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雲之南的追尋 第21章 第二輯 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下) (4)
    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梟》之章,能不慘然於心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奕祀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眾,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這是我們的主人公朱由榔留在世上為數不多的文字之一。這封他給吳三桂的親筆信寫於吳三桂兵臨城下之際,今日讀來,仍字字珠璣,入木三分,讓人不得不感慨皇家的教育質量。他本人也足以憑借此文在中國的文學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信裡的自稱不是「朕」,而是「僕」,初看起來彷彿一個恭謙的晚輩,但全篇十一個「僕」字卻個個彷彿鐵杵一樣撞擊著吳三桂的良心,鋼鑿一樣剝離著吳三桂的自尊,皮鞭一樣拷問著吳三桂的靈魂。有些時候,謙遜比張揚更能表現為咄咄逼人。

    可以想像,手捧此信的吳三桂是不可能無動於衷的。畢竟「文死諫,武死戰」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最高理想與無上榮耀,是他從小所受教育的必修課。現在,曾經身為大明朝忠臣孝子的他不僅降敵叛國,還喪心病狂的追殺起了自己的舊主,逼得舊主聲淚俱下。兩廂對照,怎能讓人不感歎世事無常,悲從中來!但是如今的吳三桂已顧不上這許多了。他現在要的是位極人臣,要的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要的是新主子投向自己充滿讚許的目光。他太需要表現自己了。

    送出這封信的朱由榔仍然留在緬甸,等待著命運的最後判決。這也許正是他幼稚的地方:一封信怎麼可能避免一場戰爭!一封信怎麼可能喚醒一顆墮落的心!或者另一種可能是他早已參透了政治的血腥:他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的祖先明成祖朱棣為了追捕建文帝,一聲令下,三寶太監七下西洋,一直追到非洲東海岸。難道他能跑到比非洲更遠的地方去?

    緬甸人在大清平西王吳三桂的猛攻下終於吃不消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在戰場上作吳三桂合格的對手。就在朱由榔投書後的兩天,緬甸人將朱由榔交給了吳三桂。

    在清軍的大營裡,朱由榔終於見到了這個妨礙自己生命近二十年的吳三桂。這也是他們唯一的一次會面。關於這次會面,有資料記載,吳三桂「屈膝愧汗,伏地不起」。作忠臣難,作個叛徒也不容易啊!

    三個月後,吳三桂用弓弦將朱由榔絞殺在昆明蓖子坡。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抹殘輝在它日薄西山後的第十八個年頭上終於煙消雲散了。

    我去過北京的景山公園好多次了,每次都去看看半山腰的那棵歪脖子樹。中國人都知道,那棵歪脖子樹曾經目睹過一次令人心碎的日落。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是遠在萬里之外的昆明蓖子坡悄然無聲的送走了那次落日的最後一道晚霞。

    歷史是由勝利者寫就的,但歷史的創造卻是屬於人民的。清王朝曾經為蓖子坡起過若干個名字,妄圖掩蓋坡頭那一灘映紅了天際的血凝,可昆明人幾百年來卻一直奉守著一個承諾,一個還原歷史真相的承諾,他們稱呼這裡為「逼死坡」。沒有人去探究他們的這種忠誠究竟是了為什麼。

    公元1912年,清帝遜位,民國肇建。這一年,昆明父老在當年朱由榔死去的地方理直氣壯的立起了一塊石碑,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塊。一個逝去了二百餘年的靈魂終於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供人憑弔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來此一瞻,又有多少人在此發出慨然一歎。

    今天,滿漢兩族的恩怨早已了結,成了故紙堆裡的課題或專欄,兇徒與受害者也早已化為了朽骨,與蒼天大地溶為了一體。只餘下這一方石碑在昆明的和風細雨中品味著歲月的悠然與安逸。

    《戰爭從哪裡開始》

    ——高昇號事件經過及其法律思考

    1894年7月23日21時50分,受雇於清朝軍方的英國怡和輪船公司貨輪高昇號滿載著1100多名中國士兵、600噸銀錠,以及74名水手,緩緩駛離了天津大沽港。按計劃,1353噸級的高昇號將於兩天後到達朝鮮牙山。船上的軍隊隨即將匯同先期駐守朝鮮的4000名中國士兵一道,投入到對朝鮮東學黨人起義的鎮壓和與日本軍隊的對峙之中。

