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那是一個尷尬的時刻。8年間，他們從未謀面，來到女兒上學的八一校，當學校老師領著一個怯生生的小女孩站在他們面前時，在老師的指引下，他們才知道這就是自己的女兒！撲閃著一雙大大的眼睛，和媽媽十分相似。同樣，兒子出生後就被寄放在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保育院。兒子5歲那年，夫婦倆一路風塵趕到學校，竟然不知兒子究竟長得什麼樣！老師連忙安慰不要急，他們會通過廣播通知到小孩。學校在小孩的衣領和鞋子上寫著孩子的名字，一定會認出的。廣播後不久，接待室門口站著一個小男孩，一米多高，臉色白淨，喘著粗氣打量著眼前的兩位陌生人，他的衣領上寫著兒子的名字，這才知道，兒子已長得這麼大了！與兒女第一次見面竟然是此情此景，鄭志生唏噓不已。
1976年，夫婦倆由西藏部隊轉業到瑞安老家工作，女兒從八一校畢業後正遇文革不能考大學，只好在成都找工作並在當地成家。兒子回瑞安讀書，大學畢業後分配在蘇州工作，結婚生子。就這樣，一對兒女都沒有在身邊呆過。
隨著他們年事漸高，女兒買好房子五次三番請他們去成都，兒子也在蘇州買好新房希望能夠把父母接到身邊以盡孝道，但都被老人拒絕了。他們非但沒有感到孤單，反而堅信，這將迎來他們生活的第二春，晚年也要一樣過個激情風趣的人生。
「哈哈，那個時代就是那樣，我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好。」筆者採訪時，鄭志生笑聲不斷。85歲高齡的他，坐在沙發裡挺直腰身，耳不聾，眼不花。離休後，鄭志生並未感到那種離職賦閒後的落差，現為瑞安市老年大學學員的老鄭，喜歡京劇、書法、跳舞。
鄭志生去上老年大學，閒不住的陶阿姨去瑞安市中醫院上班。鄭志生成了老年大學裡的文藝骨幹和負責人。喜歡京劇的老鄭，扮演老生，在《沙家濱》、《紅燈記》等曲目裡都有不錯的表現。
笑是老鄭的一道大餐，他總結了養生五字經：「笑、跳、聊、掉、俏」。
笑。笑對人生，無論苦與樂，老鄭一笑了之；每天老鄭雷打不動給老伴講笑話，一定要把她逗樂了。
跳。跳舞，自1953年在拉薩就學會了交誼舞，堅持至今。當年蘇聯老大哥教的交誼舞在舞友中依然表現不凡。
聊。與老同事聊，與老戰友聊，與老鄰居聊。最多的還是與老伴聊。有時候實在沒什麼聊了，他就沒話找話，無中生有，保持室內話語不斷，笑聲連連。
掉。忘掉所有煩惱，甚至忘記自己的年歲。老鄭從來認為自己比鄰居家的六歲小孩還小。一次，他與鄰居家的六歲小孩玩遊戲。結果，小女孩撅著嘴告訴老鄭：「爺爺耍賴！」老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得人仰馬翻，好不快哉！
俏。老來俏。拿出老鄭的演出劇照，衣服光鮮，西裝領帶，頭髮一絲不苟。筆者往其屋內採訪時，他穿著白襯衫，衣服扣子收拾得整整齊齊。「如今市面上適合老人的衣服不多，但我們自己一定要穿出夕陽的絢麗多彩！」老鄭說。
白天陶阿姨要上班，老鄭晨練過後將一天安排得滿滿當當。老伴下班回家，就吃飯看電視，他總能「厚著臉皮」，拿出他的鄭氏幽默，將老伴逗得喜笑顏開，一天勞累一掃而光。寂寞不是沒有的，在老鄭看來，自己能琢磨出排解寂寞的好點子才是關鍵。
鳳山小區這套100多平方的房子，成了這對老夫妻的安樂窩。幾乎所有的時間裡，都是兩個年邁老人的笑聲。
鄭志生為離休幹部，夫妻二人一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對晚年安排井井有條已不在話下。同樣，對於其他老人來說，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等已成為他們生活的主旋律，社區管理、文藝活動、社會慈善等都已成為他們垮了的源泉。
莫道桑榆晚，人間有真情。隨著政府對老有所養問題解決的步伐加快，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進步，隨著健全婚介方式的建立拓展，子女和社會對他們給予更多的關愛，他們一定會活得更快樂、更健康、更美麗。
（原載《報告文學》2008年第12期）
周渭星：用平凡詮釋非凡
楊穎
1993年9月18日，當清爽的秋風再度撫觸那熬過炎炎酷暑的每一棵草，每一片葉，每一朵花的時候，金華市北郊風景怡人的芙蓉峰下，培養了無數人才，走出了無數優秀教師的浙江師範大學，又一次張開了她溫暖的懷抱，迎接來自浙江乃至全國的莘莘學子。也就是在這一天，浙師大美術系的一個新生的名字——周渭星，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轟動。之所以引起轟動，倒不是因為這個名字有什麼特殊之處，而是因為這位新生是一位61歲的老人，並和其長子周松崗成為同窗。
