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英國方面還算盡職盡責，畢竟在這次事件裡最受傷、也最想知道事情原委的人是他們。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英國的調查並沒有形成像日本那種完整、清晰的報告，而是散落於北京、天津、煙台、仁川等各地之間往來的雜亂的電訊和郵件中。與日本苦心經營製造出的眾口一詞相比，英國的調查明顯缺乏條理性和說服性。
風向開始漸漸變了。
孰是孰非
作為事件的另一個主要當事國，中國在經歷了最初的震驚和哀痛之後，開始變得沾沾自喜了起來。李鴻章甚至很慶幸在這樣一個錯縱複雜的國際局勢下把英國人拉下了水，並且在與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的會見時就英國國旗被辱一事大做文章，以至於就連對濟遠艦戰敗和漢城被日軍佔領這樣的重要事務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淡」。
向來以「和稀泥外交」著稱的李鴻章對待國際事務的基本方略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以夷制夷」。客觀地講，李鴻章是那個時代裡較早發現西方列強存在互相擎肘的中國人之一，因此，李鴻章很早就學會了利用列強矛盾周旋於弱肉強食的世界叢林之間。憑著這一套借力打力的太極拳手法，國際媒體不吝美譽地稱他為「東方俾斯麥」。
李鴻章本人是很迷信國際法的。自亨利·惠頓所著的《國際公法》被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於1864年翻譯成中文，並成功地演習運用過幾次後，國際法便被中國官員奉為處理外交事務的法寶。1875年，在處理馬嘉理案時，初涉外交的李鴻章成功地利用國際法規則讓英國人在談判桌上空手而歸，從此國際法在李鴻章心目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但是其後的歷史證明，對於國際法這個完全由西方人創立的全新的遊戲規則，李鴻章就像個販賣圖書的商人，即使生意再成功，距離文化本身卻始終隔著一層似是而非的膜。在講究實力的國際舞台，國際法只是強者掩飾自己霸權行徑的外衣，它注定只能充當地緣政治的工具。
相形之下，反倒是與中國差不多同時開始接觸國際法的日本要清醒得多。日本官方普遍認為，「兵力不整之時，萬國公法亦決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著條約」。
若干年後，美國歷史學家赫蘭德在談及高昇號事件時更是一語道破天機：「高昇號事件證明，所謂的國際法，就是強權的工具而已。」
當然，日本也並非視國際法如同兒戲，尤其是當它得罪了「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度」英國的時候。
日本很快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國際法上的依據。由國際法研究院於1887年制訂的《戰利品國際公約》成了日本為自己辯護的利器。根據這一公約，中立國船隻如果為敵對方運送軍需，則喪失中立地位；如果拒絕扣押，則實施扣押的軍艦指揮官有權採取必要的行動防止該船逃逸，並對因此造成該船及船員的傷害不承擔任何責任。中立國船只能夠避免被扣押的唯一理由則被規定在一本名為《海軍戰利品法律手冊》的法學著作裡，那就是該船船長對戰爭並不知情。
《海軍戰利品法律手冊》的作者是牛津大學的法學教授胡蘭德。似乎是為了對自己的前述觀點作進一步說明，8月6日，胡蘭德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致該報編輯的一封信》，認為「高昇號沉沒時，不管在陸地上有沒有戰爭，既然日本軍官以實力強迫高昇號服從其命令，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充分的戰爭行為」，更何況「高昇號至少在接到日本軍官命令的瞬間，就已經瞭解到戰爭的存在」。胡蘭德進而得了結論：「從扣押執行敵國任務的中立國運輸船的角度說，在高昇號事件中所使用的實力，並未超出阻止交戰遠征軍的範圍。……這就是說，英國政府沒有藉以要求日本道歉的口實，高昇號船主及死者家屬都不可能提出賠償的要求。」
此前，劍橋大學法學教授韋斯特萊克也在同一報紙上發表了《高昇號之沉沒》，將高昇號定義為「懸掛英國商船旗的清國運輸船」，公開為日本辯護。
