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經常住在鄉下,如果沒有特別緊急的公務,我盡量不回縣城,只有在區政府招待所和民工窩棚裡,疲累的身心才能有片刻放鬆。大部分橋樑完工了,工程驗收之後,通常會有一個簡單的竣工儀式,這期間我經常出席類似的竣工儀式,講幾句感謝的話,然後和民工們一起吃一頓土豆燉肉。看著民工們打起行李高高興興回家,我想我也該給自己找一條退路了。
等待颱風
1955年的雨季比常年要早一些,因為這年閏三月,真正的連雨天從農曆五月中旬就開始了,一場大雨過後,天空就再也沒有放晴,幾乎每天都要下一陣,那是我在唐河經歷的最後一個雨季,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毫不摻假的雨季。在我即將離開的那些日子裡,天空總是籠罩著雨雲,低垂的雲層包裹著屏風山,掠過唐河鎮的屋脊和樹梢,分不清究竟是霧還是雲,地面的水分已經飽和了,即使一場小雨也會形成地表徑流。農曆五月十八的一次大潮汛,海潮和洪峰匯聚起來,唐河河堤多處決口,下街的店舖和民房都淹沒在水裡,搶險的時候駐軍炮團犧牲了兩個戰士,我們交通運輸科的都本金同志也被洪水拉走了。老都死得有些蹊蹺,他是和一垛葦席一起漂走的。那天夜裡我們在老魚市搶運葦席,老都在垛上,我們把老都扔下來的成捆葦席裝上馬車,再運到上街,臨走的時候還看見老都放開一領蓆子鑽進去躲雨,等卸了車回來,只見一片白茫茫的大水,蓆子垛沒有了,老都也沒有了。大水過後,青風岬海邊漂上來很多葦席,但沒發現老都的遺體,只能按慣例在革命公墓裡給他埋衣冠塚。
處理完老都的後事,我主動給縣裡交了一份檢討書。我的檢討深刻而又認真,說了很多過頭話,請求組織上給予處分,我說鑒於我對都本金同志的犧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我請求引咎辭職。公道地說,老都的事我確實負有責任,起碼在離開的時候應該關照一下,比如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或是問一問他水性怎麼樣,我忽略了,老都也忽略了,他把自己藏在蓆子底下,聽著外面風聲雨聲,舒舒服服漂進海裡去了。我這麼說並不過分,老都在最初顯然不知道自己已經漂起來了,設想一下,如果老都在蓆子底下睡覺,那情形大概就跟躺在搖籃裡差不多。事發當天晚上,碼頭上有人看見一個巨大的東西悠哉悠哉順流而下,據目擊者說,他們確信那只是一個被水拉走的蓆子垛,如果發現上面有人呼救,停泊在碼頭上的拖船會立刻發動起來。
說起來真是愧對老都,我那份痛心疾首的檢討有些做作,顯然誇大了自己的責任,為了能夠辭職,我利用了老都的不幸。檢討書共複寫了三份,我有思想準備,按這次事故的性質,即使反覆請求,頂多也只能給個行政警告處分,要想離開唐河,最終只能是強行辭去公職,現在提出申請,在我離開的時候會更從容一些。
洪水過後,因忙著救災,沒人理會我的辭呈,我自己也忙得一塌糊塗,農曆五月十八的大水沖塌了幾處涵洞,部分路面也有毀損,但新修的木橋都經住了洪水的考驗,沒有一座被沖毀。距離正式通車只有一個月時間,那些天我滿身泥水在下面跑,組織人力搶修被沖毀的工程。瞅回縣匯報工作的機會,我跟老卜提起辭職的事,老卜從抽屜裡找出我的檢討書,說認識太深刻了,深刻得過分。我又交上第二份檢討書,老卜匆匆看了一眼,就連同第一份檢討書一起團了團,扔進紙簍裡。我說請組織上認真考慮我的請求。老卜說用不著認真,在我代理縣長期間,別再跟我提辭職的事。