即使在當今，60多歲的大學生也是鳳毛麟角，更何況是在15年前，那個大學生還被喻為天之驕子的年代，一位老人和他的兒子同起居，共學習，那簡直是一個「傳奇」啊。
儘管這事在當地被傳為美談，但在有些人看來，還是那麼的不可思議。一個人在61歲高齡，不在家裡享清福，卻跑到大學裡，面對十幾門繁重的課程，與年輕人們同台競爭。而且是和自己的兒子同班就讀，這不但需要毅力，還需要勇氣。他圖的是什麼呢？
是的，就是筆者也禁不住好奇：周老讀大學到底為的是什麼？為求職晉陞？已無必要；為打發時間？那大可不必跑到大學裡借苦學消磨日子。含飴弄孫，安享天年不是更好的選擇嗎！
或許，當你看到周渭星時，你會找到些答案。遠觀周老，顯然他已不再年輕，少年時代的雄風和青年時期的異彩都追隨歲月的腳步離他遠去了，他鬚髮斑白，臉上溝壑縱橫。然而離得近了，你會驚奇地發現，他依然骨骼強健，神采斐然。尤其是他的雙目，未顯一般老年人常有的混濁，而是黑白分明，清澈有神。他那對眸子裡流瀉出來的目光，除了歷經風雨後的安詳，洞察世事的深沉，還閃爍著對人生的不懈求索和思考——或許，這就是部分的答案了——有人安於碌碌，有人止於困頓，然而只有那些有著真正追求，對人生有著真正思考的人才會學而不怠，弛而不息。縱會遭遇偏見、不解，縱會面對困難重重，依然一往直前。
周渭星，他究竟是個傳奇人物，抑或只是個平凡百姓？他又有怎樣的人生經歷呢？
就讓我們帶著這些疑問，循著周老的人生脈絡去作一番審視吧。
1930年，周渭星出生於瑞安市鮑田鎮上馬村，父母都是當地的農民。他的成長經歷與同村的孩子們並沒有什麼不同。長大成人後，他接過父輩手中的鐮刀，在自家的農田里春種秋收，養家餬口。是的，周渭星，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但是他卻又迥異於當地那些農民。他不打撲克，不搓麻將，不搞迷信，揮毫潑墨於三尺白宣是他一生的精神娛樂，這都是緣於——
那幅書夾上的畫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內憂與外患並存。在國共內戰的炮火中和日寇鐵蹄的踐踏下，祖國大地滿目瘡痍。周渭星的童年正是在這種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下度過的。在那個戰爭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孩子，與現在抱著玩具衝鋒鎗興高采烈地玩著遊戲的兒童相比，似乎多了一份早慧和愛憎。
周渭星在前池沿海鄉中心小學讀書時，正是日本國旗在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之日，日本鬼子的魔爪也數度伸向瑞安。1941年4月19日，瑞安縣城淪陷不久，日軍就向鮑田一帶推進，日寇的戰機在周渭星居住的上馬村俯衝投彈。看著驚恐不安的鄉親，看著瞬間被夷為平地的屋舍，看著日本鬼子的血腥暴行，正值少年、血氣方剛的周渭星義憤填膺。於是他在舊書夾上畫了一個頭戴鋼盔的日本鬼子，一個中國人將一把刺刀深深地刺入日本鬼子的胸膛，並憤怒地在這幅畫的旁邊寫上：「來得去不得」！儘管這幅畫還談不上什麼藝術性，但少年周渭星是將他所能表達的憤慨和所能理解的正義傾注到這幅畫中了。
後來日本鬼子佔領了前池前海鄉中心小學，該校的師生疏散了。慌亂中，周渭星把那個舊書夾遺留在了課桌上。當日本鬼子撤退，周渭星找到那個書夾時，他驚訝地發現書夾上的畫已被日寇的刺刀刺了好幾個窟窿。
藝術是超越語言的。那雖是寥寥幾筆，卻凝聚著強烈愛憎，滲透著濃濃民族情感的畫，引起了鬼子的恐懼，是令他們驚悸的預言，宣告著他們侵略的最終結局。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周渭星意識到了藝術的力量。如同魯迅先生當年「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以文字為利刃，刺向敵人的心臟，周渭星決心用繪畫的語言，表達信念，宣揚正義。這一志向的確立，成為了他繪畫事業的起點。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始終筆耕不輟，在繪畫這塊藝術天地裡，闖出自己的風格。但周渭星的才藝並不止繪畫這一項。他興趣廣泛，編劇演導頗有造詣，吹拉彈唱也有一手，再加上他的聰穎好學，使他成為了——
「馳名村外」的人才
