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見證與人性的見證
——讀李彥的《紅浮萍》
劉再復
（一）
剛到馬裡蘭，劍梅就把李彥小說的中文打印稿交給我，說：「這部小說的英文版已在十幾年前推出，讀者反應很好，這部中文稿是作者自己譯寫出來的。」使用「譯寫」這一概念，還是比較準確的。儘管是翻譯自己的作品，但翻譯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再寫作再創作的過程。這之前，劍梅就通過電話告訴我，李彥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教授，也是該校的孔子學院的院長，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的研究生，還聽過我的課。經劍梅一說，除了「出處」使我有親切感之外，就是立即明白，這又是一個產生於現代文化大搖籃的「兩棲性」生命：身兼中與西、土與洋、學者與作家、英語寫作與漢語寫作。對於這種又教書又研究又創作的「三頭六臂」的現代知識女性，我比較敬重，知道這其中包含著怎樣的辛勤汗水與靈魂活力。但是，對於學者從事小說創作，我總是心存疑慮，怕他們落入車爾尼雪夫斯基似的理性陷阱。這位俄國思想家與批評家的思想是傑出的，但他的小說《怎麼辦》則只是社會問題的形象轉述，完全是失敗之作。李彥畢竟是學院中人，她會寫得怎樣呢？看看再說吧。
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我把小說一口氣讀下來了。三十萬字的閱讀之旅，中間沒有逗留過，沒有疲倦過。讀完後我驚喜不已，對劍梅說，李彥很了不起，她沒有辜負大時代的養育。這部小說成功了。這是一部緊貼現實、緊貼中國大地，既見證歷史又見證人性的精彩作品。我雖然也是個學人，但審美判斷時不從概念理念出發，只從藝術感覺出發。讀《紅浮萍》，我的感覺很好，無論是對其敘事語言的感覺，還是對其精神內涵的感覺。
（二）
《紅浮萍》是一部自敘性的小說。敘述者「平」，被作者界定為加拿大一位上層社會孤身老太太的「小保姆」，家中除了她和老太太之外，還有一隻名叫「麥克」的狼犬和一個名叫「喬治」的老園丁。「平」是個機靈鬼，她除了打工賺錢之外，還偷閒讀書寫作。這部小說正是她在偷閒中寫出來的。這一設計是很聰明的。如果敘述主體界定為等同作者的現實主體，讓一個學者、教授來講述主人公的身世和家族故事，勢必過於理性，過於學院氣，也極易落入「譴責小說」的模式，進入不了人性深層。但作者沒有選擇這種寫法。
她大約意識到，她要展示的是一部很重的中國當代生存和心靈層面上磨難與奮進的歷史，可是，作為一個作家，不能充當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也不能充當傷痛的撫摸者與控訴者，而只能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與呈現者。於是，她選擇一種「以輕馭重」的寫法，揚棄「教授學者」這類太重的符號，而用一個與世無爭的邊緣人的疏離角色作為敘事主體。由她把故事款款道來，自然、真實、準確，沉重中放入冷靜，質樸中放入深邃，在敘述中儘管充滿淚水，但讀者與作者一樣，不會被淚水所淹沒，仍然在哀傷中保持一雙冷觀的眼睛。敘述者是充分感性的，文本中也溢滿悲情，但只是悲情，並非怒吼。所有的哀傷、叩問、懷疑、思索，都化作平靜平實的講述。震撼我們的，正是作者如實呈現歷史真實時的自然洶湧的情感力量。然而，敘述者畢竟與那個時代拉開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寫作的位置站立在地球的另一個邊緣，因此，這種情感力量也顯得更內在、更實在，沒有矯情，也沒有空洞的吶喊。
西方的當下狀態與東方的歷史記憶的互映設計，還讓人感到，人類社會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是普遍的。在西方上層社會老太太的這一端，她的生活是如此孤獨、如此蒼白，記憶中可緬懷的只是那四條已經死去的狗，由於年老神衰，連狗的名字也沒全記住。現在生活中唯一的「伴侶」就是「麥克」這條還活著的狗。她和在東方的敘述者的母親（雯）一樣，同樣沒有真的愛情，沒有真的生活。這是一種被堂皇富麗的物質所掩蓋的令人難以承受的「輕」，與東方那種由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物質匱乏所構成的令人難以承受的「重」，形成一種對照，一種張力，一種人類社會的巨大矛盾場。小說作者面對生存困境只作呈現，不作價值判斷，也不開「改造」的藥方，但它引發讀者思索：荒誕，無論是輕的方式還是重的方式都如此荒誕，那麼，意義在哪裡？人的存在意義在哪裡？《紅浮萍》的敘述框架是雙向的，與前些年某些家族小說那種單向性敘述（只寫中國的一端）不同。我相信，雙向性結構所蘊含的精神內涵更為深邃，其敘述藝術也更為多彩。
（三）