18世紀以後，隨著全球交往的頻繁及國際貿易的加大，古老的戰爭法則因為僅僅涉及交戰國雙方而漸漸呈現出江河日下之勢，確立中立國與交戰國之間的權利義務成了當時國際法領域內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此國際法學界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主張戰爭必須經過宣戰程序，另一種則認為戰爭的事實存在即可表明戰爭的開始。韋斯特萊克和胡蘭德恰恰是後者的代表人物。
作為國家在其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調整國家之間關係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體，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存在的最顯著的差異在於國際法的制訂並非源自某個具有強制力的立法機構，而是只能通過對以往經驗的總結產生，並依靠國家本身的行動得以實施。縱觀國際法從誕生到完善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對新案例總結整理的過程。這就注定了國際法不可避免地對新生的國際事務存在滯後性。而這又必然引伸出另一個新的問題，即當一個全新的案例產生時，究竟該以何為依據。換言之，當國際法賴以存在的條約、宣言、慣例，以及司法判例都沒有相關解釋的時候，當事國如何判別一個全新的法律事件。
毫無疑問，法學專家，尤其是那些泰山北斗級的專家，將左右事件的最終定性。
胡蘭德和韋斯特萊克在當時的國際法領域裡就是擁有這種能量的人。事實證明，二人的論調對輿論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許多年後，胡蘭德和韋斯特萊克相繼承認，他們支持日本的原因在於「日本已經加入了『文明』國家的行列」，而中國「只不過為其候補人而已」。顯然，兩人把對日本的支持更多地看成是一種世界性的普法工作。作為回報，1902年，日本政府向兩位專家頒發了勳章，理由是表彰兩位法學專家曾經「為日本作出的卓越貢獻」。
自幼浸淫於儒家文化中的李鴻章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領悟到「國際法不足恃」的道理。他說：「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當的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也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位，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復無濟於事。」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顛倒黑白
在徵取到兩位泰斗級的法學大師支持的同時，日本並沒有忘記從政治上感化英國。
時值俄國正對東亞虎視眈眈的時候，日本不失時機地提醒英國：「如果英國政府由於某個軍官的行為而改變其對日本的友好態度，那就更令人遺憾了。」同時重申了自己將上海作為中立地帶的保證。而中國則出於戰略考慮，封鎖了黃浦江航道及寧波、福州幾處港口，這直接導致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大幅下挫。心領神會的英國立刻開始大幅度修正自己在高昇號事件上的態度。
10月23日，日本軍隊渡過鴨綠江，開始進攻中國本土，中國在戰爭中的失利看來已經無可避免。11月10日，英國大法官赫思齊簽署備忘錄，正式確定英國在高昇號事件上支持日本。備忘錄認為，日本軍艦在擊沉高昇號時戰爭狀態已經存在，即使戰爭雙方沒有正式宣戰，但從常識來看，該區域內的所有船隻和人員都應瞭解戰爭在此一觸即發，而高昇號為交戰一方的中國運送軍隊，這就給了日本軍隊以扣押或擊沉它的充分理由。
隨後，英國皇家法官向外交部提交報告，明確指出：「中國有責任賠償因此事件給英國臣民和財產造成的損失。」
令人吃驚的是，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英國居然自始至終沒有徵求中國的意見，甚至沒有一個最簡短的解釋。
從此，中國，這個高昇號事件中最大的受害人，在強權政治的驅使下成為了整個事件的被追索人。而這一變化所帶來意味顯然更為深遠，那就是西方已經將東亞未來格局的重心從北京移至東京，中國從此作為一個被邊緣化的板塊，進一步在國際強權對話中喪失原本就為數不多的話語權。