    皎潔的月色中,高昇號船桅上的米字旗正在迎風飄揚。毫無疑問,這是那個時代大海上最驕傲的旗號,是日不落帝國三個世紀以來縱橫五大洲四大洋的光榮見證。在它的背後,是大英帝國那虎視全球的冷峻的炮口。

    在這個距離世紀交替不久的日子裡,高昇號的這次航行注定將成為19世紀留給20世紀的一份獨特的禮物,未來世界的格局也必將由此而變得異彩紛呈。只不過在這一刻,還沒有人能料想到,對於背後那個古老的中華帝國而言,這次航行將是一系列悲劇的開始,對於整個東亞的歷史而言,這次航行是揭開新一頁的那只強有力的大手,對於紛繁複雜的國際法學界而言,這次航行是後人永遠也無法迴避的一個案例。但對於高昇號本身而言,這次航行卻意味著孤寂、死亡,以及永遠也理不清的爭論……

    事起朝鮮

    就在高昇號駛離大沽港的時候,高舉「替天行道」旗號的東學黨起義在日本政府的暗中資助下已經在朝鮮半島上肆虐了半年時間,並在朝鮮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朝鮮國王無奈之下只能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

    出於宗主國的責任與道義,以及近三個世紀以來的傳統,中國原本對這次出兵並不需要做過多的考慮,但簽訂於1885年的《中日天津條約》卻成為中朝兩國的不少官員為之頭痛的阻礙。按照這個條約的規定,中日兩國出兵朝鮮必須通知對方。所有站在中國立場的人都擔心中國的出兵將成為日本出兵朝鮮的借口。

    6月6日,中國派出了第一批援朝部隊,共計2500人。同日,清政府就此照會日本方面。但清政府並不知道,日本在沒有通知中國的情況下,已經於前一天向朝鮮派遣了一支由400人組成的先遣隊。此後,日本大本營下達總動員令,並向朝鮮派出了超過8000人的部隊。朝鮮半島迅速成為了一支即將引爆的火藥桶。

    6月10日,日軍先遣隊攜帶重武器開進了沒有叛軍的朝鮮首都漢城,從而在政治上完成了對朝鮮的控制。隨後日本向朝鮮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朝鮮「改革內政」,同時就是否是「清國藩屬」作出說明。之後,日本先後向中國發出兩次絕交書,認為中國拒絕與日本一起改革朝鮮內政,日本政府對因此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概不負責」。

    面對如此局勢,一直幻想著靠外交渠道解決爭端的清廷方面終於明白,這一次日本是鐵了心要挑戰中國在朝鮮的傳統地位了。

    為了扭轉這一被動局面,同時在軍事上保證駐朝清兵對日軍不至落於下風,清廷方面下令再次向朝鮮派出2000餘名臨時拼湊起來的援軍。但此時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壽誕前夕,作為中國外交第一人和淮軍領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顯然不想輕啟戰端,於是,他派人與英國怡和輪船公司商洽,租用了該公司旗下的高昇、愛仁、飛鯨三船做運兵之用。

    考慮到東亞時局微妙,大戰一觸即發,租賃雙方在合同中除了約定了合同起止時間、租金、合同履行地及履行方式等任何合同都必備的事項之外,還額外增加了一個特別條款:「如中日之間發生戰爭,雙方一致完全同意該船立即駛往上海,並在上海終止該合同;其條件是租用者還可以190000墨西哥元買下該船,並在終止合同後一個月內於天津或上海付清。」對於一旦爆發戰爭可能給輪船造成的損失,李鴻章承諾將由清朝政府負責賠償。

