亮的，廠房、煙囪和樓房就像蒼穹下的寂寥的污點。工廠裡永遠在召開著政治會議。入夜後，風冷酷地吼叫著。機器聲單調地迴盪。如果登高遠望，可以看到城市外圍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一抹山巒就像稍縱即逝的窣雲。附近便是出城的馬路，筆直地朝遠方的貧困鄉野延伸過去。送菜的馬車就從這條路進城，灑下馬糞，在烈日下曬乾，變成了團團碎草，在牆根兒下瑟縮發抖。開裂的油氈紙在風中抽搐著。理髮店的鐵招牌總是嗒、嗒、嗒地作響。
我奶奶隱隱覺得有什麼事不對勁，可是癥結何在？這差不多是她遇到的最費思量的難題。相當久之後的一個下午，她終於在洗衣盆前跳起來，問我爺爺：「你見沒見過喬雅上廁所？」
我爺爺叫夏原吉，活到五十九歲，還沒遇到過這麼滑稽的問題呢。「多虧是在自己屋裡說話！你這個娘們兒是不是老糊塗了？」他氣惱地反問，「按你的意思，兒媳婦上廁所，我還偷看了？」
可是，這正是問題所在。在八號院裡，從沒有人見過喬雅上廁所。八號院比別處更幸運之處就在於有一個自己的公廁，在冬天，這院子的人出了家門，走幾步路就能方便，附近一些院子的人則不得不冒著嚴寒，急沖沖地往這兒趕。那麼喬雅是怎麼解決她的問題的呢？奶奶一連幾天留心觀察，找到了答案。原來喬雅每天早上起床後都要遠征一刻鐘，去南橋糧站的公廁暗中行事。我奶奶私下逼問兒子，這是怎麼回事？夏明遠含糊地說，她大概是嫌院子裡的廁所不乾淨吧。何至於此？糧站的廁所又乾淨到哪裡去？齊鳳珍對此極感迷惑，卻不聲張。最終，完全是憑借一個老太太的直覺，她猜測到了問題的本質所在，那就是喬雅是個拿腔拿調的女人。喬雅在藏起自己認為不堪的一面。自她過門以來，我奶奶不僅從沒見過她上廁所，還從不曾聽到她咳嗽、吐痰和放屁。喬雅從不抓癢，從不打鼾。她從不把內衣褲晾在院子裡，而是像個守財奴似的晾在自己房間窗台下的小繩子上。我奶奶乘勝追擊，把偵察行動深入下去，終於發現了另一個被隱藏起來的事實：這對小夫妻一直在偷偷使用避孕套，用過之後就由喬雅藏起來，上班的時候帶走扔到別處去。至此，喬雅為何始終無法懷孕的秘密就敗露了。
雙方家長坐在一起鄭重商討，形成了一份口頭上的「我們老人的意見」。喬雅又一次屈服了。夏明遠倒是感到無所謂。他的生殖力遠勝其頭腦，幾乎一天都沒浪費，十個月後，承擔著挽救婚姻重任的孩子就出生了。
在喬雅懷孕前兩個月，於藍也第二次懷了孕。這對朋友漸漸活動不便，應付上、下班已感艱難，聯繫也就少了很多，只好相互寫信傾訴苦悶。一個剛入行的郵遞員不免對這種神奇的通信大惑不解。
由於父親就在郵局工作，喬雅對於如何不花錢郵遞信件瞭如指掌。她和於藍給對方寫的信都不貼郵票，並且把寄達地址和寄自地址顛倒過來，這樣一來，在街頭發出的信，就被退給在街尾的對方，反之亦然。實際上，她們都把信投進同一個郵筒。這種免費的郵遞活動帶給她們一種冒險的樂趣。有一次，喬雅甚至直接在信封背面寫了一句話以發洩自己對懷孕的不滿：
最高指示：人類應當學會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的生育！
可是這一切並無益處。她日益苦悶。妻子懷孕期間，夏明遠像天底下所有男子漢一樣對她疏於照顧。這在喬雅口中被誇張為不聞不問。偶爾他下班後與工友喝酒，晚歸之時，她淚痕已干，一言不發。雖說丈夫只不過是參與湊份子的廉價酒局而已，可是她看清楚了，他這個先進生產者是個奢侈自私的混蛋，而工人階級就是下班之後喝三個小時啤酒的階級。喬雅的身體日益膨脹起來，生命的爐火卻黯淡下去，全不知未來是否有某個難以捉摸的時刻，好風再吹，好火再燃。
問題在於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全部所需既非像於藍那樣是一個可令其心折的男人，也不是像別的女人那樣是一個日子過得好的婆家，而是去北京讀大學。就像小時候媽媽索玉琴帶到餐桌上的不是飯菜，而是「代食品」一樣，命運再次為喬雅派發了替代品。一個皺巴巴的男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