這一系列的變化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隨即給世界格局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英國猛然意識到，橫亙在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與咄咄逼人的俄國之間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片有力的緩衝地帶，因此它必須牢牢抓住日本這個新崛起的盟友。而俄國由於西伯利亞鐵路尚在修建之中，暫時還不具備在東北亞地區進行大規模戰爭的能力。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俄國選擇了支持正在舔舐傷口的中國。同時，由於擔心日本出手過重給中國造成致命的傷害，進而影響到自己的在華利益，西方列強突然集體發力，對戰爭雙方進行調停，繼而在戰後索賠中強迫日本退還了割讓的中國東北。
與此同時，關於高昇號的索賠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
雖然對本國政府的決定表示難以理解，怡和公司還是在幾個月後向中國政府開出了一份高達48.8萬美元的索賠清單，其數額之高就連英國駐華公使都認為過於離譜，以至於拒絕擔任這個「極大地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討債人的角色。中國方面則憤怒地對怡和公司這種落井下石的行為給予了回絕。雙方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索賠與反索賠之爭。
在這八年裡，中國內部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甚至堪稱慘烈的變化。由於甲午戰敗，西方列強對古老的中華帝國紛紛產生了覬覦之心，隨後德國強佔了膠州灣，法國接手雲南、廣西，英國繼續充實自己在長江流域的勢力，俄國則直接把軍隊派進了中國東北。美國沒有選擇某個具體的勢力範圍，但提出了更為惡劣的「門戶開放」政策。
列強的瓜分導致了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的抬頭，繼而發展成義和團運動。戰敗的恥辱激發了中國改革的決心，但改革在103天後終結於清朝內部的權力之爭。兩者的合力最終引發了1900年的庚子國變。
1902年，在經歷了八國聯軍的洗劫之後，垂垂老矣的大清帝國已經到了行將崩潰的邊緣。英國人在高昇號事件上的索賠金額也已經漲到了超過60萬美元。與英國人談判的中國官員仍在盡自己最大努力拒絕這一恥辱性的賠償，但身心俱疲的清廷已經沒有能力，也沒有信心，去為自己受損的利益和榮譽爭取最後一線希望。經過象徵性的討價還價，中國最終接受了英國五折的報價。
翌年，戶部撥出專款33411英鎊作為賠償款支付給怡和公司，一場轟轟烈烈的國際事件，就這樣在幾乎被人遺忘的時間悄然結束了。
但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卻並未因高昇號事件的終結而停止。
日本終於把英國綁上了自己的戰車，取代中國成為亞洲新的代言人。中國則把復仇的怒火壓在心底，與俄國簽訂了後來爭議極大的《中俄密約》，從此結成了表面上的軍事同盟。俄國在中國的默許下揮師南下，最終引發了與日本的衝突，並在戰敗後導致內部大革命。
至於日本，豐島偷襲的成功讓這個軍國主義國家食髓知味，從此不宣而戰和虐殺平民一起成了這個國家在戰爭中的兩個招牌動作。1905年，日本偷襲旅順，拉開了日俄戰爭的序幕。1931年，日本關東軍偷襲瀋陽北大營，「九·一八」事跡爆發。1937年，日本不宣而戰，發動了「盧溝橋」事變。1941年，日本長途奔襲，一舉摧毀了駐紮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所有這些，無不閃爍著高昇號的影子。
高昇號事件也引起了國際法學界長久而激烈的爭論，並最終對戰爭法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會議對海牙第一公約進行了修訂，成為海牙第三公約。公約在歷史上第一次正式確立了宣戰制度，規定不宣而戰是非法的。公約同時規定，禁止在沒有預先警告的情況下開始敵對行為，同時，戰爭狀態必須「毫不延遲地通知各中立國」，只有在中立國接到通知後，戰爭狀態才對它們發生效力。
時間悄然前行，關於高昇號的故事卻仍然沒有走到盡頭。
2001年，韓國金船公司宣佈打撈高昇號。7月，七名清軍士兵的遺骸在靜臥寒濤之下107年後重見天日，同時被打撈「出土」的還有一批中國清代的錢幣、圓規、槍支、煙槍等物。40餘天之後，美洲航空公司的兩架波音客機呼嘯著撞向紐約的世貿雙塔……
那些曾經變化過世界，並仍將繼續影響世界的炮聲，似乎從未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