    7月21日、22日,愛仁、飛鯨二輪先後撥碇起航,駛往朝鮮牙山。高昇號作為最後一艘出發的運兵船,承擔了總運輸量的一半。

    就在高昇號出發幾個小時前,由「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艦組成的日本第一遊擊艦隊在坪井航三少將的率領下,悄悄駛離了日本佐世保港。隨後,由12艘軍艦、6艘魚雷艇和一艘運輸艦組成的日本聯合艦隊艨艟相接,向著晚霞映照的方向緩緩駛去。日本海軍軍部司令樺山資紀用旗語為自己的士兵們送行:「發揚帝國海軍榮譽。」

    仍然是在這一天,駐紮在朝鮮的日本軍隊強行進入朝鮮王宮,拘禁了一直對抗日本的國王李熙,並扶持大院君李罡應成立了傀儡政權。隨後朝鮮宣佈廢除與中國的一切條約,並委託日本軍隊驅逐中國軍隊。

    還是在這一天,英國政府照會日本,「此後中日兩國開戰時,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其附近為戰爭的運動」。言下之意,對於即將爆發的這場戰爭,只要不影響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英國不會進行干預。

    1894年7月23日,當這個世界上諸多強有力的政權都在凝視著遠東那片如「晨曦中的隱士」般的半島時,一艘懸掛著大英帝國國旗的中國運兵船正行駛在茫茫的大海上。在它的前方,重重殺機正在暗流湧動的大海下蓄勢待發。

    豐島海戰

    7月25日凌晨,高昇號駛入朝鮮豐島海面,海霧迷漫的晨熹中,遠方的朝鮮大陸依稀可辨。

    8時許,正在值班的大副田潑林報告前方有一艘懸掛日本海軍旗的軍艦正高速向高昇號駛來。十分鐘後,高昇號發現這艘軍艦的背後還尾隨著三艘日艦。船上的氣氛立刻緊張了起來。而更讓高昇號意想不到的是,高昇號隨後發現自己的背後不知何時竟然多出了一條北洋艦隊的通信艦操江號。

    工夫不大,第一艘軍艦從高昇號左舷駛過。這時高昇號上全體人員都看清了,這艘軍艦上除了懸掛有日本的海軍旗外,還加掛了一面白旗。雖然對對方的旗語感到困惑,但田潑林還是按照升降紅旗,向對方表示了敬意。據搭乘高昇號前往朝鮮德國退役軍官漢納根事後回憶說,對方也升降旗幟向高昇號表示了敬禮,漢納根說,由此「我們對於他們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這艘奇怪地加掛白旗的軍艦,其實並非日本海軍的軍艦,而是北洋水師的主力戰艦濟遠艦。艦長方伯謙是中國首批海軍留學生,曾參加過中法海戰,深受李鴻章器重。他此次到朝鮮的任務是率領三艘軍艦為英籍運兵船的轉駁擔任警戒。在完成了愛仁號和飛鯨號的轉駁任務後,方伯謙得知日本人已經劫持了朝鮮國王,隨後又從英國軍艦那裡知道明天將有大批日艦開到。方伯謙立刻開始準備回國,並做好了護航高昇號的準備。

    事後據濟遠艦上的軍官報告說,他們在發現高昇號和操江號後,立即掛出「我已開仗,爾須速回」的旗號,但只有操江號迅速調轉船頭,高昇號則完全沒有注意到濟遠艦的旗語。

    戰爭是在凌晨7時45分打響的。濟遠艦的對手正是由坪井航三少將率領的日本第一遊擊艦隊。這是一場名符其實的遭遇戰,但對於究竟是哪方率先開炮,中日兩國卻一直各說各話,以至於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而這直接影響到了事後輿論和法學界對整個事件的判斷。考慮到當時中日雙方的戰略目的、戰備狀況、士氣、軍力對比,以及國際社會的政治傾向,中國軍艦似乎不太有可能首先發難。

    陪同濟遠艦出航的只有廣乙艦。面對三艘無論在排水量、航速、火炮數量,以及發炮速度都明顯優於自己的日艦,兩艘中國戰艦很快陷入了寡不敵眾的局面。廣乙艦在遭受重創後不得不向朝鮮西海岸方向撤退,並在「十八家島」沖灘擱淺。倖存官兵在毀壞軍械設備之後,從容登岸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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