所謂自敘史，其實是家族史。第一主角是母親雯。這個人物是個地主家的女兒。在父親死後家族爭奪遺產的漩渦中，幼年的雯充當母親的護衛者，居然掄起斧頭嚇退了「六叔」等財產窺視者，從小就以其雄性的豪爽而聞名家鄉。儘管天性中有男性的鐵質，但因為父親早逝，她又天然地開始尋找可以作為自己肩膀的另一種意義上的父親。在新舊時代的大變動中，雯推動母親（敘述者的外婆）捐出財產，成為「開明地主」，而她自己也找到了偉大的、終身崇拜的父親，這就是「組織」。從找到的這一刻起，她就報名走上抗美援朝的前線，把身心交給「父親」。她以絕對忠誠對待「父親」，於是「加入組織」也化作她終身的魔幻似的「情結」。
這不是一般的情結，而是壓倒一切的，包括壓倒愛情、親情、友情的情結。不管代表「父親」的「組織」怎麼對待她，懷疑她，以至把她打成階級敵人（因為她帶著向父親撒嬌的天真對「組織」提了意見而被定為右派分子），她都沒有改變對「父親」絕對的愛與忠誠。但是，她的這種愛的代價，是讓她喪失了其他一切的愛和幾乎是貫穿一生的身心折磨。「右派分子」這個命名像毒蛇似的纏住與雯相關的所有人。和母親雯一樣，好勝的「平」也被纏住而喪失一名「紅衛兵」的資格即喪失少年生命的尊嚴。歷史翻開了另一頁的時候，雯最終還是加入了「組織」，但當這一神聖時刻到來之時，她似乎失去了青年時代的那份激情。或許，在她潛意識裡，宣誓更是為了向人間宣示：她是清白的，不是敵人，而是有尊嚴的人。
但是，閱讀了「雯」的家族歷史後，我們並不感到灰心。這不是因為她終於得到了好人的正名，而是因為她的下一代兒女，尤其是「平」，在苦難的重壓下，展示出另一種不屈不撓的生命的風貌——另一種歷史沙塵無法捲走的生命的版本。她天生反潮流，天生地信賴母親，無論什麼風暴，無論什麼理由，都不能動搖這種信賴。沒有人暗示她，也沒有神啟迪她，但這種信賴卻如此堅定。她天然地拒絕強加在母親身上的各種惡名，天然地相信自己的母親屬於人的行列。母親除了頭上的一頂黑帽之外，一無所有。她除了給兒女帶來出身的重負之外，對兒女一無所助，但「平」永遠地牽掛著母親。
明知關懷母親將一無所獲，她也要跋山涉水去「看看」母親。這種超勢利的情，如此真，如此善，如此美，憑這一點，人間就值得眷戀，灰心與自殺就沒有理由。這個「平」在一種沒有養分、沒有陽光的土壤下硬是生長起來，儘管個子瘦小，但靈魂卻是健康與茁壯的。她憑著那點不屈的意志，自己闖開大學的大門、研究生院的大門，最後又闖開西方文化的大門。她的堅韌的善根和慧根是從哪裡來的？追究起來，有點神秘，然而，作為讀者，我們從她的身上會相信一條真理：生命是不可征服的，潛伏在血液最深處的那點人的尊嚴與驕傲是不可征服的。那一點驕傲，正是中國文化幾千年幾萬年的歷史的積澱，這種文化永遠不會滅亡。
（四）
《紅浮萍》通過一個家族的滄桑寫出了一個大時代。它見證了時代，也見證了人性。寫時代容易寫得空洞、空疏，但《紅浮萍》裡的時代是具體的。我們彷彿可以觸摸到時代的肌理。因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父親和母親，丈夫和妻子，父母與兒女，朋友與兄弟，其關係，其人際間的疏離、緊張、衝突、困惑，其心靈的重負、苦難、變形、變態，無一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有淚有歌有哭。所謂質感，乃是血的質感，淚的質感，歌哭的質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每一大情節，都是根本。
不能抓住時代的根本，哪有什麼質感？抓住了根本，如果沒有根本中的細節和肌理，也談不上質感。而《紅浮萍》的可貴，恰恰是它抒寫時代從這一頁翻到另一頁，每一頁裡歷史跳動的脈搏，每一行間中國人與中國知識分子所嘗到的生活的苦汁，每一滄桑過程中那些生死的掙扎和良心的呼喚，那些麻木的惡的慣性，那些不甘麻木的善的無助，一切都在作者富有才華的筆下得到活生生的結結實實的呈現。文學家不是歷史學家，但她呈現的歷史比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更豐富、更真切，更有生命感。這一切，唯有用「大時代的質感」來表述，才是恰當的。所以我要說，《紅浮萍》是一幅具有大時代質感的大畫卷，而因為作者擁有以輕馭重的敘事才華，因此，它又是一部具有大瀟灑的真文學篇章。
（五）
近幾年，我「返回古典」，投入《紅樓夢》的感悟與「雙典批判」的講述之中，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腳步已跟蹤不上。然而，我又不甘心丟失一個「文學中人」最寶貴的藝術感覺。當代文學批評的難處是藝術感覺，這種感覺能力固然有天生的一面，但也與後天大量閱讀的積澱有關。因此，在對「古典」的沉浸中我也常擠出時間讀讀剛問世的漢語文學作品。能讀到既有文采又有思想的作品總是由衷地高興，而且總是順手把心得書寫下來。今天寫作《紅浮萍》中文版這篇序言，其實也只是高興之餘的心得記錄而已，沒有學術姿態，也沒有細密的分析。除了給成功的作者鼓掌之外，想說的只是，一個作家，能真誠地見證歷史、見證人性與見證自己的生存環境就夠了。當個正直的見證人與呈現者，便是使命，便是文學的初衷。
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美國馬里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