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三峽移民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移民們能「走得出」，當你一旦同意並履行了相應的手續，就會動員你先把房子拆了，或者說等你把房子拆了，才發給你國家的移民補償。我想當時制定這種辦法的人，有個自認為非常「有效」的思路：只要房子一拆，你不走也得走嘛！因此，我在採訪中瞭解到，當時有許多移民為了拆房子的事跟移民幹部們鬧了不少事，臨到最後便改口不願走了。
某縣有個移民姓李，在幹部動員他搬遷時，積極主動，而且還幫幹部一起動員他的親戚搬遷。到了需要遷出老宅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時，幹部對他說，我們要先拆你的房子，不然就沒法將補償費發給你。這位移民火了，說我用人格向你們保證一定搬嘛，房子就別先拆，等我們走得遠遠的你們再拆也不遲嘛。幹部搖頭說：不行啊，不是我們信不過你，鄰鄉一批移民就是因為房子不拆，他們把一切手續辦了，補償費也領了，結果還是住著老房子怎麼也不搬走，上面來檢查，一看怎麼都沒走啊！所以我們只能把移民的房子先拆了，最後再把補償費發給大家，這叫「兩清」。
「清」補償費很簡單，那是有數的。可要「清」移民們祖祖輩輩留下的根，就不那麼容易了。再者，移民們說，我們人還未走，就是還有一個晚上要住，也得有房子呀！你們拆了我們咋個住？住露天？幹部們說，我們可以給你們找地方，給錢也行。移民說，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我們就是想能多住一天是一天，心裡有痛，不想看到祖傳下來的老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給毀了。移民老李堅持自己的觀點，幹部們也覺得十分為難，「拆房給錢」是上面定的，於是僵持在那兒誰都不肯讓步。最後，當拆房子的推土機「隆隆」地開到老李家門前時，積極了一年的他帶領全家人躺在地上就是不讓拆房，並說你們有本事就從我身上軋過去。
像上面的這種「先拆房，再走人」的做法後來得到了糾正，二期移民時一般都是等移民們搬走後，再由政府統一安排拆除。
萬州區有個移民在20世紀80年代初，通過自己的致富門道，在老宅基上蓋起了三上三下的新樓。他是全村第一戶蓋樓房，蓋的樓房也是最好的，而且這個紀錄一直保持到三峽移民開始。這位農民一直以此為榮。幹部動員他搬遷，他說三峽工程建設是國家的大事，我同意搬。後來政府給他全家安排在一個新的移民村，新地方不算差，可絕對少了他在以前村裡的那種風風光光的優勢。這位移民為此常常徹夜不眠，後來獨自從幾百里的新家跑回他的老房子住，這一住就是10個月。從搬遷到拆房清庫，有個時間差，少則兩三個月，多則一年半載。這位移民在那些日子裡既沒做生意，也沒種田，有人問他咋回事？住老房子又不生錢不生糧，你犯啥子神經病？那移民說：這房子是我一生的輝煌，沒了它，我心裡空蕩得很勒！
據說後來推土機推掉他的三層小樓後，這位漢子蹲在地基上哭了好一會兒。
移民清庫中還有一件難事，就是對墳墓的處理。
道理誰都懂，你問哪個移民他們都知道，以後三峽水庫要講究環境，不能有污染。死人骨頭和棺材一類的東西，肯定應該清理掉。再說，我們自己走了，也不能讓祖宗和仙逝的親人們淹在水裡呀！
道理歸道理，可真要「掘祖墳」、挖墓塋，問題就一大堆了，有些事連會編故事的小說家都想不出來。
胡學成老人的兒子胡開明去世多年，當幹部們清理到老人兒子的墳墓時，犯大難了：村上的人都知道，這件發生在26年前的事，誰要是在現年76歲的胡學成老夫婦面前提一下，弄不好會出人命的！當年的胡開明是胡學成夫婦的寶貝兒子，年輕力壯，為人又仗義，是胡家的頂樑柱。1975年，18歲的胡開明高中畢業後被村上安排當民辦教師，這在村上人看來是「最有出息的」。就在那一年，村裡開了一個煤窯，需要有力氣的男人們去做工。由於煤窯的活苦，又危險，村幹部找不到人，當時的村支書就來動員胡開明，希望他帶這個頭，為村上掙點錢。胡開明實在，便一口答應了。
