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分工最專業的國家,亞洲是機會最多的世界。」
一直到現在,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何回亞洲?」而每次我把答案講出來後,大家幾乎都是哄堂大笑,臉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說:「我只是喜歡回來參加大學生的烤肉,以及試試瓊瑤電影中男女主角在森林一起跑步的感覺。」事實上,真的就是如此單純的一個想法。我就是想試試。
總之,剛回來時,確實是抱著這種幼稚而浪漫的想法,但很快我就發覺,往事真的就只是往事而已,很多事情已經不合時宜了。不過,我真的試過去河邊烤肉,感覺上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剛回來時,也有許多人問我:「回來會不會不習慣?」奇怪的是,剛開始回來的兩三年,並不會感到不習慣。畢竟,和美國相比,也不缺什麼,都有水、有電、有電話、有冷氣,不是嗎?離開台灣十餘年而不覺得不習慣,可能根本已經和台灣脫節了,連一個可以比較「習不習慣」的基礎都沒有。
剛回來時不覺得不習慣,反倒是在兩三年後,對於當地的情況多了些瞭解,可以開始與過往的經驗作比較後,不習慣的感覺越來越甚。不久前,我出差返台,從一出飛機門就遇到一連串令人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是SARS過後,一出機門就有幾個人在發黃色的疫病警示單。只是發單子的幾個人沒有計劃好流程,也沒有安排順序,本來井然有序下飛機的旅客一下子全都擠在一堆,秩序大亂。
我很生氣,因為前一周發生過一樣的事件。我忍不住做了和一周前同樣的事情,當場大聲抱怨:「你們為什麼不會安排一下流程,讓大家不用擠在這裡?」和上次一樣,他們以一種看瘋子的眼光看著我。
和朋友進入廁所,朋友將手上拿的包包暫時放在小便池上方的置物處。他才剛退出來,準備洗個手再來拿包包,有個人已經急忙擠進他空下來的位置。我們只好站在他的後面等。我想他也感到窘迫不安,就像任何男人在後面有人站著時小解的感覺一樣。我忍不住說:「你為什麼就不能多等兩秒鐘呢?現在,你要我們怎麼辦?是要和你一樣擠進去拿皮包還是等你?」
出機場後搭乘的計程車也令人生氣。司機先生不但在開車時油門時松時緊,而且猛剎車猛啟動,我整個人就隨著他的動作搖來晃去。我以異乎平靜的語氣詢問這位天才司機:「你為什麼不再用力一點,再用力一點就可以把我顛死了?為什麼你要這麼用力踩剎車?你不知道這樣會比較費油嗎?」他一言不發,但可以從越來越強的剎車中,感受到他的不服與憤怒。
當我將這些事情告訴家人,家人都驚訝地說,我居然平安返家,沒有被司機痛毆一頓,真是命大。這時我才發覺,自己雖然已經回來6年了,居然還是不太瞭解台灣。
開始,感覺最強烈的部分來自於工作。在美國,我可能被保護得太好了,相比之下,台灣簡直就像一個原始叢林,必須親自披荊斬棘,才能殺出一條血路。
美國是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以我從事的廣告工作來說,不管是分色、印刷、電影、平面設計……都有專門的人來負責,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那一部分的工作就行了。即使在平面設計業,也是分工精細,有人專門做商標,有人專門做飲料包裝、商品設計……
而我工作的威登-肯尼迪廣告公司,更是全美最好的廣告公司之一,合作的對象都是頂尖的專業人士。而回來以後,我發覺「專業」的這層保護膜越來越被剝蝕。台灣是很重視「速度」,但不重視「品質」的社會,什麼東西都在趕,卻不重視專業水準的表現。如果照我要求的品質,很多地方會達不到水準,於是變成了什麼事情都得我親力親為。
當時我在李奧貝納廣告公司擔任創意總監,除了發展創意的「本業」外,我還必須經營客戶、創導團隊……事情一大堆,每天會議開不完,客戶不但改東改西,還時常在週五下午快下班時丟東西給我們,卻要求週一早上交設計……我們像一群螞蟻一樣地拚命做、拚命趕,不過成就也只有蟻丘那麼高。
由於白天忙著開會,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去發展創意。而且,在地窄人稠的台北都會,鄰居同事雞犬相聞,聲息擾人,我根本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沉思、專注的空間。我無法專注,無法思考,只是不斷地「回應」別人對我的工作要求。
創意,常常需要在孤立、隔離的空間才能產生,就像很多創意人在工作時,必須閉關一樣。但是,工作不能不做。我只好每天自動加班到深夜一兩點,趁著辦公室人去樓空時,努力捕捉創意的精靈。
時間一天天過去,團隊合作的品質依然不夠理想,客戶仍然不夠體諒。
工作的情況無法令人滿意,我試圖在別的地方尋找出路。這段時期,大概是為了圓自己的烤肉夢,我陷入了一份錯誤的感情,迷戀上一位女大學生。好似歷史重演,每天我無心工作,一下班,馬上搭計程車遠道去拜訪這女孩,一起廝混到深夜,再回到辦公室發展創意。
台灣的老朋友都看不慣我這段時間的作為。他們一再勸我,想讓我從耽溺的錯誤中走出來,我卻故意將他們推開,推得遠遠的,以享受那種被打到谷底及受到大家排斥的熟悉感覺。
對台灣,我又愛又恨,正如我對自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