郵差被殺一案很快便有了結果,不出所料,兇手正是李秉義。其實警察們在一開始便盯上李秉義了,李秉義有作案動機,這不用說,公安局現在還保留著當年那宗走私案的記錄;李秉義曾揚言要報復郵差,這也有人證;另據從現場提取的腳印,兇手穿的是分趾膠鞋,這種膠鞋是某勞改農場生產的,在唐河並不多見;更要命的是,案發當晚有人看見李秉義扛著一把鐵叉子,大模大樣從郵差的住處下來,沿唐河河堤往南走,而據現場勘查,殺死郵差的正是某種兩齒銳器。經審訊,李秉義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正像警察勘查現場判斷的那樣,李秉義隱藏在門廊裡一堆雜物後面,瞅郵差開門的時候發動突然襲擊,按郵差的年齡和體能,李秉義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追上他,但他鬼使神差地往南跑,南面的陡坎遲誤了郵差逃命的最佳時機,這時候李秉義追上來,對他後背連紮了兩下……
以前李秉義口口聲聲要報復郵差,我還以為他會採取什麼更複雜的手段,沒想到李秉義的報復竟是如此簡單,簡單得近於兒戲。且不說他該不該殺死郵差,即使作下了案子,以李秉義的精明,他完全可以把現場弄得更像樣一些,比如他的分趾膠鞋,全唐河也找不出幾雙,我想如果是我絕不會穿這種鞋去作案;得手後本該隱藏起來,等夜深人靜的時候再走,而他卻像一個打了勝仗的戰士,扛著凶器招搖過市。我想是仇恨讓李秉義喪失了理智,只要能有機會,他可以不顧一切,他得手了,其結局卻是和他的仇人同歸於盡。我曾找過郭震,那時候還在審訊,不能探視,郭震讓我回去聽消息。「等結案了我們會通知你,」郭震說,「你叔態度還不錯,我們不會難為他。」
七月底,被洪水沖毀的路面和涵洞都搶修完了,接下來是配合省交通廳驗收小組檢查驗收。八月三號晚上返回縣裡,又和科裡的同志籌備通車典禮的有關事宜,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多才回家。已經有十多天沒回家了,屋子裡有股雨季裡的霉味兒,我把前後窗都打開,任憑潮乎乎的空氣撲進來。這些天一直在下面跑,似乎忘記了困擾自己的煩事,一旦安靜下來,便不由想到如何全身而退了。
八月六號有一個隆重的通車典禮,按預定的會議程序,大會第二項由我做主要發言,長達四千字的發言稿回顧了唐河人如何克服困難,發揚忘我的奉獻精神,在短期內完全改變了唐河的交通狀況,按慣例表揚了一些先進集體和個人,其中還對在修路中犧牲的同志默哀一分鐘。發言稿是小高寫的,已經送交政府秘書科審閱,我想這應該是我在唐河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想起剛到唐河的時候,我常幹這種事,給人作報告,或是給人簽名留念,那時候我出盡了風頭,一路走過來,到八月六號是結束的時候了,畢竟在離開唐河之前還幹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自己覺得這個結局還算圓滿。六號之後我會給老卜送去第三份檢討書,等通車後馬上辭去公職。我想辭職後不妨先回子午山,如果沒有合適的工作,就在李廣武的春風農業社當一名社員,還有,臨走前應該和楊舸辦一個離婚手續,楊舸不一定同意離婚,但決不能讓她跟我走。