「胡老師」都進窯了，村上的男人們沒提啥條件就跟著一起干開了，村民們因此有了一段幸福日子。可就在人們希望能從煤窯裡得到更多的財富時，有一天突然煤窯瓦斯爆炸。當場炸死6人，多人受傷。胡開明是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因失血過多而死去的。一路上，胡開明還不時對朋友開玩笑說大家都死不了的，如果死了，埋在一起也不孤獨嘛！得知兒子死訊後，胡學成老兩口哭得死去活來，一夜間頭髮全白了。從此江邊的一個小山包上就留下了讓兩位老人永遠悲痛的一座墳墓。雖然歲月一年一年地消逝著，可兩位老人隨著歲月流逝，逐漸衰老，對兒子亡靈的牽掛愈加刻骨銘心，幾乎每年所有的節日裡，他們都要為兒子掃墓和祭祀，以獲取一份無法換回的撫慰。
現在清庫開始了，按規定175米以下的時過15年的老墳都得就地銷毀平整掉。
村民和幹部們萬般無奈，知道與胡學成夫婦商量此事，等於是在兩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心頭刨血口。
幹部和村民們共同商議，決定對胡開明的墓進行「特例處置」。他們在淹沒水位線以上的一塊風水非常不錯的地方，為胡開明重新進行了安葬，而且墳墓也比過去砌得高大些。等一切完工後，村上的幹部和群眾才把遷墳的事告訴了胡學成夫婦。兩位老人得知後，三步並作兩步地奔到新墓地，好生哭了幾個小時，彷彿又一下老了幾歲……
據統計，整個三峽庫區需要遷移的墳墓共達5萬餘個。幾乎每一個墳墓的遷移和平整過程，就是又一次對移民的動員和艱難的思想工作。某村移民就是因為在亡妻的遷移中，幹部們少給撿了一根遺骸骨，竟然要那個幹部在他亡妻墓前下跪3個小時。
「知道嗎，丟失的哪是一根遺骸嘛！那是扯我心的魂靈呀！」那個移民如此哭訴著。
這就是我們常人並不知道的三峽移民——「世界級難題」中的一個小景。
外國人評說中國的三峽移民是項難以啃得動的「世界級難題」，那是從表層的意義上理解的，或者是從過去那些水庫移民教訓中得出的結論。在他們看來三峽移民難在數量上，難在中國的國力薄弱上，難在還沒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安置措施上。固然這幾個原因非常直接，但中國人自己理解和感受百萬三峽移民的難，還難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今天的移民中，有的人對黨和國家政策的照顧，對各級領導和幹部們的熱忱呵護，對社會的百般關照，對世人格外關注三峽工程，看作自己當移民的特殊，內心深處充滿了這樣的優越感。
巫山有個移民，人稱「國家幹部」，那是因為從1999年開始動員移民外遷後，此人便乾脆利索地跳出了「農門」。開始跑到縣城呆著，後來跑到重慶呆著，再後來便跑到了北京。他的全部理由是「國家撥了移民款有四百多億，那麼百萬移民每人該拿到4萬元。可為什麼我們偏偏沒有拿到這個數呢！」他到哪兒都慷慨激昂地講述他的「不幸」，他說他家五口人，幹部「貪污」他家的移民款，只給十一二萬元，至少讓他「吃虧」八九萬。不知詳情的人聽後頗為同情這個移民。
相信這話的不僅有國內同胞，外國個別記者便借助此人的話來攻擊我們的三峽移民工作。
見有人同情，見外國人都在「搖旗吶喊」，此人更加得意。後來發展到連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領導的車他都敢擋，甚至上財政部「要錢」，到中紀委「聲討」。最後因為鬧得實在過分，被有關部門送回了原籍。但他仍找政府和幹部要錢。
有一天，鎮黨委書記總算「逮」到了這位「幾年不見其人，只聞其聲」的「上訪專業戶」，問他：「你學習過國家的《移民條例》嗎？」
那人搖搖頭。臉有些紅了。
書記就告訴他：「國家說的三峽工程用於移民安置的預算確實是四百多億元，但並不是說這些錢都是給移民本人的，因為還包括城鎮遷建的基礎設施建設、專業設施復建等十幾種費用。這一點你明白嗎？理解嗎？」
那人點頭了。
書記說：「那好，我再問你：你學過國家有關計劃生育的法律文件嗎？」
那人的臉刷地一下就白了。
書記的臉也跟著嚴肅起來，說：「國家允許一對夫婦生一個小孩。我們重慶市對農村特別是山區的那些缺少勞動力的家庭最多允許生兩胎。你家生了幾個？3個吧？是違反政策了吧？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知道要接受什麼樣的懲罰嗎？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還想獲得移民資格，還想伸手向國家要錢，你自己說有沒有理？」
那個移民的頭昂揚了幾年，此刻終於垂了下來。