解放初，農民的文化素質很低，文盲比比皆是。那時，村裡雖然辦起了掃盲班，但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教師。當年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周渭星便義無返顧地登上了掃盲班的講台。他一邊勤奮自學，一邊教農友們識字。到了六十年代，村裡已有大批青年脫盲，其中不少人成為後來發展鄉鎮企業的帶頭人。
五十年代中後期，廣大青年農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長，於是農村俱樂部應運而生。在上馬村俱樂部裡，周渭星既是積極的參與者，也是主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當時，一群年輕人聚集在一起，誰都不會擺弄樂器，周渭星硬是學會了拉二胡，成為遠近聞名的「琴師」。沒有人教唱歌、唱戲，周渭星又學唱歌曲、京劇和越劇。經過幾年演練，他居然唱得有板有眼，唱出濃濃的京劇味、越劇腔；俱樂部裡缺少演唱資料，周渭星還執筆編寫了許多蓮花、快板，三句半等通俗易懂，當地農民愛聽愛唱的曲藝資料。後來，為配合宣傳婚姻法，提倡科學種田、勤儉持家，反對封建迷信、鋪張浪費，鼓勵青年參軍衛國，周渭星先後創作了10多個劇本，並自任導演，組織俱樂部裡的男女青年排練演出，為當時十分寂寞的農村創設了濃烈的文化氛圍。村裡的俱樂部也充分發揮了思想教育、情操陶冶、自娛自樂等多種功能。那時侯，每當夜幕降臨，村裡的俱樂部裡便管弦齊奏，飛出歌聲，溢出歡笑。
在村裡，面對各項不同性質的工作任務，周渭星從不推諉，欣然受命。能幹的，他便竭盡全力，決不吝惜自己的體力和智能；不會幹的，他也邊學邊干，直到幹得有模有樣。可以說，周渭星那些令人稱羨的技藝便是在為村民服務的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他的許多愛好，都是因為村民的需要而催生出來的。逐漸地，周渭星名聲外傳，外鄉外村也經常有事請周渭星這位「才子」幫忙。周渭星總是如同對待自家的事一樣，竭盡全力、不辭勞苦地把他人交託的事做好。
改革開放以來，周渭星所在的瑞安市沿海一帶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不時有大廈落成、道路通車、橋樑竣工、公司開張。每逢此時，各鄉村都要開個會，搭個綵樓，貼些標語，以示慶祝。這些離不開寫寫畫畫的事，就非周渭星這位儒生雅士莫屬了。這些年來，僅大小標語，周渭星就為各地書寫了數千條之多。一次為宣傳交通法規，強化交通管理，提高群眾的安全意識，周渭星應有關部門之邀，從104國道線上的孫橋鄉開始，經飛雲、城關、莘塍、塘下、仙巖等鎮，直至與溫州市區交界的帆游，耗時一年，行程數十里，書寫了有關公路、航運安全的油漆標語幾百條。
七十年代後期，周渭星還在擔任新華塑料廠副廠長兼供銷科長時，一次到吉林省敦化林場出差，受到場領導的熱情接待。後來，他寫了一封感謝信給該場。場裡的領導發現周渭星的字寫得清秀而又雄健，第二年再去該場時，場部的領導便請他用油漆為場裡的汽車寫標記了。雖然路途勞頓，用油漆寫字又很費力，而且這本來就不是他的分內事，完全可以推卻，但周渭星還是愉快地接受並完成了任務。他認為，因他的字寫得比場裡的人好，他們才請他寫，這是對他的信任，倘以辛勞推脫，如何能心安？這顯然是周渭星高度社會責任感的表現。在這個還有不少人以「掃盡自家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為人生信條的社會裡，周渭星卻樂於為他人撣淨「瓦上霜」，這無疑凸現出周渭星利他主義的可貴品質。
1976年下半年，已改行從事養蜂業的周渭星和幾位蜂友選擇雲南省峨山彝族自治縣小街公社石壩大隊團結閘村作為蜜蜂越冬繁殖的場所。春節前夕，他和幾個養蜂的夥伴湊錢買來糖果糕點前往慰問當地駐軍。路上，他們發現村頭有一個面積達10多平方米的宣傳欄尚未刊出。慰問了解放軍以後，他們又去買來10多張大紅紙，周渭星和能動筆桿子的池凌雲、池仁東、施巨普等一起，當夜便蹲在帳篷裡創作了《石壩頌》等一批歌頌石壩大隊工人、農民艱苦創業，建設美好家園的文學作品，第二天在那個宣傳欄上出了一期紅艷艷的春節特刊，受到當地軍民的高度讚揚。
走到哪裡就把好事做到哪裡，已成為周渭星人生的習慣。無論是在日益繁榮強盛的東方還是物質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西方，能養成這種「習慣」的人究竟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