這天晚上那個小人又出現了,他像以往那樣從天棚的出入口跳下來,依然是單腿獨立,依然擎著手雷,不同的是這次他戴了一頂李氏王朝時期的寬簷馬尾斗笠,以往似睡非睡的眼睛也完全睜開了,那雙眼睛沒有黑眼仁,像瓷製的彈子安放眼眶裡。他右手把手雷高高舉過頭頂,左手向上摸索著,似乎要去拉引信,因為戴著斗笠,單腿獨立的身體越顯得頭重腳輕,像風中的蘆稈一樣搖晃著。我說王八蛋,你幹嗎不扔出來,有膽量你就把它扔過來!那個小人兒慢慢轉動著腦袋,似乎在尋找投擲目標,突然他拉燃了引信,手雷絲絲響著,那小人兒把即將爆炸的手雷放在耳朵上聽,彷彿不捨得往外扔……我大喊一聲跳起來,對著他猛撲過去,感覺腦袋上挨了一下重擊,猛然驚醒,發現自己躺在地上。我爬起來打開燈,在床上坐了一會兒,等情緒稍稍平復下來,便開始動手搜尋。我看了床下,看了衣櫥,甚至拉開抽屜,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會發現什麼,似乎僅僅為了心裡能踏實一些。後來我靠在桌子上,仔細打量天棚出入口。
出入口約二尺見方,僅容一個人上下,那個小傢伙每次都是從出入口鑽出來,然後不知怎麼就站到桌子上,既然他是從天棚裡出來的,我想不妨上去檢查一下,看看這個小傢伙藏身的巢穴,橫豎已經這樣了,不弄出個頭緒今天將又是一個恐怖之夜。我搬來梯子,推開出入口的活動擋板,把腦袋探進去,第一眼看到的是李秉義的提包。我大聲咳嗽,用手電在周圍照著,手電的光線不是很足,但天棚裡面還是能看得很清楚,除了李秉義的提包,靠山牆那面還有一個方形煤油桶和一個小紙箱,此外再沒什麼了。天棚上用來吊頂的木質結構縱橫交錯,把本來就狹小的三角形空間又分割成很多幾何形狀,一些圓形小蛛網上落滿了灰塵,因而顯得沉甸甸的。在出入口周圍,陳年積攢的灰塵上,除了有幾道蟲子爬過的痕跡,再沒發現別的跡象。我想這件事也許就是子虛烏有,如果那小傢伙真的存在,灰塵上應該留有他的足跡。煤油桶和紙箱放在靠山牆的地方,它們不是很顯眼,這應該是尹南奎家留下的遺物。我挪開提包,又上了兩級梯子,試著鑽進天棚裡,把那兩樣東西拖出來,我先把紙箱扔下去,然後提著煤油桶退下來。
那兩樣東西擺在地板上,像剛從土裡挖出來的,殼牌煤油桶銹跡斑斑,揭開上面封的油布,不由一陣頭皮發緊,煤油桶裡居然放著三顆手雷,另有一支手槍和兩個彈夾。看見手槍我並不覺得奇怪,這陣即使發現一門大炮也不會讓我驚訝,我在意的是那幾顆手雷,它們簡直太熟悉了。我拿起一顆手雷掂了掂,感覺很有些份量,夢裡的情景不是很準確,但我確信,那個好鬥的小傢伙手裡拿的正是這種手雷。在當地,這種手雷被稱作小賴瓜,它比手榴彈要小得多,但更具殺傷力,縱橫交錯的紋路,把這個橢圓形的小鐵疙瘩表面分割成無數小碎塊,不難想像,一旦拉開引信,那些小碎塊頃刻便會成為無數噴濺而出的子彈。朝鮮人尹南奎知道它的威力,他們一家五口只用了一顆,這傢伙還挺仔細,他把剩餘的藏起來,就藏在我頭頂上,現在他不想保守秘密了,可他要幹什麼?是給我某種提示還是要趕我走?不管怎樣,是他把我引到天棚上,幫我排除了頭上的炸彈,為此我該感謝他才是。紙箱裡只是一點雜物,幾本朝鮮文字的小書,一個風鈴,一個木刻京劇臉譜,另有幾團絨線球。我把紙箱裡的東西都填進爐膛裡燒掉了,我想這不能算作銷毀,按某種解釋,尹南奎家在那邊會收到他們遺留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