別以為走與不走的問題解決了，就萬事大吉，靜心等候敲起歡送的鑼鼓。煩心事還在後頭呢！有些移民啥手續都辦好了，可等移民幹部上門編號一起出發時，他突然說自己還有一件事沒辦好，不走了。
「啥，不走了？」移民幹部急得直冒汗珠，連忙追問。
人家不緊不慢地回答：「是嘛，我新買的一輛摩托車前兩天被縣上的公安局扣了。」
「為啥扣你嘛？」
「沒牌照嘛！」
「你……那你準備咋辦？」
「啥法子也沒有呀，本來這摩托車是我拿移民補償款買的，想到那邊靠它致富呢！」移民說這話時假裝露出幾分傷心之色，心裡卻在偷笑說：看你還讓我走不走！
移民幹部果真急得團團轉。事已至此，只要有一個移民不走，責任全在幹部身上呀！
「告訴我，哪個派出所扣的？」半晌，幹部甕聲甕氣地問。
「城南派出所。」
幹部轉頭走了。那移民吹起口哨，回家呼呼大睡。因為他明白：違反交通規則的罰款肯定是不要他出了，新摩托車也會完好無損地回到他手裡。
果不其然，當晚他的這一願望全部實現。
這樣「無理爭三分便宜」的事，幾乎天天會出現一大堆。更讓人無可奈何的是有些移民常常把「我是江總書記派來的三峽移民，是朱總理請來的客人」這樣一句話掛在嘴邊，且邊說邊用，用到極致。
我在外遷安置地的廣東等地同那些三峽移民聊天，問他們心裡真的知道不知道平常表現出的那麼多「特殊」在不在理呀！
有位移民笑笑說：「咋不知道嘛！可外人並不明白我們為啥有時顯得蠻不講理？」這位移民說到這兒指指胸口，說：「這兒，這兒有問題！我們還沒有習慣新的環境，新的生活。這個時候只要遇上一點不順心的事，心裡就不平穩，一不平穩，行動上就會冒出點歪理邪念來嘛！」
我想這位移民講得在理，講得真實。移民們確實不易，全社會應當給予他們同情與關照。
最難最難的是國家
在三峽庫區，我們到處可見「捨小家顧大家，願為三峽作貢獻」這樣的口號。這裡的「大家」指的自然是國家。咱中國老百姓聽慣了國家這個詞，國家在他們的心目中是神聖的代名詞，是莊嚴的代名詞，是幸福和興邦的希望，是勝利走向勝利的目標。
但國家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國家也是由人支撐起來的一個機構和組織，它只是由無數個百姓的「小家」組成的大家而已。俗話說，各家都有各家的難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難。在三峽移民問題上，「大家」的難處其實絕不比百萬移民的小家少。
三峽移民，最難最難的是國家。
先說說為啥一項誰都知道利大於弊的工程要拖幾十年才興建。
第一當然是國力問題。
然而國力問題是惟一的嗎？否。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沒有一個被全民族接受的振興大中華的戰略，沒有一個這樣的戰略下的精心論證的科學方案，有了國力照樣也不可能上馬三峽工程。
在三峽工程問題上，幾任國家領導人幾乎全都耗盡了精力。毛澤東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人，他始終沒有放棄「高峽出平湖」的宏圖大略。而鄧小平舉起改革開放的旗幟，在全國各行各業都有了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決斷三峽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三峽工程得以正式上馬。而第三代領導如果沒有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的鋪墊與準備，即使再有10年20年的時間，三峽工程仍有可能動不了工。
三峽工程的難，難在工程技術之外的難事上。
就百萬移民一事，國家的難比百姓想像的不知要難多少倍！
就一個到底應該移多少人的問題，便夠國家難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盡量少移，因為移民越少，國家的負擔就相對輕一些，老百姓更安定一些，遺留問題也少一些，以往的實踐告訴我們，為了處理這些移民的安置問題，國家的錢像在填一個無底洞……
但是，三峽工程是個例外。少移民就會使本來可以發揮巨大庫容量作用的三峽工程變得不倫不類。要想發揮三峽樞紐巨大的水力資源作用，就必須把水庫蓄水位往上提，提到合理的位置上，於是移民就這樣變多了。
三峽工程決定了它必須是大量移民的偉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